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生产力,最终是调动工人的积极性_社会改革论文

解放生产力,最终是调动工人的积极性_社会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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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体现,解放生产力最终就是要解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之一。邓小平同志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五大将这一概括正式写进了修改后的新党章。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加深对这一本质论的理解:“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目标;“发展生产力”,既是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可看成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手段;而“解放生产力”,则是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进步的前提和条件。可以说,在这三者的关系中,发展生产力是中心,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体现。

解放生产力,是指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来解除对生产力的种种束缚,来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革命”和“改革”是最主要的手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束缚;改革则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通过改变原有的趋向僵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来解除对生产力的束缚。

如做进一步的理解,还可以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两个“生产力”概念的内涵侧重点略微有些不同。发展生产力含有“提高经济发展的水平”、“扩大生产总量”的意义;解放生产力则有“解放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动力”、解放“生产要素”、“生产力量”之类意思。

推动社会前进的生产力包括许多要素,如资本、市场、技术等,其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要素是人,是劳动者。因此,解放生产力的最终落脚点,解放生产力的实质,就是解放人,就是调动人(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因此,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说到底,就是解放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说到底,就是解除对生产要素的束缚,首先就是解除对人、对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束缚。

(二)解放生产力,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

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之始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然也不例外。

当生产关系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时,生产力就获得解放,从而大发展;当生产力向前不断发展,到达一定阶段时,原有的生产关系就越来越会表现出不适应性,对生产力发展起束缚作用。生产力是绝对活跃的因子,是动态的;生产关系则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是静态的(当然决不是静止的),因而它总是隔一段时期就会表现出对生产力的不适应性,也就是束缚性。所以,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要不断地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进行改革,解除它们对生产力的束缚,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解放了劳动人民,也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般认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大致有三个方面的明显特征,即:1)生产资料公有制;2)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3 )有计划的经济。过去,我们自以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将它建立之后就万事大吉,因而30年不思改革,甚至连微小的调整都有可能被指责。其实,这三个方面在实现过程中都存在压抑劳动者积极性、能动性的弊病。

譬如公有制。工商企业多是实行国家所有制,这就使企业的劳动者工人不容易感觉到自己是实实在在的企业的所有者,因而并没有一种当企业主人的感觉和姿态,从而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多少表现出漠不关心。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际上很少实行。通行的分配方式大多是计月工资(国家和集体的企事业单位)和计日工分(农村人民公社),所体现的“按劳”也只是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技术高低、力气大小等)和劳动年限(工龄),而没有按实际劳动量的多少、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结果造成的是有“能”而不“尽”。

全面的计划经济更是认识和行动上的误区。计划经济的产生,是针对要表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这一矛盾造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最终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那么社会主义要表示出能克服这一矛盾,因而就要搞对整个社会进行“通盘”考虑的计划经济,以避免生产过剩。如果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通过革命而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样做,还比较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但是,在生产力还根本没有大的发展,甚至是短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也这样做,那实在是误入歧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去努力解决自己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而是对治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痼疾的药方——计划经济津津乐道,并将它用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多少有点欠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的社会产品总量还不能满足全社会的基本需要,又何来生产过剩,何来生产产品的大大浪费呢?

值得思考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对这一点有所认识,由国家进行的宏观调控和干预越来越多,从而大大缓和了主要矛盾。 结果, 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更不用说周期性了。

实际上,计划经济还大大窒息着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动性,造成了少数管理者指挥社会生产,以少数人的智慧代替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智慧,严重地禁锢了生产力。而且,一旦那少数管理者做出了不聪明的计划,那么社会以及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就要遭受严重损失,不但没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还直接打击了生产力。

(三)解放以来我们在解放生产力问题上的曲折历程

解放至今已将近50年,我们在解放生产力问题上的做法及效果,如果主要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角度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8年,这是一个特例时期。由于人民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劳动者当家做了主人,因而极大地焕发了劳动热情。同时,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描绘了宏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蓝图,鼓舞了人民群众,激起了人民群众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就使建国以后的最初十年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速度非常之快。

然而,由于计划经济的领导者陶醉于这股热情,没有正确地导引这股热情,被这股热情所冲动,做出了超越社会现阶段、超越生产力发展原有基础和条件的不切实际的事情,结果反而大大破坏了生产力,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这就是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

