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发展中国劳动哲学的基本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6-0027-07
一、劳动哲学的学科价值
(一)劳动哲学是把国家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和工会联结起来的中介和桥梁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写入我国宪法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工会的改革和建设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理论，是中国工会面临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然而，仅仅一般地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指导是远远不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工人阶级的特殊意识形态，但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种直接同一状态已经被打破了，出现了分化，出现了分工，出现了差别，出现了矛盾，这就不能直接把国家意识形态照搬过来指导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实践了，而需要一种相对具体的意识形态，一种必不可少的中介和桥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具体实践连接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与工会学、劳动关系学等具体的有关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社会科学连接起来。展开论证如下：
1.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载入宪法的国家意识形态，不仅是工人阶级和工会这一特殊的阶级和政治团体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所有阶级、阶层和政治团体的指导思想，是全体人民实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共同理论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说，国家意识形态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志和共同理想，并不包罗万象地反映和规定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特殊利益、特殊意志和特殊理想，在共同的意识形态框架和政治框架内，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可以而且必须从自己的特殊位置和特殊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发展。
2.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外，又产生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其中的企业家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市场经济中，在新的产权关系和劳动关系格局中，在新的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和财富分布中，相对普通劳动者而言，处于优越和强势地位。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虽然这些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但在具体的经济竞争中，它们与普通劳动者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距和矛盾，这种差距和矛盾必然要反映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相对单一和一致的社会结构分化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和矛盾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并且正在由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直接代表者，变成间接代表者、总体利益代表者和最终利益代表者，即变成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居中协调者或居中仲裁者，执政党和政府不能单方面代表某一社会阶级或阶层而压制与之有利益冲突的另一社会阶级或阶层。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种“父爱主义”和“权威主义”向一种“公民社会”和“宪政、民主和法治”转化，社会各阶级、阶层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当然它们也要对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4.在经济竞争、政治对话和社会博弈过程中，存在着差距和矛盾的社会各阶级阶层，为了更有力和充分地证明自身权利、利益和要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了更多地
得到作为社会利益总体代表者、协调者和仲裁者的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为了获得整个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更大的认同，必然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论证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必然要以一整套“宏大话语”来彰显其存在和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从而获得知识上和道义上的制高点。比如，《中国工会章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工会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中国企联也明确宣布“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双方在以国家意识形态为终极理论依据这一层面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一点也的确表现出双方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但如果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双方就完全一体化了，彼此之间就不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了，就没有必要有这么两个组织来代表市场经济中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劳动关系中两个相对而立的方面了。