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二十世纪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奋起斗争，埋葬了殖民主义，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这就为它们自主追寻现代化的目标创造了首要前提。近30年来，出现了一批国家（地区）建成了新兴工业经济，带动了不少国家急起直追，打破了非西方国家不能成功的迷信。虽然新兴国家普遍取得了进步，然而不能不承认，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悬殊。还有近1/4的发展中国家陷入最不发达状况，被称为“第四世界”。为何有些国家成为现代化的优等生，有些却蹒跚其后？成功有何经验？失败又有何教训？本文将从初始条件、经济增长、政治发展和文化建设四方面进行探讨，希望为下一世纪的发展提供线索。
一、初始条件：无法选择的起点
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即指那些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首先存在，较长久地发挥影响，变化比较缓慢的条件，例如地理条件、人口条件、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条件。其影响悠远绵长、深厚透彻，无法轻易移易。尽管许多现代化理论家都提到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但语焉不详，且多半论证为何西方国家自发地产生现代化，而非西方国家却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比较自然的现代化过程使某些初始条件发生变更，适应了工业化的需要，从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社会的巨变。发展中民族则完全不同。当资本主义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世界时，它们无论处于什么社会阶段，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世界体系。一方面，资本主义无情地摧毁了它们原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按照自己的利益创造了新的规范，保留了对自己有利的落后的制度因素，使它们站在畸形的起点上。发展中国家初始条件的复杂性，不仅因为众多国家无限丰富的差异，而且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为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的比较，来理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初始条件。
任何人类活动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地理因素具有恒久的作用。人类改变环境的结果是环境对人类后代的作用发生变化。地理因素内涵丰富，然而从现代化的角度观察，两个因素最值得重视。其一是地理的隔绝性还是开放性。与古代文明产生于丰饶的河谷不同，现代文明与海洋密切相连。资本主义发展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克服了原来的自然阻隔，扩展到世界每一角落。一般来说，它总是从海岛、半岛逐渐向大陆推进，最后波及整个地区。遍览目前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无不临海近洋，纯粹的内陆国大部分比较落后。二是各国能够提供给工业化的地上和地下资源。虽然技术进步突破了某些地理限制，经济作物得以引种到其他地方，但它们毕竟要求基本的条件。在不同的时期，资源的重要性会附着在不同的产品上，能源从木材到煤炭再到石油的演变十分典型，给不同的国家造成了新的机遇。
地理因素提供了人类生存的外部条件，更重要的则是人类自身的状况，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5.5%，升至1980年的74.4%，而且还在继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既有新加坡、马耳他、孟加拉国等高密度国，也有博茨瓦纳、毛里塔尼亚等人口稀疏的国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脱离了“高人口出生率、高人口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的阶段，进入“高人口出生率、低人口死亡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阶段。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发达国家同期快得多，降幅也大得多。自1940年以来，其出生率没有很大变化，但死亡率都降低一半，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2‰上升至30‰甚至40‰，造成了“人口爆炸”现象。人口与现代化的关系相当复杂，但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一国的资源是个常数，人口增加，则人均资源减少，发展潜力缩小；二是贫困不仅是人口的作用，但人口剧增无疑间接强化了其他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三是人口过快增长使人力资源质量提高缓慢，适龄劳动人口受不到应有的教育，形成越穷越落后，越落后越穷的恶循环，因此控制人口仍是紧迫的任务。
人类的生活除了有生物性的需要外，还有社会性的需要，即与人共处，在人群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当殖民主义进行征服时，亚非拉各民族处于参差不齐的社会发展水平，其前现代的社会组织特征非常明显，比较典型的如非洲的部族制、印度的种姓制和中国的宗教制。前现代社会组织虽然形形色色，但也具有一些共性。由于生产水平低，交通不便，它们具有分散性，象孤立的圆圈，对内以血缘、宗族等联系凝聚，对外则是排斥的，与国家民族的观念格格不入。除了最原始的部落外，它们都有程度不同的等级制，种姓部落、世系门等决定人的命运，社会几乎没有纵向流动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人只能相信命运、神灵、天数、长者、领袖，受宿命论的摆命，而不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殖民主义者在统治时往往与传统社会的上层结合，有意识地保留了前现代社会的落后性。