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态势论文,民族论文,世界论文,试析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的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层出不穷，不仅给国际政治的地缘结构带来巨大冲击，也使得有关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持续发生变革。以民族、宗教为标签的群体矛盾与对抗成为当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 1990年代的最后十年，是冷战刚结束的头十年，这是一个因东西方对峙而使得分离主义势力饱受压抑后力量急剧释放的时代，长期受制于美苏对抗的各国民族问题短期内集中爆发，其结果造成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的解体，使得联合国会员国的数目急剧增加，不过此类民族问题往往发生在特定国家内部，且大体已经结束。而新世纪头十年的民族问题，除了旧有问题的延续外，更添加了极端宗教势力的介入。宗教政治势力的突起使得原有的民族问题变得复杂，宗教的跨民族性加之其他外部政治势力的介入也带动了一国内部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从而使冷战后的民族问题常常突破国家边界而成为牵动地区稳定和国际力量平衡的重大政治问题。 一、民族矛盾是引发冷战后武装冲突的主要因素 美国研究世界民族冲突问题的专家巴巴拉·哈弗(Barbara Harff)和泰德·古尔(Ted R.Gurr)1997年和1999年的研究成果指出，在1955-1996年期间发生的239起战争、政权更迭和种族屠杀中，民族冲突是主要成因。在1980-1996年期间，有60个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团体成为战争和种族政治屠杀的牺牲品。在1990年代末期，116个国家的275个民族——约占全球人口的1/5——要么处在其中央政府的暴力压迫之下，要么公开反叛由其他民族控制的中央政府，要么卷入与其他民族的暴力对抗之中。世纪之交，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4的人口，以及非洲和中东地区1/3的人口也正处在公开的民族冲突中。①表1也进一步显示，卷入民族冲突的新民族数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呈现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民族问题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中，全世界每年约有数以千计人员死亡的各类武装冲突中，累计死亡人数超万人的就有八起，其中除墨西哥毒品战争外均离不开民族、宗教冲突。(见表2)
最近十年来新近爆发的民族冲突，尽管死伤人数较少，但对地区乃至国际影响仍然很大的民族冲突更是多达14个。(见表3)
此外，自2011年以来，世界各地因民族矛盾而引发的内战并波及邻国或外部国家的至少有10起，主要涉及利比亚、埃及、叙利亚、苏丹、南苏丹、索马里、伊拉克、马里、刚果、中非、黎巴嫩等西亚北非国家，很多冲突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动乱。 到目前为止，上述频繁发生的民族宗教冲突并未有缓和迹象。传统国际政治所关注的国家边界不断被内外民族、宗教势力所渗透，但解决上述问题却又需要仰赖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国内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的国内化，成为当前世界政治发展的一大特色。 2010年9月26日，美国《新闻周刊》以“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为题，发表了查普曼大学城市研究专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描绘的一幅新“世界地图”，它不以各国目前的领土为疆界，而是按人种、民族、宗教来划分，以至于世界上只剩下了19个“国家”。②科特金的“新秩序”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却使人们认识到民族宗教因素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突出意义。 显然，当今国际社会很难回避法国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瓦希四年前提出的问题：“世界是否濒于一个秩序重建的新时期，就像20年前所经历的那样?”在《新一波民族主义》一文中，作者认为，“在1990年代，苏联的崩溃及南斯拉夫的血腥分裂，造就了一大批新生国家。……随着经济危机进一步持续——甚至恶化——我们可能会看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进一步爆发，并演化成新一轮的分裂主义浪潮”。③照目前局势发展来看，乌克兰自2013年底以来的政治危机也许不幸被言中而成为上述疑问的最新注脚。俄罗斯不仅完全占领克里米亚半岛，而且正加紧渗透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2014年11月3日，乌克兰东部的民间武装不顾基辅当局反对，自行举行“大选”，在分裂乌克兰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俄罗斯在选前即表赞同、选后又立即承认选举结果，进一步凸显其对乌克兰事务的插手与干预。 二、冷战后世界民族问题的整体表现 总体来看，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依然是民族宗教问题频发的重灾区，前苏联东欧国家仍在消化吸收1989-1991年苏东剧变的后遗症，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则面临大规模异文明移民群体追求政治地位的抗争而引发的新型民族矛盾。相对于一日三变的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就世界整体而言，民族因素引发的地区冲突依然保持旧有的表现形式，凸显不同民族、国家间矛盾、对抗的根深蒂固与不可调和。 (一)一些发展中国家整体陷入民族宗教冲突而不能自拔，问题相当严重 旧的矛盾尚未彻底解决，新的冲突又纷至沓来。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一波波的民族宗教冲突陆续登场，这其中原因有邻国的介入，也有被外部大国利用。有关国家疲于应付，地区局势也因此频现紧张态势。 首先，旧有民族问题虽未彻底根除，但大体处于相对平静且短期内解决无望的状态。如缅甸内战、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巴以冲突、印度的那加叛乱，以及发生在米佐、特里普尔、阿萨姆、博多等地的少数民族叛乱、印度尼西亚的西巴布亚叛乱等。 