既然已经认可了中国工会和中国企联代表和维护两个不同的、特殊的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那就不仅要从双方共同认可的国家意识形态出发，而且要从双方各自的具体意识状况出发，来论证其特殊利益的合法性，只有这样，这两个“自在的阶级”，才会分别获得其自我意识，从而转化为两个“自为的阶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它们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形成，它们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在努力寻找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它们不仅在较深或较高的理论层面论证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咄咄逼人地贬低乃至否认普通劳动者和工人群众的地位和价值。比如，认为所有者、企业家才真正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工人则代表了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和文化；认为企业股东才是企业的主人，而工人只是劳动者和被雇者；认为职工和工会是改革不应加以考虑的变量，应当建构经营者壁垒以遏制职工和工会；认为改革的主体是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应当建立由他们组成的改革的政治同盟，而劳动者和工人则是改革的客体和对象，只需要让他们保持基本稳定就可以了；认为一切利润应当归企业家；等等。所有这些观点，不仅仅是以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理论为基础的，而且自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思潮浮出水面后，又获得了一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支持。不能否认的是，经济上的强势集团，正在获得理论上乃至学术上的强势话语权，这不仅表现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博弈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体现在国家立法和政府决策过程中。
反观劳动者阶层和工人群众，不仅已经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正在逐步失去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他们显得茫然失措、困惑不解。面对这种情况，工会和工会理论界也显得消极被动，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高层次的理论和学术领域，有力地回应各种贬低和否定工人阶级的言论，以强有力的理论和学术依据，加入到国家层面的经济管理、政治决策、文化导向和社会建构中去，从源头上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劳动哲学恰恰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具体意识形态，从而把国家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实践连接起来。
(二)劳动哲学有助于重构当代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
劳动哲学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把国家意识形态“下传”到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实践之中，还在于概括、提炼、总结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意志、愿望和要求，推动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的更新和重构，并使之“上达”和上升到国家意志和国家意识形态中去。
“更新和重构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这个命题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固守大一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那套观念和意识形态，就会使工人群众产生如下较为消极的心理和心态：(1)看不清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留恋并希望回复到从前的“美好时光”和“黄金时代”；(2)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以及过于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对社会现实和自己的前途悲观绝望；(3)看不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步意义以及给自己带来的解放、权利和机遇，消极被动地被卷入历史潮流之中。这三种心理和心态都表明他们处在一种没有达到真实的自我意识的“自在的”、随波逐流的状态，只有重新建构一种较为真实的、积极向上的自我意识，他们才能达到一种“自为的”、独立自主的状态。
2.对宪法仍然保留的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家主人地位的规定，不能做一劳永逸、高枕无忧的理解。在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利益集团多元化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能否保持其领导地位和主人地位，取决于工人阶级能否在现代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及其“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结构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
3.“更新”、“重构”的主体无疑首先是工人阶级本身。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如果工人群众本身不愿变、不能变，再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也无法从外部强行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去。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只能无所作为或不必承担特殊的责任，历史证明，转向工人阶级立场并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应该而且可以在工人阶级的思想启蒙和意识发展方面作出较多的努力、做出较大的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卡奇、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向来都很重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他们绝不把“阶级意识”(社会意识)仅仅看成是“阶级存在”(社会存在)的自动的产物或对“阶级存在”的被动的反映，相反，他们把“阶级意识”看成是把较低阶段的“阶级存在”提升为较高阶段的“阶级存在”的必不可少的、主动的、创造性的知识和意志力量；他们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先进的阶级意识就没有伟大的阶级斗争，从而也就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100多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处在艰难曲折的形成过程中，正如中国本身一直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漫长转化过程之中一样。