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信息和学习社会的开放与远程教育——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3届年会论文特辑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特辑论文,远程教育论文,年会论文,协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技术、学习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
在进入21世纪时，或者像爱尔兰的基更（Keegan）所述在进入第三千纪初叶时，有两大趋势值得重视：第一，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发展决不只是远程教育界关注的，而且也是各国政府、教育界、产业界和社会公众，以及国际社会和组织机构日益注重的一个重大课题。开放与远程教育已经成为越来越广泛的人们集会探讨的主题。第二，开放与远程教育界关注的也不再仅限于自身的教育学问题，而是涉及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重要课题。澳大利亚的堪培奥（Campion ）指出：常常不是内部关系而是外部关系对教育系统的革新和发展有更重大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远程教育文献中，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与“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终身教育”、“学习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等论题有关。
在当今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国际文献中和国际论坛上，谈论最多的莫过于信息技术革命。基更对20世纪末叶电子技术进展的评述可以加深我们对信息技术与远程教育协同发展的认识。他认为，世界通信、包括教育通信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电子革命。引发信息技术革命的三种要素是：里根和撒切尔政府的电子通信产业的市场化发展政策，芯片大规模集成技术的升级提速和宽频带通信技术的引进。于是，在80年代，整个世界走向数字化。在90年代初，整个世界走向移动通信，无线电话和无线电脑在市场泛滥。90年代后期，整个世界走向网络，教育正在走向网络世界，所有的教育系统——面授的和远程的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从80年代末至90 年代初起， 我即向国内读者介绍并发挥了最初由伽里森（Gowrison）、尼坡（Nipper）、贝茨（Bates ）和堪培奥提出的三代教育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的理论，从本届年会提交的多数论文可以看到三代教育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在亚洲各国的发展轨迹。
终生教育和学习社会是远程教育文献和论坛探讨的又一热点课题。堪培奥指出，在整个20世纪，普及教育的趋势在全球展开。首先是小学教育，随后是中学教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同一趋势发生在中学后教育，即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需要与为少数特权者服务的精英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结构。远程教育就此应运而生。澳大利亚的拉彻姆（Latchem）在《开放与远程教育：为社会增添价值？ 》中指出：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从中东的巴勒斯坦到东亚的菲律宾，开放与远程教育，从函授教育到网络学习在整个亚洲各国发展起来。亚洲国家热忱地应用远程教育和技术来实现成本效益更高的、更平等的也更易接受的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人力资源和社会福利，追赶世界上更发达的国家。亚洲地区现在拥有5所巨型大学、 许多开放的远程教学大学和提供远程学习的双重模式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开放与远程教育的注册学生数。
21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开放与远程教育被认为是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实现终生教育和学习社会理想、加速人力资源开发、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未来教育形态，在21世纪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孟加拉的哈克（Haque ）在《成人远程教育在后工业化信息社会的作用》一文中指出，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运用，一个全球化信息社会正逐渐形成。各国由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转为资本密集型，进而深入到知识密集型。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在教育领域，大规模以“教”为中心的模式正在转化为以“学”为中心开放灵活的学习模式。伊朗的阿里莫罕马迪（Alimohammadi）和苏弗尔（Zohoor）在《巨型大学与人力资源开发》一文中展示了帕亚莫·努尔开放大学对伊朗人力资源开发所做的特殊贡献以及伊朗在职教育迅速发展的一般情况。中国台北空中大学的谢（Xian）在《远程教育投资对台湾社会经济增长的功绩》一文中，用翔实的统计数据和充分的说理论述了开放与远程教育对台湾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开放与远程教育课程开发系统、学习支助服务系统和教学管理系统