其次，旧有民族问题以某种方式暂时得到缓解，但根本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如苏丹虽在2011年通过和平公投实现南北分离，但石油权利的划分、苏丹中部阿卜耶伊地区的归属及尼罗河水的地区分配议题，仍成为当前困扰苏丹和南苏丹两国的重大议题，边界冲突时有发生。斯里兰卡内战虽以政府军全面胜利而暂告一段落，但西方社会和联合国却不断敦促斯里兰卡政府接受国际调查，以澄清内战后期政府军是否存在对泰米尔叛军的屠杀行为。同样，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虽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获得空前机会而乘势实现自治，但多数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库尔德人能否真正与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新政府权力合作，还是未知数，更何况土耳其和伊朗这两个有着大量库尔德人的国家，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摒弃前嫌、在战后联手合作所体现的新地缘政治，也昭示困扰中东长达一个世纪的库尔德问题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再次，新的民族问题丛生。例如，布隆迪内战(1994年至今)，图西人主导的政府与反叛的胡图人作战，后者利用刚果作为基地发动攻击，使得布隆迪政府有理由介入第二次刚果战争；科特迪瓦内战(2002年至今)，邻国布基纳法索、利比里亚卷入；卢旺达内战(1994年至今)，卢旺达政府目前由图西人控制，失去政权的胡图人则组织游击队反抗现政府，基地设在邻国刚果，卢旺达政府为此卷入最近的刚果战争；苏丹的达尔富尔冲突(2003年至今)；以及南科尔多凡省的武装叛乱(2008年至今)、尼日利亚北方的冲突(1991年至今)等等。 (二)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地区，旧有民族问题仍在延续，大国展开新的角力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是该地区不断裂解为新国家的十年，西方国家不断借民族问题蚕食、东进，而俄罗斯、南斯拉夫则不断退缩。进入21世纪后的第二个十年则是大国围绕地区民族问题展开新一轮角力的十年，民族问题不仅是一国内部旧冲突的延续，更是成为美俄与俄欧争斗、地缘角逐的筹码，黑山与塞尔维亚的和平分手，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车臣问题拖而不决、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宣告独立，以及2014年2月以来乌克兰局势突变引发的克里米亚问题等都属此列。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虽然得到美国等西方主要大国的支持，但在欧盟内部如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则基于各自国内政治考虑而拒绝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也犹如一出滑稽剧，只有俄罗斯、尼加拉瓜等几个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虽然给予外交承认的国家不多，但1974年由土耳其一手制造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存在至今而不倒，也给了这些国中之“国”一个效仿的榜样。只要外部势力不能达成妥协和利益交换，这些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就会一直脱离母国而“独立”下去。美欧为一方，俄罗斯为另一方围绕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最新一轮角力，同样显示民族议题仍然是影响当前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主要因素。 (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原有的民族问题也比较严重，因移民问题所引发的民族冲突日趋激烈 除少数单一民族国家外，多数发达国家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也并不具备免疫力，只不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的民族宗教冲突要少一些而已，但数量上的少并不能跟民族问题不严重划等号。 在这些国家中，当前主要的民族宗教冲突有两类：一类是旧有民族宗教问题的延续，如巴斯克分裂主义、苏格兰独立问题、魁北克问题、比利时的语言问题等，由此造成事实上的国中之“国”是主要的发展趋势。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举行，以及同年11月9日举行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非正式独立公投，是这类民族问题的最新体现。虽然国土没有分裂，中央政权亦在名义上维持对有关地区的主权控制，但事实上的分立和高度自治却是不争事实。另一类民族问题是外来文明移民群体引发的民族宗教冲突，特定民族宗教移民团体固守原有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习俗，民族问题从当年的殖民地转移到欧洲本土内部。穆斯林移民群体的不断壮大，特别是第二、三代移民对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公开表达和不懈追求，使得欧洲本土面临外来移民的大规模集体抗争。21世纪以来，发生在欧洲的法国骚乱、马德里火车爆炸案、伦敦地铁爆炸案、丹麦穆罕默德漫画事件等，虽然都以宗教对抗的形式展现，但根本上是穆斯林移民群体对其在欧洲长期所遭受的民族和宗教歧视不满。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欧洲主流社会开始以各种法律、政治和宗教手段来阻止穆斯林社区和伊斯兰宗教文明的扩张，瑞士等国禁止修建新的宣礼塔和清真寺，法国及德国南部立法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等，这不仅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宗教差异，而且也反映了当前欧洲社会面临的民族宗教矛盾。此类新型民族问题是困扰当前欧洲多数国家的主要问题，本土极右翼势力的排外主义和移民群体的宗教、族群对抗成为此类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就美国而言，塞缪尔·亨廷顿在2005年发出的“我们是谁”的疑问，凸显美国社会主流对日益增大的拉美裔移民及其文化的担心。同样，“9·11”以来，美国国内对伊斯兰教的争议看法并未因时间而流逝，相反，2010年夏，美国国内围绕是否兴建“世贸遗址清真寺”(Ground Zero Mosque)的争议，再度清晰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内部对伊斯兰教的不同态度。