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科际研究与文化学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意义论文,跨科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院里，出现了一个“跨科际”研究的口号。在许多西方学院，尤其是社会科学学院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跨科际”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如果再不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那么，很多学科之间已经再也无法交流和沟通了。但是，在经过20多年的努力之后，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西方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状况，仍遗憾地看到，在西方，这种所谓“跨科际”的研究，其实仍是抽象的空谈多于实际的研究，表面地喊口号多于真正地处理问题。或者说，西方学院中所谓的“跨科际”研究完全名不符实。然而，虽然是名不符实，却仍有很多人对此乐此不疲，原因在于，“跨科际”研究至少可以掩饰他们对社会科学学科实际的幼稚认识。
那么，社会科学学科的实际是什么呢？或者说，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一般说来，社会科学面对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关于组织和内容的问题；二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如果我们目前仍不进行革命性变革的话，毫无疑问，社会科学的前途就会变得非常暗淡。本文不拟全面讨论社会科学的这两个革命，而仅就其中的一个革命，即组织和内容的革命谈一些初步的想法。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的问题。
目前，在对社会科学的内容和组织的理解上，仍然是十分片面和松散的。社会科学的基本现状是，不同的学科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密切的关联，例如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在经济学发展200 多年的历史中，经济学家们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去研究各种各样的经济学问题，但这种研究始终和心理学无关。经济学家们甚至努力去摆脱心理学，最好是和心理学不发生任何的关系。不少经济学大师还从理论上对此进行辩护，认为经济学应当完全独立于心理学，完全不需要心理学的支持和帮助。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甚至为此花了很多精力。如果说在古典经济学里，经济学家还在讨论所谓的价值问题，那么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则把价值问题完全从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了。他们认为，经济学绝对不需要处理价值问题，因为在经济学里面，价格就等于价值，价格已经代表了所有的人类价值。经济学家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去说明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是为了不和心理学发生任何关系。因为他们害怕万一与心理学发生关系，那么一旦心理学发现新的心理定律，整个已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就会跨台，就会完全改变面貌，而这样一来，经济学就有可能成为心理学的奴仆，而再也不能独立存在了。受这种思维方式支配，在后来经济学的发展中，便出现了一种经济学自我为政的现象。所有的经济理论，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这就是：所有人的经济选择都一定是一种理性行为。在经济学里我们将这一观点称之为“理性选择论”。在接受了这一理性选择论的假设之后，再加上一套数学公式和一些几何学上的假设，现代的主流经济学便产生了，特别是所谓的整体均衡论，更成为当代经济学的核心。这个例子充分证明了，在现代社会科学里，各门学科之间的分裂和各自为政的现象，已达到一种多么严重的地步。
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发现仅就经济学本身而言似乎没有多少空间可供进一步地研究了。于是，他们将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论推广开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什么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呢？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学家利用“理性选择论”去分析和解释一些社会行为，而对这些社会行为的研究在传统上是属于社会学的神圣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家贝加（Gary Becker），正是由于利用理性选择论去解释友谊、 婚姻、犯罪、吸毒、生育等等问题，即用理性动机去研究分析非理性或次理性行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则是因为用理性选择论去研究和解释政治行为而获此奖。这些研究都可以算是初步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跨科际”研究。但对这种研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最初的反应却是由怀疑到不满，他们认为，这种研究侵犯了他们的传统学术领域，因而将其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不论是贝加还是布坎南，他们都只是运用了简单的经济学理论，他们的研究都是很肤浅的，而且包容着许多的偏见。然而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仍创造了这么多的新东西和新看法，取得一定的成果和学科间沟通。如果我们真的将不同的经济、社会学科融会贯通，我们对人类自身和社会的认识就一定会深入更多。
毋庸置疑，如果社会科学在目前再不实现沟通而仍然各自为政的话，那么，不仅学术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将受到损害，而且对社会现象和人类现象的研究也必定会遭到长时间的损害。所以，我认为，要想真正解放社会科学的生产力和生命力，就一定需要创建一门中介学科，将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门中介学科一定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有中介的能力，能发挥桥梁作用；具有普遍性，有能力协调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具有全面性，能够对现象作一个深层面的解释；其方法与其他学科有可以共通的地方，能包括宏观、微观各个不同的层面。环顾一下现有的所有社会科学学科，有哪门学科能满足上述条件，有资格担当桥梁角色，发挥中介功能，推进社会科学学科的整体生产力和生命力呢？应该说没有。因为如果已经有这么一门学科的话，那也就不存在这一问题了。
那么，到底有哪门学科有资格担当这一角色，发挥这一功能呢？在我看来，只有一门学科，那就是文化学。在西方的学院里，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这门学科。在西方的学院里，研究文化问题的一般有这样几门学科：一是人类学里的文化人类学；一是社会学里的文化社会学；再有其他研究，就是分散在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里。近10年来，欧美的一些大学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研究学科，但这些研究往往停留在低层次上。而我所说的文化学，并不局限于只涉及音乐、艺术、文学等这些低层次的文化学，也不局限于介绍一些节日来源、仪式发展等等地区文化，甚至是对一些次文化的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化学及其研究领域，在微观层面主要处理譬如个体的心态、价值观、世界观、时间观、思维方式、情绪表达方式等问题；在宏观层面，主要处理譬如理性观、制度等问题；在演化层面，则主要处理譬如符号系统和思维的发展、价值观和文字系统的关系、传递系统和教化模式、社会组织演化等问题。所有这些内容构成了我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的基本元素。