同时，前现代社会的传统性也根深蒂固，十分顽强，会历经沧桑而不改其内核。只有在工业化引起体制变动，包括极大的地理和社会流动性时，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宗族制的深层结构。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不利的初始条件。发展中国家占世界面积的58%，其中占世界耕地的52.5%，占世界牧场的60%，占世界森林的55.3%，而人口却占世界总人口的75%以上（注：根据1985年的统计数据。）。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土地资源比发达国家少，这是基本的概念。更由于长期落后，初始条件变得更为严峻。当谈及地理、气候、资源、人口等因素对于现代化的作用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限制了人的活动天地。现代交通和通讯使最偏僻的地方也能打破闭塞落后。在技术手段贫乏时，人口的增长也比较盲目，不但“吃”掉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科技和教育能使多余的“人口”变成宝贵的“人手”，不仅能促进发展，而且最终会达到自觉控制人口的结果。实行可持续发展，并非停留在落后状态，而是借助于现代科技，使人类的发展达到更高境界。
由此可见，在接触现代化之前，社会发展程度低的民族，其现代化的任务更为艰难。因为任何一种发展，如果脱离了原有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必然变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比较原始的社会中，商品和市场程度较低，效率观念、竞争意识以及其他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则，与传统社会的抵触越大。但在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商品与市场早已为人熟知，有些地方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具备了吸收现代思想、技术和管理的更好条件。新兴工业国（地区）首先产生于拉美、东亚，有其历史的根源。尽管非西方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却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无法跨越。
二、经济发展：现代化的发动机
在推动现代化的诸因素中，经济发展是最强大的发动机。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持续高速增长，才能完成赶超的任务。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不仅大大快于独立以前，也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55--1970年，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5.4%，而发达国家为4.7%。1970--1980年，两类国家的数字各为5.3%和3.2%。90年代的统计数字尚未公布，但仅看1997年度，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很猛，非洲的增长率达到4.9%，东亚平均为9%，印度为6.8%，智利为7.1%，墨西哥为5.1%，摩洛哥达到12%，突尼斯为7%（注：见《世界银行1997年年度报告》（英文版），第37、48、57、74、84页。）。一批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达到了中等发达程度，而那些一直徘徊不前、低度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国家，长期陷于困顿，自然无法享受现代化的进步。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目标是从农业国转变为广泛的工业国，因此工业化的战略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还是“出口导向工业化”争论不休，其实这种提法本身失之于简单化。从东亚和拉美比较成功的经验看，它们交替使用两种战略，促使产业逐步升级。它们发展的五个阶段，也可视作五种类型，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第一阶段的农矿产品出口，基本上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状况。它们得温饱求生存的任务尚未完成，其工业化政策选择是零星分散进行的，缺乏系统性，严格说还称不上名符其实的选择。石油输出国最初也属于这一类型，但由于拥有巨额石油美元，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吸引人才，提高教育水平，得以进入工业化的更高阶段。第二阶段是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一般从发展轻工业入手，减少国家对轻工业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进口。它可以利用本地资源，面向当地市场，发挥本地劳力低廉的优势，建立一批中小型民族工业企业。这一政策简单易行，所需条件并不苛刻，因而为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纳。第三阶段是初级出口导向工业化，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实行，将本国生产的轻工业品出口国外。国家颁布一系列政策，鼓励出口，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引进急需的外资（外汇）和技术，增强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建立出口加工区等等。这一政策在亚洲四小取得巨大成功。第四阶段是重化工业化。国家产行倾斜式投资，采取各种办法，将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引导到重化工业部门。有步骤、有计划地发展航空、铁路、水运、供水、发电、港口等设施。其目标是建立比较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政策选择要求的条件较高，如较强的国力，较大的国内市场，较好的发展基础，较多的资金，等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如印度、中国、埃及、土耳其等都采用它，新兴工业国（地区）不论规模大小，都进入了这一阶段。第五阶段是全面的国际化、出口多样化和高级化。随着前几个阶段完成，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升级，此时以第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体，出口更多样化与高级化，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更高。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台湾似乎首先跨入了这一阶段。此处的第三和第四阶段并非是绝对的时间顺序，有些国家在发展轻工业的基础上立即开始重化了工业化，有些国家则先经过初级出口导向工业化，然后进行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在根本上无法跳跃，如从农矿产品出口不可能跃到出口高级化和多样化；但在相近的阶段上进行兼顾是可能的，如在农矿