熔炉理论下的美国社会主体似乎正受到较为强势、抱团的伊斯兰文明或拉美文化的侵蚀和挑战。正如亨廷顿在书中写到的那样，“1965年之后大量拉美裔移民的涌入，有可能使美国分成两杈，两种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文化(盎格鲁文化和拉美裔文化)，从而加剧或取代美国社会原有的黑白人种分杈现象。……简而言之，美国将失去文化和语言的统一，变成一个双语言、双文化的社会，像加拿大、瑞士或比利时那样”。不仅如此，“各种势力向核心美国文化和‘美国信念’挑战，可能促使美国本地白人重新抓起本来业已放弃和推翻了的人种和民族属性理念，排斥、驱逐或压制其他人种、民族和文化的群体。……这会使一个国家变得对其他种族缺乏容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会趋于高度激化。”④ 此外，一些由西方移民占主体的国家，其国内土著居民的民族意识、权利意识也在不断抬头，加拿大的“第一民族(First Nation)运动”、澳大利亚的“争取土著人土地所有权运动”等，都是当地原住民力图改变旧殖民时代外来移民对土著居民合法权利的剥夺而引发的政治抗争，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特殊形式的民族问题。 上述民族问题的客观存在，预示着未来世界政治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宗教因素。民族与国家身份的不匹配，以及过往民族国家数目的不断增多，都显示未来那些多民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将继续。 三、冷战后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整体特征 综合世界各地的民族问题，虽然具体个案的表现各不相同，但就整体发展态势而言，民族主义朝向两个极端发展，国内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矛盾与宗教对立互为表里是冷战后世界各地民族问题普遍存在的主要特征。尽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上的民族主义互动令人侧目，但相对于实体的民族群体间的暴力对抗，网络民意的角力并未构成冷战后世界民族问题的主体部分。 (一)民族主义的两个极端发展 冷战后世界民族问题的愈演愈烈，显示民族主义正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一种情况是以文化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分裂主义的蔓延，冲突虽主要集中在现有民族国家的内部，但外部势力的卷入也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发生在大湖地区的刚果战争、高加索地区的俄格冲突、斯里兰卡内战、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等；另一种情况是以特定宗教为纽带的泛宗教主义的扩散，其主战场超出现有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的宗教联合是其主要特征，例如，基地组织的跨国活动，所谓“什叶新月地带”的哈马斯、真主党等宗教政治组织间的密切互动等。虽然民族主义朝向两个相背的方向发展，但这些民族问题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 自从现代民族主义诞生以来，追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努力一直是挑战既有国家内部政治结构的主要力量，它不断分裂已有的国家，重新改写世界政治版图中的国家边界。⑤一方面，民族主义织就了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分裂主义不断肢解国内政治秩序，从而使民族国家的数目日渐增多，文化族群经由分裂主义的成功而逐步树立政治民族意识。在分裂主义的推动下，旧有文化族群持续追求主权独立，新的政治民族不断涌现，已有的民族主义体系得以继续扩大和加强，世界政治朝向一个日趋分裂的方向演进。国际政治的发展惯性使上述历史规律没有理由在可见到的未来发生根本改变，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的互动、互助将继续此前国家分裂的发展流程。 (二)国内民族问题的国际化 综观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局势发展，不难发现，民族议题引发的内部政治角力、暴力冲突，往往招来外部势力的卷入与干涉，进而引发国内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发展，是当前世界民族问题乃至整个国际政治发展的突出特征。 苏丹内战使得邻国乍得、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介入；非洲大湖地区的冲突原本只是乌干达、布隆迪、卢旺达等国内部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对立，最终却将上述国家拉入战争泥潭；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最初起源于内部反对派对当局的不满，但却迅速使土耳其、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卡塔尔等邻国加入进来，支持和反对叙利亚政府的黎巴嫩两派政治力量甚至在自己国内大打出手。 早年美欧主要国家对塞尔维亚的穷追猛打和不断肢解是科索沃得以单方面宣布独立并获得众多国家外交承认的主要原因，而俄罗斯决定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这两个属于格鲁吉亚的自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虽是俄格两国自苏联解体以来角力的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还是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在东欧地区政治和军事较量的延续。这些外力的介入，无一例外都导致内部民族冲突的外溢而造成国际化的发展态势。 当前，克里米亚通过独立公投加入俄罗斯，使原本只是乌克兰内部各派在基辅街头的政治对抗，一下子演变为乌克兰的俄语居民与其他乌克兰人民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美俄围绕乌克兰领土完整与统一的新一轮对峙，这是冷战后世界各地民族问题国际化的最新体现。 (三)宗教因素与特定民族问题互为表里 宗教信仰本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算是民族特征；但自近代以来，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呈现极为复杂的局面。