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陵乡话z声母的形成及其所反映的语音历史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沅陵论文,声母论文,其所论文,语音论文,层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湖南沅陵乡话的z（注：为方便起见，去掉了表示国际音标的［］号，但表示的仍是国际音标，下同。）声母的来源比较复杂。从与中古对应的角度来说，z声母应对应“邪”母，但沅陵乡话的z声母来自中古邪母的只有“穗”，而来自其他各母的却有不少例证，如：“船”、“日”、“来”、“心”、“以”、“为”、“疑”等等。
来自“船”母者，有“食、顺、剩”；
来自“日”母者，有“入、揉、惹、肉、闰”；
来自“来”母者，有“梨、来、漏、楞、淋”；
来自“心”母者，有“线”；
来自“以”母者，有“油、夜、野、焰、盐、檐、窑、摇、羊、洋、养、样、赢、页”；
来自“为”母者，有“右、又、园”；
来自“疑”母者，有“咬”。
而大多数的中古“邪”母字，在沅陵乡话里或读
，如“泅、斜、象、旋、袖”，或读dz，如“祠”。读z的反而不多。
如果“精清从心邪”拟作“ts、ts'、dz、s、z”的话，与“z”对应的是“邪”，与“dz”对应的是“从”，而“”则是“禅”的拟音（注：表面上应是“船”母。但据今人陆志韦、邵荣芬的研究，“船”“禅”应互换，故“邪”与“船”相对，“从”与“禅”相对。），是章母的浊音。看来中古邪母字在沅陵乡话里大多混入了章组的“禅”母。而“邪”母(z)这个音位反而被中古其他声母的字占去了。也就是说，按读音规则，中古“邪”母字在沅陵乡话里应读z而读成了“”，中古某些声母不应读z的反而在沅陵乡话里读成了“z”。如“船”母应读
，日母应读
，来母应读l，心母应读s，以母应读j，为母应读
，疑母应读
，然而在沅陵乡话里并不都如此，某些字读成了z，如果是个别字的阑入，或可看作语音演变的例外，但成系统的进入，就不能看作例外了，如“以”母大多读z或，而读j或零声母者反为少数，这就需要解释了。我们先解释中古邪母在沅陵乡话里读的现象。
考沅陵乡话的话音系统，中古“从邪”二母，除某些特字外（如从母：“在”字读
，“捷”字读
，邪母：“谢”字读
），读音完全相同，皆洪音读dz，细音读。“从”“邪”已基本合一。如果不从来源的角度看，已没有区分的必要，可以合称“从邪”母（读
者归清母，读
者归心母，读l者归来母，余下的为“从邪”母）。从邪合一，本来应读dz，由于受介音i（细音）的影响，dz变成了发音方法相同的舌面音，与“禅”母()的读音一致了。这就是沅陵乡话邪母读的原因。我们再解释船、日、心、为、疑、来、以诸母读z的现象。
中古属“船”母()而在沅陵乡话中读z声母者，有“食、顺、剩”诸字。声母由变成了z，与z发音方法相同，只是发音部位有所变化，由舌面前变成了舌尖前，而舌面前与舌尖前是很容易移转的，如古精母(ts)的细音在现代北京话里变成了
，就是舌尖前变舌面前的例证。中古的章母读，现代方言则读或ts，为舌尖后，ts为舌尖前，这又是舌面变舌尖的例子。“食、顺、剩”诸字由中古船母()读成z，正是舌面音变成舌尖音的结果。
这种舌音与齿音（古人将精组看作齿音）之间的通转，古代就发生过，如：食，《广韵》：神力切，入声职韵，船母；《集韵》：祥吏切，去声志韵，邪母。《易·井》“不食”下《经典释文》云：如字，又音嗣。《诗·丘中有麻》：“将其来食”下《经典释文》云：如字，一云郑音嗣。《周礼·天官》：“食医掌和王之六食”，《经典释文》云：食音嗣。郑音即郑玄音，郑玄是东汉人，则“食”字东汉时已有两读。按“食”字两读与四声别义有关，用作名词，义为“食物”，则如字，读入声船母，用作动词，义为使人进食，则音嗣，读去声邪母。沅陵乡话的“食”读z声母，正是“食”的动词用法，出现在“食饭”一词中，与郑玄音注相符。郑氏此音，自南汉魏以来，一直沿用至今，现代普通话“食”的sì音，即是郑音的发展。有意思的是，沅陵乡话动词“食”和名词“食”的白读音完全相同，“食饭”的“食”与“讨食”的“食”都音z
u，为阳平，而文读音“火食”则读
