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叙事的复调写作——基于巴赫金文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视角论文,金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5)8～0020～06 一、作为“诗学”与“哲学”的复调 “复调”是巴赫金文论中最为核心的术语。在巴赫金的理念中，复调既是一类小说结构理论，又是一种文学艺术思维；它既指涉独特的人格主张，也指向独特的哲学意蕴。应该说，复调说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理论张力。 复调最早是一个音乐概念。在音乐学中，“复调”是与“主调”相对的概念。主调音乐的特点是其中一个声部旋律性最强，其余声部则起辅助作用；复调音乐则由两种及以上同时进行的声部组成，声部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协调。巴赫金最早把复调概念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中，复调由此成为一个文论概念而专指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事实上，复调内涵的延拓并未停留在文学领域。由于巴赫金的文论常在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之间穿行，因而其笔下的复调已具十分广阔的学科内涵：“在美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艺术观上的一种视界，因此而有复调型艺术思维；在哲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建构真理的一种状态，因此而有复调性关系；在文化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主体权利的不同个性以各自独立的声音平等对话，在互证互识互动互补之中共存共生的一种境界。”[1]可见，复调由音乐概念转换为文论术语，再由美学内涵提升为哲学观念，其内涵在多重变奏中已日益丰盈。其实，日常生活就如音符一般，是多声部的。个体独特的位置造就了个体生存样态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现世生活乃是众声喧哗而成的复调人生。依此逻辑，巴赫金建构了一个关于复调的理论王国，“复调”不再是一个音乐概念，而是一门诗学艺术，更是一种哲学样态。 作为诗学艺术的复调理论一直是文艺研究的热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中，巴赫金创造性地将复调引入小说理论中。他认为，复调是陀思妥耶夫斯小说的根本艺术特质。“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2]巴赫金提出复调概念，根本目的在于试图用“复调小说”来区别传统的“独白小说”。在他看来，独白小说强调的是同质性：统一的世界观念、一贯到底的作者意志与统一的人物声音。与之相反，复调小说则“是让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了一种声音和意识，每个声音和意识背后都有一个独立的、分离的个人自我，与他者相区别，每一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3]在复调小说中，读者可以聆听到独立而非融合的声音，每个主人公都极具主体性，表现为一个个鲜活的独特生命；故事情节则始终在众多人物、经验与声音的交互间展开；人物刻画与情节演进之间既非相互隔绝，亦非简单地共存，而是不可避免地相互冲突、适应与创造，并由此生产出未完成性。作为小说创作的复调艺术，其最主要的特征是采用多线并存的复调叙事策略，使用多种形式参与故事的结撰，以追求多元的文本特征与良好的叙事效果。 复调同时又是一种哲学样态，是巴赫金个人哲学的表达。巴赫金虽在从事文论研究，然而他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目的却在于表达自我的哲学观念。正如巴赫金自己所说的：“你们要注意，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4]巴赫金对哲学研究极有兴趣，尤其是对康德的哲学十分痴迷，他一直试图建构自己的理性王国。如果我们把“复调”作为哲学理念来理解，其核心命题乃是“不同主体间意识互动互识的对话性”，其对话性观念“不仅为我们深入认识艺术世界和审美人生，而且为我们认识生活世界与现实人生，提供了有力的方法和武器，它揭示了个体生存的边缘性和复调性”。可见，巴赫金的复调说其实已经远超出了文论的范畴。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复调理论不是被动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总结出来的，巴赫金是用他的小说来证明复调理论，他创造了一个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复调理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适当地拉开一段距离，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当作一部哲学论著来读，别有洞天。”[5]事实上，巴赫金的确是从“对话性”观念出发来建构其独特的哲学观念的。 