1949年，我国工人人数仅为800万，到1978年，尽管增长了10多倍，也仅有1亿左右。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快的时期，工人人数也猛增到3亿左右。然而，正如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还没有完成一样，我国工人阶级也没有终止其形成过程，在未来几十年内，还有数亿农业劳动者将转化为工人。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在数量方面还没有完成，在性质、质量、素质、能力、思想文化水平等更为重要的方面，也远远没有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国工人阶级尚未具备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自我意识。工人阶级是否具有这种独立而完整的阶级意识，是其是否成为一个成熟的、自为的阶级的主要标志。它关系到中国工人阶级能否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积极负责的、建设性的阶级，强有力地进入到我国现代文明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去，关系到他们能否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积极公民和真正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哲学层面进行归纳、探讨、思辨、建构的“劳动哲学”，相对于其他具体的劳动科学而言，能够更为宏观、全面地反映和提升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变化和发展，并且使之加入到国家意志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去。
二、劳动哲学的学科定位
(一)劳动哲学是贯通哲学与劳动科学之间的桥梁
1.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证明，在最一般的哲学或世界观(包括本体论或存在论、价值观和认识论)与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些贯通两者的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一般世界观向具体的、特殊的科学的下降，故而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第二层次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说是由具体的、特殊的科学向一般世界观的上升，故而我们又可以把它们称之为“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如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等，它们分别建立于与其对应的具体科学的基础之上，但又没有停留在各门具体科学的层面上，而是对各门具体科学涉及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从而使具体科学和最普遍的哲学对接起来。
2.劳动哲学(Philosophy of Labour)，作为对劳动者、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工会等社会现象的哲学思考，也就是最普遍的哲学与有关劳动者、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工会等社会现象的诸多社会科学(如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关系学、劳动管理学、劳动保障学、劳动保护学、劳动法学、劳动生理学、劳动心理学、劳动伦理学、劳动美学、劳动动力学、劳动创造学、劳动教育学、劳动组织学、工会学、职工民主管理学等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一门“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我们称它为劳动哲学；作为劳动学科群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我们称它为元劳动学(Meta-Labour Theory)。
(二)劳动哲学具有哲学、劳动科学和其他部门哲学都不可取代的相对独立性
1.就劳动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它必须直接依托于上述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上述各门社会科学又的确不能取代劳动哲学，相反，如果绕开劳动哲学这个中间环节，这些社会科学就很难得到来自哲学的支持，或者说，哲学就很难具体化入这些社会科学之中。事实上，这些社会科学之所以在近30年间发展缓慢(相对其他社会科学而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它们缺乏劳动哲学基础，因而也很难得到最高哲学层面的支持。
2.就劳动哲学与哲学的关系而言，劳动哲学固然必须以某种最一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基础，但后者也不能绕开劳动哲学而直接去指导上述各门社会科学。这些年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发展之所以未能对劳动领域、职工生活和工会工作产生应有的影响，职工群众和工会干部之所以远离哲学这一“形而上”的抽象王国，哲学界之所以与工会界和工会理论界老死不相往来，也正在于缺乏劳动哲学这一中间环节。
3.就劳动哲学与其他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的关系而言，劳动哲学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相对独立性。初看起来，劳动问题正如资本问题或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不过是经济哲学的一个方面，因此，关于劳动的哲学思考隶属于经济哲学，而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然而，劳动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为一体的综合性的问题，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部门哲学单独而言很难将劳动问题研究清楚，而劳动哲学，在吸收上述诸部门哲学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更全面地、更准确地解释和解决劳动问题。由此可见，劳动哲学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成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