，也为阳平。文读音是官话、普通话影响的结果，真正反映沅陵乡话语音实际的还是白读音，而食作动词、名词，其白读音完全相同，并没有四声别义的意思。我们只能说，沅陵乡话的“食”音是郑注“音嗣”的遗留，而“如字”的入声一读，则在沅陵乡话中没有反映。《沅陵乡话研究》作者将读作zu（阳平）的“食”列为入声，是不正确的，应列在“止摄”，与“起”“时”等字同列。
“顺”，《广韵》：食闰切，去声稕韵船母。此字未见又音，也未见“破读”的用法。但《仪礼·大射仪》“以袂顺左右隈”，郑注：“今文顺为循”。“循”《广韵》音“祥遵切”，平声谆韵，邪母。此“船”、“邪”二母汉时相通之例。之所以相通，乃二母发音方法相同，发音部位相近之故。但“顺”与“循”词义上有相通的地方，今文“顺为循”是同义词代用，还是同音代用，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不能确定。
他如：《庄子·山木》“杼”字下《经典释文》云：“食汝反，又音序”。前音船母，后音邪母。《礼记·月令》“径术”下《经典释文》云：“术，依注音遂。”术，《广韵》食聿切，入声术韵，船母，遂，《广韵》徐醉切，去声至韵，邪母。驯，《类篇》：殊伦切，顺也。又船伦切，又松伦切。《说文》，马顺行。第一音在禅母，依《类篇》注音之例，是训“顺也”时的读音，第二在船母，第三音在邪母，是训“马顺行”时的读音。
，《类篇》：船伦切，又松伦切。前音船母，后音邪母。此唐宋时期二母相通之证。
邵阳方言“剩”的声母也读作z，也是由“船”变“邪”，与沅陵乡话相同。这种由“船”变“邪”的现象，在现代方言里，看来不是个别的。
“日”母是个较特殊的声母，它的发声方法与众不同，故除了自身的演变外，与别的声母相通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如“扰”《周礼·天官》“太宰以扰万民”，《经典释文》：扰，而小反。徐、李：寻伦反。
，《类篇》儒隹切，又徐醉切。此南北朝至唐宋间的例证。
中古属心母而在沅陵乡话中读z声母者，只有“线”字。“线”在《广韵》属心母。“心”与“邪”，仅清浊之别，清音浊化，就变成了z。这比较好解释。但“线”为什么会浊化？可能与它的声符有关。“线”《说文》从泉声，泉音疾缘切，在浊音从母，受声符的影响，“线”也读成了浊音。后世从戋声，戋音昨干切，则在从母，本为浊音，沅陵乡话把“线”读作浊音，读的就是声符“戋”的读音，不需用浊化来解释。
中古属疑母而在沅陵乡话中读z声母者，只有一个“咬”字，算是个特例，《沅陵乡话研究》的作者在“声母的古今比较”中没有列出，看来把它忽略了。从音理的角度看，→z与γ→z（或→z）机制相同，从发音部位看，都是舌根变舌尖前；从发音方法看，前者是鼻音变浊擦音，后者则发音方法相同。
声母、z相互变化的现象，古代就有例证：《说文》，
声，五怪切，
，徐醉切。此以邪母字为声符而读疑母者。衺，牙声，似嗟切，牙，五加切。隰，欋声，似入切，欋，五合切。此以疑母字为声符而读邪母者。湿，《类篇》席入切，又鄂合切。既读邪母又读疑母。
中古属来母而在沅陵乡话中读z声母者，有“梨、来、淋、漏、楞”诸字。从谐声系统来看，中古的来母来源很复杂。与来母相关的谐声字，有见系的、有精系的、有端系的、有知系的、有章系的、有影系的，几乎与各系都有关联。但来母与邪母相谐声的字并不多，我们只检得一例：梩，详里切，详在邪母，字从里得声，里，良止切，来母。来母今读边音，其中古音字母学家定为半舌。中古的半舌是否就是现在的边音？从古人的描写和现代方言的读音来看，定为边音是有根据的。古人没有现代语音的分析方法，舌音是舌尖的特定部分堵住气流，成完全阻碍状态，边音是舌尖堵住中间通道，让气流从舌的两边流出，没有形成完全阻碍，故叫半舌，所以我们将它拟为边音。然而来母的上古音是否也应拟为边音呢？如果拟为边音，则来母的音值从上古至中古至现代毫无变化，这似乎不可取，同时也无法解释来母与各系声母相谐声的现象。所以我们采用当代学者的来母r音说。但汉末的来母已读边音，这是被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所提供的材料证明了的。梵文的l、r二音，汉文皆用来母字对音，概无例外。它所代表的语音现象有三种，一是来母字读边音l，一是来母字读颤音r，还有一种可能是来母字正处于r向l变化的过程中，有些变成l，有些还未变l，仍读r，故用r、l对音。
