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历史看书籍的文化价值——兼论媒介环境学派对中国书籍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环境学论文,中国论文,派对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0；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0）01－0011－05
西方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从加拿大学者伊尼斯、麦克卢汉到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梅罗维茨等人，侧重从媒介史角度研究印刷媒介的特征，并与电子媒介加以比较，强调印刷书籍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这一学派的观点对我们认识中国书籍史的特殊地位，以及当今新媒介环境中印刷书籍所具有的文化平衡作用，都有启示意义。
一、书籍的媒介特征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从手抄稿本、线装古籍到数字化书籍，书籍的要素大体包括：文字（书写符号）、知识内容、物质载体（包括复制方式）。但媒介环境学派对书籍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有特殊的观察角度。
1.文字的媒介特征。从媒介发展史来看，“文字是人类创造的第一套完整的视觉符号体系，有了文字，人类的信息活动实现了体外的记录、保存和传播”[1](P42)，人类社会也就从口语传播时代进入了文字传播时代。西方学者往往将拼音文字与中国文字（象形字、表意文字）加以对比，有的强调拼音文字（表音文字）的便捷特点：“人为地把说话的语音分解为26个单位。长期掌握其组合规律之后，从理论上说就可以造成无限多的词汇和句子，使我们能够描写中国人需要数以千计的汉字才能描写的世界”；还描述了拼音文字的特征对书籍的内容和复制方式的影响：拼音字母表“使知识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使古希腊的科学、数学和逻辑兴起，并且使一神教在西方获得最后的胜利”；由于字母表用于排版和印刷都比较方便，“源源不断的书籍、小册子和报纸从印刷机倾泻下来，扫荡中世纪；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一浪高过一浪”。[2](P164－165)
麦克卢汉则强调不同的文字对人的感知方式以及文化内涵的影响：“用拼音文字书写的词汇牺牲了意义和知觉”，而中国“使用的是非拼音文字，这一事实使它们在经验深度上保留着丰富的、包容宽泛的知觉。这种包容一切的知觉，在拼音文字的发达文化中要受到侵蚀”；[3](P120－121)他观察文字的视角是“文明以文字为基础，因为文字是使文化一致的加工过程”[3](P123)。伊尼斯也试图分析中国人用统一的汉字来交流而“不用再去开发字母表”的原因。[4](P40)
其实，中国学者对文字的特点、文字对文化的影响早就有比较研究，强调中国文字是“在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是由古代图画文字变成近代文字的唯一的仅存的重要材料”[5](P10)。这种文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说文解字》中第一个字是“一”，许慎的解释是“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再看“仁”字，许慎的解释是：“亲也，从人从二。”徐铉的注释是“仁者兼爱，故从二”。这种依附字形而阐释的文化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显然是拼音文字所无法承载的。中国学者还指出了中国文字形体为什么能够绵延数千年，而没有演变为拼音文字的原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的演变必然是以语言为基础的。那些“地小而人少”的国家，“声音易于齐同”；而中国地广而人众，语言难于画一，如果“以一地一族表示语言之符号，行之千百里外，必致辗转淆讹，不若形象之易于辨识，虽极东西南朔之异音，仍可按形而知义”[6](P30)。由于中国文字除了音、义以外，还具有这种延续性的特殊形体，其作用是“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7](P2)。
2.物质媒介的偏向。文字内容是要附着于物质载体的。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考察了各种作为文字载体的物质媒介的特征，“在伊尼斯看来，一个文明里的主导传播媒介‘偏爱’某些形式的空间取向和时间取向。比如，耐久的媒介难以运输，它们透露出的偏向是时间偏向而不是空间偏向，石头、泥版和羊皮纸就是这样耐久的媒介”；“他使用传播媒介这个术语时，不仅仅是指使用的原材料比如石头、泥版、羊皮纸和纸张，而且是指体现在媒介里的传播形式——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和拼音文字。由此可见，媒介本身加上传播的形式，使社会倾向于用特定的方式组织和控制知识”，从而表现出文化的偏向。[8](P113)而物质媒介的演变会改变原有的文化秩序，如纸张在西方的普及，“最终对依赖羊皮纸的教会知识垄断提出挑战”[8](P116)。
中国文字的物质载体是独具特色的。《说文解字》解释：“书于竹帛，谓之书。”这是指将文字附着在竹简、丝帛等载体上面。中国古人为了将先贤的思想记录下来，并传播后世，曾选择多种物质材料作为文字的载体，《墨子》记载：“古者圣王……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盤盂、镂之金石，以重之。”[9](P237)其中石器、金属器物等材料适合长时间保存，却不便于远距离移动。汉代以来，为了统一儒家经典的文字，朝廷多次采用以石碑书写经书的形式，这有助于官方对文化进行垄断和控制，达到维系帝国长久统治的目的。