在现代国际政治，宗教逐渐被当作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宗教还成为分裂国家的理由。正如国家民委前主任李德洙所言，“宗教以民族文化或者是民族亚文化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社会生活中，以致在民族文化的区别的要素中，宗教往往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它与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紧密相联”。⑥战后印巴分治、1970年代波黑穆斯林族身份的确立、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的法律化、东帝汶的独立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影响全球，以及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来，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政治势力的跨国互动，成为当前各地民族问题中的突出现象。 阿尔及利亚内战、北爱尔兰冲突、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叛乱、印尼苏拉威西教派冲突、科特迪瓦内战、尼日利亚的教派冲突、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叛乱，以及2011年埃及革命以来激进分子在西奈半岛发动的恐怖袭击等，都显示宗教因素在当前世界各地的民族冲突中占据的突出地位，宗教信仰的不同往往成为政治运作的首选旗号和借口。 原本只是少数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政治诉求，经由政治组织的操弄逐步演变为不同教徒所在的民族群体间乃至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教派间的暴力对抗。西方学者的研究也指出，现代宗教正日益凸显其对政治影响的三大特征：(1)具备支撑或削弱政府合法性的能力；(2)满足人类社会建立某种个人或群体的认同感的需要；(3)它还是进行政治动员或组织政治行动的一种资源。⑦民族主义的群体意识加上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使得民众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集体对峙和冲突，获得了持久而强大的支持力量，特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目标被掩藏于相对单纯的宗教信仰之中，旧有的民族矛盾因宗教信仰的差异而进一步扩大。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大宗教的发展均呈现复苏迹象，但不同地区、不同宗教的发展各有千秋，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政治势力也借机利用宗教影响力的扩大而谋求私利。在“民族自决”“地方自治”“信仰自由”“人权保护”“民主和平”“人道干预”等旗号下，宗教极端势力掩藏于急剧变动的政治社会体系之中伺机而动，跨国恐怖主义组织的联合和呼应成为当前一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穆斯林移民的落地生根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议题，使得欧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面对本土存在的活跃的异民族群体和宗教势力的挑战，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的极右翼势力也有抬头趋势。世界民族宗教冲突仍在许多国家扮演重要角色，极端宗教势力与分裂主义势力的合流，使得有关国家和地区陷入恐怖主义的恶性循环。 四、冷战后世界民族问题持续凸显的主要原因 尽管每个国家的民族政策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就过去20年而言，因突然改变民族政策而引发国内民族冲突的个案不是没有，如当前的克里米亚局势、缅甸对北部一些少数民族的新政而引发的冲突等，但就国际形势整体而言，冷战后世界民族问题持续凸显的主要原因还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大环境及其对有关国家内政的波及与辐射。这一点，即便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看，也仍然如此。 1990年代以来国际大环境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国际格局的单极化、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及宗教极端主义的国际化等三个方面，由此刺激早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在新形势下迅速发展。(1)西方大国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一“历史终结”的大背景下，在大力推广西方民主制度的同时，积极利用中东欧地区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内部久已存在的民族矛盾，作为政治施压、渗透的工具。它们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性地介入有关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导致矛盾不但没能及时化解，反而使冲突逐步升级。为谋取私利，外部势力要么有选择地卷入特定地区冲突，要么放任某些民族宗教矛盾自生自灭，成为发展中世界民族问题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美国杜克大学法律与政治学荣休教授唐纳德·霍尔威茨指出：“无论分裂主义运动试图取得怎样的政治目标，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际政治所决定的，是由国家以外的利益和力量的平衡所决定的。”⑧一些研究人员也确信，当今分裂主义试图获得主权独立大都依赖外部世界的承认和支持，预期中的新国家如果没有外国的军事支持与经济援助就不可能赢得独立。⑨(2)世界经济的区域化、一体化，以及特定时期经济、金融形势的动荡，波及和阻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影响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为资源、市场等现实利益产生的冲突不断滋生和加大；旧有的民族区隔和现实的利害冲突纠缠在一起，使得原本相对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转化为复杂的民族对立与冲突。