总之，劳动哲学的建立，将打通哲学与劳动科学之间的壁垒，填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空白。
哲学、劳动哲学、劳动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哲学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哲学、劳动哲学、劳动科学、其他部门哲学关系图①
应该说，建立劳动哲学已经具备充分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首先，在我国完整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劳动哲学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或部分，是连接具体劳动科学与哲学的桥梁和纽带；其次，哲学和有关劳动的社会科学已经为劳动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准备了条件；第三，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作为职工合法权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工会，急需劳动哲学这一理论思想武器，而哲学界和劳动科学界回应这种急迫需求，创立出劳动哲学这门新兴哲学学科，也是其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劳动哲学的学科体系
劳动哲学是对劳动现象(劳动者、劳动活动、劳动关系等等)的本质和规律的哲学思考。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劳动哲学应当包括如下基本环节：
(一)劳动一般
劳动是人们以自主或受雇的方式改造自然界并创造物质财富的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与自然界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和变换的活动过程。由此可知，劳动与实践、工作、生产是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劳动是一个悖论，其中充满了物质性、客体性、对象性与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的矛盾运动，因果性与目的性、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的矛盾运动，被动谋生性、外在强制性与自由自主性、自我实现性的矛盾运动，社会性、总体性、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与个人性、个体性、个别性、特殊性、具体性的矛盾运动。
劳动是一种最核心、基本、关键和重要的实践活动，是整个人类生活世界和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入口、奠基石和母腹，但并不能用劳动决定和解释一切，因为从劳动这一原点中分化、分叉、滋长、蔓延出来的东西，比如语言、巫术、宗教、政治、战争、法律、习俗、社会管理、社会交往、科学、技术、哲学、艺术等等实践形式和生活领域，后来都得到了独立的发展，并且反过来促进劳动的发展，这些东西是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劳动诸要素的；它们和劳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不能简单地用劳动发展的逻辑和辩证法去说明它们本身发展的逻辑和辩证法。
劳动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动力；还有两种力量在促进或促退历史：精神的创造力量和反精神的破坏力量，前一种力量在性质上高于劳动生产力，后一种力量在性质上低于劳动生产力；如果说精神的创造力量是与劳动生产力呈正相关的，它们共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那么反精神的破坏力量则是与劳动生产力呈负相关的，它破坏了劳动生产力和精神的创造力量，把人类历史拉向后退的方向。反精神的破坏力量主要有两种：暴力和狡智。
应该扬弃劳动一元论和多元相对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实现一种可能的综合，那就是“以劳动为轴心的多元互动论”。
(二)劳动者
劳动、劳动结构、劳动过程三要素(环节)是：劳动客体(劳动对象)、劳动中介(劳动工具)、劳动主体(劳动者)；劳动就是这三要素(环节)所组成的静态结构以及这三要素(环节)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劳动客体，又叫做劳动对象，是劳动活动作用于其上的客观物质实体；劳动中介，又叫做劳动工具，是人类赖以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桥梁和通道，是人类实现自己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目的的绝对必要的手段；劳动主体，又叫做劳动者，是整个劳动过程的出发点，是直接物质资料生产的发起者，是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界的积极的、主动的、能动的创造力量。把劳动过程区分为三要素或三个环节是必要的，但这种区分也是相对的，因为劳动客体、劳动中介、劳动主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
劳动者也处于悖论之中：劳动者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其自身的主体创造性和精神文化程度最低；劳动者为人类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准备了经济条件，但自己的劳动却主要是甚至不过是一种谋生活动；劳动者为人类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前提，自己却被模式化、同质化、平均化、标准化；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最后分配到的人均财富却是最少的；劳动者支撑了整个社会大厦，但其社会地位最低，社会权利最少。
为什么劳动者在历史上处于弱势社会地位呢？这是因为社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统治阶级和强势社会集团必然对劳动者进行人为而且恶意的掠夺、剥削和摧残；劳动者自身的诸多缺陷和弱点也束缚自己的发展。由于劳动者的这种社会地位，劳动者在历史上仅仅具有一种最终否决者的地位和作用，或者说，劳动者在历史上仅仅具有一种基础或基本条件的地位和作用。劳动者是历史发展的牺牲者和奉献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是承担人类大部分罪恶、灾难和痛苦的阶级，而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历史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和建设者，即没有创造和建设出一种能够保持和更好地激发社会的创造力、活力、凝聚力的新型的、新质的社会结构。
