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档案学方法论的反思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中国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大以来，是我国沿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全面推进各项体制改革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5年。新的理论成果指导改革的深化，而改革的实践又呼唤理论创新。正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推进中，我国档案事业已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中国档案学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代。诚然，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探讨中国档案学走向何方，必须重点解决其方法论问题。建立和发展新的中国档案学，尤其要对中国档案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与创新。本文拟就此作点探讨。
一、中国档案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1、片面倚重抽象法与轻视抽象法的倾向并存。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如果舍弃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只是用一些抽象范畴去演绎未知，进行所谓的规范研究，是不可能取得符合客观事实的理论原理和操作原则的。因此要有更多的人做扎实的微观和专题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对宏观层面似是而非的讨论上。人们惊叹五千字的《道德经》，把整个宇宙万物、天文地理、世态人情论述得那么深刻精辟。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进行《道德经》式的研究，科学大概也发展不到今天的水平。应当有一批人潜下心来就某一个具体的档案工作问题进行长期研究，拿出不是似是而非而是确确实实的，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独到见解的，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刻的成果来。中国档案学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档案学方法出现了多元的格局，但片面倚重抽象法的倾向还是严重存在。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可怕的错误倾向即轻视甚至否定科学抽象法和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逐渐抬头，且有日益发展之势。这种倾向的主要表现：(1)在实证分析的旗帜下，忽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必要的抽象分析，低层次重复的事实充斥在大量的档案学报刊。在出版界，各种各样的应用性档案学书籍可说是琳琅满目，而真正属于理论档案学的学术专著却很少见。(2)混淆档案学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档案学学科分类的界限，主张用应用档案学代替理论档案学。实际上，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能是社会主义档案工作实践；为了指导和促进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建设，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发展；科学抽象法、归纳法、实证法，作为科学的档案学方法都应得到重视和应用，不可偏废、厚此薄彼。
2、轻视实证和简单运用实证法的倾向并存。长期以来，档案学者认为档案理论脱离实践的重要表现在于，档案学研究中对现实问题研究少，而即便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又多采用非现实的研究方式。（注：陈永生《档案学研究中的“非实践理论”——理论脱离实践现象分析》，《湖北档案》1994年第3期）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太少，立足于主观臆想的空对空的研究太多，从而导致档案学研究表面的“理性”而缺乏现实的合理性。如此轻视实证的调查和统计分析，完全可以想象其理论的研究状况和结果怎样（注：方一言《档案学理论联系实践研究数问》，《档案管理》1995年第3期）。
当前简单运用实证法的倾向与轻视实证法的倾向同时并存，且有蔓延之势。近年来在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实证分析方法的种种误解和偏差：(1)认为实证研究就是搞调查研究，否定必要的理论指导，在档案学界特别是在个别青年学者中，甚至出现了理论虚无主义的倾向。(2)过多地强调假设和建模，排斥必要的定性分析，割裂“是什么”和“为什么”之间的内在联系，出现了“描述主义”的倾向。(3)忽视甚至否定价值判断，片面强调“操作性”，这一点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实际上，同任何方法一样，实证法本身也存在着局限性，也需要不断完善。在国外社会科学领域，大多数评论家也认为“工具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描述主义虽然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却是一个过分缓和的方法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对工具主义的翻版。”（注：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5页）
3、轻视数学方法与滥用数学的倾向并存。在我国，数学在档案学中的应用一直是薄弱环节。过去，档案学的研究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例如，档案工作效益如何计算，档案的老化率如何测量，档案利用的查全率、查准率如何确定，档案的分布频率及增长规律如何统计分析等等，都是档案学理论至今都未解决而又亟待解决的难题。其实数学模型就是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解决问题的捷径，可是档案学者长期轻视这种方法的运用。相关学科出现了《文献计量学》、《统筹学》、《预测学》等，而档案体系中为什么就没有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80年代末以来，这种情况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轻视数学方法的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与此同时，在档案学研究过程中滥用数学方法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已经出现。其主要表现：(1)有些文章不是从研究的需要出发运用数学工具，而是把数学公式、模型作为装点。(2)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由于缺乏必要的客观研究作指导和必要的档案学理论知识作支撑，往往是前后矛盾或违背常规，貌似科学，实则不攻自破，无法操作。对数学方法的滥用与拒绝，是对待数学方法的两种极端态度，但二者殊途同归，都不利于中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
二、对中国档案学方法论存在问题的原因和背景分析
中国档案学方法论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
