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和时代潮流中求索的作家——俞天白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潮流论文,作家论文,现实论文,时代论文,俞天白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年作家俞天白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他生长在一个传统文化氛围颇为浓厚的家庭，起首热衷的是朱自清、孙犁那种清丽淡雅、质朴简洁的文风，把诗情画意融合到民情风俗的描绘中去。这种追求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吾也狂医生》第一卷中有明显的表现。随着政治气候的日趋严峻，他不得不放弃了最初的艺术追求，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在他内心植根的以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的忧患意识。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家，俞天白有着一贯的参与意识和求索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关注现实，在现实和时代的潮流中求索。他不回避与改革伴生的裂变和冲突，更不对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问题熟视无睹，而是寻求问题的深层内涵，追索其在历史上的正负面影响，并且把这种追索与观念的更新相联系，因而他所表现的就不是一般化的困惑和迷茫，而是有着理论色彩的探寻和体验，他所揭示的也不是浅尝辄止的皮相，而是对现实的较为透彻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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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人文化气质的一种体现，俞天白对于在创作中体现作家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有自觉的追求。
强烈的现实感是这一创作母题的特点。“文化大革命”动乱中道德实践的冲突和道德人格的较量，使俞天白深切感受到作家对于重建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道德规范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果说1984年还发表过中篇《惊蜇》是在挖掘儿童及青少年时代的“库存”的话，那么1978年到1979年的中篇《现代人》和《融雪天》表明作家已经面向了现实。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时尚未引起重视的青年的道德层面，他觉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人之所以沦为极左路线的工具，自身的人生信念和道德观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在依据。《现代人》对于那个工于心计、善于“看行情”“赶浪头”，最后上了贼船的青年技术员张向辉的内心，就在道德观念的层面上作了深入的揭示。这是一个有着现实意义的形象，特别是他以“现代人”自居，把自己的无耻行径称为“掌握了闯进新时代大门的钥匙”，就更值得注意，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这年月长成的一大批青年的道德意识的沦丧。同样的，《滤光》中老学者盛亦奇的儿子盛小泓，自己没有半点搞历史研究的素养，却不但借着父亲的光混进了历史所，又趁父亲病重千方百计企图占有父亲的文物，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往父亲身上泼污水；《儿子》中的老二为了发家恣意剥削徒弟，却不传授手艺……在作品中大量出现这类描写，证明作者不是对此偶有感触。
写于1981年的中篇小说《泱泱》似乎不为论者注意。作品叙述病故老干部姜主任的家属向组织上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蛮缠胡搅，甚至在大热天不让死者遗体早日火化，固然揭示出其人格的可鄙，但当读者把这件事同姜主任的儿子姜韬关于世风的议论联系起来，就不难体察到作家对利己主义冰水迅速浸蚀社会各个角落的忧虑。
真实表现人们在新时代生活道德范畴中所产生的困惑和寻求，是作者在道德母题创作上的另一特点。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道德观念，但在不同道德观矛盾冲突的现实生活中，当事者却需要付出痛苦的心理代价方能完成艰难的抉择。因为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他的抉择要以不破坏现实生活的整体和谐为度，这样，他就必然同时要作出感情上的某种牺牲。这就是中篇小说《危栏》给读者的启示。主人公卫岛内心的感情冲突并非不可思议，妻子与他在文化素养和审美观上的错位使他的感情天平发生倾斜，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妻子的不足不是原则上或本质上的缺陷，也并非不可转变，他不能把幸福建筑在家庭其他成员的巨大痛苦之上。小说对卫岛在与同事肖淑吟婚外恋过程中的内心波动和奇思怪想写得细致真实，引人入胜。小说发表后引起的广泛注意和争论，正说明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小说在处理主人公情感的最后转化却显得过于简单。作者对肖淑吟那种玩世不恭，要求“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回复到自我”，只知向社会索取，满足欲望，却不谈应尽社会责任的精神面貌，尽管在叙述中流露出不尽认同，但缺少必要的批评。这也体现着带有时代感的困惑，因为肖淑吟那一类青年，当时是喊着“愿意受管束，但不愿受操纵”、“要求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意识”之类似是而非的口号，以一种“新潮流”的面目出现的。
