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外交接收”东北与战后美苏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战后论文,外交论文,关系论文,美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出兵中国东北，并控制了东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的承诺，对东北采取了“外交接收”的方针。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活动，不仅造成了新的战争热点，而且也反映了美苏之间又妥协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对国共双方争夺东北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以有助于深入理解战后初期美苏在远东的关系。
一
战后控制东北是国民党既定的战略目标。1945年8月24日，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蒋介石把控制东北列为所谓“国民革命最大的目标和最迫近的工作”之一（注：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一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80年10月版，第83-84页。）由于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承诺，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并声明在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从东北撤退。这就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提供了法律依据。只是当时国民党的军队远在西南大后方，到达东北，尚需时间，深恐苏军撤退后中共的力量就近进入，希望苏军暂缓撤退，以配合国民党军队“接收”的时间表。由此引发了美苏在东北的微妙关系变化。
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本是美国力主争来的。但此时，苏军已在东北，美国又深感不安，唯恐东北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曾说过：“中国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今天，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即苏俄和美国的政治、经济角逐的舞台。如果中国成为苏俄的一个傀儡国……最末苏俄就会在实际上控制欧亚大陆。……我们曾决意阻止日本把中国变为一个傀儡国家。人们认为，比这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实现有关中国的政策，那就不能允许俄国取得对它的统治。”（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00-301页。）杜鲁门也指出：“自从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后，他们就占领了整个满洲。根据我所得到的报告，显而易见，俄国人在打算利用他们答应从满洲撤退作为手段，从而取得这个战略地区中举足轻重的特权。”（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三卷，第87页。）基于此，美国希望国民党尽快与苏联谈判“接收”东北问题。
早在1945年4月中旬，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政学系的一些头目张群、熊式辉等人就向蒋介石提出东北复员问题的几项原则性意见。其主要内容是：第一，为了便于复员，并考虑到伪满统治东北后的具体情况，划东北为九个省区；第二，在东北实行三民主义为总的施政方针；第三，抽调一部分精锐国军，长驻东北，作为军事基础，并改编整训伪满军队作为辅助；第四，将日本在东北公私投资企业，全部收为国营，并保持其原来的经济体系，对东北地下富藏，进行有计划的开发，以促成重工业的继续发展，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第五，在人事上，尽量避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色彩，积极争取中间派的合作，造成一个民主的联苏的政治气氛。（注：《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74页。）蒋介石基本同意了此计划，并于1945年8月30日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将东北三省分为九省二市；同时成立了经济委员会，由另一政学系分子张嘉璈担当主任，以熟谙苏联国情的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以便对苏联进行外交活动。
9月下旬，美国开始用军舰大量运送华南国民党军队去东北。
苏联当时对东北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它要实现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所给予的特权，也就必须遵守关于支持国民政府的承诺。但美国在中苏条约谈判中进行的干涉，以及美国关于苏联应做出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承诺的一再要求，又使苏联不愿看到美国的势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伸入东北。因此，它同意国民党在行政上接管东北，但是拒绝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
二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早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上，中共就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特别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注：《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使日伪在东北的统治迅速崩溃，给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8月10日、11日，朱德以八路军延安总部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等部迅速向察、热、吉、辽进发，协同苏军肃清日伪残余。26日，中共中央派千余名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9月15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加强党对东北的领导。19日，中共中央正式向解放区发布指示，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2页。）据此，党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向东北运送军队主力达10万余人，并成立了以林彪为司令员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10月底，自治军发展到27万多人。