产品出口时考虑进口替代，或在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注重出口。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仅仅采取单一政策，人类发挥创造性的空间十分广阔。
工业化应当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业为生。工业化会吸收农业劳动力，但需要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变为城市工人。那些迅速涌入城市的农民，往往因为发展规模不够而论为城市贫民。更重要的是，农、林、牧、副、渔业是无可替代的产业，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对于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改变国家贫困面貌，有着决定性意义。为此，必须使劳动者得到机会的平等，感觉到激励，才有变革的热情。土地改革便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墨西哥、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土改，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么不敢触动土地问题，要么实行不力，造成大部分农民仍贫无立锥之地，而拥有大地产者却阻碍着农业的进步。在土改的基础上推广技术才能收到最大效果，在第三世界推广绿色革命技术的经验证明，由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只有地主和富农才能从新技术中获益。正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所说，长期经济发展战役是胜是败，关键在于农业部门（注：见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无论是发展制造业，还是改造传统经济，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有意识的赶超，政府不能跟随于运动之后而应领导在前。然而，许多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薄弱，或者举措失当。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比例很高，市场发育不全，既未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又未能与世界市场接轨。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经验是，政府对于经济的领导虽然非常集中，但并不与市场原则根本冲突。为了将两者结合起来，它们做到以下两点：(1)政府在选择干预经济的重点和时机时，为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所制约。例如台湾在50年代末本准备深化其进口替代工业化，但发现出口产品效益很好，于是转而以扶植出口产业为主，结果大获成功。(2)当政府锐意发展某一产业部门时，让市场自发调节资本和劳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比例，最终达到结构上的平衡。例如智利为了改变铜的单一出口，大力推进私有化，使市场机制起到了更大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了木材、纸浆、石化产品、军工产品的出口。然而，许多国家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对经济干预不当，或者软弱无力，或者控制过严，使市场“看不见的手”无法运动自如。如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的“全面开放”，国家放弃对关税、金融的主导，外国投机者乘虚而入，经济完全崩溃。再如坦桑尼亚1976年将国有化一直伸展到私人日用品小商店，以至于人们完全丧失积极性和自主性，经济每况愈下。如何两“手”并举，在每一国家实行适合本国情况的政策，仍然有待于探索。
即使在发达国家中，政府的作用都日益扩大，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完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却要与世界上的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这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未曾遇到的情况。只有国家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才能弥补这些国家经济的先天不足，没法实行赶超。格申克龙曾经指出，后发国家有两大优势，一是能够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二是政府领袖和知识分子共同的落后意识，造成了强劲的动力，驱使国家调动资源，承担风险，主动出击（注：见加里·杰里菲等《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407页。）。各国的落后意识和赶超紧迫感不同，对于现代化的推动程度也很不一样。一个民族的落后意识，与其领袖人物和知识精英的体验分不开，这又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差异。领袖与人民具有共同的落后意识，对于赶超政策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在现代化的开始阶段作用尤为显著。