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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
摘要 19世纪后期，经典物理学的各个分支已发展为严整的逻辑演绎体系，从而隐含着语言翻译问题。批判学派的哲人科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个论题，发出了时代的先声。马赫强调语言在科学交流和思维中的价值，似乎认为科学可用日常语言描述。彭加勒认为科学事实是语言的约定，它只不过是翻译成方便语言的未加工的事实而已；翻译的可能性隐含着不变性，这种不变性是未加工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迪昂在世纪之交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论述得最为详尽和深入：翻译存在于科学的起点和终点，实际事实和科学事实之间的互译并非一一对应，翻译即背叛，测量是词典，实验需诠释，诠释非翻译。80年代库恩明确区分了翻译与诠释，探讨了词典的形成、结构和功能，分析了保真翻译不可能和诠释赖以进行的桥头堡：这一切颇有新意，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迪昂的“回应”。文章最后针对有关问题作了简短的评论。
关键词 语言哲学，翻译，迪昂，库恩
在19世纪后期，经典物理学的各个分支已发展成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1]。这种理论体系是有结构、有层次的假设—演绎体系， 它是数学的和符号的语言系统，因而是抽象的和远离感觉经验的。这样一来，在理论的起点（概念的形成、定律的表述等）和终点（把由假设推论出的命题交付实验检验或与观察定律比较），就存在着一个语言翻译问题。这自然地、也是历史地引起了哲人科学家[2] ——专门科学家和纯粹哲学家是没有这种敏锐眼力和分析能力的——的关注和思考，批判学派[3]的代表人物率先发出了时代的声音。
1 批判学派的先声
批判学派的首领马赫[4]由于轻视理论，专注感觉的分析， 因而忽视或无暇顾及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不过他也或多或少涉及到语言问题和语言对科学的作用。
在马赫看来，自然科学知识的唯一源泉是感性知觉。但是，鉴于任何个人的经验范围在空间和时间上受到限制，假如每一个人都必须从头开始，这个结果只能是十分贫乏的。科学只有通过许多人经验的熔合，通过语言才能朝气蓬勃地成长。当声音变得与共同观察到的外部世界或内部世界的事实、现象联系在一起时，才出现了语言交流。此后，这些声音就逐渐变为这些事实的有意识的记号。借助这些声音，便有可能在讲者和听者身上唤起此刻未观察但却是先前经历过的事实的观念，从而广泛地扩大个人的经验领域。语言交流不仅是科学起源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在科学描述和研究中产生比较动机的工具。比较是科学内部生活的最强有力的元素，因为所有关联和所有概念单元都借助比较进入科学。
马赫认为，语言的主要价值是作为思想交流的媒介。正是语言使我们借助已知的东西描述新东西，用与旧东西的比较分析新东西的情况，这对讲者和听者都是收获，而且通过交流也使思想更为明晰。语言对独自思维也具有巨大的价值。词包容了对某一个兴趣领域具有重要性的一切东西，并且引起与这个范围有关联的一切图象，仿佛它们像珠子一样被串到一条线上。引人注意的是，我们能够在没有充分意识到词符所体现的所有图象的情况下正确地使用词符，恰如我们没有仔细看每一单个字母而阅读一样。在抽象概念思维中，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不用词的思维至少部分也可以实现[5]。
马赫把科学视为对事实的描述，而描述则是在思想中摹拟事实。他把描述分为两类：直接描述即仅仅使用纯粹抽象工具的事实的言语报告或语言交流；间接描述即诉诸已经在其他地方系统阐述的，或者还没有精确地阐述的描述，如月亮对于地球来说像重物一样运动，光像波动或电振动，于是所谓的理论或理论观念都落入间接描述的范畴。当新事实变得熟悉时，用直接描述代替间接描述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而直接描述不包括非本质的东西，它把自己绝对限制在对事实的抽象理解中。马赫的结论是：“对于物理学家来说，度规单位是建筑的基石，概念是建筑的指导，而事实则是建筑的结果。我们的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几乎是事实的完备的替代物，我们借助于它能够断言所有的事实。”[6]马赫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语言翻译问题， 但是从他坚持把现象分解为感觉要素，把理论化归为事实的直接描述来看，他似乎认为科学可以翻译为日常语言，可用日常语言来描述。