在文字的各种物质载体中，只有“书之竹帛”的方式便于记录更多的文字内容，也便于移动和传递，这才具备了书籍的特征。钱存训指出：“无论是雕铸或印盖在坚固材料上的文字记录，都不能称为‘书籍’。中国书籍始自竹简的应用，继以帛书和木牍。简策的长度，依内容为准；阔度则通常是很狭窄，只能直书一行；用书绳编连，可以卷起，也可折叠，正如今日书籍的册页。”[10](P128)汉代以来发明了造纸术，魏晋时逐渐“废简用纸”，纸张作为文字载体使书写自如，携带轻便，易于在空间范围内传递和扩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少数人对书籍知识的垄断。
伊尼斯研究媒介发展的历史，“从纸浆和纸张追溯到后继的各个阶段——报纸和新闻、书籍和广告”[8](P111)。这对我们认识新媒介对书籍的影响也是有启示的。与文字附着于纸媒介的书籍不同，电子书籍的特点是将文字数字化，并附着于电子屏幕或电子纸（阅读器）上，使书籍的内容变成真正可以“移动”的超文本。这进一步改变了书籍复制和传播的方式，为读者各取所需来链接不同书籍的内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这种书籍也导致了偏向空间的流行文化的盛行，对偏向时间的传统文化价值形成了挑战。
3.书籍的复制方式。中国古代的两大发明——造纸和印刷技术，对书籍的复制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书籍最初的复制方式是手工抄录。造纸技术发明后，不仅使大量抄录书籍成为可能，也促进了印刷复制技术的产生。麦克卢汉指出：“中国传入的纸——它逐渐由中东传入欧洲”，“使印刷读物得以普及，并且最终使15世纪的活字机器印刷术成为可能”[3](P140)。他还指出了印刷术最初对书籍内容的选择偏向，“事实上，活字印刷术诞生后的头200年的主要推动力，是渴望看古代和中世纪的书籍，而不是需要读新书写的书。1700年之前，50％以上的印刷书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书籍，印刷术把古代的和中世纪的东西提供给了印刷词语的普通读者。中世纪的文本尤其是最受欢迎的”[3](P218)。他特别强调印刷术也是“人体延伸”的一种形式，对人的心理以及对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手工抄写的书籍文化“维持过教育中的口耳之学”，而印刷书籍“为过去的著述提供了容量宏富的新型记忆器，这就使个人的记忆力不够使用了”；[3](P222)“从心理上说，印刷书籍这种视觉官能的延伸强化了透视法和固定的透视点”，即改变了人的视觉空间，使“偏重视觉和个人观点的倾向又有了新的加强”，[3](P220)进而影响人的知识结构。印刷术还推动了书籍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可重复性原则使机印书成为一种价格统一的商品，这一属性非常新奇，它为价格体系敞开了大门。此外，印刷的书籍还有便于携带和容易弄到手的属性，缮写的书籍从来就缺乏这样的属性”[3](P226)。
总之，媒介环境学派从媒介的视角，分析了书籍的文字符号、物质载体和复制方式的特征及其变化，并以此为基础来揭示书籍的文化特征及其对人的影响。这种视角启示我们：以书籍为对象，将中国的书籍文献史、印刷技术史、编辑出版史结合起来，综合考察书籍的媒介特征及其文化价值，并探讨中国印刷书籍的产生及其对个人的心理和感官的作用、对知识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影响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印刷书籍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
媒介环境学者以传播媒介作为标签，来划分人类文明发展的几个阶段，依次为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梅罗维茨进一步概括为两种媒介社会：印刷社会和电子社会，具体来说：“‘印刷社会’实际上是口语——书写——印刷社会；‘电子社会’实际上是口语——书写——印刷——电子社会。这种简写的标签仅仅是强调了引起传播变化的最新的重大进展。”[11](P330)这样一种划分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历史的比较的视角：将各种媒介放在一起，不仅可以发现新媒介对旧媒介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也可以比较多种并存的媒介所形成的社会环境。而印刷本书籍是印刷社会的标志性产品，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中介力量。
这里要特别指出：中国的书籍在印刷术发明前已经有了非常悠久的连贯的历史，对此西方学者了解较少。钱存训曾指出：一般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叙述，不是空白就是十分简略”。于是，他专门著书来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书籍史的特色：“上自公元前14世纪，今日所见最早的中国文字起始，以迄公元700年左右，即印刷术发轫时期。这二千多年是中国文字记录和书籍发展的滥觞时代，所有的各种书写材料、内容、记载方法、编排，以及若干中国书籍所特有的形式，皆于此时逐渐形成。印刷术发明以后，这些特色乃被继承，成为中国典籍和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印刷术的发明是书籍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它只是改变了生产的方法和增加了产量，至于书籍的实质、内容和形式，与采用印刷术以前，都没有重大的分别”。[7](写作缘起)