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除了克服国内发展的难题外，还必须解决如何认识世界体系的问题。发达国家建立与主导了世界体系，而亚非与各民族却是被动地进入这一体系，两者不可等量齐观。对于世界体系的作用，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理论观点截然相反。前者强调现代化的后来者能够从先行者处获得资金、技术和管理，避免先行者的错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症结在于未能调整社会内部结构。这一理论的弱点是忽视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内部结构。这一理论的弱点是忽视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内外因的联系，或多或少地低估殖民主义的掠夺破坏与当今世界体系的不公。不发达理论则创造了“中心—外围”的概念，证明“外围”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利甚至“依附”的地位，“外围”的现代化受到了世界体系的限制。这一流派的致命伤是无法解释新兴工业国（地区）赶超的实践，它所设计的脱离世界体系而发展的方法又保护了国内的落后。这两种理论各有长处与短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两重作用的论述是颠朴不破的真理，然而需要新鲜经验的证明。现实经验显示，世界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相当复杂，既有助力，又有阻力，既敞开了一些机会，又设置了许多限制。虽然从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的分工中处于较低的层次，较不利的地位，然而各国与世界体系联系的情况不同，性质各异，在国际上遇到的机会与限制也大不一样，它要求各国扬长避短，抓住机遇，实行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三、政治现代化：不仅仅是民主
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关注的热点之一。塞缪尔·亨廷顿曾提醒人们注意二者之间的差别，即政治发展更强调政治的制度化，而政治现代化则侧重于群众的参与。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们，即政治体制对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回答国家建设、民族构成、政治参与和权力分配的挑战。在一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体制必然相应地变化，而它的变化对于现代化进程有巨大的作用，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
在136个发展中国家和行政单位中，保留有主要君主国17个，它们与欧洲的现代君主制不同，仍属于传统君主制，大部分是绝对君主制（专制君主制），一部分是二元君主制。所谓二元君主制，即国王任命首相的大臣，首相和大臣治理国家对国王负责。即使实行二元君主制的国家，有些也仍由王族担任首相和大臣，更不用说在绝对君主制下国王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伊朗是世界上唯一的神权共和国，也可归入传统政治体制范畴。传统政治体制对于现代化的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它阻碍实现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抑制政治功能的分化，限制民众广泛地参与政治活动。值得注意的倒是，有些君主国积极地推进了现代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是因为传统政治体制也有促进现代化的动机。开明的君主认识到在自己主导下的现代化的好处，不但带来丰厚的收入，而且群众也因生活改善而支持政权。君主对于现代化的领导，弥补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不足，对外代表民族利益，对内控制人民过高的期望。
除了传统政治体制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现代共和制，声称权力来自于人民，人人平等，实行大多数人的统治。它们也采纳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形式，或是美国式的总统制，或是英国式的议会制。有些国家比较长期地坚持了民主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它们都根据本国情况，对西方民主制作了一定的修正。例如印度的联邦制具有突出的单一制的特点，中央政府权力较大，地方政府权力较小，中央通过多种渠道控制地方，必要时可将联邦制转为单一制。虽然它们都允许多党存在，但往往有强大的政党领导，权力相对集中。有的国家尽可能地运用民主方式，化解政治暴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端。然而，总体看来，以成功的民主制推动现代化的典型太少，印度、菲律宾等被公认采纳民主制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却比较缓慢。一度在西方盛行的“民主制度必然促进经济发展”的命题并未得到证实，相反的命题“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似乎更加有力。
这就是人们特别重视“新权威主义”讨论的原因。现实并非如“民主”或“极权”这样黑白分明，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权力相对集中，却允许市场经济充分发展，鼓励公私企业在市场中竞争，加速经济发展。一言以蔽之，“硬政府，软经济”。这种体制往往推出军事或政治强人来领导，但铁腕人物具有现代意识，保护个人和经济自由，消除社会危机，推进社会改革，被称为新权威主义。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墨西哥、巴西和印尼等，都粗略地属于这一范畴。它们在经济上的成绩可圈可点，新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促进的因素之一。军事强人依托军队，政治强人依托强大的政党，保证政治稳定，制订发展规划，往往能实行比较彻底的社会改革。当然，新权威主义的进步也付出相当的有时是高昂的代价，主要是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特别是军人在发展政党制度方面经常踌躇不前，制度化的欠缺带来了权力交接危机，另外以高压手段限制政治参与，往往从根本上削弱政治体系的力量。因此，新权威主义表现出过渡性的特征。随着它促进经济增长，教育普及，都市扩展，交流频繁，人民心态从比较传统走向更加现代的同时，已经孕育了否定它本身的条件，民主化的步伐可以更加快捷了。
