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我国银行风险防范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前我国论文,风险防范论文,理性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对国有银行体系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许多学者已经把国有银行体系视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首要命脉。其他各种企业是经济的细胞，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企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银行体系的安全运行，而失效的银行体系反过来又制约着企业，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甚至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因此，对银行体系的风险认识不仅要从体系本身寻找原因，更要从宏微观经济上进行认真分析。
当前，我国银行风险主要表现在，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很大，国有企业效率不见改善，国有投资效率也日趋下滑。这种低效率一方面吃国有净资产，另一方面在银行中不断地堆积着不良资产。除了成为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发生对银行体系挤兑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我们知道，国家银行的资金来源半数以上来自城乡居民储蓄，而国家银行的资金运用90%又被国有企业占用。信用风险主要集中在了银行身上。
金融问题虽然许多都表现在金融业，但问题的根源却出在经济上。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症结，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金融的良性循环。当前，许多金融问题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笔者认为，体制改革无疑是要加快，但由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广泛性和长期性，短期内难有重大成效。我们不能因此而坐视问题堆积，风险加大，应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探索借鉴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削减我国目前银行风险的压力。
一、宏观上继续控制通胀，改善经济大环境，稳定民心
通胀对银行体系的危害是很大的，它通过恶化经济环境，抑制企业的活力，从而破坏银行体系运行的安全性。首先，通胀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减少银行收益，私人和公共部门因通胀而降低的资金需求又会进一步恶化银行效益，结果一方面使安全性降低，另一方面又会促使银行寻求高风险的投机活动，加大银行风险。其次，通胀影响融资的形式和水平。通胀会导致利率过高，这是因为：一、为降低通胀率，政府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形成高利率，尤其在短期资产上。二、受长期储户尤其是投资机构的管理者行为所影响，借款人必须支付风险酬金来劝说他们购买长期债券，但通胀率的降低并不能立即得到长期利率降低的回应。企业在通胀时不愿高利率发行长期固定利息的投资的债务，代之转向银行寻求中、短期可变利率贷款，增加了银行的风险压力。再次，对通胀预期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储户对资产的重新选择，容易造成大量提现，增大了触发挤兑风潮的可能性。
通胀所产生的风险，根源在于其不确定性。因此，消除通胀的影响就是要减少其不确定性。适用方法有：（1）利率与价格指数挂钩。 这一方法有利也有弊，因此争议颇大。但重要的是它能真正消除不确定因素。（2）政府做中介， 从事业性投资机构中借出长期资金向银行再融资，以满足企业增加的中短期贷款的需求。（3）稳定货币供应量， 保持与经济同步增长。这是一个治本的方法。
二、加强对银行的监控，抓好银行的自身建设，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指导作用
首先，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堆积、企业效率低下、体制改革仍不顺畅等因素不仅阻碍了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而且笔者认为过早的商业化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银行商业化必定会带来金融市场上更激烈的竞争。而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会使得金融体系更容易受到破产和恐慌的伤害。
金融稳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银行个体易受破产打击的程度。二是整个金融体系受银行挤兑和信任危机打击的程度。西方国家往往通过直接破产管制和建立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或存款保险制以寻求减少这些风险。一般来讲，保持银行个体清偿能力的直接管制要求，一是限制银行间的竞争；如限制银行的开立，包括分行的开立和对利息的规定等。二是限制银行从事过高风险的业务。如禁止银行为获利而持有普通股，禁止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事务，最少资本和流动性的规定等。