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后汉三国时期的汉语无颤音r，对音时遇上r音时，只好用音质稍略相似的、发音部位相同的边音l来对音，以济其穷。后世的对音（如元代的蒙汉对音，阿汉对音）也采用这种以来母对r音的办法，可为佐证。唐代的梵汉对音则采用来母字加口旁的办法以对音r，来母字则直接对音l，二者有别。这种解释的困难在于：现代湘西苗语上古层次的借词，常用
来对汉语的来母（见下文）。如果这个时期（主要是后汉）汉语的声母是边音的话，则苗语本有声母l，无须改用。唯一的可能是当时汉语的来母还不读边音，而读r，苗语无r声母，故用相近的？来代替。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时（后汉三国）的来母读r，以母读y或（见下文），用来母字对音梵文l者，是用相近的音对音。这种解释的困难在于，如果当时的来母还不读l，则中古来母的音值l，似乎缺乏一个演变过程。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上古来母读r，以母读l。如薛斯勒、包拟古、梅祖麟、郑张尚芳所论。典型的例证是汉代用“乌弋山离”译 Alexandria，“弋”对音“le”，“离”对音“ria”。弋是以母，读l，离是来母，读r。后汉三国正是r向l变化的时期，故出现r、l两现的情况。
沅陵秦汉时为蛮夷之地，后汉光武时，伏波将军马援“将十二郡募士及驰刑四万余人征五溪”，据民间传说，马援驻军于今沅陵县洞庭区壶头山，并病死于此，如此说可信，则后汉时的征战、屯兵，即将当时的汉语带入了这块蛮夷之地，同时也带来了汉语来母的上古音读法，蛮夷人学汉语，来母r难以发准，故念成了z或与之相近似的音。如果当时来母读边音l的话，苗语自有l声母，不可能读成z或。下面是湘西阳孟苗语土语的汉语借词中来母的读音情况。
漏，来母，后汉三国读ro（楼，梵汉对音为ro，漏与之同部，故可推出），阳孟苗语读
（注：后汉音据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苗语据杨再彪著《苗语东部方言土语比较》。）；
“”是舌尖后浊擦音，其发音方法与z完全相同，唯发音部位有舌尖前、舌尖后之别。颤音r的发音部位在舌尖中，如果念成“擦音”，舌位稍前则为z，稍后则为。而阳孟苗语音系中无“z”音，故只有变一途了。
如果将换成z，则阳孟苗语“梨”字的声、韵母与沅陵乡话完全一样，都读za，“林”“漏”二字则比较接近（声母一致，韵母有
与a，u与ε的区别）。一般认为，阳孟苗语的这种借词反映的是上古语音层次，据此推论，沅陵乡话的来母读z声母现象，也是上古汉语语音之遗。
据俞敏的后汉三国梵汉对言研究，后汉三国时期还没有邪母，他说：从s浊化成“邪、耶”，s浊化成“育、夷”看，“‘邪’之类”还不像有。要不价upasika也不至于翻成“优婆夷”。放着那些“‘邪’之类”字干什么不用？为什么不译成“优婆兕”？
上古无“邪”母，中古的“邪”母从哪里来的？郑张尚芳说：“邪母有舌音、喉音两个来源，舌音由以母 *l加垫音j来（李方桂拟rj-，梅祖麟(1981)改为lj），
，所以中古常为邪母合口。”[1](P108)
“邪”母是否来自复辅音，汉语有无复辅音，这些问题都可以再讨论，但中古邪母来源比较复杂则是可以肯定的。据我们所掌握的方言材料看，除了郑张的说法外，来母、以母、船母、为母、疑母也可演变为“z”声母，也许这个“z”声母不一定只代表“邪”母。
根据以上分析，来母读z声母的时间当在东汉以后、晋与南北朝之间。来母的演变有两条途径，即：
，后者的演变以介音j为前提。