传统政治体制，民主体制，新权威主义，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无出其间。西方理论家们在政治现代化中主要关心民主与专制之争，把民主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过于简单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政治体制的要求不同。现在，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已十分稳固，人们关心的是防止国家机器过份膨胀，侵蚀社会生活的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于本世纪二战后独立（拉美、土耳其等国除外），政权建设的任务仍很繁重。因此，发达国家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设计的“民主”方案，不合时宜地要求立即限制国家权力，结果往往引起混乱。首先应当建立国家权威，然后才能谈到限制其权力；先要积累政治资源，然后才能谈到分配权力。为了积累政治资源，民主建设仅是追求的目标之一，还有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国内稳定、自由、秩序、平等，都极其宝贵，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要紧迫。西方将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作为衡量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标准，致使民主已蒙上了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应当拂去。
西方有的专家指出，尽管1987年世界上只有69个发展中国家举行选举，1997年已增加到118个国家，但其中相当部分属于“假民主”。姑且不论其“假民主”的标准如何，至少说明仅仅拥有选举等民主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建设的当务之急还不是追求民主，因为条件不具备时建立的民主也徒有形式。如果开列问题单子，立于榜首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缺乏认同，就无法建立民主共同体，而只有分散的部落、部族、民族和小集团。布隆迪和卢旺达的部族屠杀，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对于民族国家是一种消蚀制。尽管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多有指责，但在现阶段它们具有积极的作用，只是要警惕与反对不健康的极端民族主义。现代政治体制应当是法治体系。在开始阶段权力几乎集中在行政部门，但是必须认识法制的重要性，完善法制，使立法机构更加走向独立，从人治走向法治。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的基础这一，只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程度而提高。摆脱政党的单纯种族、宗教、地区和部门的陕隘性，联合成多元性的多数，充分考虑水平与垂直两方面的结构，才能建立现代政党制。军队具有自己的优势，在政府脆弱无能时能填补政治真空。但是，毕竟军人干政是非常时期的产物，应当逐步还政于民。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某些政党企图利用军人干政，往往酿成政治冲突甚至内战。即使军队不干政，作为国家利益的守护者，它仍然是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寻求平衡点也非常必要。正如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副校长佩里斯教授所指出的，亚洲面对着经济发展和民主的冲突的要求：经济发展经常得益于强有力的政府和行政官，而民主往往分散权力和建立市民社会（注：G·L·佩里斯：《亚洲民主：老经验与新挑战》，《亚洲基金会、亚太事务中心第11号报告》（英文版），1993年4月。）。这一矛盾不局限于亚洲，而具有普遍性。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经济，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水平的物质福利，民主的基本标准便无法达到。政治民主所缺乏的许多条件源自经济落后，例如识字率低，妇女受教育更少，人民忙于维持生计，没有余力和兴趣参与管理。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处理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的矛盾时，在现代化初期往往更倾向于前者。一般来说，当经济起飞时，社会矛盾蜂涌而至，政治民主的步伐不能太快，以免失控；但也不能过慢，以现代化的断裂。此时政治制度化的建设比较突出，政治参与的程度不能超越政治制度化的制约，避免社会动荡。当经济进入中等发达程度之后，促进民主就成为更重要的任务，否则会阻碍现代化的升级。此时国家有更强的实力承受变革，政治制度也比较定型，社会分化程度扩大，能够容纳更大的政治参与。墨西哥、韩国等国的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结论。
最后必须指出，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适合本国国情，建立在批判地继承本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现代民主的概念来自西方，西方又是实现现代化的民主的唯一参照系，因此人们容易把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化，而民主化又等同于西方化，其实大谬不然。西方民主并非完美无缺，但它适合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盲目照搬必受其害。如亚洲国家普遍强调在政治中达成共识，而西方国家注重多数统治；亚洲人侧重国家与社会为先，西方人强调个人主义的作用；亚洲从封建等级制转化为领袖人格的政治，而西方政党的基础一贯是政策而非个人魅力。当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东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也在变化，但可以肯定，即使其民主程度提高，其政治体制仍然会带有本国的特点。