当前，亚洲开放与远程教育实践和理论面临着新一轮严峻的考验。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许多亚洲国家已拥有函授和多种媒体教学的开放与远程教育的传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经验。然而，面对新信息技术的数字和网络世界，在现有的国家财政状况下，要保持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和完善各国开放与远程教育的课程开发系统、学习支助服务系统和教学管理系统。这就要求在各代教育技术和远程教育形态间找到适当的综合和平衡。解决这一任务并不容易。亚洲的问题需要亚洲的解决方案——亚洲的解决方案只能来自亚洲的研究（拉彻姆）。本届年会的许多论文在这些方向上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有一批论文论述了开放与远程教育的课程开发系统。孟加拉开放大学伊斯拉姆（Islam ）等的《孟加拉开放大学数学课教材的评估》一文指出，对学生使用教材进行评估是改进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评估结果揭示出为远程学习设计的数学教材应遵循的原则。伊朗埃斯拉吉（Eshraghi）在《21世纪开放与远程教育系统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一文中指出，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时代，传统教材的设计制作方式已不再可取。远程开放教育系统需要学术界协力合作，共同开发、设计和制作基于网络的学习材料， 观察其使用情况， 评估其使用效果。 韩国邝（Kwon）的《虚拟课程的教学设计问题》一文也依据韩国的实践经验，探讨了网上课程的教学设计这一新兴的极有兴趣的问题。
本届年会探讨和论述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学生支助服务系统以及相关的教学管理系统的论文较多。其中，最富特色的是中国香港公开大学远程和成人教育研究中心谢家棣（ Jegede Olugbemiro ）、 马素姬（Taplin）、樊（Fan）、陈（Chan）和任（Yum）等人合作进行的研究项目：“开放教育中促使学业成就高的学生成功的因素：对香港公开大学学业成就高与低的学生的比较研究”。提交到本届年会的该项目研究成果有4篇系列论文：
●远程开放学习中的控制点与元认知：对高分与低分学习者的比较研究
●远程学习者的学业成就和求助策略
●有效的学生支助服务：学业成就取向的研究
●远程学习者的学业成就、学习习惯和倾向的比较
对香港公开大学学业成就高和低两类学生在学习习惯与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差异作了综合研究。研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此项经验研究的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及其对远程教与学的过程、对学生学习支助服务的各类要素（个体的、组织的、社会的、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等）的注重及其研究处理模型为同类研究提供了某种借鉴。这是一项应用研究，研究成果对改进香港公开大学的学习支助服务和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中国香港公开大学樊和罗伯特肖（Robertshaw）的《对于辅导教师批改作业周期的初步研究》重申了在远程教育条件下，教师批改作业周期的效率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特别证实了较短的作业批改周期会降低辍学率。这也是远程教育机构提供的学习支助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香港公开大学马素姬等人撰写了《基于问题的学习在远程教育中的作用》，这是将学习论研究引进远程教育领域的尝试。印度科塔（KOTA）开放大学莎尔玛（Sharma）的论文《学生支助服务和远程学习者的满意度》提出，由开放大学提供的支助服务旨在帮助学习者在家中进行学习，激发学生走向终生学习，鼓励每位学生寻找到自学的途径并建立自信。研究结果表明，该校学生对学习支助服务的满意度很低。莎尔玛指出，科塔开放大学应在教材、学习中心、媒体使用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提供更好的学习支助服务。马来西亚的伊勃拉欣（Ibrahim）和赛隆（Silong ）的论文《放送大学的学习支持和教学管理体系》论述了在虚拟学习环境中的学习支持服务和教学管理。印度的南德瓦那（Nadwana ）在《印度的开放大学和图书馆网络》一文中指出，计算机和电子通讯的发展已经使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各项服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区域中心和学习中心图书馆用现代电子和通信设备装备起来，为学生提供各类信息和学习资源服务。
开放与远程教育系统建设的普遍规律和各国特色
在世纪之交，同许多其它国际现象一样，开放与远程教育也表现出趋同和多元化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发展趋向。因此，探讨开放与远程教育的普遍规律和各国特色成为本届年会的热点专题之一。
基更多年来从事国际远程教育的分类学研究。他在本届年会上提交的《第三千纪初的远程教育模式》一文论述了在第三千纪初远程教育的两种型式（基于班组的系统和个别化学习者的系统）、四种类型（政府远程培训机构、私立远程培训机构、远程教学大学和传统大学开设的远程教育课程）以及在全球应用这些型式和类型的各种各样系统。基更提出了两条预测远程教育系统未来发展的评价准则：第一，对本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技术革命的响应程度；第二，在世纪之交享有的教育市场分额。论文还探讨了其它三种可能的未来模式：合作远程大学模式、基于网络的虚拟大学模式和全球院校模式。