中古属为母而在沅陵乡话中读z声母者，有“右、友、园”诸字。为母中古在匣母，唐宋时才分出。匣母的音值，或拟γ（为x的浊音）如高本汉、李方桂、陆志韦、董同龢、李荣、王力、邵荣芬、周法高诸家；或拟（为h的浊音），如蒲立本、郑张尚芳、李维琦、潘悟云诸家。二派的区别，在于“晓匣”拟喉音还是拟舌根音，拟为“x、γ，则为舌根音，拟作“h、”，则为喉音。从现代方言的情况看，晓匣读xγ、h者，都有例证，难以看出哪种拟音更合理，但从三十六字母的排列来看，晓匣与影同列，而不与“见”组同列，拟为喉音似乎更有道理。所以我们采用“”音构拟说。据此，匣母应是喉浊擦音。与“邪”母的“z”相比，二者发音方法相同，而发音部位则有喉与舌尖之别。如果喉音能向舌尖音变化的话，只能用“穷则通”的理论来解释，有如小孩习语，发不出舌根音时，就发舌音，以济其穷，如习语儿童叫“哥哥”，当发不出ko ko这个音时，就叫to to（湘方言），k变成了t，舌根音变成了舌尖音。沅陵乡话的声母系统中有舌根音x、γ，这个x、γ是古音晓、匣二母之遗。但沅陵乡话中读x、γ的皆一、二等字，没有三、四等字，三、四等字或变成了舌面音()，或转入了别的系列。“右、友、园”等字读z就属于转入别的系列的现象。古音中匣、邪流转的现象也有例证，如
，《说文》：遮也，从辵，羡声。于线切，为母，羡，似面切，邪母。熭从彗声，读于岁切，为母，彗，祥岁切，邪母。《类篇》鏏，于岁切，又旋芮切。轊，于芮切，又旋芮切。圜，于权切，又旬宣切。燁，域及切，又席入切。前音为母，后音邪母。
其他方言也有为母读为z的现象。如东莞方言的“又”、“友”、“右”、“有”等字声母读作z。海口“友右”等字声母也读作z。音变现象与沅陵乡话相同。
我们再从历史音变的角度来讨论为母的演变情况。为母古音归匣，匣母上古音为。后汉三国时期有两个读音，一为w，一为h[2](P15)，读h者，为上古音之遗，读w者，为后世为母读音之所自。从音变的角度来说，w变z的可能性不大。所以“z”应是“h”变来。由于梵文转写音的h实际代表的是国际音标的，所以变z只是发音部位的变化，不涉及发音方法问题。受后面的介音或舌面前元音的影响，舌位前移，变成发音方法相同的舌尖前音，即z，如沅陵乡话、东莞、海口方言，而在别的方言里或变成了舌面前浊擦言，即，如祁阳方言读雄，熊为，其演变的音理相同。
如果为母字已从匣母中分出，则w变比较困难，很有可能是在匣母尚未分出时发生变化的，但后汉三国时匣母部分字（三等字）已开始有w的读法，所以这种音变不会晚于后汉三国。苗语在借用汉语语词的时候，将喉浊擦音读成了以适应苗语的语音系统，今湘西苗语至今都没有喉浊擦音，可以证明。
汉语的影母字、疑母字、以母字在湘西苗语早期借词中声母也读作。影母字读作的有：一、影、亿、意、腰、印、压、鸭、腌、妖、烟、冤，疑母字读作？的有：鱼、银、愿、元、源、仰、月，以母字读作的有：羊、样、扬、叶、夜、赢、游、檐、油、页、野。影母是喉塞音，读
，疑母是舌根鼻音，读，二者变为的音理机制与匣母相同。这也可从另一方面证明汉语为母字在湘西苗语借词中读的合理性。以母后汉三国时期已读（证明见下文），苗语借词读作，则是同音借用。
所以，为母在沅陵乡话中读z声母的时间有可能在后汉三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影、疑、以三母合流后，再变为，三者合流后读零声母，三等韵介音i擦音化，读成j，j再进一步擦音化，即为，这种变化的时代当在宋元以后。考虑到南方方言特别是湘方言至今还有疑母，则三者合流后再变的可能性不大，故本文不取。
中古属以母而在沅陵乡话中读z声母者，例字较多，约有10余个（例字见上）。古音研究有“喻四归定”之说，“定”属端系，由舌转齿，也还可以解释。但“喻四”是不是都来自“定”？还有不有别的来源？恐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语言事实支持部分中古“喻四”母字来源于“定”，曾运乾已经证明，同时，语言事实也支持部分中古“喻四”字与“邪”母有关，请看例证：
，《说文》随省声。羊捶切，随，旬为切。熠，習声，羊入切，习，似入切。游，汓声，以周切，汓，似由切。勨、象声，余两切，象，徐两切。此以邪母字为声符而读入以母者。祥、详、翔，羊声，似羊切，羊，与章切。徐，余声，似鱼切，余，以诸切。似，以声，详里切，以，羊上切。羠，夷声，徐姊切，夷，以脂切。袖，由声，似又切，由，以州切。诵，甬声，似用切，甬，余陇切。斜，余声，似嗟切，余，以诸切。此以喻四母字为声符而读入邪母者。若“喻”四皆来自“定”，何以解释这种现象？看来“喻四”的来源非一个“归定”可以了得。根据上引材料，我们可以说“喻四”与邪母相关。