然而，数千年来，劳动者不仅保留了人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而且使之得到了新的发展，劳动者的自由自主性、自我实现性和个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劳动者的地位和权利在逐步提高、弱势状况在逐步改善。尤其是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劳动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事实证明，劳动者地位的提升，并没有损害整个社会的效率和发展速度，正相反，由于自由、人权等从前主要由强势社会集团享受的价值推广到了社会底层，便更全面和彻底地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潜能，从而使社会得到高速而又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这充分表明，劳动者的社会历史地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劳动与价值
如同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古代和近代哲学基本上陷入自然主义、客体主义、唯物主义、客观主义与人类主义、主体主义、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二元分裂和对立一样，在价值观上也是如此。现代哲学看到了这种二元分裂和对立的片面性，于是试图扬弃这种分裂和对立，而寻求一种自然与人类、客体与主体、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观，这种努力肇始于康德，成型于马克思，而在20世纪蔚为大观。
在这种总的思想潮流中，如以人类实践活动为轴心，又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致思路径：前实践哲学的致思路径、实践哲学的致思路径、后实践哲学的致思路径。
价值是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从主体需要角度出发，就可以把所有价值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两大类，或者更细一点，分为生存价值、安全价值、归属价值、自尊价值、自我实现价值五类。价值又是主体实践活动作用于客体的结果，不同实践活动相应地满足或主要地满足不同的需要，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结果叫做经济价值，把政治、社会管理、社会变革活动的结果叫做政治价值，把文化创造活动的结果叫做文化价值，把日常生活实践的结果叫做日常生活价值。哲学的价值概念统摄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历史上各种经济学价值理论如供给、生产要素价值论和需求、效用价值论以及供需均衡价值论，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具有片面性。综合起来说，经济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源于需求和供给，而供给包括自然资源、投资和资本、劳动和活动、科学技术和管理五种基本要素，其中劳动在经济价值形成和创造过程中具有优先地位。
剩余价值或利润来源于资本家本人的劳动、资本家的投资经营活动、资本的风险报酬、资本家的节俭和积蓄、资本家把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而获得的价值增殖；剥削即对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对一部分大自然赐予整个人类的资源的无偿占有、对一部分人类一般智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的无偿占有、非法利得，前五种来源是合理的，后五种来源是不合理的。
(四)劳动与产权
产权，应该是指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既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包括人的生产能力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产权制度的发展历程，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发展的过程，也是劳动力所有制发展的过程；劳动者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是促成产权制度结构不断高级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发达国家的产权制度出现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主向以劳动力所有制为主发展的趋势。
决定产权制度性质的三个基本矛盾是——稀缺性和丰裕性：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个体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阶段性：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善恶交织性：人性的内在矛盾。要建立高度公正的产权制度，不仅要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而且要以人格的健康发展为前提，以人的主体性的极大发展和反主体性的最大限度的抑制和消除为前提，以高级的精神需要取代人的生物性自然需要成为人的主导需要为前提。
产权的来源是多重的，因而产权也是多层次的，劳动是产权的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来源。自然产权是一种直接来自人的生命权的先赋性产权，劳动产权是来自于人类特殊生存方式的后致性产权，非劳动产权是社会分工和其他力量所导致的后致性产权，包括作为劳动产权之延伸并推动劳动产权发展的、建设性的非劳动产权与作为劳动产权和建设性非劳动产权之异化并损害其发展的、剥削性的非劳动产权。
劳动与产权曾经是统一的，后来发生了分离，再后来两者又开始结合，先是劳动力所有权的恢复，后是劳动产权的重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重建劳动产权当然不是要回到单个劳动者与少量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小农经济或手工业经济，而主要是指在普遍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大中型企业内获得部分产权(股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这里，劳动要素就像资本要素一样获得相应的股权和利润。这是在继承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真正的改造，理应取代以保护劳动力所有权和劳动者社会保障福利权为主要目标和主要内容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而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方向。
资本产权的逻辑是资本雇佣劳动，劳动产权的逻辑是劳动雇佣资本，然而，两者都具有片面性，资本与劳动相统一的逻辑是劳动与资本的相互雇佣。劳资相互雇佣、劳资合作是一种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而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则是非合作博弈，是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利润分享、劳资共决和员工持股是三种基本的劳资相互雇佣模型。
(五)劳动与资本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源自自然与劳动的关系。在词源学上，capital是一种具有引领作用的、具有主动活力的、能给其他事物赋予自己的意愿的、对其他对象实行覆盖的事物。