为什么只有文化学才能起到桥梁和中介作用，才是一门真正的“跨科际”的学科呢？简单地说，是因为文化学不仅能沟通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而且对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都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例如目前的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四门学科，主要都在处理人类面对世界的四个重要问题：一是物质条件问题，譬如说经济是否繁荣、是否增长等，经济产品应该怎样分配？经济资源是怎样分布的？二是权力问题，应该怎样分配权力？怎样使权力不危害到个人？应该如何约束权力？三是我们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四是社会上的人际关系问题。这四个问题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需要有一门与它们自身不同的基础性的学科去处理，从而避免出现一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如果我们真的创立和发展了一门成熟的文化学，那么我们就会对“跨科际”的问题有一个全新的看法。譬如在经济学中，我们就再也不会那么简单地把所有的经济选择活动都看作是一种纯理性的活动，不会将对物质的追求视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也不会把我们的时间观念局限在目前的消费和未来的生产的阶段。按照通常的理解，经济学处理的是消费问题，而不需要去处理社会关系问题，因为既然消费是个人的行为和享受，因此经济学根本不需要去处理社会学所讨论的人际关系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追问同一种消费行为为什么在不同的时候所获得的享受完全不同，就不难发现，不少享受其实并非来自消费品或消费行为本身，而是来自于与什么人在一起消费。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和一个敌人同吃一杯雪糕，与和爱人同吃一杯雪糕所花费的金钱和时间是同样的，但是那种享受情况肯定完全不同。现在的经济学家根本就不理会这个基本的事实，他们只片面地认定消费是个人的和绝对的享受。很多时候，我问一些朋友：“旅行开不开心？”朋友答道：“那要看和谁一起去。”可见，物质条件和人际关系是两个有着密切联系的问题。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际关系不同，由此导致消费情况也完全不同。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有情饮水饱”，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在一个有情的社会里，就算是物质消费条件稍差一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现在的经济学家并不理会，更不去处理这个其实很重要的经济规律。在我看来，消费本质上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而并非简单的个人问题。如果我们对文化学真正有所认识的话，我们在处理经济学问题时就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再举一个例子，譬如政治学，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几乎没有人会怀疑或是挑战人权问题。大家都觉得权力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样一种文化架构下，个人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元素。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去考察一下不同的文化，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人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假设。譬如在我们中国，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孔子，就会发现，从表层上看，孔子似乎很少谈论人权，我想大概不是孔老夫子糊涂到连人权也不知道的地步吧，因为连孟子都提倡“民本主义”。那么孔子为何没有提到权利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孔子在《论语》里提出和强调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利，这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是很大、很深远的。如果说西方社会是一个权利的社会，一个权利的文化，那么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一个责任的文化。问题在于究竟是讲责任好呢？还是讲权利好呢？两者孰优孰劣？对此我们当然不能轻易地下判断。但我个人总觉得，如果我们不讲责任，而空谈权利的话，那这个社会肯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一旦我们接受责任和权利同等重要这一假设，那么整个现代政治就需要彻底改写了。这充分表明，在不同的文化假设之下，会出现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而不会像现在这样，经济学和政治学完全是单一的，甚至可以说是垄断性的。其实，不仅经济学和政治学，现在的西方整个社会科学，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和垄断性的。
再扩展开来看，其实现代心理学的状况也是如此。我不认为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基础上的心理学有能力完全理解和掌握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因为在一个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其心理状态不可能和一个不那么重视个人的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完全一样。与西方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一样，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其实也是很片面的，因为它假定个人是社会的终极目标。
可见，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把文化学引入社会科学之中，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海阔天空的境界，其中可以发掘的理论也几乎无穷无尽，而不会像现在这样狭窄。笼统地说，文化学和很多重要的学科都有关联，譬如处理道德和价值观问题的伦理学、处理人的思维问题的认知科学、处理符号和文化系统问题的语言学等等。我认为，如果把文化学和所有这些学科相关联，组成一种横向联合系统，对了解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必定极有帮助。而且文化学不只是对社会科学中的中层学科间的联系有很强的解释力，对很多深层学科间的联系同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文化学在所有关于人的学科里居有一个中心的位置。如果我们要想了解人，了解人的本质或问题，文化学就是其中的关键和中心点。只有文化学才有资格担当社会科学的中介学科这一角色。因此也可以说，文化学其实就等于“人学”。当然，我们目前尚没有一门完整意义上的人学。但是假如我们以文化学为中心，将脑科学、社会生物学、演进生物学等加在一起，便大致构成了所谓的人学。这样，我们就不仅超越了现代社会科学，而且还创建了一门能真正认识和了解人的全新学科。这当然只是个理想的想法，考虑到学院在很多时候是一个利益集团，是由人控制和操纵的机构，有着先入为主的价值观，那么，我刚才所说的恐怕近乎空谈；考虑到在欧美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的大学里的政治环境和传统，也可以说我的想法完全是一种海市蜃楼。当然我并没有悲观到认为我所设想的情况永远不可能实现，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以及下一代人都为此做出努力，那么，我们对人类的认识必将会变得越来越深入。
总之，对于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来说，了解学科本身的发展情况是十分重要的，而尤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科学学科的目标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如果离开了这个目标，社会科学就会失去其意义。而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目标就是了解和认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