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对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思想论文,江泽民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发展进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江泽民同志既坚持了邓小平理论，又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思想。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江泽民对邓小平指导社会发展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发展必须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才可能顺利进行。思想路线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具体化，是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哲学路线。毛泽东首先高度概括地提出了党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增加了解放思想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思想路线。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首先，继续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他在2000年10月11日《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必须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其必然性在于，实践永无止境，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完成的，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要一以贯之。其必要性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适应国情与时代、形势与任务的要求而向前发展。这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
其次，丰富和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代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列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之一。从而充实和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从不同方面对与时俱进作了深入论述。
一是揭示了“与时俱进”的科学含义和本质。所谓“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2]
二是从更高的层面论述了把与时俱进增加到党的思想路线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
三是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一方面，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在创新。“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3]另一方面，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待社会发展。为此，他提出了“四新”的发展要求，即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提出了发展既要突出中心又要注意全面。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既要大力发展物质文明，也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出了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必须”，即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二、江泽民对邓小平社会发展价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只有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价值，才能重视社会发展并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社会发展。
邓小平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有深刻认识。他把发展提高到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顶住外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压力，决定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他谈到：“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4]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不出来，人民不满意。而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在社会发展的价值问题上，江泽民同志不但坚持强调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而且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更深入地认识和对待发展问题。
首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可以说就是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惟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
其次，把发展作为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思想，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发展不是权益之计，而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大计。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的方法惟有发展。江泽民同志2003年3月7日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对此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要有新思路，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对实现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这是最根本的一条。”[5]
三、江泽民对邓小平社会发展目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高层次的长远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第二个层次是中等层次的阶段性目标，即党的最低纲领，就当前而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的奋斗目标；第三个层次是最低层次的短期目标，即年度计划和五年、十年规划等。实现共产主义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共同理想，也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理想。短期目标是根据长远目标和中期目标以及不同年代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具有较强的时间性和较多的特殊性。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社会发展目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阶段性目标上。
首先，江泽民同志坚持了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我国要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800美元。在80年代，提出了我国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的设想。第一步是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0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江泽民同志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参与了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工作。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80年代末我国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奋斗目标。90年代，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续坚持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邓小平确定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一目标到2000年也已完成。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也是江泽民同志始终坚持的奋斗目标。
其次，江泽民同志充实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目标。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他在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二步和第三步之间，即2000年至2050年之间新增加了两步目标。一是把邓小平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完成时间2000年至2010年作为“新三步走”的第一步。这一步的目标是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第二步战略目标是2010年到2020年再翻一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也作为“新三步走”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江泽民同志这一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代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作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说：“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6]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目标对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充实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上。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谈到的，到2000年，“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7]从中可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总体上的小康奋斗目标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总体上的小康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个较高水平的小康。2000年底，我国人均GDP只有800多美元，属于中下收入国家的水平。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二，总体上的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第三，总体上的小康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将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的差距。
四、江泽民对邓小平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发展的价值和目标需要动力推动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种动力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的。这股“合力”中的主要因素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进而推动上层建筑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同时，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状况，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状况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当一种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革命推翻旧制度，扫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所以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他还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动力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需要通过改革来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以此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社会发展的“合力”因素中离不开人的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占人类成员绝大多数的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邓小平非常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8]
江泽民同志坚持了邓小平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首先，坚持邓小平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继续强调通过改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9]其次，坚持强调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他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10]并且特别强调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江泽民同志对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突出表现在他强调创新在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由此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
五、江泽民对邓小平评价社会发展标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对于社会发展，有一个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认识和评价的问题。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是判断一个社会所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的尺度。评价标准既有质的标准，也有量的标准。本文主要是就质的标准而言。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对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目标确定、动力作用的发挥以及目标任务的实现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
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都很重视包括评价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标准，并且都根据时代特点提出了客观标准。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即评价社会发展的标准，主要应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评价标准，即评价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一是要看是否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尤其要看是否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二是要看是否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尤其要看是否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三是要看是否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要看是否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评价标准和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坚持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的标准。从这个角度讲，江泽民同志继承了邓小平评价社会发展标准的思想。但是，江泽民同志在评价社会发展的标准问题上又有创新。就生产力标准而言，他不是笼统地提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提是否反映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有利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行这种限制非常必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性质的先进或落后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具体状况，由于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性质的角度讲，有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有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因此，有关我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如实地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有利于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关于工业化的问题，发达国家由于实现了工业化，没有必要再强调工业化问题，如果还过分强调工业化，反而会影响这些国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影响这些国家社会发展的进程。我国的情况则不同，就整体而言我国还远没有实现工业化，因此，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没有现代化，也就实现不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所以，实现工业化既是我国现阶段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之一，也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要途径和措施之一。
就文化标准而言，邓小平虽然曾经反复强调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物质文明的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邓小平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主要也是指物质文明的发展。所以，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虽然蕴涵有文化的因素，但毕竟没有直接提出文化标准。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的标准中则直接、明确地提出了文化标准，这充分反映了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文化特别是发展先进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人民利益标准而言，江泽民同志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人民利益。能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标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期，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高，由此也决定了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针对这一现实情况，邓小平提出了虽然是最根本的，但毕竟是较低层次的“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评价社会发展的标准。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方面，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也面临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在短时期和局部范围内，难免影响部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社会发展的标准。这是对邓小平“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标准的坚持和发展。即评价新世纪我国社会发展的标准，不能简单地看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应当看是否有利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的“根本利益”必然包括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还包括更全面更长远的利益。比如，它既包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包括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包括政治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只是当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包括子孙后代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社会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某一个具体时期而言，虽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同步提高，但必须保证最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上只是从几个方面分析了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表现在其它很多方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这样做不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而且有利于运用他们的社会发展思想来指导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发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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