在资本与劳动的“初始关系”中，资本和劳动都分别是从狭窄的、简单化的意义加以定义的，即“资本”是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而“劳动”则是指直接生产的劳动者即典型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监领工人的劳动力，一种以运用体力和简单生产技能为主的劳动力。然而，在历史上，随着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的发展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发展，出现了一种奇妙的劳动向资本和资本向劳动的转化，出现了劳动的资本化和资本的劳动化，出现了劳动性资本和资本性劳动。这种相互转化和渗透的机制和关键是：复杂劳动就是人力资本，两者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于是，我们有必要对资本和劳动加以重新定义：资本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信息知识文明条件下能带来较高产出和利润的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但以人力资本为主导。劳动则指对信息、知识、技术进行创造、加工、经营、管理并转化为物质生产的过程，包括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但以复杂劳动为主导。
在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称之为早期的、初始的、传统的资本主义)与未来的后私有制、后市场经济社会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和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就其以高质量劳动力为主要资本而言，可称之为“人力资本主义”；就其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矛盾而使两者直接统一于劳动者一身而言，可以称之为“劳动资本主义”；就其资本的普遍化、人人均可成为资本家而言，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
(六)劳动与管理
管理学建立在对人性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价值判断包括主张人性恶的X理论、主张人性善的Y理论与主张人性善恶兼具的超Y理论。对人性的事实判断包括“自然—物质—生理—经济人”理论、“社会—精神—心理—文化人”理论和“多层次需求人”理论。
科学管理的基本人性假定是人性恶，并且人受物质需要等低级需要的支配，工作的主要动机就是挣钱，因此管理的任务就是把工人导向多挣钱的轨道——如果他们愿意，就奖励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就逼迫他们。人本管理则基于人性善和人的高级需要的假定之上，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好的，使人变坏的是环境和社会制度；人身上赋有无限的创造潜能，好的管理应该使之得到自由的实现；人们工作不仅为了挣钱，更重要的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看起来是水火不容的，但细究起来，两者的绝对对立是不能成立的，而相互补充乃至相互融合倒是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科学管理应该向人本管理转化，人本管理应当继承科学管理的合理内核，于是就会形成科学的人本管理和人本的科学管理，这就是科学人本主义管理。
在历史上，劳动与管理曾经是直接统一的，但随着产权与劳动的分离以及后来资本与劳动的分离，管理也从劳动中分离出去了。就是在劳动与管理分离的历史阶段，一些促使两者重新结合的新的需要和力量也孕育生长起来了：劳动者的个性、个体生产力、人性水平的提高要求劳动与管理的重新统一；劳动产权的确立、劳动资本化的趋势直接要求劳动与管理的结合；劳动与管理的二元对立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要求劳动参与管理；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进一步要求经济民主化和产业民主化。
劳动与管理重新结合的模式主要有三种：资本雇佣劳动型企业的参与管理、劳动雇佣资本型企业的自主管理、劳动与资本相互雇佣型企业的共同管理。
这意味着管理的革命和根本转变。所谓管理革命，是产权革命和资本革命的必然要求，目标指向经济民主、产业民主和企业民主；是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统一，其主要形态是资本与劳动的共同管理；旨在消除管理与被管理的二元对立，实现被管理者的管理和管理者的被管理。劳动者要成功而有效地参与管理、自主管理和共同管理，要成功地迎接管理革命的挑战，必须具备充分的主体条件。
(七)异化劳动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异化首先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不能归结为一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具体科学的范畴。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象，而且是一种存在论和人性论的现象：它是人的存在对人的本质的疏离化、陌生化、敌对化，其根源又在于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内在矛盾，而人性的内在矛盾又深植于人类与自然的永恒矛盾之中。
异化是人的存在对人的本质的疏离和对抗，具体而言，是人的社会存在对人的自然本性和主体性的疏离和对抗。导致异化的原因是：劳动分工必然要求和导致个人能力的片面发展；社会分工必然导致个人权利和地位的分化；人性中恶的因素(反主体性)的作用必然使分工、产权、资本、管理与劳动者相异化；主体性发展的不足也会导致一定的异化。
关于异化劳动的扬弃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激进的、彻底的模型。如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可以突破资源稀缺和人性弱点这两种瓶颈制约，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模型的确是令人神往的。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取代物质需要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的主体性取得对于反主体性的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本身的自我实现就会取代谋生劳动、自由劳动就会取代异化劳动、人的存在就会复归于人的本质，人类就会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从人类史前史到真正人的历史的飞跃。