金融机构间不断增强的竞争会减少他们的收益缓冲作用，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破产的影响。竞争也会增加保持收益的压力，导致银行寻求新的业务作为额外收入的来源。可带来高收益的高风险业务便具有了诱人的魅力。国外经验表明，竞争会驱使银行提高他们的风险，这种趋势会由于金融市场国际化和各国在国际银行业中的竞争而进一步恶化。从当局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会放松管制以使自己国家的银行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一般来讲，市场越统一，竞争越激烈，就越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在金融市场上却是例外，金融市场中的经济效率必须体现金融稳定和有效的货币控制作为基本尺度，金融市场中的竞争必须与这些社会目标的获得相符合。不断增强的竞争必须有不断增强的审慎控制。高度的竞争可能会降低中介费用，提高系统的分配效率，但如果不防止金融机构从事投机和不健康银行业务，竞争的结果却是以安全为代价。特别是激烈的竞争与通胀相结合，后果是致命的。当总体价格水平上涨时，财产、股票价格也随之上涨，因而会吸引银行的投机行为。银行业也有一个葛莱兴（Gresham）法则：不良银行业务驱逐健康银行业务， 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大家都会逐步参与到高利益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中去。另外，银行间的竞争往往是用一种服务的利益补偿另一种的损失来吸引稳定储户，导致服务的定价很少和成本挂钩或者成本过高。因此为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运行，必须要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环境，反应灵敏的控制结构以达到公平竞争，减少竞争。在不断提高的竞争和不断提高的风险中，国外银行间协议（卡特尔）的目的之一就是实行自我控制，减少相互无序竞争，促使银行业更加安全。
因此，目前把银行完全推入市场的条件还不十分成熟，不能急于求成，强行推进。应配合体制改革，培育经济活力，加强市场行为规范建设和约束机制建设。循序渐进，平稳过渡。就目前的过渡阶段来说，国家仍应加强对银行的调控作用，减小银行间的竞争，促进几大银行的国家垄断发展。
除了政府直接管制、存款保险等以外，银行等金融机构还可走专业化、大型垄断化的道路，同样也能减小竞争，增强抗风险能力。贸易理论阐明，专业化带来相对竞争优势。瑞士、日本银行业的成功也证明了专业化的积极作用。专业化是由于银行各自管理的相对优势所形成的结果。发展这样的相对优势，便会带来专业化的成功。其取决因素在于：1、管理能力；2、影响经济环境的政治因素。日本银行的专业化是基于长—短期资本间、资金流的类型间和银行贷款的最终用途间的区别。它在日本成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的发展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对于专业化的认识，我国可以依据上述两个因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考虑。即使我国银行完全实现商业化，专业化也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因为我国还处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资金稀缺，而工农业、住宅、基础设施建设等均需大力发展，专业化可以避免对有限资金的不正当竞争，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健康地发展。银行大型化也是各国银行业的普遍趋势，船大抗风浪。最近一段时期国际上一些大银行兼并也说明了这一点。银行越大，资金越雄厚，其成本效率也就越高，抵御风险能力也越强。
其次，分流居民储蓄，加快建设完善的金融市场，减轻银行的信用压力。据最新资料表明，我国目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达4.2万亿， 继续保持着高增长势头。国家银行的资金来源一半以上来自于城乡居民储蓄，资金运用90%以上被国有企业占用。这样的融资格局一方面使得以股票、债券为载体的资本市场得不到相应发展，企业的融资渠道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过于集中、单一融资渠道，事实造成了银行对企业资金的统包统供，企业对资金的合理使用缺乏压力，最终滋生大量的不良债务，加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另外，金融商品的单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央银行调控机制的转换。融资渠道与调控机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融资渠道多样化为金融商品多样化提供了基础，金融商品多样化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得到相应发展的条件下，中央银行既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等作用于货币市场，又可以通过利率、再贷款等作用于资本市场。由于资本市场得不到发展，从而使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和调控机制受到限制。例如，由于社会储源过于集中在银行，使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由银行供给。而目前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者体制没有真正理顺，其资金需求行为是虚假的，国有企业通常将能否取得资金、取得多少资金放在第一位，而很少顾及取得资金的“利息成本”。由此导致了利率对投资无弹性。中央银行也就丧失了借助利率来调控经济的机制。
过于集中的储蓄也使银行经营成本增大，筹资效益低下，仅就支出的利息而言，1995年储蓄存款利息达30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6%左右，是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而在银行界的“储蓄大战”中，各种隐性成本更是花样繁多。
分流储蓄，打破单一的融资格局必须要疏导融资渠道，开发多样化金融商品，发展资本市场，逐步形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并举、二者均健全有力、配合协调的格局。在目前，不宜过分强调以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不宜开放过猛，股份制方式也不宜成为直接融资的主体，股票公开上市交易公司的比例也不能太大。党的十五大对股份制阐述主要是解决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困惑，在实施过程中仍要坚持根据实际情况而行，不能搞一哄而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乡居民的金融资产投资在储蓄、投资基金、国债和股权股票等项目上有一个适当比例，以获得理想的收益和回避投资风险。而且国外经验表明，很少有国家的股东权益发行能达到公司外部融资的20%，直接融资的主体大多都是大型知名企业，一定的负债比率能提高股东收益。因此发展壮大投资基金和事业性投资金融机构是对发展健康资本市场的有益补充。