第二阶段:1958~1978年,这是绝对的计划经济时代。这时候,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的分配并没有真正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且过多地考虑按人头平均分配,各人的劳动量与其所分配到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劳动与物质利益并不直接挂钩,结果就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大锅饭”、“出勤不出力”之类现象。在这20年里,社会经济低水平的增长,人民生活低水平的维持。

这实际上是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现实的结果。必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物质财富还不是极大的丰富,也由于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经济生活细胞(不一定是最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每一个劳动者都直接负有经济上的责任。他必须维持自身的劳动能力,他也必须养活全家,抚养和培育新一代的劳动者,因此他就必须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能否得到满足,能否得到实现。物质利益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这是我们在工作中思考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问题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一阶段的20年,领导者、管理者恰恰就忘记了这一点,或者说不屑于这一点,还是重温前一阶段群众的“满腔热情”、具有“冲天干劲”的好梦,错将思想教育当成唯一的法宝。

第三阶段:1978~1992年,这是改革的初中期阶段。在这一时期里,改革是在公有制前提下,真正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让劳动者的切身物质利益同各人劳动量的多少,劳动成果的多少,贡献的大小较大程度地联系起来(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奖金、职称制度等),或者完全挂起钩来(农村生产责任制),这就调动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也就是解放了生产力,结果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人人都说党的政策好,改革政策好,好就好在它真正地激发了人的热情和干劲。

但存在的问题是,这个改革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之内进行的。企事业单位的劳动者,实际上是用“铁饭碗”来装更多的饭。也可以说,劳动者是在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管理者所设定的圈圈里发挥积极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依赖企事业管理者以及国家的习惯思维,企业则依靠国家。因此,劳动者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没能完全激发出来,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第四阶段:1992年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是一个将劳动者全面推向市场,将劳动者的集合体——企业全面推向市场的时期。让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彻底摆脱对国家的依赖性,使劳动者不得不开动脑筋,努力激发自身的能动力和创造力,充分挖掘自身的潜能,去市场经济大潮中搏击,最终驾驭它。这也是让劳动者感到一种挑战,感到一种危机,从而面对挑战做出最积极的反应。可以预想,市场经济体制将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积极性都能发挥到极致,势必会将中国的经济推向又一个发展高潮。

(四)解放生产力,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应成为当今思考各项改革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必须解放生产力,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各项改革工作,都应该围绕“解放生产力,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个基本出发点来展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为做到这一点创造了最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保证了最为有序的经济秩序,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能够与个人付出的劳动量(脑力和体力诸方面)、进取精神、风险意识等直接挂钩,这就大大发掘了劳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企业改革中,要贯彻完全放开、宏观调控的方针。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子项体制,使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更有利于劳动者和劳动者的集合体即企业投入市场,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充分解放,有利于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要继续改革国家机器等上层建筑,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特别是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政府行为应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生产关系)的需要,应以完全有利于调动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为基准。

解放生产力,还要帮助劳动者转变思想观念,使他们摆脱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观念,认识到劳动不只是一种被动地服从安排、努力工作,而更应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性劳动,要让他们意识到自身有无限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也要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学习和掌握更多的现代化科技知识,学习和掌握更多的生产和工作本领,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对改革者来说,这也是一种责任。不能对知识和生产技能趋于落伍的劳动者撒手不管,不能一味指责他们,总之,不能以“解放”为名行撒手之实,逃避对他们应负的职责。

在国家管理的机关和事业单位中,也就是由国家包起来每月按时发工资的所谓“铁饭碗”单位中,也要在分配制度中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同时在各个职工的个人工资构成中具体地、明了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让每个职工在领取工资时,包括领取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时,切身地感受到“收入都是劳动报酬”,从而直接地激发职工的积极性。要特别注意防止工资分配中的新的“平台”现象,即同一职称、同等工龄的职工,虽然实际工作量大不一样,而每月领取工资却完全一样。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应有适当的激励机制,使能力大的人的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不这样做,反过来就会埋没甚至挫伤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为此,这些单位也应常思改革,而不能只吃“政策饭”。

收稿日期:1998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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