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型
中国现在的大形势可以称之为“发展、转型与失衡”。
中国的发展正在经历着一次新的全面的结构大转型。中国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有分量。25年来，中国的发展一直跟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但改革开放的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自上而下的推动作为第一动力的特征明显，90年代中后期则逐步形成多元动力互动的格局。特别是近七八年来，开放带动改革、沿海推动内地、民营推动国营、实践推动理论和政策、经济拉动社会政治，这样的趋势非常明显。媒体和学术界越来越多地使用“转型”这个词。但是，中国在入世以及十六大以前，转型还是以经济为主导，转型的重心还在经济。在经历WTO、十六大、特别是最近SARS以后，人们越来越感觉需要经济与社会甚至与政治的连动转型，一个新的、更加综合、协调的转型阶段开启了。在这个阶段中，政府改革已经成为连接所有方面改革的轴心部分。政府的改革，包括依法行政、中央和地区合理分权、公务员体系效能和水平的提高等内容，其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将是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
失衡
25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可以说是主动地、自觉地利用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比如80年代提出的沿海战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经济先改战略。经济改革目标则是一步一步地分阶段地明晰起来的。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一步比一步明晰，带动社会慢慢地发生变化。而其它方面长时间没有自己的目标，例如教育改革面向经济主战场服务，科技面向经济主战场，都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但是，经济改革进行到现阶段，反过来要求其他各个部分的改革跟上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现代政府治理、现代教育体制、现代科技体制、现代公共服务体系。
什么是失衡？
不均衡和失衡不同，只有当不均衡发展到一定程度，超过某个临界点时，事物（或系统）的总体性、整体性风险大大增加，才能称之为接近失衡状态。当失衡状态出现时，再一味强调不均衡战略，不做一些整体性协调，失衡程度继续加大，那么社会整体的发展就将遇到重大的困难乃至危机。当一个系统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时，只要受到一点小小的冲击，就难以正常运转，例如SARS的冲击。
从经济领域看，这种失衡的现象很多。比如天则所作出的上半年经济分析中，GDP的高增长和消费的低增长并存、投资的高增长和就业的低增长并存，这种越来越不协调的现象，在宏观分析中出现了，经济特别好跟股市的特别差这种极大的反差也出现了。
在一次内部讨论中有人指出，失衡最后导致政府的治理危机，所有的压力最后可能集中到中央政府身上。
以经济视角来观察，研究失衡问题有两个可供参照的尺度：
一个是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同时存在10倍和100倍两个指标。抽样调查显示，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的购买力是最低的10％的家庭的10倍以上。放大到全国来看，收入最高的5％～10％的家庭的收入是最低的5％～10％的家庭的50～100倍。收入结构过大的差距，极易产生结构断层与结构裂痕，层和层之间发生了“绝缘”，使整体结构中的各个部分之间发生了“隔裂”，使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产生了巨大的困难，使内需相对于增长而言越来越弱。
研究失衡问题的另一个观察尺度，是相对于经济的变化和转型而言，还存在许多10年不变（或变化慢了10年）、20年不变的事物。我们知道，经过25年的开放、改革、发展，中国经济的变化可以说是沧桑巨变。20年前，国营（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经济占到整个经济的绝大比重（70％～80％以上）；如今，市场经济占到绝大比重（70％～80％以上），其中与国际规则接轨程度高的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伴随这种巨变而来的是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创新源泉的迸发涌现，新的社会阶层的生发与成长。但另一方面，相对经济快变量而言，又有许多事物变化较慢，甚至20年来几无变化。比如说农村土地征用制度20年没变，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是用行政权侵犯产权，是用所谓的国家公权侵犯集体权，这种状况非改不可。不然的话，城乡关系无法调整，农民利益无法保证，总的来讲，改革慢于开放、内地慢于沿海、北方慢于南方、农村慢于城市、垄断部门慢于竞争部门、公共部门慢于私人部门、政策慢于实际、体制慢于政策、理念慢于体制、上层建筑慢于经济基础、社会慢于经济、行政（政府）慢于社会……不一而足。人们清楚地看到，相对于新兴的开放的市场经济而言，一个其变化慢了10年的事物是无法适应它并有效地为它服务的，譬如股市便是如此。有的事物变化晚了不止20年。比如农村土地征购制度多年来变化不大，其观念和体制，已不能很好地为新兴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服务，为新型的城乡关系服务了，不能满足在新的形势下合理地保护农民利益的要求；相反，越来越多的纠纷与不稳定因素被引发出来，加剧着社会的失衡。
如果用变化晚了10年、20年这一尺度来考察现实生活，我们就会发现，许多相互关联的重要事物，由于各自变化速率之差异过大，导致了实际生活中理念与体制之间、体制与政策（法律）之间、政策设计目标与组织实施效果之间的大量的摩擦与矛盾。整个社会的有机联系削弱了，各个部门的自我调节能力及其彼此之间的可调节性减弱了，其结果是社会走向失衡时难以回转。
今天我想在讨论失衡的时候，着重谈谈就业。目前，就业问题正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指导方针。我们用下图来表示，1994年以来我们的跷跷板是在不断提高的过程：其中垄断的价格，包括政府服务的价格在不断地上升，竞争性产品的价格不断地下降，这个杠杆不断地在提高斜率，大概到2001年初这个斜率的变动就静止了，2001年下半年略微有一点回头。不变的是我们的汇率，汇率成了支柱，这个支柱的价格一直没变，中国的汇率是一个不可兑换的汇率，现在它成了最大的争论点，引起各大发达国家财政部长、银行行长、联储局局长的关注。一直到2001年、2002年，这个变动的趋势才逐渐地静止，开始略微有点儿回头。对于外向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来讲，主要价格是稳定的、汇率是稳定的。同时，它能享受到部门生产要素价格下降带来的产品成本降低的好处。但是政府提高产品价格的部分，对外向型经济影响不大，比如金融供给价格的提高，金融供给价格的提高表现在存款和贷款的利差上，这些年提高了很多。而外向型经济所需的资金基本上靠自我循环，甚至靠国际市场上的金融链条来支撑，它可以避开你的垄断服务价格提高导致的成本提高。相反，我们政府改革最快的部分，比如海关通关，在很多地方通关效率提高了10倍，实际上表现为通关的服务价格下降了，这恰恰是为外向型经济服务的。所以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得非常快，有其必然原因。我们的内向型经济，特别是主要为国内市场服务的民营经济，它不得不承受垄断价格提高导致的成本上升。但是有的时候，市场价格下降这块，它享受不到。
我们知道，内向型经济对就业的作用比外向型经济大得多，外向型经济有拉动作用，但是相对要小。这就是我们现在出现经济高增长，而就业状况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新时期伊始，这一届中央领导已经深刻地感觉到失衡的问题。所以他们越来越强调发展中的协调：内外协调、城乡协调、经济与社会协调。他们不断敦促各级政府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落实，关注农民增收，扶待落后地区教育，保护农民利益与妇女权益，倾力促进社会就业，加大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调查研究，等等。这一切，对于社会上存在着的失望、焦虑、浮躁的心绪起到很好地平慰作用。总之，一手抓协调，求稳定； 另一手抓机遇，促发展，“长三角”、“珠三角”两大都市圈经济平等竞争，互促共进的局面正在形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不管多大的问题，只要上下左右形成共识，假以时日，乘势利导地去解决，总会逐步得到消化和克服的。“失衡”的问题缓解了，发展和转型就会更加顺畅、更加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