西方学者比较关心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印刷术发明最早的国家，为什么印刷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是十分明显，这是与古登堡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根本不同的。关于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麦克卢汉“对印刷媒介兴起的后果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而“人体在印刷技术上的延伸，造就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大众市场，还有普遍的识字能力与教育”[12](P73)。安德森则认为：“作为商品的印刷品是孕育全新的同时性观念的关键”、“用手稿传递的知识是稀少而神秘的学问，但印刷出来的知识却依存在可复制性以及传播之上”，因而会对世界有更大的改变和影响。此外，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推动了书籍出版业：“作为一种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态，书籍出版业充分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市场那永不止息的追求。……由于1500年到1550年之间欧洲正好经历了一段特别繁荣的时期，出版业的景气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段时期的出版业‘远较任何其他时代’更像是‘在富有的资本家控制下的伟大产业’。自然而然地，‘书商主要关心的是获利和卖出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最想要的是那些能够尽可能地引起多数当代人兴趣的作品。’”[13](P38)这就是欧洲“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版史。关于中国的情况，安德森对比欧洲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印刷术最初是在中国发明的（可能在欧洲之前500年），但它之所以不曾在那里产生重大的——更不用说革命性的——影响，正是因为那里没有资本主义。”[13](P47)
1500年到1550年相当于中国明代弘治和嘉靖年间。我们不妨举几个明代的例子：永乐元年至六年（1402－1408），由皇帝组织文臣来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终于完成，仅参加纂修、誊录的文人学者就多达二千余人。编纂完成数年后，又动用了一百多人，花费了五年时间才抄录完成了一个副本。这部类书是官方“文治”的标志性成果，被收入皇宫保存，而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上流通。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时，为了接近当时的官员，拿出了他带来的自然科学书籍和世界地图，还和中国学者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等书籍。这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印刷书籍的一个开端，但中国人关注的不是印刷技术，而是西方书籍所承载的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知识内容。
这种对比可以说明：中国在早期的书籍史中已经形成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官方将书籍编纂视为文治教化的载体和精神价值的象征，而不是可以普遍流通的商品，因而，中国的印刷技术一直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即使是民间书坊也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商业性出版活动。这正如钱存训所分析的：“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方的功能相似，但其影响和作用则并不相同”，印刷术“不仅帮助中国文字的延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儒家典籍和科举考试用书的大量印刷，当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因此，印刷术乃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一个基础工具。总的说来，印刷术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所促成；同时，这些因素也影响了印刷术本身发展的趋向。因此，印刷术在社会上的功能是相互影响，并不完全是印刷术影响社会变革，各种社会因素也是促使印刷术发展或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14](P270)
媒介环境学派将中国作为一个特殊例证，得出了比较审慎的结论：“对于活字印刷在中国为何不如在欧洲那样成功，大多数史学家指出的主要原因是，汉字数量太庞大。当然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古登堡只需要对付26个符号的字母表，这使活字印刷容易得多。不过其他人指出，妨碍活字印刷在中国成功的，还有另外一些原因：比如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人缺乏商业动机，雕版印刷扎根很深，与活字印刷竞争；欧洲却不存在雕版印刷的竞争。无论如何，重要的文化差异影响着技术对社会的冲击。为了充分了解技术的影响，我们就必须把技术放进它所在的社会语境中去研究。在欧洲，印刷术很快就被接受下来，且流布很广。所以，欧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说明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引进社会时，文化变迁可能是非常广泛的。”[8](P282)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市场角度，还是从“文化差异”角度，西方学者在对比欧洲的时候，发现了中国印刷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特殊性。这对媒介环境学派论证自己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补充：研究媒介技术的影响，必须结合“它所在的社会语境”，而不能套用一种模式。这种中西对比的方法，对我们引入媒介技术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中国书籍发展史的特点，以及媒介技术对中国文化变迁（包括古代社会、近代社会、当代社会）的实际影响情况，也是很有启发的。
