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录取分数的公平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性论文,中国论文,高考录取论文,分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研究表明，教育是一个好的投资，而且是以低层次的教育获得高的回报。按这个标准，大学教育只是在边际上是一个“好投资”。当然，在各个层次的教育中，私人的回报率都比社会的回报率要高；在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中，欠发达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要比发达国家的教育回报率高。这意味着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更多地可能是因为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的不同；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欠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更为昂贵。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林毅夫等，1994）。违背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需要欠发达国家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大量投入回报率相对较低的高等教育。由于国家资源、教育经费的有限，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增加势必造成中小学教育经费的减少，很多学生可能是在中小学的时候就已离开了中国的教育系统，以至于没有进入大学前的“入门教育”，根本无法上大学，这实际上已造成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开。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中央财政为高等教育投入经费，地方财政负责中小学基础教育。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使得各地方政府可以调动的财政预算有比较大的差异，使各地中小学教育发展很不平衡，这也就进一步造成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中国高等教育除了在学生家庭背景分布、省际分布、学生性别分布、城乡户口分布等方面存在着不公平外，在招生分数方面也存在着不公平。
近几年全国各地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的差异问题，已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分数线的差异，使得部分同样分数的学生在一省不能被高等学校录取，但是在另外一个省却可以进入大学，这也涉及到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对此我们试作简单分析。
北京大学的档案资料提供了这样的数据：以1991年全国高考理工类的录取分数线为例，其中，北京、天津、上海、贵州、青海、西藏是相对分数线比较低的省份。北京的重点线为490分，一般线为462分，总分为710分，录取分数线分别占总分的69.1%和65.7%；天津的重点线为495分，一般线为460分，总分为710分，录取分数线分别占总分的69.72%和64.79%；上海的重点线为410分，一般线为384分，总分为600分，录取分数线分别占总分的68.33%和64%；贵州的重点线为471分，一般线为423分，总分为710分，录取分数线分别占总分的66.34%和59.58%；青海的重点线为435分，一般线为400分，总分为710分，录取分数线分别占总分的61.27%和56.34%；西藏的重点线为370分，一般线为310分，总分为710分，录取分数线分别占总分的52.11%和43.77%。1991年全国高考理工类录取分数，其中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山东是相对分数线比较高的省份。其中，江苏的重点线为547分，一般线为532分，总分为710分，录取分数线分别占总分的77.04%和74.93%；浙江的重点线为547分，一般线为520分，总分为710分，录取分数线分别占总分的77.04%和73.24%；湖北的重点线为544分，一般线为531分，总分710分，录取分数线分别占总分的76.62%和74.79%；湖南的重点线为465分，一般线为462分，总分为600分，录取分数线分别占总分的77.50%和77%；山东的重点线为531分，一般线为531分，总分为710分，录取分数线占总分的74.79%。就文史类而言，在1991年全国高考的录取分数线中也存在上述这样的情况，北京、上海、贵州、云南、青海、新疆、西藏是相对分数线比较低的省份；而江苏、江西、山东是相对分数线比较高的省份，超过75%。据此，我们以下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各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和该地区的普通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之间的关系；二是各地区高考录取分数线与该地区进入大学的学生表现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假设在同样的考试下，分数高的学生质量高的话，每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讨论中学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即效率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分数是否真正与学生质量有关系。
一、高考录取分数和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
我们从以上所列情况中不难发现，高考录取分数线和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一）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很高，而高考录取分数线很低。这种情况的省市主要有上海、北京、天津、西藏、青海、新疆等，这几个省市从1988--1996年的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一直排在全国的前几位，而它们的高考录取线也是全国最低的前几位。这又可能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上海、北京和天津是因政府在分配招生计划时有城市倾向性，给大城市分配了更多的名额，使得录取分数线降低，这主要是招生计划分配不公平而造成的大城市录取分数线比较低；第二，西藏、青海和新疆则因地处边远地区，中学教学质量相对于内地比较低，尽管它们的录取比例不高，但是分数线仍然比较低，这说明边远地区的教育投资中学教育的效率比较低。
