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合作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欧盟15国为成员的欧洲集团同东亚国家出现了接近、交往、合作的趋势。目前，亚欧合作的势头方兴未艾。中国在亚欧合作中的地位如何，亚欧合作对中国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亚欧合作的进程及成就
东亚国家同作为西欧集团的欧洲共同体的正式的交往关系开始于70年代。最早同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的是日本。1972年2月，欧共体决定在东京设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情报局”，其任务是促进西欧产品对日本的出口。1973年5月，双方达成定期举行谈判的协议。1974年3月，欧共体和日本签订了关于互设常驻代表机构的协定。同年11月双方分别在布鲁塞尔和东京建立了办事处。1972年6月，东盟在布鲁塞尔设立了东盟特别协调委员会，以处理其与欧共体的关系。1974年，“东盟——欧共体联合小组”正式成立。从1979年1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一次东盟—欧共体部长级会议以来，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议。稍晚一些，中国也同欧共体建立了正式关系。1974年11月，欧共体委员会向中国递送了“同国营贸易国家贸易协定大纲”，建议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1975年5月，中国同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
韩国同欧共体关系较为特殊。韩国同欧共体早在1963年就建立了正式关系。除了贸易上的关系以外，欧共体并不重视韩国，只把它当作美国的附庸。直到1983年双方才开始部长级会谈。迟至1989年5月和11月，韩国和欧共体才在对方互设了代表处。
90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国家和欧洲开始了程度不同的正式交往和合作。但同后来的作为两个地区集团的合作发展相比，这个阶段的合作充其量也只是个序幕。这个阶段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是分散性。在这个阶段的亚欧合作中，欧洲一方是以整体面目出现的，而亚洲一方则是以分散的国家和小国家集团出现的。中国、日本、韩国都是作为单个国家单独同欧共体打交道。只有东盟是以地区集团同欧共体发展关系。因此，在这个阶段，东亚还未形成明显的东亚地区主义和地区集团。尽管马来西亚曾于1993年倡导EAEC（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其范围包括东盟国家和中、日、韩，终因日本态度暧昧而未能启动），但最终未能使东亚国家以整体的名义同欧共体开展合作。第二是局限性。这一时期东亚同欧共体的合作多局限在经济方面，尤其是贸易方面。基本未涉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第三是非机制性。除了东盟和欧共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达到了某种机制化、程度化以外，其他东亚国家基本上没有同欧盟形成有形的合作机制，更没有形成两个地域集团首脑级的会谈机制。
进入90年代，亚欧关系出现了质的飞跃，亚欧全面合作的势头迅猛发展。其直接动力首先来自于欧洲各国对东亚地区的高度重视和东进亚洲的迫切愿望。
1993、1994、1995年被称作“欧洲的亚洲年”。1993年许多欧洲国家首脑访问了亚洲。英国首相梅杰访问了印度。法国总统密特朗“重返印度支那”，访问了越南和柬埔寨。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访问了印度和中国。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访问了中国。德国总理科尔先后访问了印度、新加坡、印尼、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访问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鼓舞了同亚洲合作的信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尔亚洲之行以后，立即制定了新的亚洲政策，明确提出了要开展“亚洲攻势”。这年9月，德国政府通过了“亚洲方案”。该方案的重点是增加德国经济界在亚洲的直接投资，加强对亚洲的外交工作，与亚洲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注：新华社波恩1996年2月18日电。）。在德国的影响下，西欧其他大国也纷纷制定自己对亚洲的新政策。1994年2月法国发起了“法国在亚洲”的主动行动，目标是在5年之内将法国对亚洲的出口比重由7%提高到10%。英国也提出把促进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作为“主要目标”。西欧国家的领导人如德国总理科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挪威首相伦特兰等公开宣称，由于亚洲经济取得巨大成就，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他们还明确指出，不要把亚洲的崛起看成是对西方的经济威胁，而应视其为对革新欧洲经济政策的鞭策。科尔甚至还明确指出，东西方要互相学习，“现在西方应向东方文明学习很多东西”。他强调，欧洲人应放弃欧洲中心主义。此外，欧洲其他国家如西班牙、比利时、芬兰、瑞典等国也纷纷出台亚洲政策或召开亚洲问题研讨会，设立有关组织（注：陈峰君主编：《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1994年欧盟开始以集团名义采取重大举措。这年7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纲领性文件《走向亚洲新战略》。新战略主张与亚洲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建立一种建设性的、稳定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欧盟不仅要把亚欧经济合作当作首要任务，而且还提出了全面发展和加强在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广泛合作的蓝图。1995年，欧盟又先后制定了《欧盟与日本：未来阶段》的文件以及《中国与欧盟关系长期政策》。