近十多年来，独立设置的远程教学大学（开放大学）与传统大学开展远程教育（双重模式大学）的相互关系、各自的优势和弱点以及未来前景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众多专家学者如鲁姆勃尔（Rumble）、基更、丹尼尔（Daniel）、贝茨、堪培奥等均卷入了这场论战。鲁姆勃尔在本届年会上提交的两篇论文中指出，远程教育方法及其对独立学习的重视将引起传统高等教育的革命。他表示相信：采用开放灵活学习方式和双重模式的传统大学有可能达到比许多远程教学大学更低的单位成本。因此，鲁姆勃尔声称：“如果我是一位政府部长，我会推进传统高等教育的这场革命。我决不再建巨型大学。”而基更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英国政府公布的该国150 所大学学术成就的统计结果给传统大学一个沉重打击。英国开放大学排位第10名，这就意味着：有140 所传统大学——以其专职教授在校园中教全日制学生——其教育质量比不上一所远程教学大学。由此引出推理：怎么能期待传统大学开展的远程教学会更出色呢？在有关远程教学大学、传统大学和双重模式大学的论战中，巨型大学的概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1996年起，丹尼尔的一系列研究对巨型大学概念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这些巨型大学代表了高等教育进化中的重大变革。不但是它们的办学规模，而且是它们的开放和灵活的入学政策、教学方法、教育技术和后勤保障极大地增加了大学的容量，实现了规模经济。在本届年会的论文中，鲁姆勃尔和拉彻姆都引证了丹尼尔的研究结果：世界上有11所巨型大学共注册280万学生（1999年）， 其每个学生的单位成本约为同一个国家中传统大学成本的10%到50%。如前所述，伊朗的阿里莫罕马迪和苏弗尔指出，目前普遍认为巨型大学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可以作出巨大的贡献。堪培奥在其论文中指出，丁兴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了作为巨型大学之一的英国开放大学如何产生了全球影响。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的名称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明证。印度的普拉赛特（V.S.Prasad）在《远程开放教育的人力资源开发：可选择的培训策略》中指出，近年来远程高等教育在印度发展迅速，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全国系统，包括10所开放大学（国家级1所，邦级9所）。拉彻姆在《开放与远程教育——为社会增添价值？》和最近他与马来西亚的萨丽娜（Szarina）、 中国的丁兴富合著的论文《东亚和南亚的开放大学和双重模式大学》中，肯定了巨型大学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成功和意义。他指出，亚洲开放与远程教育在扩大规模和实现平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
远程教育的工业化理论与各国远程教育系统和模式的讨论和争论有密切关系。堪培奥在《工业化模式及其在远程大学教育的应用：回顾和展望》中的全面论述表明，工业化模型对我们理解20世纪远程教育的发展确实有帮助。他指出，从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远程教育领域的争论和政策的主导，主要来自奥托·彼得斯（Otto Peters）在70 年代初提出的命题：远程教育是最工业化的教育形态。因此，有关工业化模式的各种拓展的争论（如关于福特主义、新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后工业化社会的讨论）也都同远程教育相关。堪培奥和鲁姆勃尔对远程教育的工业化和产业化趋向都持相对批评的态度。孟加拉的哈克在《成人远程教育在后工业化信息社会的作用》一文中也认为，在经济、技术和教育的领域内发生的变化给成人远程教育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网上课程的开播，使彼得斯的远程教育工业化模式转化为更灵活的后工业化模式。
高等教育的趋同和多元化问题是近十多年来又一个争议的焦点。鲁姆勃尔指出，直至80年代末，远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传统方式不同的独立并行的教育系统。但进入90年代后情况有所变化。传统大学正在有效地应用远程学习和独立学习的方式来推行其成本革命，远程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导方式。其结果是，传统高等教育和远程高等教育形态之间的差异正在消失。堪培奥介绍了澳大利亚的综合模式，即由分散在全国的高校聘用同样的教学人员同时提供校园内外两种模式教育，学习同样的课程设置，授予同样的学历证书。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混合模式或复合模式的学习方式。即在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差别正在变得无关紧要。日本姚士达（Yoshida ）的论文论述了《日本远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她认为，将信息技术引入远程教学中是不可避免的。通过计算机网络虚拟空间将能建构一个同步双向交流的远程教学环境。到那时，面授教学变得可有可无，普通大学与远程开放大学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印度的噶革（Garg）和帕达（Panda ）在《主流教育与开放远程教育：伙伴、合作与趋同》中也指出，远程教育在世界许多地区，已跨越了国界；即使在国家或地区内部，远程教育也已进入主流教育体系，并深受瞩目。在此发展过程中，远程教育充分地利用了主流教育的资源。同时，远程教育也对这两种教育体系教育与教学过程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届年会的论文对各国远程教育系统的特色以及文化与历史的多样性有所关注。10年前，当北京举办第1届国际远程教育研讨会（1989 年）时，我曾经与霍姆伯格（Hocmberg）、基更等谈到中国远程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同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他们当时对我国60年代初举办城市电视大学的创举一无所知并有所怀疑。