彭加勒（H.Poincare）在批评勒卢阿（Le Roy）的唯名论或极端约定论时，明确地涉及到科学中的语言翻译问题[7]。 彭加勒坚决反对勒卢阿“科学家创造事实”的谬说，而认为“科学家并没有凭空创造科学事实，他用未加工事实制作科学的事实。”在彭加勒看来，未加工事实和科学事实的界限虽然不能严格地、精确地划出，但毕竟还是有合理的区别的。彭加勒以日食为例，把这个事实分析为四个等级：（1 ）不学无术的人说，天变暗了。（2）天文学家说，日食发生在九时。（3）天文学家又说，日食发生在根据由牛顿定律制定的表格所推算出的时间之内。（4）伽利略最后说，日食是地球绕太阳旋转的结果。
考虑到误差校正，第二个等级还可以细分为：（2a）当我的钟表指向九时时，日食发生了。（2b）我的钟表慢十分钟，日食发生在九点十分。
现在我们的等级已有六个，尽管没有理由止于这个数目。例如，上述两个细分的等级之间并非是最小的间隔。第一个等级也应当细分，因为天变暗在色彩浓淡上还有许多细微的差别，不过它们可用同一陈述“天变暗了”表述。而且，一个目睹日食的人感觉到昏暗的印象，这个印象又促使他作出了天空变暗的结论，必须把印象和结论区别开来。在某种意义上，只有第一个事实才是真正的未加工的事实。
尽管彭加勒有这样的看法，尽管（2）和（3）之间存在较大的间隔，（3）和（4）之间的间隔更大，但他还是把未加工的事实定为（1），因为从第二等级起，事实的表述就要与其他无数的事实相配合。彭加勒注意到：“毋庸置疑，这种分类是充分任意的，以便给人们的自由和随想留下较大的余地。一言以蔽之，这种分类是一种约定。这种约定被提出时，假使有人问我：这样一个事实为真吗？我始终能知道回答什么，我的答复将由我的感觉的证据给予我。”假如在日食时，若要问：天正变暗吗？世人都将回答：是。可是，讲以明为暗、以暗为明语言的人将会回答：否。彭加勒反问道：“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彭加勒还举例说，我借助可动的反射镜观察电流计的偏转，反射镜把明亮的影像或光点投射到刻度尺上。未加工的事实是：我看到光点移到刻度尺：而科学事实则是：电流通过回路。彭加勒注意到，电流通过回路这一事实意味着其他许多事情，因为电流本身不仅能用力学效应来显示，而且也能用化学、热学、光学等效应来显示。“因此，在这里同一个陈述可以适应于数目极多的完全不同的事实。”
彭加勒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洞察到：未加工事实和科学事实之间的差别，正如同一未加工事实用法语陈述和用德语陈述的差别一样。科学事实的陈述是“语言的一种约定”，“科学事实只不过是翻译成方便语言的未加工事实而已。”因此，“科学家就事实而创造的一切不过是他阐述这一事实的语言。如果他预言了一个事实，他将使用这种语言，对于所有讲这种语言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来说，他的预言便摆脱了模棱两可。”
在事实领域，科学的自由活动表现在选择约定语言和有价值的观察事实上。从事实过渡到定律时，科学家自由活动的成分更大，约定的作用更为显著。在从定律上升为原理时，就纯粹是一种约定的行为，因为原理不再受实验检验，它既不为真也不为假，只是方便而已。于是，彭加勒问道：由于我们的规律的表述随着我们采取的约定而变化，由于这些约定甚至可以修改这些规律的天然关系，因此在复写这些规律时，存在着一些独立于这些约定的东西吗？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些可以起到一般不变性作用的东西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不变性就是未加工事实之间的关系，即事物之间的真关系（注意：彭加勒是一位关系实在论者[8]）， 而科学事实之间的关系总是要保留与某些约定有关的东西。“翻译的可能性隐含着不变性的存在。翻译就是精确地分离出这种不变性。例如，破译密码就是在进行字母变更时，寻求密件中保留的不变的东西。”除了这种客观的因素外，彭加勒认为，翻译之所以能够进行，从主观方面讲也在于不同语言的说者具有类似的感觉，能感觉相同的印象，承认相同的逻辑原理，一句话具有最低限度的相通的人性。这样一来，不管语言多么不同，总是能够翻译；即使既无译员亦无词典，两种语言的人接触后也能最终相互了解，正像美洲印安人最终了解他们的征服者的语言一样。正是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人性的存在，使之有可能翻译少量的语言，从而足以有可能翻译全部语言。
迪昂[9]是在世纪之交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论述得最为详尽、 最为深入的哲人科学家。迪昂首次明确地把物理学理论视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的或数学的、结构严谨的逻辑演绎体系，并独创性地定义、区分了形成物理学理论的四个基本操作：（1）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2）假设的选择；（3）理论的数学展开；（4）理论与实验的比较[10]。其中第一个和第四个基本操作，都离不开语言翻译。诚如迪昂所说：“在起点和终点，物理学理论的数学展开除非翻译，否则便不可能与可观察的事实结合起来。为了把实验境况引入运算，我们必须作出用数的语言代替具体观察语言的译文；为了证实理论就该实验预言的结果，译文运用必须把数值转变为用实验语言的读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测量方法是在无论在哪个方向上使提出的这种翻译变成可能的词典。与此同时，迪昂强调：“译文是不可靠的，翻译就是背叛。当一种版本被翻成另一种译本时，在两种文本之间从来也不是等价的。在物理学家观察它们的具体事实和这些事实在理论家的运算中被表示的数值符号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10]