面对人民解放军大批开进东北的事实，苏联在道义上理应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根据中苏条约，苏联只承认和支持国民政府，而且当时苏联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可能取得革命成功。不过，苏联也不能象国民党希望的那样以武力把中国共产党全赶出东北。苏联驻东北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对蒋经国说：“十八集团军系抗战有功部队，苏联不能以武力解决之。”（注：《张公权日记中有关东北接收交涉经过，（三）》，《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第92页。）
1945年10月1日，苏联驻华使馆通知国民政府，东北苏军已开始撤退，主力于11月底准备撤完，希望国民政府代表于10日至15日间到长春，与在东北的苏军当局进行谈判。9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代表董彦平抵达长春。双方经商定，同意东北行营驻扎长春。12日，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等到达长春准备谈判。
13日下午，双方代表开始会谈。国民党代表提出四点要求：其一，苏方协助国民党建立政权，接收各省市行政机构；其二，协助接收日本及伪满在东北之工业机构及其设备；其三，国民党决定从海上运部队到东北接防，希望能在大连登陆；其四，国民党准备空运少量部队至沈阳、长春各地，请予协助。（注：董彦平：《苏俄在东北》，第8-9页。）
苏方代表马林诺夫斯基答复道：行政接收事务苏方可以协助；经济接收将指定专人与张嘉璈主任商洽；空运中国军队至东北各大城市一节，应由两国政府解决而决定之。（注：董彦平：《苏俄在东北》，第8-9页。）关于国民党要求在大连登陆问题，苏方申明：“根据中苏条约大连是商港，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部队的港口。”“不管哪个国家要在大连登陆部队，都是破坏中苏条约的。苏联政府将予以反对。”但马林诺夫斯基通知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其在葫芦岛、营口或安东登陆。美国海军又运送蒋军先后抵达葫芦岛和营口，“发现该两处已被中共军队控制。”熊式辉就此提出质问，苏方回答说，这些军队不是从苏军控制的地区而是从南部进入营口的。并建议由国共商谈解决。熊式辉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熊式辉还问道：如出现麻烦，苏军将怎么办？马林诺夫斯基回答说：对于中国的地方事务，苏军将不予干涉。（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1页。）后来，蒋经国又提出，派莫德惠到吉林、金镇去沈阳、张潜华去哈尔滨视察的要求，希望苏军予以协助。苏军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去，而对赴沈阳和哈尔滨的人则不负安全责任，使他们一再碰壁。
就当时的形势看，国民党进入东北的通道有三条，第一条是从华南、华中到大连和南满的其他港口的海上通道；第二条是通往国民党控制下华北各港口的海路。把这些港口与东北的大城市连接起来的漫长的地面通道要经过许多易守难攻的据点，并且这条通路易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切断；第三条是把部队空投到东北有大机场的有限的几个大城市，可很难在短时间内运送足够数量的军队控制住某个城市。国民政府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最明显和最方便的短通道，即在大连或葫芦岛等港口登陆，结果却受到苏联的阻挠。很显然，苏联是在暗中帮助中国共产党，尽一切可能使国民党无法利用最短的渠道把军队派到东北去，并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海上兜了两个大圈子，由此造成的五个星期的推延，使中国共产党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赢得了主动，获得了在东北发展的最顺利、最迅速的时期。因为那时时间是以天计算的。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东北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实现。（注：《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指示电报》，1945年10月28日。）
对于上述情况，熊式辉等立即向蒋介石报告，称苏联的谈判目的是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以免东北为美国染指，其手段是扶植中共军队来牵制国民党的行动。建议直接同苏联最高当局交涉解决东北问题。（注：梁敬錞：《马歇尔奉命使华》，载《传记文学》第26卷第5期。）
蒋介石立即作出决定：首先，由外交部把苏军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的东北有关设备、资财以及掩护共产党扩充武力，建立政权，阻挠国民政府接收等情况，用备忘录的形式送至苏联政府，并要求“尊重中国在东北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其次，饬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市重要接收人员迅即飞往长春，作好“行政接收”的准备工作；再次，抽调中央精锐部队，立即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作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注：《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96页。）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广泛利用社会舆论向苏联施加压力。如当时《大公报》刊文指责苏联帮助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阻挠国民政府接收的情况。指出：“由关内、或热河、或海道，由烟台到大连进去的八路军与‘新八路’……都是在苏联占领下进去的”，而却不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大连登陆。“事实上证明，苏联的行为完全与协定之精神及文字相反。”（注：《傅斯年全集》第五册，联经出版社，1980年版，第312-313页。）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向美国发出求救。11月15日，他“电告美国杜鲁门总统，指出苏俄违约背信所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唯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才能防止其继续恶化。”（注：《蒋总统集》第一册，《苏俄在中国》，“国防研究院”，1961年版，第305页。）可当时在对华政策上因赫尔利辞职而手忙脚乱的美国政府没有给予答复。
11月17日，蒋介石决定，所有行营人员除留董彦平及少数军事人员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名义仍留在长春与苏军联系外，均撤到北平待命。