再次，继续保持和加强中央银行对银行贷款的指导作用。在我国目前资金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这对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尤为重要。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窗口指导”（windows guidance）方法。在日本，其运用程度超过了银行利率、中央银行信用和信用上限这些金融工具。“窗口指导”是指银行贷款的方向和性质都不断受到相应中央银行部门的指导，资金随国家经济和产业政策方向流入或流出特定产业部门，鼓励新技术领域，如计算机、电子和通信。随着日本向高技术等级和高价值出口迈进，对那些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或国内要被淘汰的产业进行降级，如纺织品、有色金属冶炼等，对个别行业部门会停止资金支持。甚至对单个企业的信用扶持或缩减也可进行指导。为此，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每天都要进行密切的接触。日本的钢铁、电视、造船和汽车出口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其政策的正确性和金融调节的有效性。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当初日本所处的基本类似，借鉴日本的窗口指导作为金融调节工具极具价值。其实，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中也具有类似的方法，但力度不够，行为规范不严，与市场脱节，效果不是特别显著，没有促成真正的支柱产业、规模产业。因此，在银行的改革中，我们不仅要坚持而且还要加强中央银行的指导作用，特别是要充分体现国家“抓大放小”的战略方针。
三、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最终解决银行问题的基础
目前的银行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的低效率、低效益引起的。因此要有效地避免银行风险关键还是要设法激活企业，使企业、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之后，党中央对股份制的论述消除了人们思想认识中的困惑，我们更应解放思想，大胆实践，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企业的发展。第一，“抓大放小”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仅是因为国家管理如此众多的国有企业，致使监督、信任托管和委托代理等成本很高，效率较低，另一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财政没有能力给如此多如此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和项目全面注资，不可能把它们的资本供应全部包下来。笔者认为“抓大”一是要促进有发展潜力的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二是要促进企业的并购，上规模，上等级，形成国有垄断格局；三是要促进有大前途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夕阳产业、衰败的产业再大也要降级或淘汰。而“放小”则应是将绝大部分国有小企业从国有制退回到集体所有制或拍卖、租赁给私人等，由企业自己解决资金，自主经营管理。对一些长期亏损或长期微利但前途不大的“大”企业，也应该“放”一部分。“抓大放小”战略就是要集中力量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领导地位，使国有大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第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势在必行。但目前讨论的热点问题——产权制度改革的进展却很有限。就国有企业个体来讲，明晰产权比较容易操作，但就国有企业群体之间，面对共同的委托人——国家，产权边界又显得模糊起来。笔者认为要完全借用西方的一套产权理论至少目前是不现实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探索过程中，不仅要规范股份制行为，使股东真正行使监督的权力，还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强化企业运营的约束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管理者思想道德水平，加大对厂长经理的奖惩力度，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思想道德力量杠杆，共同调节、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可以说，德才兼备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生力军，是根本解决银行风险的生力军。
四、建立企业主办银行制，有利于现阶段银行与企业的良性发展
如何处理目前银企之间不良债权债务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方法讨论了许多，但仍没有找到一个可操作的对策。关键是涉及到银行、国家利益问题。怎样看待国有企业不良负债的形成，恐怕不完全是企业行为造成的，相当大程度上应由政府、银行负责。所以减轻债务负担，应多管齐下，如减免、债转股、兼并、破产等，国家与银行不可避免要承担一些利益损失，但应着眼于未来，先让资产流动起来，积极主动寻求资产保值、增值。
分析我国与日本的金融结构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的资金流量结构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即超额借款、超额贷款和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尽管成因各不相同，但通过金融增长克服资本稀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政策导向却如出一辙。我国和日本企业外部资金比重分别为70%和60%，远高于其他国家。在外部资金中，银行贷款所占比重分别为98%和81.7%，远高于英美法3国。虽然特征相似，但是日本经济在1965 —1970年，GNP平均增长10%，获得了稳定的高速发展。 而中国的经济却波动较大，并且银企间不良债权债务大量堆积，财务状况严重恶化。之所以效果不同，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针对其在利用国民高储蓄特点进行大规模间接融资时所产生的企业高负债风险进行了有效的监督，监督企业有效、安全地使用贷款，保障债权人利益。而且随着银行一方面信用扩张，一方面又得不到完全偿还，因此使银行进入了企业伙伴的角色，主办银行制也就应运而生。1980年以前日本银行就可以持有一个工业性非金融企业资本的10%。主办银行的实质是，主办银行通过债权债务关系与企业建立一种长期的默示契约关系，生死与共。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对企业事前、事中、事后三位一体的监督具有重要地位。而便利的信息来源也为银行提供了监督企业的有效途径。主办银行派员担任企业的高级干部指导企业经营管理，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主办银行直接接管企业，对企业进行改组和治理。因此主办银行起到了对企业强有力的外部监控作用。加之有国家对产业的支持，使得日本的高负债——权益比率风险实际比表面上要小得多。