迪昂以理论事实和实际事实——相应于彭加勒的科学事实和未加工的事实——的区分说明了这种差异的特征。所谓理论事实，就是在理论家的推理和计算中代替具体事实的数学资料的集合，例如温度以某种方式分布在某个物体上。在这样的理论事实中，不存在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东西。一切都以精确的方式被确定了：所研究的物体在几何上被确定：它的尺寸是没有厚度的真正的线，它的点是没有维度的真正的点；决定它们形状的不同长度和角度是严格已知的；这个物体的每一点都存在着对应的温度，对于每一点而言这个温度是不与其他数相混的数。而与理论事实相对置的、被理论事实翻译的实际事实没有刚才看到的精确性。该物体不再是几何固体，它是具体的块料；温度计不再给予我们每一点的温度，而是相对于某一体积的平均温度，这个温度不再是确定的数等等。在不使用“近似地”、“接近地”的词降低的情况下，便不能描述实际事实。另一方面，所有构成理论事实的要素都以严格的可靠性被确定。
迪昂通过对理论事实和实际事实的分析比较看到，在抽象符号和具体的事实之间可以存在对应，但不能够存在完全的等同；抽象的符号不能够是具体的事实的充分描述，而具体的事实不能够是抽象符号的逼真实现；物理学家用来表达他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到的具体事实之抽象的、符号的程式，不能够是这些观察资料的精确等价物或忠实的描述。迪昂认为“翻译就是背叛”，其根本原因正在这里。另外，理论事实和实际事实之间的互译并非一一对应。诚如迪昂所说：单一的理论事实可以被翻译为无数根本不同的实际事实；单一的实际事实对应于无数不相容的理论事实。这种双重的观察以十分显著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希望提出证据的真理：在实验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和物理学家系统阐明的结果之间，插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智力精心制作，这种精心制作用抽象的符号判断代替具体事实的叙述。[10]
迪昂坚持理论诠释在实验事实的陈述中起着显著的作用，他不同意彭加勒的下述观点：物理学理论应该仅仅是容许人们把具体事实翻译成简单的和方便的约定语言。 他对彭加勒1902 年所举的例子（迪昂说他1894年就以等价的术语提出了这一切）作了剖析：说“电流在流动”仅仅是表述磁化的电流计的指针偏离这一事实的约定语言，这是不正确的。对于“电流在流动吗？”这样的问题，我的助手完全可以这样回答：“电流在流动，可是磁体未偏离，电流计显示出某种缺陷。”为什么电流计无读数，他还说电流在流呢？因为他在与电流计一样置于同一电流中的伏特计中观察到，气泡正在释放出来；或者插入同一线路中的白炽灯正在发光；或者导体断开时伴随着电火花；或者绕成的线圈变热了。因为借助于所接受的理论，这些事实中的每一个像电流计偏离一样，都可以被“电流在动”所翻译。这群词语因此并不是用专门的或约定的语言表达某些具体事实；作为符号程式，它对于不知道物理学理论的人无意义；对于知道这些理论的人来说，它能够以无限不同的方式被翻译为具体事实，因为所有这些根本不同的事实都承认同一理论诠释。
在这里，彭加勒也认识到，某导线运载着这么多安培的电流并不表示单一的事实，而表示无限的可能事实，且要借助于各种实验定律之间的永恒关系。迪昂发问道：这些关系难道不是每一个人所谓的“电流的理论”吗？正是因为这个理论假定所构造的那个词语“这么多安培的电流在这根导线中”可以浓缩如此之多的不同涵义，因此科学家的作用不限于创造表达具体事实的清晰而精确的语言；更确切地讲，这种语言的创造预设了物理学理论的创造。
迪昂通过对物理学实验的考察和剖析，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诠释的涵义。
⑴物理学中的实验不仅仅是观察现象，它也是这种现象的理论诠释。在迪昂看来，物理学中的实验包含两部分。首先，它在于某些事实的观察，这只需注意和感官警觉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了解物理学。其次，它在于观察事实的诠释；为此仅有警觉和实际的眼睛还是不够的，必须知道所接受的理论及其应用，即必须是一位物理学家。于是，迪昂给物理学实验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物理学实验是对现象的精密观察，观察伴随着对现象的诠释，这种诠释借助观察者认可的物理学理论，用与理论符合的、抽象的、符号的描述代替实际上收集的具体材料。”
⑵物理学实验的结果是抽象的和符号的判断。日常经验中无理论诠释，而理论诠释却进入物理学实验之中。实验物理学所从事的操作结果决不是感知一群具体事实，它是把某些抽象的和符号的观念相互联系起来的判断的系统阐明，唯有理论才能把这些观念与实际观察到的事实关联起来。打开每一个实验报告并读一下它的结论，它们无论如何不是某些现象的纯粹的展示，它们是抽象的命题；如果你不知道作者认可的物理学理论，你就无法把意义与这些命题连结起来。