新时代的道德规范总要在扬弃传统道德消极因素的基础上得以建构，把传统道德虚无主义地一脚踢开，只能带来道德观念的危机。中篇小说《屏》赞扬的就是尽管“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社会道德观念遭到巨大的破坏，人们依旧“渴求着真诚与正直”的道德意识。作品细腻地表现中学教师黄从武（原名王崇儒）为了在极左路线的淫威下，在风气败坏的环境中保持善良正直所付出的代价。他被迫害、被怀疑误解、被提防讥议，但他却“依然是那个节衣缩食、偷偷寄钱给灾区而不图褒奖的师范生；他照样是那个怀着一腔热血毅然支边去的王崇儒；他，也确确实实是那个既不耽误爱人上班，又不惊动邻里酣睡而自愿吃苦的人民教师！”没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作为精神支柱，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古宅》和《滤光》的两位主人公并不坐而论道，却以高风亮节乃至自己的生命展示了“重义轻利”的道德情操。“重义轻利”同“舍生取义”一样，都是自古以来被人们喻为美德的道德规范。“义”、“利”在不同时代固然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作家在这里力图表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原则、一种道德人格。《滤光》中的老学者盛亦奇在风烛残年以命相拼，宁可把毕生搜集的珍贵历史资料捐赠给国家，也决不留给那两个无德无才，却千方百计妄图“挟持重器”，占取这些文物的儿子，他所坚持的，就是这种原则。这种道德人格在《古宅》的主人公高恺之身上有更为完满的体现。作为古建筑专家的他，在得知古建筑界的那个“霸头”为了赚钱不惜毁坏松江古塔时的痛彻骨髓，以及他为了争取主持修复这座珍重古塔恨不得掏出肝胆，读者不能不深深感受到他胸中鼓荡着的爱国主义激情！他的“狷介”和“孤傲”其实是对充满利己主义铜臭味的世风的抗议，而他倾心古建筑几乎到了癫狂地步也正是其爱国主义和重义轻利的道德人格的一种升华。他的遭遇是作家对当时在一些领域中“一切向钱看”的反道德的风尚的严峻抨击。这个老知识分子的动人形象，是作家在道德题材创作中的杰作，有其突出的现实主义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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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天白数十年的切身遭际，使得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着深切的感受。在创作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X地带》时， “早已站在我面前的那一群知识分子的遭际与我的切身遭际融为一体”〔1〕， 他身不由己，“时常边流泪边书写”。在他看来，“优秀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的中坚，也是我们民族的中坚；他们的遭际，直接关系着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荣衰”，而在观念的变革中，知识分子又往往走在前面，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多角度地表现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形象，有助于表现我们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风貌”〔2〕。他创作的大部分中、 短篇小说都是知识分子题材，而他的《吾也狂医生》、《氛围》、《愚人之门》和《X地带》等四部长篇小说， 更是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系列。
《吾也狂医生》通过“民间郎中”文超尘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的曲折经历，从只想“我行我的医德，心存济世，尽我的一份社会责任”，却被反动势力的高墙碰得鼻青脸肿，幻想，破灭，再幻想，再破灭，一再在歧途上痛苦彷徨，到坚信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干革命，才是惟一正确的道路，真实揭示了旧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找到共产主义真理之前的共同道路。这个人物所走过的道路对于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有着一定的典型意义。