（二）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很高，高考录取分数线也很高。这种情况的省份主要有江苏、浙江和福建，说明是高投入高产出，有一定的效率。
（三）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很低，高考录取分数线也很低。这种情况的省份主要有贵州和甘肃等，它们可能需要增加中学的教育经费投入。
（四）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很低，而高考录取分数线很高。这样的省份有四川、江西、河南和安徽等，它们的投入——产出比是最高的，是最有效率的，应该加大对这些省份中学教育经费的投入。
因此，大城市高考录取分数线之所以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城市的高考升学率高，使得其最低录取线就自然下降。其它省份在录取率比较接近的情况下，中学投入高的省份，学生的质量可能就比较高，所以录取分数线就比较高；而中学投入少的省份，学生的质量相对比较低，录取分数线也比较低；也有个别地区的学生即使中学投入非常少，培养的学生质量却不低，录取分数线也很高。
二、高考录取分数和进入大学的学生表现
我们假设在同样的考试制度下，高考分数高的学生的质量也高。为此，我们将用北京大学1986年的各省平均录取分数数据和从1986年到1989年三个学年度的各省学生获奖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1986年，北京大学理科录取平均分最高的是北京，湖北、浙江分列第二和第三，排在最后的三个省区分别是西藏(29)、新疆(28)和青海(27)；而文科录取平均分最高的是浙江、江西、湖北分别是第二和第三，最低的三个省区是西藏(29)、青海(28)和新疆(27)。因为，获得奖学金的情况统计数据中没有分文、理科，我们将一省文科和理科的录取平均分的排名顺序进行平均，作为该省份的入学成绩总体排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浙江、湖北和江西；排在后三位的是西藏、青海和新疆。学生进入北京大学后，在学校期间有三个学年度进行奖学金的评选，即前三个学年进行评选。奖学金的评选是根据学生在一个学年度的综合表现，是根据道德素质、学习成绩和体育锻炼等表现进行的，通常学习成绩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是相对质量比较好的学生。1986--1989年三年获奖比例排在前三位的省份是吉林、河北和辽宁，排在后三位的是西藏、青海和内蒙古。比较这两组数据，我发现：(1)来自西藏、青海、内蒙古的学生录取平均分比较低，进入北大以后的表现也相对比较差；(2)山西、黑龙江、山东的学生录取平均分比较低，但进入北大以后的表现却相对比较好；(3)浙江、河南和江西的学生录取平均分很高，但进入北大以后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好的；(4)吉林、四川、湖南、北京的学生录取平均分比较高，进入北大以后的表现也相对比较好。
从北大的资料来看，来自于边远省区（如西藏、青海、内蒙古）的学生，由于当地的基础教育确实比较薄弱，尽管中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比较高，但是高考录取分数线却比较低，进入北大的平均分也比较低，在北大期间的表现也相对比较差。这说明这些地区的中学培养的学生质量整体来讲是相对较差的，可能需要从内地引进教师，帮助它们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来自于四川、吉林等省的学生，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很少，高考录取分数却很高，进入北大以后的表现也非常好，因此效率是最高的，增加这些地区的高等院校招生份额，无疑会同时增加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公平和效率。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比较粗浅的结论：因为国家在向各省分配招生计划时有一定的城市倾向，同时也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故使各地区对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分享有很大的区别，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同时由于城市倾向性，又使得城市人口比例高的地区的录取分数低于城市人口比例低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有相当部分的高分考生不能进入大学，又造成效率的损失。从2000年开始，在一些高考录取率较低的省份，由于重点大学在该省的录取人数通常也比较少，再加上录取政策、操作上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大批考试分数超过重点录取线的考生复读的情况，进一步扩大了效率的损失。
三、结论和建议
当中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发展上选择了赶超发展战略之后，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为了培养出更多的适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具有高技能的劳动者，政府不仅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又根据学生的家庭收入情况给学生发放人民助学金，还将农村学生的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上学期间就可以享受粮食供应、免费医疗等只有国家正式职工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学生在毕业时，国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统一分配。正因为如此，当1959年——1961年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后，政府财政难以负担将众多的农村学生转为城镇户口所带来的一系列福利、待遇时，1962年国家作出了高等院校少招农村学生的决定。