⑶唯有现象的理论诠释使仪器的使用成为可能的。理论诠释不仅表现在实验结果表述的形式中，它在实验者所运用的仪器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不用数学推理接受的抽象的和图式的描述代替构成仪器的具体客体，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抽象的组合提交隐含着理论的同化的演绎和运算，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使用我们在实验中拥有的仪器。因此，物理学家作实验时，两种不同的仪器表象充满他的思想：一种是他正在操纵的具体仪器的图象；另一个是借助理论所提供的符号而构成的同一仪器的图式模型；正是在这种理想的和符号的仪器的基础上，他进行他的推理，他正是把物理学的定律和公式应用到这种理想的和符号的仪器的。这样一来，实验校正无非是用实验的理论诠释引进的改善，是词语的校正。
出于上述理由，迪昂认为，要理解物理学家的陈述，就必须十分仔细地探究他诠释他的观察事实的理论。如果这位物理学家承认的理论是我们接受的理论，如果我们一致遵循诠释同一现象的同一法则，那么我们讲相同的语言，并能够相互理解。可是当我们讨论不属于我们学派的物理学家的实验时，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当我们讨论与我们分开50年、100年或2000年的物理学家的实验时，情况尤其并非如此。 我们此时必须建立我们正在研究的作者的理论观念与我们的理论观念之间的对应，并且借助我们使用的符号重新诠释他借助他的符号诠释的东西。如果我们成功地作到了这一点，那么对他的实验的讨论将是可能的；这个实验将是用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但我们却具有其词汇表的语言给出的证据的一部分。相反地，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这位物理学家的理论观念的充分信息，如果无法在他所采纳的符号和我们接受的理论所提供的符号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那么他借以把他的实验结果进行翻译的命题对我们来说既不真也不假；它们将无意义，是死的字母；对我们的眼睛来说，它们将是伊特拉斯坎（Etrascan）的或利古里亚（Ligurian）的铭文对铭文研究者来说的东西：用译不出的语言写的文献。先前时代的物理学家集累的多少观察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它们的作者忽略告诉我们他们通常诠释事实的方法，从而不可能把他们的诠释变为我们的诠释。他们用一种记号密封了他们的观念，而我们缺乏钥匙打开这些记号[10]。
迪昂关于翻译即背叛（不完全等价，非一一对应），测量是词典，实验需诠释，诠释非翻译的思想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这些思想近百年后在库恩那里得到“回应”，尽管库恩并不熟悉迪昂的思想。
2 库恩的“回应”
虽然纽拉特（O.Neurath）和卡尔纳普（R.Carnap ）受到迪昂的影响，但他们二人以及其他逻辑经验论者在科学中的语言翻译问题上似乎着力不多。不过，他们二人倡导的物理主义语言——它主张可以建立一种理想的、以纪录学说为根据的、符合句法规则的语言，用物理科学的措词来说明一切科学事实——自诩具有主体间的可交流性，从而能达到统一科学的目的。这种带有还原论色彩的物理主义实际上认为，各门学科语言均可翻译为物理学的语言，这在实践中到头来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
在80年代，库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发展了他60年代提出的学说。 [11]此时，库恩把他的不可通约性冲淡为局部不可通约性，而且把它代之以不可翻译性。也就是说，宣称两个理论不可通约，等于宣称不存在中性语言、公共语言或另外的语言，能够用来把视为句子集合的两种理论毫无剩余或毫无损失地加以翻译。
库恩不同意奎因（W.V.O.Quine）、戴维森（D.H.Davidson）、 普特南（H.Putnam）等人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他把二者加以严格区分，以阐明他的（局部）不可翻译性观点。所谓翻译，是知道两种语言的人所作的事。面对用这些语言撰写或口述的文本，译者要系统地用另一种语言的词串代替该文本中的词或词串，以致能产生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等价的文本。在译本中，意义和指称的同等性是两个明显的要求，另外能或多或少告诉我们相同的叙述，描绘或多或少相同的思想和状况。翻译的两个特征是：第一，在翻译开始前，用来翻译的语言就存在。也就是说，翻译的事实并不改变词或短语的意义。当然，也可以增加一个给定术语的已知指称的数目，但是它不能改变那些新、旧指称被决定的方式。第二，译文唯一地由代替（不必要一一对应）原文中的词和短语的词和短语组成，注解和译者序不是译文的一部分，完美的译文不需要它们。