对于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俞天白不是一般地诉说知识分子遭受左倾路线的迫害，也不是浮泛地描写知识分子之间的明争暗斗，而是在极左路线造成的精神地狱中审察其心态轨迹，特别是揭示传统文化带给他们的精神痼疾，在此基础上表现新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的艰难选择。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这种“复合透视”，使得他对这个母题的探求具有相当的深度。
反映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长篇小说《氛围》即表现出这种意向。他把视线放在当事者的群体，多角度地、立体地透视这一群体的心理过程。小说不仅重现了1957年那场巨大的政治风暴，重现那令人触目惊心的精神地狱：朋友反目、同志成仇、相互猜忌和敌视，人们可以把朝夕相处、知面知心、忠诚正直的共产党员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右派分子”横加批斗，而毫不手软；更通过各类人物的心灵独白真实揭示在那极左思潮肆虐的政治运动中，人们思想和心理上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扭曲和变形，由此强烈地烘托当时的社会氛围。
在那场“斗争”中，真正对党和人民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如小说中的大学生汝彤），以卑劣手段踩着同志的肩膀往上爬的政治野心家（如校团委书记杨春黛），以及虽头脑清醒，却回天无力的领导干部（如校党委书记范恒）毕竟是少数；而学生党员汤公卓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有被批判者与批判者之别，但在对运动的虔诚与迷狂上，却惊人的一致。在伙伴们的密集火力下，汤公卓这个对党感情深厚、严于律己的共产党员，最后竟然毫不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且“绝不翻案”。其实，即使那位有着长期革命经历，有着丰富历史经验的校党委书记范恒，虽然曾想尽自己的力量来保护无辜的干部、群众，最后也何尝不承认：“经过这次运动，自己党的威望，无疑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汤公卓他们“暂时受点委屈也算不得什么”了。真切揭示在那一社会氛围中，人们灵魂扭曲的心态依据和痛苦过程，是《氛围》取得的一个成就，从汤公卓的痛苦心态中，我们感受其心灵深处传统文化的内省意识。
俞天白并不满足于表现过去的时代氛围，他更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的心境和选择。这就是接下来的两部长篇：《愚人之门》和《X地带》。假如说《氛围》着重表现的是时代对知识分子的重压， 那么这两部作品都集中力量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揭示历史和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心灵中的沉积。知识分子要以主人翁的姿态站到观念更新的前列散发热力，首先就必须卸下历史重负，清除灵魂深处的污垢。这倒不是闭门思过，而是首先要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深刻认识自己。
由于着眼于文化心理的沉积，故而笔触能够深入到人物性格的深层。《愚人之门》中的青年文学期刊《春泥》的主编颜秋野，身上散发着宗法制家族本位的封建专制的腐臭气息，在其意识深处，显然认为既然她用心血浇灌了《春泥》，她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把《春泥》看作她个人的私产。期刊是她的，期刊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她是家长，可以颐指气使，指责这个，训斥那个，人家哪怕熬白了头发，也只能是俯首听命的“娃娃”。所以她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巩固自己在《春泥》的地位，任何触动她在期刊绝对权力的言行都会激起其强烈的情绪。一切成绩都应归功于她，一切过失都是下边人的。加上几十年来的政治生活环境养成她喜欢探测政治气候、见风使舵的心理，两种心理交织在一起，就使得她忽“左”忽右、宁“左”勿右、喜怒无常、猜忌多疑、狭隘暴戾，任何新鲜的、有生命力的变革，都会被她窒息。这是一种病态心理的复合透视。可惜作者对这个人物的生理病态作了过多的渲染，使人觉得是其病情加重了她的专制心理，而不是专制心理诱发，加重了其病情。
在《X地带》中历史研究所所长皇甫村， 史学权威左纳等人物身上，作者深化了这一方面的揭示。皇甫村排挤中年科研人员汪苦舟，并不是由于后者打破陈旧观念和研究格局，运用新的方法论研究中国历史并且取得别开生面的成果，而是由于后者不肯加入他的帮派，向他俯首称臣。为了在宦海中扬帆，他热衷于研究西方政治家的权术，于是在他的血液中，宗法制封建领主意识竟然与西方政治家的权术混和在一起，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加以伪饰，这真是活画出了一幅当今的达尔杜弗的绝妙画像。