二、教育生活的复调性与叙事的可能 日常生活真如巴赫金所说，是复调的吗?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曾使用复调一词来形容11世纪到12世纪欧洲社会变迁的复杂情形。在他看来，“如果真的要理解这个文明化过程，我们必须知道历史的这种复调性。”“埃利亚斯此处对复调的应用生动地呈现了社会变革时期社会力量和社会领域的分化及不同力量和领域之间既不同步又犬牙交错的复杂关系。”[6]那么，教育生活是否也是如此? 理解教育生活，离不开对“生活世界”内涵的澄清。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提出的哲学词汇，其大体内涵是：“生活世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实在世界；生活世界是前科学的或非主题化的世界；生活世界是主体的构造之物……生活世界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场域，是与我们发生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具有丰富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真实世界。”[7]的确，生活世界广泛地包含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最日常也是最真实的世界。教育生活即是如此。教育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教育因而也是生活的；由于教育的性质，教育与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它也是教育的世界；同时，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由此，教育生活便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复调世界。在特定的教育时空场域内，并存着多种流动的声音与经验，它们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价值，它们既对立又对话，既冲突又协调，从而使教育生活始终处于未完成的互动与充盈状态。可以说，“复调”构成了中国教育研究的前提语境，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不仅引发了人们对日常教育生活世界的关注，同时也让叙事范式走向了教育研究的前台，复调性表明了教育叙事的多种可能。 首先，复调使得教育经验无需再臣服于理论话语与宏大叙事，教育研究应关照自身独特的日常经验。从现实性上看，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包含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人们的一切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在日常生活的舞台中展开。然而，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日渐形成了一种有悖于日常生活复调性的方法论倾向，即抽象的理论话语与宏大叙事的盛行。宏大叙事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最为普遍，宏大叙事是一种完满的历史设想，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规律的理想把握。宏大叙事与历史认识论息息相关，它与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与认识紧密相连。在历史学家罗斯看来，宏大叙事其实隐含着使某种世界观神化、权威化、合法化的取向。事实上，理论话语与宏大叙事是有缺憾的。“它将日常生活视为铁板一块，倾向游离于日常生活世界之外的宏大叙事，缺乏生活图景中的个体生命故事，尤其缺乏为那些社会边缘的声音；它过多地强调了二元对立的立场，从而忽略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分层维度。”[8] 在此语境下反思当下的教育研究不难发现，不少教育研究者正在与鲜活的“教育事实”渐行渐远，教育研究常常沦为一种毫无现实问题意识、丧失时代关怀的“阳春白雪”。要改变这种研究现状，就需要凸显教育生活的复调属性，而教育叙事无疑契合了这个诉求。其实，“复杂多变的中国教育状况同样要求研究者调整自己的视野，也就是将研究对象真正转向中国教育空间内的各种人物、机构和事件上，实验现实主义的教育叙事。”[9]由此，教育研究就必须重新考虑日常经验与理论话语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教育研究的理论话语越精致，教育经验丰富性被剥离的可能性就越大，而面对教育实践的多样化，理论话语就稍显虚幻和惆怅。杜威指就曾出过，“大学里其他领域的教授们并没有意识到教育事业的复杂性，而教育学者们之间越来越倾向于他称之为教育的套话进行交流”。因此，教育生活的复调性决定了教育叙事研究的现实性，走入教育事实需要转换叙事风格，整合和运用多学科的视野，构建一种自下而上的叙事范式。 其次，复调凸显了日常教育实践的重要性，教育叙事则成为其最可能的书写方式。福柯醉心于微观权利研究，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之中的每一个个体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无处不在的身心规训与权力暴力。