所有这些发展动向都反映了欧盟决意推动亚欧两个地区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对欧洲的这种主动姿态，亚洲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其突出表现是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于1994年10月访问法国时，首次提出举行“亚欧首脑会议”的建议。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这一建议达成共识。于是历史上第一次亚欧首脑会议于1996年3月在泰国曼谷举行。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欧盟15国政府首脑和全体东盟成员国及中日韩三国首脑，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双方在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事宜。1998年4月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在伦敦举行。亚欧首脑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亚欧两大地区集团的合作关系进入了机制化和制度化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亚欧美三角关系不平衡、不对称的局面开始得到改变。
自第一次亚欧会议以来，亚欧合作已取得可喜成果。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亚欧首脑会议已成为亚欧关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成果。就已举行的两次亚欧首脑会议看，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其中包括交换对亚欧地区问题的看法，促进政治对话，加强经济合作，促进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决定亚欧会议的进程等。通过亚欧首脑会议，使亚欧双方增进了理解，扩大了共识，加深了友谊。
为了进一步落实亚欧首脑会议的精神，亚欧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建立了一系列机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如1997年和1999年分别在日本和法国召开了亚欧财长会议；成立了亚欧工商业论坛，讨论双方在工商业方面的合作；定期举行亚欧中小企业会议；建立亚欧农业论坛以促进双方在农业方面的合作；在泰国建立了一个环保技术中心，为两个地区在环保问题上提供政策性指导；在新加坡设立了亚欧基金以促进两地区的人员和文化交流；在马来西亚建立亚欧大学；成立亚欧规划小组，引导亚欧会议进程跨入21世纪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欧合作取得显著成果。欧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亚洲提供了比日本和美国更多的援助。到第二次亚欧会议时，欧盟的援助已达3700亿埃居。第二次亚欧会议后，欧盟决定在世界银行中设立一项基金，拟集资5000万埃居，以帮助亚洲渡过金融危机。
第二次亚欧会议通过的《主席声明》、《亚欧合作框架》、《投资促进行动计划》和《贸易便利行动计划》等文件标志着亚欧两大洲正在进入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重要发展阶段（注：《人民日报》1998年4月9日社论：《把亚欧中欧合作关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在亚欧合作中的地位
正如上文所说，推动亚欧合作的最初动力来自欧洲。它们为什么在冷落了亚洲40年后突然又热衷于亚洲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亚洲主要是东亚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欧盟国家内部的市场潜力日益枯竭导致了经济的不断衰退。为了复兴国内经济就不得不抢搭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从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腾飞和高速发展使欧洲刮目相看。从1984年到1994年10年间，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前4名都是东亚国家，即泰国、韩国、中国和新加坡。到1995年，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经济已经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60年代初仅为4%），占世界出口总额的25%及进口额的27%，而外汇储蓄将近占全球的一半，达到40%。东亚10国国内生产总值达7万亿美元，与北美（约7.85万亿美元）、欧洲（约7.5万亿美元）大致持平，形成世界经济第三大中心（注：陈峰君前引书，第257页。）。
作为东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它在东亚的经济地位尤为突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年经济增长率达9.8%，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加。1998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列第十一位，外汇储备高达1450亿美元，年吸收外资已居世界第二位（注：《江泽民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9年3月28日。）。近两年来，当经济危机风暴猛烈袭击东亚各国的时候，中国仍保持着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中国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据西方人士估计，中国经济规模按平均购买力计算已上升至世界第二位或第三位。据《北京晚报》报道，现在中国人每天从市场买来6万台电视机，12万只手表，开通1万多部电话，商店要出售200多万米丝绸，消耗6000万公斤猪肉，1000多万公斤食油和7500多万公斤粮食（注：转引自郑宇硕：《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74页。）。