《X 地带》体现了作家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深入考察和选择出路的紧张思索。小说三个主要人物都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的遭际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如果说李博芄作为一个铁路运输的改革家，在铁路局局长的岗位上，可以为自己制定一套“提高自身运能”的武器——用坚持原则、办事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来冲破旧观念和帮派体系权益，从而通过事业上的“卡脖子地段”；身为市政工程管理处处长的宫子煌可以利用“关系学”，以请客吃饭之类的“灵活手段”，去打通不顾国家利益的利己主义的“关节”，“拓宽路面”，来完成紧急工程，通过人生的“瓶颈口”；那么这两种方法对于历史学家汪苦舟都不适用。汪苦舟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想要摆脱封建性的人身依附，打破长期以来上下级之间的宗法的约束。他是带着明确的生存意识来寻觅出路的，所以他的挣扎也是带有根本意义的，故而不管汪苦舟怎样忍让，甚至照搬宫子煌的“关系学”，他也无法摆脱厄运。同时，由于他想打破几千年来所形成和强化了的封建性的社会—文化模式，他的对手实际上是阻碍中华民族前进的根本性障碍，所以他的挣扎和选择比上述李博芄、宫子煌的努力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这也许就是作者把小说命题为“X地带”的用意所在吧。
“中国历来不乏辉煌的智慧和先进的思想，但往往不能发扬光大，正是因为在超稳定结构的惯性的惰性之中，拥有这些智慧的思想的知识分子太脆弱了；而这种脆弱性又是现实环境促成的。所以，要改变环境，首先有待于战胜自身的这种脆弱性。”〔3〕汪苦舟的悲剧在于， 作为一个学者，受到传统文化的熏染，把个人的荣辱看得过重，而他通过科学研究得到的理论认识与他在生活中的实际应对能力又形成鲜明反差。他明知皇甫村、左纳他们排挤自己的真正原因，却选择了一套与事无补的方法，即宫子煌的所谓“拓宽路面”（这不过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学”），而“最终不敢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行大胆挑战”〔4〕。由于他的社会观念与皇甫村他们在根本上对立， 他又不可能像他的同事钱宗雄那样去摇尾乞怜、卖身投靠，故而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皇甫村们的谅解与宽容。他实际上是屈服于压力离开研究所到大西北去的，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与传统的社会—文化模式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是无处不在的，离开了这个研究所难道就一定能摆脱类似的社会压力么？当然，我们并不主张苛求汪苦舟，因为单凭汪苦舟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他在历史研究所的处境。大而言之，知识分子和整个中华民族如何通过这性命攸关的“X 地带”需要靠当代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而这部作品不把造成汪苦舟的困厄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他的学术观点、思想方法与传统的对立，并且进而真实地表现他在现实应对中的脆弱性，正是作者的深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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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完成《大上海沉没》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俞天白连续创作了四部以改革开放时代的上海人作为重要表现对象的系列长篇小说（其他三部是《大上海漂浮》、《金环套》和《大都会》），这些作品视野宏阔，生活意蕴厚重，人物形象清新，进一步体现着作者勇于在时代潮流中提出问题和更新观念的创作倾向。
改革是大众的事业，不仅与大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而且改革的成败也要视其与大众的关系而定，所以改革时代大众的心态对于改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大上海沉没》以冷峻的笔触，把视线对准社会阵痛中上海市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特征，提出了优化市民心态的重要问题，给读者以清醒的自质和振聋发聩的启示。小说所展现的八十年代上海市民的心态，有改革时代中国人共有的一面，也有上海市民特有的一面。“大上海沉没”，不是故作惊人之言，而是对当时上海各种社会力量与文化力量合力的总体把握。
当时上海市民的封闭心态，小说归纳为“衰弱巨人综合症”，具体表现为“老大”自居，“先前阔”的阿Q相和急功近利、 讲求所谓“实惠”的短期行为。主观上的弱点是明显的。观念的陈旧和制度的僵化都影响了上海人的办事效率，许多机会常常被外地捷足先登。市场经济带来的激烈竞争使得上海在某些方面的优势遭到排挤和冷落。外地小小城镇生产的“小骆驼”电扇可以堂而皇之地踏进大上海，而在“小骆驼”的背后，多少城市、乡镇企业也都对上海的广阔市场十分热心。而上海的一些“名牌产品”却由于总是一副“老面孔”而不受欢迎。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不能不给上海市民的心理带来某种失重和倾斜。小说中那些林林总总，各具审美价值的人物和生活场景，氤氲了大上海的文化心态氛围。那些带有原料意味的生动笔触，饱含着作者的深深忧虑，因为这种心态完全可能抵消上海的技术优势，这是作家对当时步履维艰的上海改革发出的严峻警示。