然而，“抵抗者”德赛图的论述却与此不同。在德赛图看来，日常生活虽然处于权力的监视之下，但是生活并没有被这种权力挤压成为索然乏味的平面体，日常生活依然充满张力。事实上，人们在日常生活场域时刻抵制着身心规训与权利暴力，特别是对于社会底层而言。大众对于压制性规训的抵制从来就不曾停止过，而“消费”则是大众抵制最为普遍的形式，它弥散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因此，大众日常生活的实际处境是：“实践主体貌似完全按照身处其中的既定规训的要求来行事，而实际上，他是结合了既定规训，以此为标准来检视、增删、改编自己的欲望，在机制内寻求着一定限度的自我实现。由此，人们不是被规训，而是在‘消费’规训，只不过它的运作方式是如此的隐秘。”[10]这其实就是德赛图最为著名的“抵制理论”。 教育实践与运作事实上遵循着德赛图的日常生活理论。其实早有研究者指出，“日常教育实践运作受地区、学校、师资、生员等环境影响，形式众多且零散地呈现于教育之中并成为教育的一部分，构成教育的差异使用模式，而不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或组织……”[11]也就是说，教育生活绝非“铁板一块”，底层的教育实践也并非盲从。教育生活中存在着众多且零散的日常教育实践运作形式，而这些日常教育实践构成了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其实，复调概念开启了教育研究路径上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它鼓励研究者去重新认识和理解那些习以为常的教育生活，关注那些最为普通的教育大众；它鼓励研究者去发掘教育日常生活实践中无处不在的权力纠葛，描绘出看似平淡的日常教育生活所蕴含的复杂图景。因而，教育叙事需要书写那些最为日常的经验，关注那些作为教育实践者的个体和群体。这种书写方式也是复调的，复调叙事是基于日常教育生活的叙事，它聚焦教育生活的实践过程，强调聆听不同教育主体的真实声音。 最后，复调使得叙事研究日益关注教育生活中的“生存伦理”、“隐藏文本”，这些日常参与恰恰是教育变革的真正动力。“生存伦理”、“隐藏文本”是詹姆斯·斯科特研究东南亚农民的专著《弱者的武器》与《支配与反抗的艺术》的核心术语。在斯科特看来，农民是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但在精英历史叙事中却从来都是无声者，是鲜有文字记载的群体。但是农民在历史记载中的销声匿迹并不代表着他们无关紧要。事实上，农民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的提供者，也是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如果从政治变迁与社会更替的角度来看，农民的集体行动往往关乎社会的安定或动荡，乃至王朝的更替、历史的进退。这便是统治者所熟知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语。[12]可以说，农民的各种日常参与行动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斯科特便是在这样的前提假设下开始了其人类学研究。 其实，斯科特的“生存伦理”、“隐藏文本”概念与佐藤学的“静悄悄的革命”、迈克·富兰的“深度变革”理念，都指出了复调视域下社会变迁与教育变革的根本动力所在。客观地讲，教育生活中的每个人其实都在书写着自身的教育史，即使是最普通的无名者与失语的沉默者。但是，“作为沉默着的大多数的实践群体或个体，尽管他们往往未被承认为教育的创造者，但在开拓自己的实践道路方面，也不可否认地产生着有意义的实践行为。实践者活动在理论和政策的空间中，他们的行为看似随意，并使用着现有理论中的话语，遵守着政策规定的方式，却往往在细微处呈现出了自我兴趣与欲望。”[13]事实上，教育的日常参与行动绝非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反应，而是一种“创造性”行动，人们通过“隐藏的”或者“显在的”的日常参与动来实现自身的教育理想与主张。教育叙事研究关注教育生活中的日常参与，其实就在寻找教育变革的真正动力。 三、教育叙事的复调书写艺术 “复调”作为哲学理念从根本引发了叙事思维的变革。尊重他人的主体性，确认交流中的多声部，倡导彼此平等的对位对话与共存共生，这些“复调性”元素的叙事学能量影响深远。可以说，教育叙事的复调艺术引介，它首需要明确复调叙事的深层哲学支撑。同时，教育叙事的复调艺术又是关乎叙事策略的延展。 第一，教育复调叙事力图呈现不同教育主体的声音，叙事研究文本表现为多重教育经验的共时态复合。在巴赫金的文论体系里，“声音”和“经验”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术语，用来指代各个主体相对独立的思想概念。拥有相对独立的“声音”，并且由这些不同声音组成多声部结构，这是复调的根本特征。[14]复调理论多声部建构的目的在于共时态呈现经验，以达到独特的经验表达与良好的叙事效果：“到处都是主人公们公开对话与内在对话的交叉、呼应或断续。到处都有一些观念、思想和话语分属于几个互不融合的声音，在每种声音中又都独有意蕴。”复调叙事基于共时态的叙事艺术，它要求在叙事线索、结构、策略及形态上都要呈现出多重、多线、多维的特征。 教育叙事中如何呈现这种复调感?