巨大的中国市场和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无疑使中国在亚欧合作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欧洲看好亚洲，但更看好中国。因为中国有可能为欧洲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西欧作为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双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注：《江泽民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9年3月28日。）。最先看到这一点的是德国。1993年11月科尔总理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华，访问期间同中国签订总额达28亿美元的经贸合同、协议和意向书。他明确表示，中国是德国实施亚洲政策的重点。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的亚洲政策框架内占有关键地位”（注：转引自裘元伦、刘立群主编：《亚洲背景下的中德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这之后不久，欧盟委员会于1994年出台了加强欧中关系的指导性文件《中欧关系长期政策》。该文件认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将必须成为欧盟同亚洲和同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一个基础”（注：郑宇硕前引书，第276～277页。）。这一政策迅速推动了中欧贸易关系的发展。1995年中欧贸易总额达403.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8.7%。1996年欧盟又放宽了中国大宗出口产品的配额，使双方贸易进一步增加。同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又提出了《欧盟对华新战略》，进一步将欧盟对华长期政策具体化，再次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并表示加强促进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加强了对东亚国家的援助。尽管中国遭到的打击并不严重，但欧盟十分重视对中国的援助。1998年初，欧盟设立了亚洲投资基金。该基金的负责人鲍威说，欧盟将在5年内拨出4500万埃居，对亚洲18个国家提出技术援助，其中中国是重点，占1000万埃居（注：丁刚：《积极推动欧亚合作》，载《人民日报》1998年3月31日。）。
由此可见，在欧亚经济合作中，欧盟对中国给予了特别重视，显示出中国在亚欧经济合作中的特殊地位。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国也同样在两个地区合作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核大国之一，是世界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地区大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之一。在世界和地区舞台上处理任何国际事务，中国的立场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东盟国家之所以积极倡导由中国作为东亚成员之一参与同欧盟合作，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知道，东亚若没有中国将是不可想象的，只是东盟同欧盟打交道，其关系是极不平衡和对等的，因而也是极为不利的。只有以把中国包括在内的东亚集团的名义同欧盟打交道，才显得实力相当，才有所依托，才充满信心。从某种程度说，东盟是在倚重中国，拉拢欧盟，平衡美国，从而建立亚欧美稳定的三角关系。这是东盟对外战略的核心。
毫无疑问，欧洲人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随着中国作为一个核心大国在裁军、核禁试、地区危机、世界维和等方面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欧盟发现越来越需要同中国在政治上合作。在联合国关于对伊拉克制裁的表决问题上、柬埔寨问题上以及全球核禁试问题上，欧盟都得到了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的配合。这使欧洲看到了中国立场的重要。欧洲议会议长埃贡·克莱普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如果不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就不能解决当前世界上的重要问题”（注：郑宇硕前引书，第275页。）。
1995年7月欧盟的“中欧关系长期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在欧盟对亚洲政策中的地位的上升。该政策虽然强调经济关系，但也主张加强同中国的政治关系，它明确指出，要“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199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又提出了《欧盟对华新战略》文件，再次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
1996年3月的第一届亚欧首脑会议是亚欧关系的转折点，也是中欧关系的转折点。中国在欧盟对亚关系中的地位继续上升。当年6月的欧盟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称，“从长远目标看，欧盟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
1998年4月第二次亚欧会议期间，中欧关系又进一步升温。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桑特说，欧盟“对外关系的新纪元已经开始”。会议期间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表示希望在中国和欧盟之间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注：《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8年4月3日。）。同年6月，欧盟外长理事会审议通过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话政策新文件，文件表示，欧盟将继续同中国举行年度领导人会晤，加强同中国在政治上的对话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文件建议把欧中双边政治关系提高到欧盟与美国、日本关系的同等水平，并每年举行一次双边首脑会议。这个文件表达了愿同中国加强友好合作的强烈愿望。