而对国民精神的揭露和反思，有时比政策、法令的回顾、否定以致重新颁布更有力量，也更为迫切，作为文学创作，也更有深度。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大上海人终于摆脱了上述目光短浅、自傲“精明”到畸形地步的“综合症”，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被动和盲从，而主动审视和探索市场经济的规律、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观，以积极进取者的姿态投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改革开放、建设发展中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热点，初步向世界展示出这个国际大都市的雄姿。但俞天白通过文学创作对改革初期上海市民心态的剀切剖析和所提出的优化市民心态的问题，却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意义，它作为上海市民心路历程的形象记录，将会对人们长时期地葆有警示和参考价值。
但是《大上海沉没》只是提出了问题，而且只是就现象而论，还未能对此现象作深入开掘。面对大上海“给我们公正、公平竞争”的强烈呼唤，在客观上，上海遭受到的某些地方地区保护主义的市场垄断和原材料封锁，上海作为“穷家长子”的种种艰难，都使作者感到深切的困惑。他发现自己抓到并揭开的是个“潘多拉盒子”，“打开容易驾驭难！”〔5〕
当然，这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并没有使俞天白却步，反而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时代的潮流。在写作《大上海沉没》的基础上，他以金融作为突破口，调查和分析了多得不可胜数的材料，研究和剖析了各条战线的大量现象和人物。一本十八万字的纪实文学《上海：性格即命运——当代上海经济纪实》，是他对上海经济改革进行系统调研的表征和果实。“大上海人”系列之二《大上海漂浮》是在《大上海沉没》发表四年之后才动笔的，联系到作者为表现上海的经济改革而进行的三年之久的调研，我们不难体察到他在创作上的严肃。
“大上海人”系列后三部对第一部的超越，表明作者在时代潮流中更新了观念，汲取了创作灵感。
改革开放、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使俞天白看到过去人们（包括作家自己在内）长期信奉的，曾经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们追求“大同”，希冀“公平盛世”、“均贫富”的理想，是农业社会特有的经济上“绝对公平”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腐朽成分的合力，把平均主义的“道德福利”当作“公平”和“公正”。当我们以市场经济来打破“道德福利”平均分配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化的种种观念，“道德福利”的平均分配的残留体制，必然加以顽固的干预，以阻止市场这位“天生的平等派”顺利登场。于是，以往围着“大锅饭”转的那些“道德”、“公平”、“公正”，其实正是最不道德的“道德”和最不公平的“公平”。而作为“穷家长子”，呼唤着“公平”、“公正”的大上海人正是这农业经济文化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他还看到当改革在各个领域中深入开展时，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们要冲破和更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一时又没有合理的规章制度来遵循，也得不到必要的保护；而负面力量却不仅有人们的传统观念作为舆论基础，更有旧的规章制度可以利用，所以改革者是在一种困难的境况下面对无情的冲突，他们对传统道德的某些冒犯也是可以理解的。用《大上海漂浮》的主人公沈笑澜的话来说，就是“冲破了僵死的桎梏，推动了社会进程的，在传统的道德面前却可能是个罪犯！”但经过这个过程，人们在道德上会更加成熟和自觉，因而最终的结果必定是社会经济大踏步地发展，人们的道德水准也不断地向高层次发展。所以在时代的潮流中，他们正是真正推动社会文明的力量。
从信奉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的“大同”、“均贫富”的道德观到理解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并且看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道德和历史的难以避免的二律背反现象，这应该说是作者在时代潮流中经过观念的自质和更新，把握住了历史的某种机制。于是，他认定写出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们的心态和奋斗，就抓住了我们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因为从他们身上，他感受到了“这是为人的生命本体价值所作的呼唤和拼搏”〔6〕， 感受到了这种拼搏所具有的文学价值。这是他创作“大上海人”系列后三部的观念基础和素材的源泉。
俞天白从时代潮流中汲取了新的创作灵感。在系列的后三部中，他把握同市民心态密切相关的不同社会利益的角逐和消长对经济改革的复杂影响，从而能在艺术上真切地表现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经济改革的复杂机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态势，因而显示着一种选择的独到性和开掘的深刻性。