(3)宗教极端主义的跨国蔓延进一步强化了现有民族矛盾，一国内部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宗教化，更使得众多外部力量成为国内民族冲突的直接当事方或背后强有力的支持者。尽管单纯使用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范式来观察国际政治有其缺陷，但宗教极端势力屡屡制造民族冲突已是不争的事实。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宗教政治势力已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要角色，他们利用宗教文明为掩护，在世界各地挑起宗教对抗、掀起民族冲突、扩大自身支持群体，制造恐怖事件，追逐政治私利。2013年春，美国的皮尤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全球主要威胁来自哪里时，全世界约有49％的人认为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其中美国有56％、欧洲55％、非洲56％、亚太47％、中东41％、拉美31％的受访者都认同这一态度。报告的其他问卷数据也显示，相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形势等其他国际议题，多数西方国民大多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可能带来的威胁放在主要位置。⑩2014年1月26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宗教极端主义已成为世界各地冲突的最大来源，它所引起的冲突有可能是21世纪最典型的战争。(11)布莱尔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 与国际形势巨变相伴而生的是，许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并直接波及和影响到各自的民族关系。(1)冷战后的新格局，使得政治转型国家传统的威权统治受到沉重打击，非国家行为体更大规模地参与到国内、国际互动，客观存在的民族宗教团体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有研究报告指出，1989年，因一方原因引发的暴力冲突中，非国家行为体需为其中20％的死亡负责，而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80％以上。(12)截至2014年10月，索马里青年党(在索马里南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在加沙地带)、胡塞叛军(在也门南部)、库尔德最高委员会(在叙利亚东北部)、苏丹革命阵线(在苏丹南部)、伊斯兰国(IS，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等组织仍然活跃在有关国家，它们拥兵自重、占山为王，当局一点也奈何不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10月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中东国家高达34％的受访者将“宗教和民族仇恨”(religion and ethnic hatred)看作是当前的最大威胁。该调查还比较了2007年和2014年全世界28个国家的受访者态度，结果显示认为宗教和民族仇恨是最大威胁的比例由之前的17％上升到今年的24％，在全部受访议题中，与“不平等”(inequality)并列第一，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威胁来源。(13)(2)西方民主制度的仓促推行，使转型国家的政党政治不是建立在全国范围的国民政治的基础上，而是让位于不同地区的民族意识的差别和教派思潮的对立。政治反对力量以民族宗教议题为借口，谋求党派或特定团体的私利，有关国家过往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败成为政治过渡期内组织动员、群体对抗的靶子。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显示，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但围绕领土主权的争夺还是国际关系中的重中之重，民族身份的差异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面前依然是区隔不同政治力量的天然符号与象征，成为政治动员、区分敌我的重要工具。乌克兰临时政府仓促废除俄语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官方语言地位的做法，正好给普京出手干预克里米亚局势以充足的理由，也加剧了乌克兰境内俄罗斯人对可能遭遇的不公正对待的担忧，进而寻求俄罗斯祖国的支持。(3)随着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加深，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化趋势也在发展。基于民族基础上的街头抗争、议会民主，并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国家团结及民生改善，相反，贫富差距拉大、年轻人口剧增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使得原本脆弱的民族关系雪上加霜，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总之，冷战后的20年，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武装冲突和街头抗争中，形形色色的民族矛盾与对抗占据了绝大部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处在政治转型和过渡的前苏东国家，还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尽管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未来如何演变也尚存未定之数，但20余年来世界各地层出不穷的民族矛盾及其武装冲突，却昭示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并未因冷战的终结而有本质改变。第一，大国基于自身利益主导世界政治的做法依旧不变；第二，民族议题引发内部争斗和外部干涉的态势继续强化；第三，“广场民主”“暴力对抗”改变了政治生态却推动不了经济发展，更不能带来社会稳定与繁荣。