此次撤退，是蒋介石集团对苏联发动的一次外交攻势。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向世界宣示苏军阻挠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主权，违背了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以及“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另一方面，企图以此唤起美国在舆论上的声援与支持。并期望将地方当局的谈判升为国家级谈判，将中苏谈判重心从长春移到重庆与莫斯科。正如熊式辉所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是给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注：《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88-189页。）也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海关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国民党的外交和军事以及社会舆论攻势，一时之间使东北形势紧张，在远东造成了新的战争热点。为了缓和这种局面，美苏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政策。
三
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想继续努力维持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另一方面，它在积极援助国民政府之同时，又要避免公开卷入中国的内战中去。执行这种对华政策的结果是使中国内战逐步升级，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与中共军队的摩擦日益严重，美国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已不可能。尤其是11月初国民政府利用美国不会对东北的前途置之不理的心态，而在东北发起的外交、军事攻势，更是火上烧油，使美苏在远东的对峙将有可能变成一场真正的对抗。魏德迈指出：“美苏在东北和华北的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注：《魏德迈传》（中译本），台湾兴复书局1959年2月版，第309页。）“如果美国的政策是要在国民党军队统治下使中国和满洲统一起来，”就可能会卷入对苏联的战争。这“肯定需要增派远远超过目前在该战区可以动用的更多的美军。”（注：《魏德迈传》（中译本），台湾兴复书局1959年2月版，第309页。）很显然，美国做不到这一点。
美国陆海军部也声称，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决定继续援助国民政府，那就会加剧中国内战，美国公众将会批评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卷入友邦的内部事务，以及同俄国之间可能产生的麻烦。反之，如果美国改变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长期政策，则会产生抛弃一个盟国的影响，并会导致失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美国远东战略中发挥作用的后果。（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04页。）
显而易见，美国上下一致认为，对华政策已把美国抛到了战争的边缘，必须尽快寻求缓解办法，调整目前的对华政策。国务卿贝尔纳斯认为权衡各种因素，明智的做法应是设法迫使国民党和中共在妥协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必要时可在援助上给蒋介石以压力，并告之苏联，设法使苏联赞成此项政策。（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06页。）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并为此于11月27日进行了讨论，副国务卿艾奇逊作了总结，其要点是用武力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同时又倡议在他们之间设计出一项政治协议，在蒋介石领导下组成统一的中国国家和中国军队。（注：《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17页。）最终，美国政府决定采取这种以政治方式解决东北问题的途径。一方面，设法迫使蒋介石在东北停战，并不断警告蒋介石，国共冲突越拖下去，越有利于苏联支持中共；另一方面，继续援蒋运兵，以保住国民政府的实力地位，并争取苏联的妥协与谅解。为此，派来了马歇尔使华解决目前的中国问题。
在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时，苏联也作出了缓解的姿态。
11月17日，对于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的举动，苏联立即作出反应，由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否认苏军曾给予中国共产党任何帮助，指出，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苏军撤出的某些地区是国民党无力控制的结果，并建议，倘若国民政府同意，苏联可以延缓撤军。（注：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英文版），第332-333页。）对于苏联缓和关系的举措，国民政府很快表示了积极的响应。接着双方恢复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代表一再表示：鉴于许多地区存在非政府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东北困难，万一苏军在规定的期限内（原定于12月3日撤完）撤出东北，中国政府将处于极端的被动的地位。对此，苏方同意延期撤出东北。（注：《真理报》，1945年11月30日。）
11月30日，经过重庆与莫斯科直接谈判的结果，达成下列协议：第一，苏军协助国民党空运军队到长春和沈阳两地，并由国民党先派出机场地面工作人员；第二，其他地方由国民党组织警察，负责地方治安；第三，苏军延至1946年1月3日撤尽，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第四，东北工矿企业就其性质可作为战利品者一律归苏联占有和使用；第五，关于具体细则，仍须在长春做最后决定，始能执行。（注：《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90页。）
之后，张嘉璈、蒋经国又先后于12月5日、9日和17日同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三次会谈。经过谈判苏方同意，国民党空运部队，可随时在长春着陆，地面警戒完全由苏军负责。双方并又达成苏军延至1946年2月3日全部撤离东北的协议。（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4页。）留待继续谈判的主要是关于“战利品”之说的分歧。在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上，张嘉璈、蒋经国的策略是尽量满足苏联的要求，宁可把谈判拖下去，也不作正面的拒绝，唯恐影响重庆与莫斯科所达成的关于接收问题之决定。