四、文化建设：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
文化与现代化究竟取何关系，学术界观点分歧，概括起来，不外“制度论”与“文化论”两派。“制度论”认为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很小或不起作用，经济发展取决于特殊的政策与条件。从这一论点出发，现代化的传播比较容易，因为采纳别国的政策相对比较常见。“文化论”认为每一社会的文化与制度都极独特，对于经济的发展与否有较大作用。持此论点者认为传播经验比较困难，因为学习别国文化的难度较大。连现代化的著名专家彼得·伯格都说，他仍在两者之间徘徊，但认为正确的答案似在两者之间（注：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29页。）。
确实两者并非绝然对立。首先，如果没有其他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支持，文化因素不能单独起作用。在相似的文化条件下，有的国家先进有的国家落后。因此，不能简单地到文化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原因”，但可以期望找到经济发展的“契机”。也就是说，不是鉴定文化特征本身，而是鉴定能使经济具有活力的文化因素。其次，文化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正确的政策及合理的制度无疑会鼓舞人民为之奋斗，但怎样才能制订正确的政策，什么样的制度对于特定民族才算合理，都须理解文化背景。最后，我们承认文化的影响，必须从非常广阔的视野上，把文化变为诸多变量中的一种，它不但确定了政策与制度的范围，也铸成了发展的特殊风貌。文化如同筛子，任何东西都经过文化的过滤，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国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总之，制度与文化在交互作用和协同作用中共同推进发展。
本来，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两者紧张的力度决定着社会进程的快慢。然而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列强的文化侵入给被压迫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西方人否定或改变了当地的道德标准，依据自己订立的标准来决定其他民族的命运，表现了文化上的强权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带来了更加先进的工业文明，使被压迫者获得了批判的武器，进而论证殖民主义的不合理性。随着二元经济的出现，在殖民地与附属国也出现了二元文化现象：在现代化的都市里以追随西方文化为主流，而在广袤乡村中本土文化仍占优势。二元文化现象反映在高文化中，是知识界“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分歧。正如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现在文化斗争不仅产生于民族共同体内，而且依其国际地位来构成（注：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殖民地与附属国的地位，恰恰阻碍文化的吸收与变革，往往促成盲目崇外、照搬西方或固步自封、拒绝学习的态度。在新兴国家建立后，各民族有了更大的文化自主选择的余地。然而文化难题没有解决，究其原因，现代化进展缓慢，二元经济对立如故，二元文化的紧张也不可能根本消除。
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了新兴工业经济，同时也在文化建设上突破了历史的难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概而言之，他们的经验是，实现西方文化的本土化与本土文化的转型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不言而喻地包括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内容，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除了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外，也必须引进核心的观念文化。同时，西方文化的本土化也指对它的筛淘选择。有两个基本的原因要进行筛选。其一源于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历时性”的差异，进入后现代阶段的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正在工业化的社会很不一样。其二源于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性”的差异。西方文化的主根伸向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脉络却完全不同。在新兴工业国（地区），无所作为的宿命论被积极进取的竞争所替代，官贵民贱男尊女卑被平等观念所取代，对于家庭部落的忠诚被认同国家服从法律所替代。然而，这种吸收又有选择性，例如在韩国，个人主义没有居为普遍价值观，社会责任先于个人主义。
本土文化的转型化在某种程度可说比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更为重要，因为学习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归根结底不是本土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支脉，而是改造发展本土文化，只有在本土文化的砧木上，嫁接来的西方文化才能找到生长点。本土文化转型的方向，决定了对所要引进的西方文化的选择，而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变革精神和法制规范，对于墨守成规、趋于保守、依靠人治的本土文化以巨大的刺激，促使其转型。因此，对传统文化精心改造，舍弃已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糟粕，发掘发扬能为今天利用的精华，进行新的创造，才能使本土文化真正获得继承。例如东亚的传统孝道作为敬爱双亲的伦理继承下来，但摆脱了封建道德中子女对父母的从属关系，转化为现代社会调节家庭代际关系的润滑剂。