作者把金融作为透视现实的切入口，围绕金融展开生活画面，表现大上海人对时代的积极参与。在他看来，“城市是市场经济所结之果，现代上海，正是国际经济市场的产物，要解剖上海人，只有将上海人安放到经济市场的手术台上才能见到真血脉和真骨骼，而促进经济流通的血脉，正是金融”〔7〕。 小说中环球证券公司总经理沈笑澜（《大上海漂浮》）、华茂证券公司事业部部长林洁（《金环套》）、以及八婺经济开发公司总裁褚婉敏（《大都会》）等人物形象，都是在经济改革浪潮中一显身手的弄潮儿，他们的心态和拼搏，展示着时代的风采和诸多社会历史内涵。作为金融业的新生力量，林洁坚持促成华茂证券公司对振兴机械有限公司的兼并，不仅挽救了后者，而且符合国家关于企业改革“抓大放小，扶强并弱”的政策。为此，她与为了实施对振兴的“灰色贷款”而谋取非法暴利，并且摆出“家长”的架势来控制她、竭力破坏这一兼并的公爹斯宕进行了寸步不让的斗争。林洁的选择关系到金融如何正确参与企业改革的大问题，对她个人来说，她的选择又关系到新时代的女性能否冲破传统的家庭藩篱，维护自身的尊严和权利，实现人生的追求和价值的问题。八婺经济开发公司总裁褚婉敏传奇般的创业精神，则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发展大上海的参与。她抱负宏大，经营有方，在金融业的惊涛骇浪中指挥若定，稳坐钓鱼船。于是，她的公司不仅在上海站住了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成为八婺市到上海投资，实现上海与兄弟省市共同建设大上海的中间桥梁。俞天白把《大上海漂浮》中的沈笑澜作为中国当代英雄来塑造。沈笑澜曾游学欧美，凭着现代经济学识和义无返顾的勇气，他创建了环球证券公司，在金融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富于挑战意识，有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献身精神。“我已清醒地看到，我这份冒险精神在整个中国，整个上海都是十分可贵的。中国华尔街的主宰，非我这种清醒者莫属。我不愿错过这种机会。”这段透露着自豪感的自白，显示出他的追求所包含的人生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内涵，他把自我实现与历史发展相统一。当他看准时代应该把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归还大上海，并且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来投入和搏击这一壮阔的时代大潮时，他就触及了历史的脉搏，使自己跻身于推动历史发展的时代先锋的行列。
可惜的是，“大上海人”系列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信息过于密集，叙述不够舒缓，因而对一些人物形象的内心挖掘不够充分，缺少历史感和丰富性，有的人物甚至带有概念化的倾向，这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艺术价值。
在新时期贡献了包括十部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集和许多其他文学样式，共约八百万字作品的俞天白，当然称得上是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早期作品带着较为浓重的观念化倾向，这种情况在他近期作品中（如“大上海人”系列）仍有出现。作为一位中年作家，俞天白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与情感积累。当他被现实所提出的问题所激动，而动用生活的贮藏时，他是能够写出优秀作品，创造出许多呼之欲出、意蕴丰厚的人物来表现他的思索的。但假如为了体现自己并不完全理解的人物和事件的见解，把生活中见到的一些浮泛现象、甚至抽象演绎的东西诉诸笔端，那么就难免会使作品带上概念化的倾向。近年来，俞天白坚持在时代潮流中更新观念，汲取灵感，这无疑是正确的，大量的生动细节与精辟议论，都显示着生活的馈赠与求索的深入。但如何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熔铸如此丰厚的生活底蕴，孕育蕴含着思索与探究的、人生经历与心理内涵丝丝入扣的、血肉饱满的艺术形象，仍然是作者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
注释：
〔1〕俞天白：《从〈十年孤寂〉到〈X地带〉》，《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1986年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
〔2〕俞天白：《努力展示当代的〈民族魂〉》，《书林》1988 年第2期。
〔3〕俞天白：《〈X地带〉跋》。
〔4〕俞天白：《努力展示当代的〈民族魂〉》，《书林》1988 年第2期。
〔5〕俞天白：《我寻求过我无悔》，《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6〕俞天白：《我寻找过我无悔》，《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7〕俞天白：《关于“财经小说”》，《金融时报》1997年7 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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