欧中关系的不断升级和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强烈愿望无可争辩地反映了中国在欧亚合作关系中的令人瞩目的地位。
亚欧合作对中国的意义
（一）有利于增强中国同东盟的互信
东盟是中国的近邻，由于历史的原因，东盟对中国的疑虑和不信任仍未根本消除。科索沃危机之后，随着美国反华势力的增长，取得周边国家的支持、理解和信任更加重要。积极支持和参与亚欧合作有利于加深东盟对中国的信任。
前文提到，东盟提出把中国纳入亚欧合作的框架有借助中国提升自己地位的意图，当然也有制衡中国的目的。但无论怎样，东盟看重中国，是想让中国在亚欧合作中发挥有利于东盟的作用和影响。如果中国积极地参与亚欧合作，那么东盟则会把这看作是对它的支持，而回报中国的是进一步的信任。
实际上三年多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在1998年4月的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朱镕基总理阐述了中国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态度和立场，不仅博得了东盟国家的感激，连欧盟国家也赞誉不已。朱总理用“盛同身受，同舟共济”八个字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作了高度概括。他表示，不乘人之危，不以邻为壑……他郑重地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愿尽其所能，为解决危机作贡献和牺牲。这其中既包括中国提供40亿美元援助，还包括承担风险，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中国以实际行动，促进亚欧的合作，已向世人表明，它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二）有利于中欧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和共同提高
中国和欧洲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同时在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有重大差异。从世界文明进步的规律来看，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中欧隔绝的理由，而应成为相互对话、彼此增加了解与合作的动力。
亚欧合作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两次亚欧首脑会议已经强调要加强亚欧文化联系，并建立了亚欧基金会以促进两地区的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交流。
实际上在同欧盟交流合作中，欧方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理解在逐步加深，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也在逐步扭转。例如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欧盟的态度近年来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97年以前，欧盟成员国总是伙同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报告。1997年3月，法国首先宣布不支持欧盟在人权会议上对中国人权问题进行讨论的议案。这一立场也得到了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的支持，从而导致欧盟决定不再充当类似决议案的提案国。由此可见，同欧盟的交流对话与合作有助于中欧之间的相互理解，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又可相互借鉴、学习，达到求同存异友好相处共同发展。
（三）有利于我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但开放必须多元化。不能把鸡蛋只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的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同世界上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关系是极不平衡的，严重倾向于美日两国。目前，中国同欧盟的经济关系远远弱于同美日的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显示了中国同欧盟的经济合作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中国应该抓紧时机去开拓和挖掘这种潜力，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欧盟是一个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组织，也是世界最强的经济集团，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双方在技术、贸易等领域有很强的互补性。这种合作将对双方经济发展产生新的推动力。
另外，同美日不同，欧盟在亚太地区同中国没有任何直接的利害冲突，也不在这一地区谋求特殊利益。因此在中欧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中更少牵制因素。毫无疑问，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鉴于上述分析，中国似应采取如下的立场。
第一，中国应当对参与和推动亚欧合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第二，中国在亚欧合作中的突出地位显而易见，发挥巨大作用也是责无旁贷。但不宜同东盟争夺亚欧合作的主导权，应继续扮演一个支持者的角色。
第三，在亚欧合作中稳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即推动世界多极格局的形成，寻求世界对中国更广泛的了解和信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