湖南邵阳方言有“喻四”读声母的现象，与z发音方法相同，皆为擦音，唯发音部位有舌面前与舌尖前的区别[4](P80)。其音变原理应是一致的。喻母四等字在邵阳方言读？声母的例字有：姨、摇、姚、窑、由、油、游、犹、盐、阳、簷、羊、杨、融、容、蓉、熔、庸、移、夷、饴、遗、营、蝇、盈、赢、寅、爷、余、舁。由于邵阳方言 ts系与系互补，凡出现ts系声母的地方不同时出现系声母，声母实际上可以看作z声母的变体。邵阳方言的“喻四”读，实际上就是“喻四”读z，与沅陵乡话相同，只不过所反映的历史层次不同而已。
我们再从历史音变的角度来讨论以母的音变情况。中古以母读j，上古是否也是j，不能肯定。从俞敏所提供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材料来看，以母字有两种对音，一是对音y，一是对音j。对音y的有：夜、耶、夷、阅、逸、延、盐、阎、衍、翼、由、渝、喻、踰。y是半元音，就是国际音标的j，看来后汉三国时期以母已读半元音了。对音j的有：耶、延、炎、夷、悦、阅、逸、阎，还有禅、殊、涉、逝，耆、祇，越、旬等字。j是梵文字母的拉丁转写音，是国际音标的浊音（注：《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2页.），即d，则以母在后汉三国时期还有舌面前塞擦音一读。但由于梵文的c组j类对音很乱，如j既对音以母，又对音“禅”母（中古音为d），如“禅、殊、逝、涉”等，也对音“群”母（中古音为g），如“耆、祇”等，还对音“邪”母（中古音为z），如“旬”，甚至还对音喻三（中古音为？），如“越”。所以有人认为，“汉末的汉话没有c组塞擦音，”[2](P270)但是我们认为，当时的汉语应有c组塞擦音，理由是：1.c组共有5类，即c、ch、j、jh、
，j类对音用字比较乱，但其余四类并不太乱，不能用其中的一类否定其他四类。如c类，大多用照母字，ch类，除穿母字外，还用了两个心母字（孙先），一个从母字 （秦），但都可以解释。j类，用字比较乱，jh类，汉语无。类，全用日母字。大致界线还是可以划清的。何况梵文的c组的读音本来就在与t∫之间，对音中出现一点界线模糊的情况是完全正常的。由于c组的读音在与t∫之间，音色近，则用照系字对音，音色近t∫，则可用心、从母字对音，这就是ch类既用照系字又用精系字对音的原因。唐僧智广的《悉昙字记》云：“c，者字，止下反，音近左可反；ch，车字，昌下反，音近仓可反；j，小社字，杓下反，轻音，音近作可反；……jh，重音，音近昨我反；，而下反，音近若，作可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2.j类的对音用字比较复杂的情况完全可以解释。先说以母诸字。以母诸字对音j，数量最大，是正宗，说明当时的以母已读浊塞擦音。传统说法，喻四归“定”，归定则为d，由d变d，音理上是没有问题的。现代学者则认为上古时代以母应为“l”，我们认为上古音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谐声时代为中期，谐声以前是早期，谐声以后至汉魏是晚期。上古早期以母应为l，薛斯勒，包拟古、龚煌城、梅祖麟、郑张尚芳等通过对汉藏语的比较给予了证明，中期当读
，晚期当为，经历了 
的演变。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就是，而跟d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只有擦音与塞擦音之别，在外族人看来，二者相近，故可对音j(d)。再说禅母“禅殊涉”诸字。我们知道，章组的部分字来自上古的端组三等，所以“禅殊涉”等字的声母应来自上古的定母三等，即谐声时代的dj-声母，dj演变为d，是很自然的。梵文的转写音j实际读音接近d，故可用来对音j。至于“耆、祇”，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中有两种情况，一对音g，一对音j，对音g者，与群母相合，无须解释，对音j者，有可能是个误音，将耆读作旨，祇读作氏，即取“耆”的“旨”声，“祇”的“氏”声，作为字的读音，所谓秀才识字认半边也，“旨”在章母，上古归端，声母则为t，“氏”在禅母，上古归定，声母则为d，三等字加上介音，就是tj和dj，与“禅殊”等字的上古声母相同或相近，后汉时塞擦化，变成了d（tj则还要浊化）。