(14)世界各地区现有的民族问题要获得彻底解决，有待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进一步全面总结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民族问题的表现、特征及其产生原因，不仅有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帮助有关国家和人民早日走上民族和谐、社会团结、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之路，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当前世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世界各国和人民“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正如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15)习主席虽是针对国家间关系说这番话的，但对各国内部乃至国家间不同民族、信仰和文化背景的群体而言同样适用。 注释： ①Wilma A.Dunaway and Donald A.Clelland,“Ethnic Conflict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The Dialectics of Counter-Hegemonic Resistanc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Vol.ix,No.1,Winter 2003,pp.4-5. ②Joel Kotkin,“The New World Order,Tribal Ties-Race,Ethnicity,and Religion-Are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than Borders,”News Week,26 Sept.2010,http://www.newsweek.com/2010/09/26/the-new-world-ordera-map.html,retrieved 2014-03-09. ③Dominique Moisi,“New Wave of Nationalism,”Project Syndicate,2010,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moisi61/English,retrieved2014-03-09. ④[美]塞缪尔·P.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⑤John O'Loughlin and Gearóid ó Tuathail(Gerard Toal),“Accounting for Separatist Sentiment in Bosnia-Herzegovina and the North Caucasus of Russia: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urvey Sesponse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32,No.4,May 2009,p.591. ⑥李德洙：《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民族团结》2000年第9期。 ⑦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Quantifying Religion:Toward Building More Affecting Ways of Measuring Religious Influence on State-Level Behavior,”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Vol.45,No.3,2003,pp.559-588. ⑧Donald L.Horowitz,“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3,No.2,Apr.,1981,p.167. ⑨James Habyarimana,et al.,“Is Ethnic Conflict Inevitable? Parting Ways Over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Foreign Affairs,Vol.87,No.4,July/August 2008,p.142. ⑩“Climate Change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 Seen as Top Global Threats,”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June 24,2013,http://www.pewglobal.org/2013/06/24/climate-change-and-financial-instability-seen-astop-global-threats/,retrieved2014-03-09. (11)“Tony Blair:Extremist Religion Will Be the Defining Battle of the 21st Century,”The Telegraph,26Jan.,2014,http://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tony-blair/10597820/Tony-Blair-Extremist-religion-willbe-the-defining-battle-of-the-21st-Century.html,retrieved2014-02-26. (12)“Figures from the Human Security Report 2009/2010,”http://www.hsrgroup.org/docs/Publications/HSR20092010/Figures/20092010Report_Fig11_2_BattleDeathsNonStateArmedConflictRegions.pdf,retrieved2014-03-09. (13)“Middle Easterners See Religious and Ethnic Hatred as Top Global Threat,”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October 16,2014,http://www.pewglobal.org/2014/10/16/middle-easterners-see-religious-and-ethnic-hatred-as-top-global-threat/,retrieved2014-11-04. (14)王联：《“广场民主”下的国家陷阱》，《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上)。 (15)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国政府网，2013年9月8日，http：//www.gov.cn/ldhd/2013-09/08/content_2483565.htm，2014-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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