后来，基更成了河北广播电视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向西方学者一再强调，在分析远程教育时不论及中国电大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系统是不科学的。基更在本届年会提交的论文中指出：中国政府对远程教育的重视是明显的。早在60年代初，中国即已建立首批独立设置的远程教学大学，成为世界上开放大学的起源之一。拉彻姆则在其论文中指出：从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可以看出，在知识和智慧的开放学习和自我教学方面中国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上述将自学和寻访适当的学习资源和指导者结合起来探求知识的可贵历史传统，在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和教育部组织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中以及在中国众多双重模式院校开展的教育项目和网络教育中得到继承发扬。他还提到，在本世纪初提出在大学围墙外发展家庭学习和考试的另一位先驱者、诺贝尔奖桂冠获得者、诗人泰戈尔（Tagore），论述了受泰戈尔思想影响的西方学者与后来在西方开创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历史渊源关系。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急于模仿其西方伙伴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其间的文化差异、经济限制和技术鸿沟是如此巨大。中国香港潘惠仪（Emily）和印度纳吉（Negi ）也分别讨论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开放与远程教育的相关问题。
信息技术和开放与远程教育系统建设和发展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国际社会见证了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21世纪的最初30年，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必须克服当今世界上（包括我国）在这一领域里的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上的误导，上述前景才能成为现实。
鲁姆勃尔指出，网上教育受欢迎是由于它能满足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期望。网上教育最终应成为家庭发送的教育，它将比任何其它形式的远程教育更直接、更可控、也更灵活。众多的远程教育工作者被因特网以及通信和信息技术所吸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相信这些技术可能提供交互的和建构主义模式的教育。基更指出：在1995—1999年间，虚拟大学、虚拟合作大学和传统大学的虚拟大学都有了很快的发展，某些学者将它们视为新的模式。拉彻姆则认为，新的信息技术，尤其是因特网可以使学生获得大量信息，丰富并扩展教和学的过程。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在今后的两年中，将从根本上改变许多亚洲国家的教育基础设施。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规划应用新技术为学生开发课程和提供服务。印度饶（R.Rao ）的论文《卫星数字广播地区教育节目》论述了亚洲地区开放远程教育应用卫星数字广播技术的状况和问题。 印度赖笛（Reddy ）撰写了《新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冲击：英迪拉·甘地开放大学应用录象会议技术的经验》。印度饶（S.Rao ）的《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潜在作用及其局限性——关于阿姆贝德卡开放大学的案例研究》论文探讨了他所在大学在印度太空研究中心帮助下建立和实施以卫星为基础的交互式学习系统的经验和意义。埃斯拉吉也在论文中指出伊朗帕亚莫·努尔开放大学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网络系统，将它扩展到各地的学习中心。这个系统将能非常有效地应用于交互式电视会议、语音应答系统、光盘驱动设备、试题库、实时测验、实时注册、通过电子媒体传送学习材料、企业的短期继续教育节目等。
加拿大巴格利（Baggaley）的《广播电视与英特网：在多媒体教育发展中的改革与论争》一文对在北美和欧洲教育中，新的网络媒体正在替代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评述。他指出，在开发利用新的网络媒体的同时，阿萨巴斯卡大学继续使用文字、广播、电视等媒体，同时开发这些媒体在网上的综合利用。所有阿萨巴斯卡大学课程都具有网络传输的选择。而目前许多学生尚不拥有网络教育需要的计算机和上网条件。因此，实施网络教学与实现开放教育的理念产生冲突。巴格利建议应将电视制作技术在教育效果上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制作交互式网络教学课程中来。他认为，需要寻求改革，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保护有效的广播电视媒体，反对为取悦新的网络教学方式而摈弃广播电视媒体，实现较高的成本效益。另外，将传统媒体和网络教学一同带入社区是非常可行的。可在社区学习中心提供接入网络课程服务，防止远程教育的网络课程只局限于社会上的精英群体。同时，增加和扩大网络课件开发的资源。印度的饶（S.Rao）在论文中也指出， 当信息技术的巨大潜能正在被发达国家开发利用时，在发展中国家，情形就不一样了。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必须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当的技术，以一种灵活的、开放的方式，使之更有效地、更普遍地被利用和接受，满足不同种类学生需要，而不应扩大城乡学生或贫富学生之间的差距，避免剥夺社会一部分成员使用远程教育中信息技术的权利。同时，要反对对技术的盲目崇拜。技术只是一种工具，其用途是为满足人们的学习需要。