1、思维方式的简单化倾向。我国档案学界存在思维方式简单化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1)“言必出希腊”的教条化。无论对什么新问题、新现象，只求在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而并不是研究这些问题和现象在新的条件下产生的动因和机制；当就一个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发生争执时，一味指责别人误解或者违背了经典作家的原意，而自己则一贯正确。（注：陈宪《经济学方法通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代前言第5页）(2)普遍的片面化表现。教条化必然导致片面化，或把偶然性当必然性，或把必然性视为偶然性。(3)思维程式化。遇到问题首先考虑姓“资”、姓“社”，过去较多出现对前苏联档案学理论思维的机械搬用，这些年来又较多出现对欧美档案学思维定式的生拉硬套。（注：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档案方法论和欧美档案学方法论方面的简单否定与照搬照抄并存，是中国档案学方法思维方式简单化倾向的基本特征。一般来说，一些中老年档案学者在思维方式上的教条化、片面化和程式化较多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前苏联档案学的照搬照抄和对欧美档案学的简单否定。因此，在方法上他们较易于陷入片面倚重抽象法、轻视实证法和轻视数学方法的错误倾向。一些中青年档案学者思维方式上的教条化、片面化和程式化，则较多地表现为对欧美档案学的照搬照抄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否定。在方法上则较易于陷入轻视抽象法、简单运用实证法和滥用数学方法的错误倾向。总之，思维上的简单化倾向是造成中国档案学在方法论上存在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
2、研究目的上的功利主义倾向。目前我国档案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其主要表现是：(1)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从求职称、求名气的目标出发，满足于东拼西凑，不愿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应景应时，不求创新。这样“名难符实”者有之（注：严永官《名难符实——评“文书档案管理学基础”》，《吉林档案》1991年第2期），“文抄公的杰作”有之（注：凡夫《文抄公的“杰作”》，《档案学通讯》1994年第4期）。(2)缺乏应有的是非观念，从求利益的目标出发，做“授命文章”。一些地方或部门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不惜“重金”聘请档案学者帮其搞咨询、宣传。(3)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从求势力的目标出发，不能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只要是自己的老师、同事或朋友，明知其学术观点不妥也不愿争鸣，对自己学派的短处百般保护。以官位大小、势力大小作为裁定学术是非标准的现象仍然存在。
3、价值观念上的官本位制思想。其主要表现：(1)一些很有造诣和前途的档案学者弃学从官。先从政，后从商，实在不行搞学问，已经成为不少档案学者与学生的从业原则。一些高校档案学院、系或教研室的专业教师，有相当一部分人或跳槽从官，或下海捞金，在外碰够了壁再回来从教。(2)在研究选择上，盲目跟从官员的指挥棒，甚至有些学者就靠打探和传递官方小道消息来做官样文章，观测风尚。(3)通过官员题词或肯定来抬高自身学术价值的现象时常发生；在学校鼓励学生从政的呼声甚高，学生在毕业去向上只瞄准行政部门，很少有人自愿选择基层档案馆、室。档案学者在价值观上的官本位制思想，既是形成上述档案学方法论问题的重要因素，也是造成我国档案学方法论研究滞后的重要原因。
三、创新中国档案学方法论的要求
1、注重对档案学方法论进行总体设计和运作。中国档案学的创建和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协同努力。因此，应该按照系统工程，进行总体设计和运作。在指导思想和理论工具的选择方面：一是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前苏联档案学理论和欧美档案学理论，作为我们的理论工具；三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档案工作思想进行扬弃。在档案学方法论创新的动力、归宿和检验标准方面，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一是要明确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即为中国的档案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二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要克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唯权、唯上等错误思想的影响。
2、注重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与合理配组。(1)逻辑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档案学需要有严密的理论逻辑，但现有的许多教材局限于政策汇编和零碎的观点罗列，缺乏逻辑性，可以说是个通病。因此注重内在逻辑性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逻辑的分析又要同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实证、数据论证理论要点，持之以据，丰富生动才具有说服力。(2)重视综合归纳法与科学抽象法的合理配组，防止倚重某一方法的极端倾向。为此，要提倡实际调查研究，投身于社会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从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3)配套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坚决克服轻视数学方法和数学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充分发挥数理化工具和计算机手段在创建中国档案学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还应注意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等方法的合理配组使用。
3、努力实现档案学研究方法与其它科学方法的有效结合。除了与数学和哲学结合之外，还应重视档案学与自然科学、其它社会科学的有效结合。(1)要重视“老三论”和“新三论”以及“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在档案学中的运用。(2)重视将档案学与管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相结合，相互取长补短。(3)重视不断地从其它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实现创新和发展。社会问题本来就象一个坐标系，一门学科在这个坐标系中只能划出一条曲线，或粗线，或细线，或长线段，或短线段，由其自身因素所决定，但是它没有确定的“点”，也划不出“域”。两线相交才有“点”，三线相交才有“域”。“域”是指一个范围，社会问题的“度”既包括“点”，又包括“域”，但多数是“域”。档案工作改革中很多问题举棋不定，就是没有找到确定的“点”或“度”；档案学的自身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就是没有与其它科学有机协同起来，没有找到确定的“域”、“度”、“点”。可见，中国档案学的位置只有通过与其它学科的有效结合、协同比较才能体现出来。
4、在研究队伍的组合中实现创新。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关系：(1)老、中、青档案学者的分工与协作；(2)不同区域、不同身份档案学研究工作者要相互交流与结合；通过交流与合作，力求改革“单打一”局面，为共同营造中国档案学添砖加瓦。在档案学研究工作职业化、研究成果产业化的“多元格局”形成过程中，形成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等合理的梯队结构。同时，坚持“双百方针”，建立严格的科学评价和学术交流制度，引导和鼓励不同学派的形成与健康发展，并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为此应克服两种倾向：一是相互吹捧，缺乏严肃认真的批评；二是为批评而批评，尚未把别人的观点弄清，就先入为主地批评一通，甚至连起码的人格尊严、逻辑常识也可不顾。此风不煞，创建中国档案学的大业难成。
此外，随着世界各国现代档案学的建设和发展，各国在档案学理论与技术方面除本国特色外，还存在共同的规律，经过比较从中探索出通用的档案理论、原则、技术与方法，用以推进国际档案事业，实现人类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既是摆在国际档案学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摆在中国档案学面前的重要任务。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就有力地促进了国际档案学广泛交流与合作，也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档案学与外国档案学相互学习借鉴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