所谓诠释，正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实践的事业。与翻译者不同，诠释者起初可以只要求一种语言，他赖以工作的文本在整体上或部分上是难以理解的噪声或铭文。奎因的彻底翻译者（radical trans lator）事实上是诠释者。观察围绕文本制作的行为者和环境，始终假定健全的涵义能够由明显的语言行为者构成，于是诠释者就寻求该涵义，极力发明假设。如果诠释者成功了，他就学会了新语言。那种语言是否能翻译为诠释由以开始的语言，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一种语言与由他翻译成诠释者自己的语言是不同的。利用诠释，诠释者可以发现其他理论中不能用诠释者的语言加以翻译的词语。
例如，18世纪化学中的Phlogiston是在燃烧时放出的，它减少了空气的弹性和维持生命的性质，等等。这样的现代语言短语组合起来也不能产生 Phlogiston 的现代译文，因为它与其他不可翻译的术语principle和element构成相互联系和相互定义的集合。只有整体地获得它们，人们才能够辨识18世纪的化学是什么。它不同于20世纪的化学，不仅在它就实物和过程所说的东西方面不同，而且在构造和划分大部分化学世界的方式方面不同。同样地，在牛顿力学中，质量和力两个术语也必须与力＝质量×加速度一起学习，它们也无法翻译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或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语言。当然旧语言中的大多数词汇在形式和功能方面等价于历史学家或听众语言中的词汇。但其余的则是不熟悉的，必须学习或再学习。这些词汇是不可翻译的，对此历史学家和一些前辈不得不发现或发明意义，以便提出他们赖以工作的或可以理解的文本。诠释就是这些术语的用法被发现的过程，历史学家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使用它们，并把它们教给其他人，只是没有引起翻译问题在这里，库恩看到局部整体论必然是语言的基本特征——这是对迪昂理论整体的发展。
库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说，不同的语言给世界强加了不同的结构，每一个指称术语是词典（lexicon）网中的结点， 由该结点辐射出标准的标记，人们用标记鉴别结点术语的指称。这些标准将一些术语联结在一起，并使它们与其他术语保持距离，从而在词典中建立起多维结构。这个结构映照出词典能够用来描述的世界结构的诸多方面，同时也限制了能够借助词典来描述的现象。在这里，同源结构，即映照同一世界的结构可以利用不同的标准联系的组合形成。这样的同源结构（hornologious structure）保持的、缺乏标准标记的东西是世界的分类范畴（taxonomic category ）和它们之间的同异关系（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ship）。语言共同体成员共同具有的是词典结构的同源，他们的标准不必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分类结构必须匹配。库恩在下述境况中找到翻译的不变量（这与彭加勒关于翻译的可能性隐含关系的不变性的思想有着契合之处）：与同一语言共同体的两个成员不一样，相互可翻译的语言说者不需要具有共同的术语，但一种语言的指称表达必须与另一种语言的共同指称表达相匹配。这些语言说者们所使用的词典结构必须是相同的，即必须保持相同的分类范畴和共有关系。若情况不是这样，则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翻译行不通的地方交流仍可建立，这需要十分不同的诠释过程和语言习得。这个过程并不神秘，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也许还有小孩，每日均致力于这种过程。
在1987年的讲演中[12]，库恩明确论述了保真翻译并非总能完成。也就是说，通常不可能用目前使用的术语代替古老文本中的术语，使得如此形成每一个陈述的真值能够恰当地用于它的原始真值。众所周知，在文学中，译文不可能是严格的，原来语言中的词语所携带的联想，只能部分覆盖译文语言中它们最接近的对应词的联想。翻译科学的困难比一般认为那样更像翻译文学的困难。而且，在科学和文学二者中，相关的困难不仅表现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之时，而且也表现在同一语言的较早文本和较晚的文本中。妨碍保真翻译的，正是词典结构上的差异，即它具体化的等级关系和同异关系的差异。因为词典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一组可能的世界，该世界共同具有自然类，从而共同具有一个本体论。在这个词典限制下的科学工作是常规科学。科学的发展有时打破了这种限制，重新构造了词典的一些部分，并接近以前不能接受的世界，从而造成文本的反常。正是这些反常，使得保真翻译不能进行，于是只好求助于诠释。