另外，在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德国商业银行也是将债权转化为企业的投资，挽救了德国许多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濒于破产的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商业银行又以大量长期贷款和直接投资的方式支持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终于创造了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
目前，我国企业的资产重组过程为银行提供了与企业发展密切联系的良好机会。就目前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来讲，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日本和德国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特别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企业主办银行制度，为现阶段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找到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使企业与银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一，主办银行可以部分地解决银企之间不良债权债务问题。采用主办银行制，要求银行持有企业的部分股权，债权转股权则是一个可行思路，它符合我国股份制改革的方向。而且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的法人股和流通股的特点，可以避免主办银行持股与限制商业银行持有普通股之间的根本矛盾。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还本付息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由于企业为还贷继续寻找高成本的资金来源而形成对银行的压力。直接的债转股适用于仍有发展潜力的较大型企业，部分中小企业可以依靠以主办银行为依托的产业集团进行兼并转股。银行协调兼并，并把对被兼并企业的债权转为对兼并企业的股权，银行只根据兼并企业的发展计划提供资金支持，与被兼并企业从此割断直接的资金往来关系。
第二，主办银行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目前国有企业监控主体缺位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避免不良负债的堆积并最终使之消除。为了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走股份制道路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是可行的，但由于我国市场发育尚不健全，产权界定不清，行政干预过多，使得我国股份公司很不规范，公司中国有资产代表缺位，监事会形同虚设，易于造成内部人控制。因此，既然银行已经实际成为国有企业最大委托人之一，实事求是地赋予银行与其投资者职能相应的权力，使银行成为企业的监控主体便是顺理成章之事。银行作为企业的监控主体因获取信息便利可靠和对企业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控，使其监控能力最强，成本最低，并且最为安全。银行作为企业的监控主体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政企的实质性分离，提高政府和企业的运行效率。由于银行与企业的直接委托人都是国家，因此造成政府多重管理，成本高，效率低。政企之所以不易分离，关键就在于国有资产的代表问题，它不仅指国有资产本身，也涉及到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实行主办银行制以后，银行作为政府的代理可以充分利用银行与企业更为密切的直接关系对企业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政策导向影响。而政府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对银行和宏观经济的调控上。因此主办银行不仅解决了国有资产的代表问题，也可保证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稳固地位。政企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我国银行状况的根本好转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主办银行制也可以降低企业的风险。国外经验表明，中小型上市公司由于股东零散，不具有长期责任感，容易使企业的管理受到灾祸的影响。当股价下跌，企业将面临被收购的危险，因为收购后新的股票价格往往会有所上升。管理层会因此不愿承担一些可能会使企业利润短期内下降的投资项目，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股权的大量掌握可使其与企业管理层的关系更为密切，比大量分散的股东个体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主办银行制有利于形成以银行为资金中心的广泛的产业集团，促进企业的规模经营，多样化经营，提高效益，增强企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能力。企业只要形成良性的发展态势，也就为银行的安全运行提供了根本保障。
总之，在处理我国的银行风险问题时，不应拘泥于某一固定模式，也不应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而应本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广泛借鉴，有所创新，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防范风险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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