三、印刷媒介作为“后视镜”的意义
麦克卢汉曾用“后视镜”来比喻研究媒介发展史的意义和方法，所谓“‘后视镜’指的是这样一个论点：我们大多数人能够理解新媒介的影响，因为我们就像开车人，眼镜不是盯住前方，而是看着我们从何而来”[8](P163)。我们要了解电子媒介、网络媒介所带来的变化，需要以印刷媒介作为对比。在大众传播史上，书籍的历史是迄今最为悠久的。但印刷书籍只是书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回过头去看，还有手抄本书籍。只有与非印刷书籍比较，才能显现出书籍与印刷术结合后所产生的变化。《书籍的历史》就采取了这种比较的方法，指出“要想把所有的传播方式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必须经过漫长的研究和思索，而且必须公正地看待各种交流方式。如此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有新的变化，因此，古登堡改革只有与冲击了十三四世纪以来的手抄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相比较才能被后人所理解。只有在科技、经济等体系的领域内才是可理解的，这种体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材料方面的改进”[15](P401)。但中国手抄书籍的历史更为悠久，即使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人们仍然沿用手抄书籍的方式，因而对印刷书籍的评价不能忽视这个背景。同样是印刷媒介，中国在近代出现的报纸、杂志，受到了西方大众媒介影响，又和中国传统书籍具有不同的特征，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今天电子媒介出现之后，我们也需要回过头去，进一步发现印刷书籍的特征，才能理解电子技术和书籍结合后所产生的变化及其社会影响。
在媒介发展史上，书籍只是一个坐标，其后出现了广播、电视等视频媒介。媒介环境学派特别重视印刷媒介的价值，并将印刷媒介与电视媒介加以比较。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阐述了两个理念：“第一个理念是，我们承认和谈论的童年那个人生阶段是印刷文化的产物。童年观念之所以来临，那是因为印刷术产生了一条分界线，把儿童挡在这条分界线之外，使他们得不到读书识字的成年人才能够获取的信息。第二个理念是，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把这条分界线抹掉，同时被抹掉的还有童年的现代观念和经验。”[8](P171)他认为，儿童的社会化是一个在学校接受印刷文化教育的过程，“童年之所以必不可少，那是因为它继承了代代相传的文化模式”，儿童必须学会如何成为印刷文化要求的那一类人，因而阅读印刷书籍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素养。[8](P173)
梅罗维茨以书籍作为印刷媒介的代表、电视作为电子媒介的代表，进一步结合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两者的差异的场景”及其对人们所获取的信息的影响。[11](P66)具体到媒介的编码方式，“印刷编码的复杂在各种年龄群体内和群体间隔离了信息系统。要掌握印刷媒介中复杂信息就要求分阶段地学习，这造就了许多不同的群体，每一群体社会化的许多阶段，以及许多不同层次的地位和权威”[11](P72)；而“与印刷媒介不同，电视将它的内容提供给所有人。因此，电视不会帮助信息精英控制文化知识的解释，也不会分割交流系统”[11](P73)。这种对比启示我们：从根本上讲，在电视出现之后，书籍已经成了相对小众化的媒介。阅读是有个性的，读者可以选择与其“个人身份”有关的书籍来阅读；而“电视更趋向于将不同阅读圈子的人放进同一个公共领域”[11](P83)，是更加“大众”化的媒介。在今天的“电子社会”，印刷媒介仍然存在，但“电子媒介一加入到传播家族中，就改变了早期媒介之间的关系并改变了信息流的模式”。简单地说，“旧的和新的传播形式可以共存，但是社会生活的图景可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11](P331)。
那么，在当今新旧媒介共存，特别是互联网逐渐普及的传播环境中，印刷媒介还有什么特殊价值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回到尼尔·波兹曼的立场。他“赋予印刷文化优先的地位”，在媒介的“生态”环境中，“印刷媒介成为其他一切媒介‘衡量、比较和对照’的标准”。他“希望我们保持平衡，希望我们不要一头闯进电子时代和未来；我们要防止媒介的偏向，要承认印刷文化仍然有美好的前途和价值”[8](P188)。他认为：一切媒介都是有偏向的，这必然影响文化的平衡。因而，“我们必须要理解媒介的这个偏向、这个环境、这种文化，并找到抗衡和平衡的办法”。正是以印刷媒介作为标准，他提醒我们注意“我们成为文明开化的人，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将来怎么走，这一切和印刷文化的馈赠密不可分”。而“迄今以电视为主的传播电子革命正在威胁并削弱印刷文化，威胁并削弱印刷文化继续给我们提供的东西。保存印刷文化就是波兹曼寻求出路的方法，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下，他主张平衡”[8](P194)。
总之，借鉴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印刷媒介的特征及其演变，思考当今新旧媒介并存的环境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影响，并努力寻求一种平衡的力量。书籍之重要不仅在于它是人类媒介史上第一种大众媒介，还在于对比当今的电子媒介，我们进一步发现了书籍的媒介特征及其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评价和平衡不同媒介文化的视角和立场。
收稿日期：200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