司洪昌在《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就较成功地运用了共时性艺术，立体呈现了仁村千年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清末以来百年的教育变迁。在《嵌入村庄的学校》中，共时性艺术主要表现在论文的多重结构上。作者将仁村的人物、事物和历史活动放在同一地点上，并使用长时段时间观予以呈现，并在小历史的演进中与大历史加以参照，多维展现了仁村历史的真实图景，写作手法体现了空间的共时性而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性。在时空交织中，仁村的人与事都鲜活起来了，每个个体都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身影。教育复调叙事的魅力之一在于它提倡教育经验的多元共存，力求在共时态中呈现不同的人物与主题，造成相互阐发，众声喧哗的叙事效果。的确，对于乡土中国来说，百年教育变迁只是一个抽象的现代性时间叙事，所谓的全球化、现代化、国家化亦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乡土中国最大的特质在于其绵延性，也正因如此，中国教育才会出现这般“历时态”与“共时态”并存的局面，而这种共时性恰恰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仁村得到了呈现。因而，作者研究仁村的思维是独特的，研究者试图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最深处，去发现历史深处那些普通而灵动的个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真正去触摸历史的底层。正如历史学家布塔利亚所说的，“为什么历史学家从未试图探讨我所看到的这段历史的底层，人们的感受，情感，痛苦和悲哀，创伤，失落感，以及掩盖一切的沉默”。作者由此也找到了一条新的叙事路径：基于仁村底层世界和日常教育生活的书写，通过细微事件和个人经验的叙述，去理解历史的生猛与绚烂。 第二，教育复调叙事要建构“众声喧哗”的多重对话教育图景。巴赫金提倡平等的对话精神，把对话看作是真正的生活的关系，对话特质是复调理论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在巴赫金看来，“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脱离了对话的东西就失去了其含义，毫无意义可言。有研究者这样评价巴赫金的对话性思维：“在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在每一个表情里，他能看出消沉的神情，并立刻准备变为另一种相反的表情；在每一个手势里，他同时能觉察到十足的信心和疑虑不决；在每个形象上，他能感知存在着深刻的双重性和多种含义”。在对话性视域下，教育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各个教育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与众生喧哗，这种交往性不仅体现人物数量上的，而是更深刻的体现了教育事实与教育空间中的多种可能性。明确教育生活的对话性，有助于研究者尊重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教育行动，明确教育其实是众多位置不同上的人共存与对话的活动，这也为书写多重对话的教育图景提供了可能性。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虽不是教育研究著作，但却是一部著名的史学叙事作品，它与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同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作，它同时也是对话性叙事艺术的代表。《马丁·盖尔的归来》的小标题为《一个法国16世纪乡村的冒名顶替与身份认证》。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560年在法国的图卢斯高等法院，审结了一件十分离奇的案件。一位在婚后长期离家出走，在多年以后又重新回归家庭的男子，在叔叔的起诉之下，最终被法院确定竟是一位冒名顶替者，其实他的真名叫做阿尔诺。最终，法庭以窃取财产继承权、通奸等罪名判处该犯绞刑，并且焚尸。初看，这似乎是一则“奇闻轶事”，只是一个西方猎奇者的故事讲述。事实上，娜塔莉绝不仅是想讲述历史上的一则奇闻轶事，她可能压根就没有这种猎奇心理。《马丁·盖尔的归来》其实是以16世纪欧洲社会为历史背景，以一个案件为中心，以众多人物的对话与经验为载体，生动展现了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戴维斯著作中人物形象十分丰富，既有来自社会边缘却在努力塑造自我的假马丁，也有处于爱情婚姻挣扎之中的贝彤黛，又有作为中世纪人文主义者和判决法官的科斯拉……每个人物形象都在历史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从而形成一曲奇特的历史交响。整个作品就像是一幅表现众生百态的浮世绘，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一个众声喧哗的法国社会。正如《西雅图时报》书评所说的，它是“叙述最生动、资料最丰富、最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它呈现了16世纪法国生活、爱情和司法的丰满和绚烂的画面”。