网络教育的成本效益是当前开放与远程教育界普遍关注的又一重大课题。鲁姆勃尔在《网上教育将如何影响远程教育的成本和结构》一文中对此作了全面论述。他指出，当网上教育从实验项目发展到规模运行时，其成本就成为构建网上学习产业的头等重要的因素。论文引证了世界各地现有的研究成果，认为网络教育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活动，相对于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第一和第二代远程教育而言，网络教育的成本结构更接近面授教学模式。网络教育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它支持教与学的个别化的和建构主义的模式，而网络教育总成本中最大的部分正是通过网络对学生提供双向交流学习支助服务所需要的成本。这些成本是昂贵的。也正是这些成本可能最终限制了大规模采用网络技术。网络教育的经济学要求学生承担相当大的成本去进行技术装备，并且作为一名终生学习者必须不断地更新装备，去承担学习消耗品的成本、上网费用、辅导和指导等学习支助服务的费用、查询数据库和取得信息的费用等。鲁姆勃尔认为，21世纪将带来一个与现行体制很不相同的、而且内部差异很大的高等教育系统——在这个新系统中，大众远程教育将继续为大众赢得成本较低的高等教育而庆祝，而面授学习和网上学习也将为有能力承担费用的人们带来福音。但更多的论文作者（如拉彻姆和堪培奥）显然对这种双轨制教育体制持批评态度。
部分论文更进一步探讨了网络教学的教育学问题。伊朗埃斯拉吉的《21世纪开放与远程教育系统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一文引证了赤阿（Chia）依据教育用途对信息技术的分类。
中国台北空中大学杨（Yang）的《虚拟学校：网络教学的一种综合概念》对世界上现有的众多网站提出了批评，建议创建一种完整的网络教学环境，并描述了虚拟学校的7项基本功能。韩国的王永玉（Ryoo ）和米立安（Ahn ）在《远程教育中如何评价学生的成绩》一文在论述了基于网络的教学是一个强大的教与学的工具后，集中探讨了在基于网络的教学（WBI）中学生成绩的各种评估方法。拉彻姆则强调， 和学生一样，教师同样需要变得更熟悉并掌握教育技术。伊朗埃斯拉吉在论文中引用的丹尼尔对新信息技术在开放与远程教育中应用的教育学问题的论述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全球化趋势和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国际竞争与院校合作
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全球化趋势，既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为后者服务的。正如堪培奥所述，为了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在世纪之交开放远程教育在各国社会中的角色，需要更好地理解各国经济如何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各国文化如何融入全球文化之中。拉彻姆认为，信息技术和全球化为教育带来了新的活力。现存的开放与远程教育院校面临来自传统大学、新兴的国际的虚拟大学的与日俱增的竞争，后者正应用新技术和新的办学模式来寻求教育市场的更大的份额。因特网及万维网新构建的全球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充满进取精神，学生得以在全球范围寻求最适合的课程和学位。伊朗埃斯拉吉引用哈克姆尔德（Hakemulder）的评论指出，对于全球化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是，以全社会为基础的未来知识不应该拉大贫与富、有优势和无优势的人之间的差距，由此加剧亚洲国家亿万人民已遭受的不平等。印度的甘地（Gandhe）提交了全面论述“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论文。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国际竞争和院校合作正在加强。基更指出，一些著名的远程教育系统已经实行了全球教学，如法国国家远程教育中心1999年就在190个国家拥有3万名学生。拉彻姆指出，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其它国家的远程教学大学正在将它们的教育扩展到亚洲地区。一些亚洲远程教学大学也在使它们的教育地区化或国际化。例如，中国澳门的亚洲国际开放大学正在香港和大陆寻找教育市场。马来西亚的电子通信大学已有欧洲、非洲和亚洲学生注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统大学正在努力将自己发展成国际教育提供者。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已将其课程发送到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并计划为尼泊尔、马来西亚、南非和美国提供课程。澳大利亚的米尔斯（Mills ）和香港的陈在论文《合作举办远程教育的成功尝试：香港和澳大利亚的案例研究》中讨论了查尔斯·斯得特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的联合办学经验。印度饶（P.Rao）提交的论文《南亚地区的开放大学：机构合作的可能性》探讨了这一重大课题。南亚7 个发展中国家都把远程教育视为传统教育的替代方法。南亚成员国之间存在文化、社会经济的相似性以及较强的经济制约关系，因此，研究资源共享是非常必要的。在1998年第10届南亚地区首脑会议上发表的《科伦坡宣言》，强调加大成员国之间在学习材料、专家和信息技术三方面的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地区开放与远程教育。某些学者认为，在21世纪，跨国的合作远程大学模式将构成对现存远程教学院校的挑战，像美国的微软大学（基更）。鲁姆勃尔则在《远程教育：高等教育中的革命性力量》一文中探讨了建立基于网络的全球交互多国大学的概念及其从传统大学发展起来的可能性。
限于篇幅，本期特辑所选论文的附录图表及参考文献已删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年会英文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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