1945年12月25日，蒋经国又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资格飞往莫斯科。30日谒见了斯大林，表示国民政府可以在经济问题上做较大的让步以换取苏联帮助“行政接收”。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就这个问题给国民政府一个备忘录，内称：“东北各省内曾被日军利用的一切日本企业，均由苏联视为苏军的战利品，”（注：《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02页。）要求国民政府予以承认。这意味着大部分东北的重工业包括抚顺煤矿等将成为苏联的“战利品”，国民政府认为这个砝码太重，不敢贸然答应，遂把内容秘密地通知了美国政府。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雅尔塔协定或中苏条约，都没有规定苏联以任何优先赔偿，或允许苏联对于东北境内日本资产的要求。”（注：《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08页。）从此，这个问题便扩大为国际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尽管苏联的经济要求没有达到。但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是采取了与国民党缓和的态度。其目的是想在与美国的远东斗争中争取主动。为此，苏军为缓和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发展。12月初，苏方要求中共所属机关和部队限期撤出沈阳。（注：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不仅如此，苏联也开始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1945年12月16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在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美苏争论的焦点是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把美国撤离中国问题列入议程。指出在日本投降四个月后，仍然存在全副武装的日军，这是很不正常的。（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第326页。）美国对此应有责任。21日，苏联提出一份备忘录。建议美苏双方应达成谅解。同时，从中国撤军，无论如何也不迟于1946年1月中旬完成。至于中国内部问题，应在没有其他国家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自己及其政府来决定。（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第327页。）但是，美国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并要求苏联应当支持蒋介石。由于美国坚持不从中国华北撤军，苏联作出了让步。23日晚，斯大林接见美国外长贝尔纳斯时说：“如果美国希望留下它的军队，苏联政府将不反对，他们只希望告之一下情况。”（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第328页。）在会见中，贝尔纳斯还要求斯大林重申与美国采取支持蒋介石的一致政策。斯大林表示“苏联与蒋介石政府订有一个这样的条约。”并赞成马歇尔使华。
很显然，苏联的妥协既取得了美国对苏军延缓撤出东北的谅解，又避免了因美军驻华问题的争论而破坏远东已经缓解的局面，实现了它在东北的既定目标，防止了因延缓撤出东北可能引起的美苏关系的紧张。
同时，美国希望通过外长会议，谋求苏联作出这样的保证：即苏联不会破坏马歇尔的使命，特别是不妨碍蒋介石抢占东北。由于苏联的妥协，美国也达到了此目的。
四
无论是美苏在东北的妥协，还是国民党与苏联的讨价还价都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战后列强主宰中国命运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成熟的政党，她有足够的决心、勇气和力量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在对东北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与苏联进行妥协后，国民党从苏军手中接管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人民军队独占东北据守城市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在东北的方针。中央指出：由于国际国内条件不够充分，“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杜绝蒋军进入东北。”（注：《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指示电报》1945年11月20日。）因此，我们的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工作重心转向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求“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注：《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指示电报》1945年12月10日。）这样，东北军民根据中央的指示，很快在东满、北满、西满、南满建立起了巩固的根据地。
但中国共产党把发展方向转为农村，也是蒋介石所不容的，他急忙操纵宣传机构，叫嚣人民军队阻挠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高潮。随后，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宣告“外交接收”东北失败，坚持武力接收东北主权，挑起了东北内战。
由于蒋介石的行动直接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因而决定了他的所谓“武力接收”东北和“外交接收”一样，最终归于失败。这一点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
综观国民政府“外交接收”东北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内战政策，使这次交涉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此次交涉，体现了美苏战后初期在远东的矛盾和斗争，基本上确定了美苏和国共在东北地区的斗争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交涉取得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客观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得到了发展，获得了巩固的地位，这便使在用任何方式解决东北问题时，不能否认或无视中共力量的存在，从而改变了中国革命力量长期被包围的态势和东北长期作为列强“竞技场”的地位，消除了中国东北成为美苏新的战争导火线的可能性。这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维护战后远东和平与稳定，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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