《马丁·盖尔的归来》的对话艺术，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众多人物之间直接的话语对话；作为经验主体的思想对话；隐藏在故事结局背后多种生活方式的对话。 第三，从教育叙事主体角度出发，复调叙事要求研究者在“全知”与“限知”叙事之间求得平衡。其实，叙事角度不仅表现为人称的区别，它更涉及叙事主体的价值取向等范畴。爱森斯坦就谈到，“对被表现物的态度是通过如何表现它而体现出来的。这里立刻产生一个方法和手段的问题，即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处理这一表现，使得在表现出它是什么的同时还能表现出作者对它持怎样的态度，以及作者希望观众对它所表现的事物有怎样的感受、感觉和感情。”[15]叙事过程中叙事者的位置与叙事角度的切换能够形成不同的叙事层次，继而影响到叙事效果。在复调小说中，它要求把“发声权”还给人物本身，“人物与作者一样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作者不对人物的意识和价值判断做出评判，而是把这一切放进人物自身的视野和意识中，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与不同意识的相互对峙中折射出人物对自身，其他人物及周围环境的述说。” 姜丽静的博士论文《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它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首届毕业生程俊英、冯浣君和庐隐三位女知识分子为个案，通过对三位女性一生主要教育经历和专业生活的考察，尤其是其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间关联的考察，力图描绘这一代女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及其动因。作者试图从这个历史切面去审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以及女性个体发展之间丰富复杂的纠葛关系。《历史的背影》至少有三类型的“叙事者”：作者作为故事叙述的组织者，论文主要内容是以第三人称形式展开的，作者有时需要超越叙事之外关照着整个故事的发生和推进；程俊英、冯浣君和庐隐三位女知识分子作为“当事人”，一直“现身”讲述着自我的故事，所有情节都是她们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特别是那段在北高师的岁月，此时的叙事多为第一人称；与此同时，论文中还渗入了多种其他类型的叙事者，比如三位女知识分子的同学、老师、亲人与同事等。《历史的背影》书写过程中，多次切换写作视角。正是因为有了叙事视角的叠加与切换，作品成功的避免了传统叙事视角的限制，继而可以让三位女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伴相随地上演。在别人只呈现一个维度的地方，作品却呈现了多个维度；在别人只发出一种声音的地方，作者至少发出了三种声音。这种叙事视角与叙事方法是分不开的，作者以个人生活史的方式切入，综合运用生活史、心态史、口述史等叙事方法，确保了写作过程中作者的“有限度”介入，构建了一幅主体对话关系的图景，这也获得了历史感与叙事效果。 第四，教育复调叙事强调叙事的伦理意蕴。如果认为复调叙事是一种叙事写作艺术，毋宁说它更是一种生命伦理关怀的叙事形式。在巴赫金看来，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与他人的共在，复调世界中的每一个人不但是自由的，而且是一个个精神巨人。因此，每个人的存在都有了最深刻的哲学支撑，而要书写一个人的生活，就必须从生存的伦理高度着手。其实，伦理与叙事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从文艺的角度来看，“文学对不道德的内容再现或表现极有可能使这种不道德的案例变得普遍化了……其次，道德批评往往假定文学的道德或不道德的内容与作品的社会道德效果之间存在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教育叙事而言，如果叙事研究方法要提升自身的精神品格，就必须基于合符伦理的深刻的叙事理念和伦理关怀。因为，“教育叙事者不仅是在叙述事件，而且是在书写以教育的方式显现人情、人性的特质，以教育的方式书写人的存在的尊严和价值。一个叙事者是否具备生命的广度和灵魂的深度，就直接决定了教育叙事作品写作境界的高低”。[16] 那么，如何在教育叙事中灌注伦理关怀?这是一个探索中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叙事题材上，伦理叙事必定需要关注那些教育生活中的失语者，因为他们往往是复调社会中最为被忽视的群体。当前，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教育话语，公平本身就关涉伦理，教育叙事研究可以有所作为。从另一方面来讲，伦理叙事要求研究拥有生命的意识。“什么是伦理?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对于教育研究者而言，具有生命与伦理意识是当代教育叙事主体必备的文化心智素养。因而，复调叙事又是“为人而斗争”的书写力量。标签：巴赫金论文; 哲学论文; 复调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教育叙事论文; 读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