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全国范围内的计划性招生，在招生过程中，政府为了提高公平，对女生和少数民族的学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地区分布、学生家庭背景分布和学生的城乡户口分布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公平。表现在第一，中国各个省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天壤之别，尽管最近几年中国高等院校新生招收增加很快，但是在各省之间的分布却非常的不同，高考的升学率在不同省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录取率的不同，虽然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参加相同的高校入学考试，但是录取时不同省的最低分数线是不同的。这是高等教育地区分布的不公平。第二，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不同人中的分布，即来自于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的人群分布差异是非常大的。这里固然有不同家庭背景中，父母在教育子女过程中所进行的影响、帮助和辅导的程度不同，从而造成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进入大学的比例上的差异等原因，但是我认为还有两个原因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是由于不同家庭背景的家庭收入的不同，使他们在培养孩子进入小学和中学的经济能力上产生差异，有很多来自较低家庭背景的孩子可能在中、小学时期就由于生活困难付不起相对较高的学、杂费或者其它原因退出了接受教育的行列；二是由于招生计划在各省的分配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倾向性，即城市人口比例大的省份本身的升学率也比较高，这也使得进入大学的学生的家庭背景的差异比较大。第三，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生的城乡户口分布方面也存在着不公平，农村考生的录取率是偏低的。这里所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应该这样解释：一是由于农村的基础教育条件普遍比较差，学生能够继续读到高中的比例比较低，因此报名参加高考的农村学生比例就偏低（相对于实际农村人口比例）；二是农村的中学教育质量比较低，造成参加高考的学生能够达到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学生比例就较低，而且能够达到各类重点大学的学生比例就更低；三是由于中国在分配高校招生计划时，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倾向性，城市人口比例高的省份的升学率高，而农村人口比例高的省份升学率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进入大学的农村学生的比例。而且，我们还发现城市应届生进入大学的相对比例最高，而农村应届学生进入大学的相对比例最低。
我们注意到1962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招生计划的分配上，国家对于城市人口比例比较大、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省份进入的招生计划相对比较多，使一些城市人口比例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省份的招生比例高于其它省份，这样就造成了不同省份的学生在分享高等教育资源方面的不公平，也就使入学比例低的省份的一些优秀学生没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根据报道，2001年贵州省普通高考录取率达到74.6%，如此高的普通高考录取率，除了高校扩招的因素外，也说明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贵州省教育厅提供的有关数据显示：近几年贵州省普通高中几年虽然连续扩招，但高中教育资源仍然严重不足，去年全省初中毕业生为37万多人，而普通高中招生数量仅为11万。
中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要围绕提高公平和效率，使高等教育发展得更好。
（一）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投资中小学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投资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对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需要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更多的增多其公共投入用于教育上，教育部门更需要将增加的经费部分更多地分配给小学和中学。从公平的角度考虑，一个比私人成本还重要的阻碍进入大学的原因是因为中学的质量和中学的入学；其实，将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重新分配（意味着减少在校生）给扩大中学的入学，可能会对提高来自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进入高等院校产生好的效果。提高中学的质量和入学，可以通过提高高等教育的参与率，间接地提高高等教育补助分布的公平；但是，从广义上讲，扩大中学（或者小学）的入学和提高中学的质量所增加的支出，可以显著地提高收入和教育补助方面的公平。增加对中小学教育的投资，使更多的年轻人不因中学的高收费而上不起学，从而使他们能满足上大学的必要条件，从而减少进入大学的不公平。
（二）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新增的高等教育资源必然会越来越多，增加的资源主要是通过招收的学生体现出来，因此在扩大招生的过程中，在保持其它地区招生规模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新增的招生计划应该优先分配到学生生源好而招生比例最为劣势的地区。如果假设增加的资源通过“撞击追赶技术”("bump-up"techmique)分配给资源最缺乏的地区，应首先计算出各个地区的代表指数，并将各个地区按代表指数进行排序，这样增加的资源就优先分配到最劣势的地区（即该地区的代表指数最低），这对该地区会形成一个“撞击”，使其代表指数“追赶”上排序倒数第二的地区。这样的操作可以重复进行，直到增加的资源用尽。与此同时还要考虑生源的质量，即在提高公平的同时也提高效率，这是一种Pareto改进。需要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应该伴随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国家投资于教育的经费才会增加，才能相应地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这是需要长期的积累的，故在高等教育中实行“赶超战略”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