这就是“耆”“祇”可对音j的原因。又，耆、祇古音本有舌音一读，《经典释文》于《诗经·楚茨》“神耆”下云：“市志反，又巨支反”。市在禅母。于《诗经·何人斯》“俾我祇也”下云：“祈支反，毛：病也。郑：安也。一云：郑上支反。”上在禅母（注：“耆、祇”和“旬”的《经典释文》郑、王音引自刘广和的《音韵比较研究》，15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如此，则二字对音禅母，并非例外。至于“越”“旬”，中古一为为母，一为邪母。后汉既无“邪”母，故“旬”当时并不读“z”声母，但“旬”从匀声，谐声时代应在喻四（以母），以母当时读，用来对音梵文的j，就不算例外了。《经典释文》于《易·丰》“虽旬”下云：如字，均也。王肃尚纯反，或音唇。尚在禅母，唇在船母。是知“旬”三国时有“禅(d)船()”的读法，如此，纵使是“旬”字本身，也不是例外。唯一的例外只有“越”字，后汉三国的梵汉对音中“越”既对音i，又对音v，还对音h，而以对音v为常。h变与为母的变化相同，既然可以变，自然也就可以对音j，不算例外了。纵使这个解释不能成立，也只有这么一个例外，仅凭这一个例外，是不能否定当时舌擦音的存在的。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认为当时的系声母已经产生，梵汉对音的大致界线是清楚的，我们不能仅凭一个例外字（还不一定就是例外），就否定c组对音的意义，否定当时汉语塞擦音声母的存在。
总之，用“以”母字对音j和用“禅”母对音j，它的意义是相同的。“以”母字当时读，“禅”母字当时读d，二者相近。在此基础上再演变，即为z，二者殊途同归。即：
二音演变为“z”的时代应在两晋南北朝，沅陵乡话以母读“z”应是这时期语音的反映。以母对音y者。y在梵文里是半元音，由此可以推论以母在后汉三国时期已读半元音。但俞敏说：“
在声明家的描写里本是硬腭音，德语的ich-laut，所以也有人用c来对。浊化正好是y。……这就是“喻”在汉末的真面目。在当时，它(y)是的浊音。的浊音就是，这说明以母的实际对音是。这还可从“术”对音“yut”的例证中得到证明，术，《广韵》音食聿切，船母，术韵，船母中古读。术与以母既然同对音y，“术”的声母应与以母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故梵文的y实际上与j的音值相同，俞敏说：“现代孟加拉文的梵文y全念 j了。”就是这个意思。又，纵使y代表的是半元音j，所反映的实际语音应与梵文的转写音j相近。半元音j是个舌面中浊音，将半元音j擦化，就是浊擦音j了，舌面中再变为舌面前，就是。
如此，则以母对音y与对音j反映的语言事实并无大的区别，y代表音，j代表d音，而与d音相近，后来走上了相同的发展道路，都变成z。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应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郑张尚芳说：“凡与以母相关的邪母字都来自lj，这是主体，例如‘徐’*lja、‘涎’*ljan”[5](P128)。按，以母上古早期读 l，中期读，晚期读。中古读半元音者，有可能是从中期的直接变来的，即舌面中边音变成半元音，或声母失落，原声母与韵母间产生的流音变成半元音。也有可能是晚期的变来的，声母失落，介音i成为半元音。按照郑张的说法，l声母有垫音j者变为邪母，无垫音j者变成半元音以母。但从后汉三国的梵汉对音来看，“夷延夜野”等后代读半元音声母者，当时都读为d或，并无垫音有无的区别，以母后代读半元音，可能是失落声母的结果。但为什么有些字失落了声母，成为半元音，有些字保留了声母，后来变成z，其原因、机制难以说清，郑张的j垫音说是种解释办法，但哪些字加垫音，哪些字不加，没有明确的条件。如“余”字的声母l后不加j，从余得声的“徐”字的声母l后为什么要加j，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