西方文化的本土化与本土文化的转型化，实际上同时发生，扭结在一起，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正如无色的光线经过棱镜折射出七彩光芒，西方文化经过本土文化的过滤，本土文化经过西方文化的激发，都已与原来的形态大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要素不是简单的混和，而是杂交优生，逐渐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各种文化要素象化合反应一样，从表层到深层都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复合体，演变成本土文化新的文化传统。
西方国家由于现代化的率先成功，在文化上一贯持有“西方优越论”，似乎非西方文化必定成为现代化的障碍，事实已证明其谬误。如果对文化采取“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态度，难免重蹈西方人的覆辙。是否可以说，本土文化本来内在于特殊的社会形态之中，这是它的历史层面，但这不等于说，它就没有普遍化的潜力。一切伟大的文化都具有类似的潜力，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对文化进行取舍、选择和改造。所谓普遍化，即它不仅能够指导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能够提供思想、价值，启发别的民族生存与发展。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发表了《共同价值白皮书》，明确提倡五种核心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建设富有启迪，是现代化过程中文化普遍化的良好实例。如果说，以前谈到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时，主要指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那么今天所指的外来文化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西方的思想观念，也包括新兴国家（地区）的创新文化，后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更亲切，更有借鉴性。
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建设意义深远。它对内凝聚人民从事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柱，对外以独特的文化肯定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确立一席之地。它们文化建设的路径对于发达国家也将有启发，因为经过了对于外来文化吸收、融合和改造的过程。西方国家没有这种经历，这是它们过去的幸运；然而它们更难理解世界多种文化的优秀与伟大，这是它们未来的不幸。下一世纪必将是各种文化交流学习融汇的时代，“西方中心论”会被彻底摒弃。西方文化确定为现代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价值，但是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需要世界各种文化来补救。东方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将会发扬光大，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 ＊ ＊ ＊ ＊
由于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风暴，西方有些人断言，亚洲奇迹结束了，亚洲模式过时了，不仅否定东亚现代化的前景，而且动摇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兴盛的信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然会经历曲折艰难，不可以一时论英雄，风物长宜放眼量。虽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弱势，但只要抓住有利机遇，防范可能的危险，仍然能趋利避害，变得更加坚强。新加坡、中国和香港、台湾地区在风景中挺立不倒，就是最好的例子。还应当看到，东亚高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未失去，国际投资者已经对收购企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说明人们仍然看好亚洲。亚洲国家如能吸取教训，对内扎实改革，对外进行防范应对，一定能使亚洲模式更加成熟。如果倒脏水扔掉孩子，完全否定自己的道路，只怕最后是邯郸学步，走入歧途。至于对亚洲价值观的议论更无说服力，新加坡倡导亚洲价值观最力，却保持不败，菲律宾尽管仿效美国民主制，也未逃脱灾难。明智的人必须保持清醒理性的头脑；不致被似是而非的批评蒙蔽。
在世纪之交，不少人预测“亚太世纪”、“东亚世纪”甚至“中国世纪”的到来，对此必须十分谨慎。笔者在多年前便提出，东亚将有多年的潜力，保持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但不是世界经济中心。因为东亚各国的发展层次还不高，大量引进技术而非创造新科技，这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并且这一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也要受到其他发展迅速的地区的挑战和竞争，如拉美、南非、南亚。“亚太世纪”比“东亚世纪”的概念更大，包括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它的兴起是一个新现象，只有从这一意义上使用它才比较合宜。20世纪被公认为“大西洋世纪”（包括欧美）和“美国世纪”，现在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日益增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由此才产生了“亚太世纪”的可能。至少在下一世纪前50年，中国、印度、巴西或任何一个发展中大国，都还不可能在世界独领风骚。它们如能在那时进入中等发达程度，便是极大的成功。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惨淡经营，要作好持久作战的准备。然而，追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如果它们把下一世纪定位为“发展的世纪”，“赶超的世纪”，那么必定会最终迎来现代化的胜利曙光。
标签：发展中国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