然而，在资源和人性约束条件下，人类还面临着其他前景。目前，发达国家陷入需求发育停滞、需求结构畸形、人格平面化和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而后发展国家陷入物质需求相对过旺而资源过于匮乏的追赶困境；整个人类则陷入资源枯竭、生态危机和核战争的威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应当准备其他的应对之策。零度增长模式、有限增长模型或中间技术模型过于悲观，也不太现实。相比之下，可持续发展模型是各种发展模型的有机整合，是介于无限发展模型与零增长模型和有限增长模型、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的比较合理的模型。这是一种主要依赖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绿色、低碳、环保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劳动者要积极主动、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消除劳动的异化性质，应该强化自己的劳动生产力、投资经营能力、管理能力、自我组织能力、集体谈判能力、政治参与和对话能力与精神创造能力等，只有这样劳动者才能获得公平的经济权利和经济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真实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精神文化权利。一旦全面拥有了这些权利，在宪政、民主和法制的制度条件下，劳动者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把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经济观变成主流文化和公共舆论，甚至变成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强有力地制约、限制和改造那些掌握巨额财富和特权的阶级和阶层，成为全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革命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成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八)对工会运动的劳动哲学透视
工会运动是现代劳动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劳动者即工人阶级的联合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作为工会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经历了客观的形成过程和主观的形成过程，主观过程相对滞后于客观过程，但只有主观过程得以完成，工人阶级才在真正完整的意义上由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具体而言，工人阶级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自在的、分散的、原子化和碎片化的无集体行动阶段；以部分觉悟和有限团结为前提的消极集体行动和零散的积极集体行动阶段；达到了相对完整的阶级意识的、自为的、积极的集体行动阶段。工会的产生标志着工人阶级达到了第二阶段，而工会的蓬勃发展则标志着工人阶级达到了第三阶段。
工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雇佣劳动者自愿结合的群体组织。熟练工人最先组成行业公会，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把非熟练工人包括进来的产业工会，到了20世纪，复杂劳动者或白领工人也逐步加入工会。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工会是雇佣劳动者的组织、工会运动是劳动运动这一本质规定，在工会消亡之前是不会改变的。工会是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属性的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工会作为经济组织，主要是为了满足工人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作为政治团体，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工人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工人的归属需要和自尊需要，那么，工会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工人的归属需要和自尊需要。工会既然是工人阶级为了满足其生存、安全、归属和自尊等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就有经济、政治、文化属性。那么反过来说，工会的功能、职能、效用和作用就在于充分地实现其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就在于满足工人阶级的生存、安全、归属、自尊等需要。进一步说，工会的功能、职能、效用和作用，就是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代表和维护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工会的经济功能就是要维护工人阶级的经济权益，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工会的政治功能就是要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权益，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工会的文化功能就是要维护工人阶级的文化权益，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地位。
像劳动和劳动者本身处于内在矛盾或悖论之中一样，作为劳动运动的工会运动也处于内在矛盾或悖论之中：工会的经济属性和经济功能与其他属性和功能的矛盾；工人的工具态度与意识形态态度、个人主义取向与集体主义取向的矛盾；工人权利与组织权威、个人选择自由与集体行动效力、工会民主与工会集中的矛盾；工会与工会、工会基层自治与工会规模发展的矛盾；劳资斗争取向与劳资合作取向之间的矛盾。
工会运动发展到今天，虽然取得了无数的成果和重大的发展，但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产业结构升级和后工业社会对工会的挑战；产权结构的社会化及其管理制度的创新对工会的挑战；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对工会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对工会的挑战；工人需求层次的提高对工会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工会要重视对工人的劳动产权的维护和追求，要重视对工人的职业培训和人力投资，要组织工人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并实现劳资共决，要推动工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和劳动过程中异化的消除。
工会的最终远景正好是工会的消亡。不过，这个乍一看非常悲观的结果，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结果。代替工会和雇主组织的，将是那样一些自由的社团和自由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语)。
注释：
①本图制作受到顾源达主编的《现代管理哲学》一书的启发，特此致谢。参见该书第1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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