诠释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一种人类语言的说者总是能够找到一个桥头堡，由此进入另一种语言，这样的桥头堡对于获得第二种语言是必不可少的。获得的桥头堡不需要特别广阔和僵硬。在原则上，它根本不必要容许保真翻译。在实践中，它无疑允许某些保真翻译，但仅仅是在局限的范围内。如果桥头堡是为它的功能服务的，那么被一种词典证明的某些分类范畴本质上必须用另一范畴覆盖。尤其是，它必须是其成员能够被直接证明挑出的某些范畴的状况。这种覆盖纯粹是为获得第二种词典的前提，需要的只是成员资格的覆盖而不是等价。这样一来，人类共有的辨别和判断能力能使学习者形成和检验关于特定对象和境况——当那个词典的使用者利用特定的词或短词时，他就在指称的境况——的假设，对于第二个词典的获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被新词典汇集起来的一些对象和境况也被旧词典汇集起来，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motion泛指各种类型的变化，诸如物体下落，橡子长成橡树，疾病康复，小孩长大成人等，从而它是状态变化，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两个端点和在两个端点之间转移所经过的时间。因此，亚里士多德的motion无法用近代力学的术语翻译（motion具有趋向自然位置的倾向，其速度与近代的也不一样），但是它却可以被诠释，因为二者毕竟有可以覆盖的部分。
3 简评
⑴以马赫为首的批判学派以其敏锐的科学预见和深邃的哲学洞察，在世纪之交为科学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铺设了道路，从而成为本世纪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先驱。对批判学派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并有必要深入进行研究。
⑵马赫对语言在科学中的价值的重视，彭加勒关于科学事实是未加工事实的译文以及翻译的可能性在于真关系的不变性的思想，迪昂关于科学的结构和科学基本操作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都对20世纪的语言哲学有所影响。尤其是迪昂的理论整体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爱因斯坦、纽拉特、卡尔纳普、奎因等人的意义整体论思想。
⑶彭加勒和迪昂关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基本上停留在同一理论的范围之内，尽管迪昂也涉及到同时代的不同理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库恩的着眼点则在于后者，尤其是历史上相继的理论的翻译问题。他从语言翻译的视点把他的不可通约性论题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⑷彭加勒没有提及或没有意识到科学中语言翻译和诠释的区别。迪昂已明确涉及到这个问题，并就同一理论中的诠释和不同理论之间的诠释作了剖析。库恩的贡献在于，他对翻译和诠释作了明确的区分，并探讨了二者的特征。尤其是，他对保真翻译不可能和诠释赖以进行的桥头堡的分析颇有新意，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究。
⑸迪昂已提出测量方法是使翻译变为可能的词典的命题，这实际上已意识到测量或词典是联系主体（科学家）和客体的中介。库恩对“词典”的论述颇有见地：无论是它的形成、结构、变化，还是它一面向着世界，一面向着心智，都能给人以启示。这把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
ON TARNSLATANT OF THE LANGUAGE IN SCIENCE
Li Xingmin
(Graduate School,Academia Sinica,Beiging 100039)
Abr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ritical
school represemtatives'(E.Mach.H.Poincare,P.Duhem) viewpoints on translating
of
the
Language
inscienceandT.Kuhn's"response"to them,and makes synthetic remarks.
Key words phlosophy of language,translating,P.Duhem, T.Kuhn
收稿日期：1996—01—15
注释：
*本文是作者向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举办的“中国逻辑与当代语言哲学研讨会”（1995年9月28日至9月30日）提交的论文。并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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