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上）（20世纪末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世纪末论文,严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政治研究》杂志编者按：著名的哲学家、文化学家弗拉基米尔·所罗门诺维奇·比布列尔，是早在极权主义时期便推动社会科学前进的一代学者之一。他们的批判性的创造思维开阔了俄罗斯人的精神视野。比布列尔等人的著作是我国理论界的宝贵财富。我们的责任是，在新的条件下弘扬和发展他们的事业。比布列尔是卫国战争的老战士。著有：《析发展中的概念》、《思维是一种创造》、《从科学学到文化逻辑》等。
本文的基础是作者在一次理论研讨会上所作的报告。作者考察了马克思学说的一般原理，而将俄罗斯对它的解释的特点略而不计。为了不歪曲作者的愿意，我们保留了作者的口语风格。
我在《人的独立性》（克麦罗沃，1993）一书中曾试图从内心里对我的哲学本原——马克思关于对象性活动的学说作一番新认识。现在，我则想结合21世纪的问题，更超脱地谈谈我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哲学（主要见之于《资本论》）的几点看法。
今天在我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被轻蔑地比作一条“死狗”，而且，不准有任何不同意见，不准从政治经济学上认真地、实事求是地予以反驳……无论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其反对者，都不尊重马克思，要末把他看作伪装得很好的、除了唇髭以外还长了大胡子的斯大林，要末看作不必认真对待的博物馆里的老古董。其实我倒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的一个重要流派，不仅是哲学流派，而且是一般理论思想流派，不论其预测，还是就其错误而言，都是如此。关于这一点，要认真地讨论。要认真地讨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失误”。
在这方面，我想谈哪些基本看法泥？
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包括他的经济学和哲学手稿在内，都是针对“人的异化”立论的；因此，其中所考察的“对象性活动”（“物质实践活动”）被马克思看作“自我意向活动”，看作人的自我形成即人的个性的自我决定的一种形式。
可以不同意“早期”马克思的一系列结论和匆忙的抽象，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立场本身对于理解如何实现真正的自我决定，实现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如此迫切的个人自我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随后的作品中，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接着是《共产党宣言》，尤其是《资本论》中，马克思不是以继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的哲学家，而是以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事业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的。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论断中的错误和奇怪疏漏，在这里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它们眼下恰恰具有重大意义。一般来说，马克思本人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与其说谈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虽然《资本论》的主要章节以空想共产主义的词句结束），不如说谈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谈它如何形成的。其实，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地抛弃某种类似的“阴暗面”的东西，它是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生产方式决定人、共产主义等等的整个学说“设计”的。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与《人的独立性》一书不同，我将内在地，从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内部，更确切地说，从这些概念的整个体系内部来陈述和评判马克思。我暂且接受“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剩余价值”、“无产阶级的创造性作用”等等提法，并尽量证明这些概念（及其体系）的内在抽象矛盾，尽量证明马克思如何不合逻辑和缺乏理性，即使根据他自己的设想和预测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设想是一种游戏，然而是绝对必要的游戏。
那么，我们同马克思“一起”开始吧。
对于我们来说，19世纪前的社会经济形势是揭示马克思概念体系一切漏洞的指明灯。
从20世纪末的问题的角度看得很清楚，马克思预测的错误和疏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属于19世纪的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体系基本概念的根本失误所决定的。应当到那里去寻找根源。
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概念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陈述来开始。只要引用大家所熟悉的一个论点便够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接下来谈到，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一定的历史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所有这一切——直到共产主义——便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论断中已经包含着一系列严重的疏漏和错误，这些疏漏和错误与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相始终。
实际上，“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性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上产生一个问题：这是不是说，人们发生的生产关系大体上“适合”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难道“物质生产力”不就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对于马克思的所有理论十分重要的）分工关系？一件工具与另一件工具结合起来（如在猎人那里或作坊里），便产生“合成的”工具和“合成的”生产力。而它们是由于人们的一定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社会关系才“合成的”。
所以，“生产关系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合”的论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来看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生产力本身便是生产关系的技术和精神层次，在生产关系内部建立起“社会经济关系”，即统治、从属关系等等。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生产力”与（正如普列汉诺夫喜欢说的）“技术生产关系”的这种有机相互制约，技术生产关系既把人们联合起来，又使人们彼此隔离。
现在，我们来谈谈与此有关的第二点疑问。“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里请注意——“制约着”“整个”精神生活……仿佛不预先在心里想好你想做的特定的工具，即不预先在脑海中设计出你算使用的未来的工具如弓和简明的理想结构，便可以制造出工具如古斧、弓箭之类的东西似的。可见，人的存在本身并不同时在什么地方决定着他的意识；其实，考虑到未来要制造的工具，人的物质实践（对象性）活动已经包含有他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复杂的生产力结构，其中一开始便包含有意识。
我认为，马克思对生产、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的机械划分（这种划分在一系列独立的层次上更加明确了），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从一开始便带有致命的弱点。而且，在与生产力的发展一起产生的生产关系中，“想象中的”生产关系同样起着重大作用：猎野禽的人或石匠预先设想自己是用这件未来的工具打猎的猎人，想象同工具的关系，并据此赋予它一定的形式，将工具制造出来。因此，“想象中的生产关系”，人要制造的“想象中的工具”，从人之初便包含在人的真正社会存在的真实特性中。
诚然，也有一些“社会经济形态”（我且借用马克思的定义），它们的纯经济性的生产关系与这些“想象中的”生产关系以及同分工有关的生产关系相去甚远。这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是在这种形态中，生产的精神潜力的分离，决不是指“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与科学、哲学和艺术构成新的基本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体。实际上，当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机器生产的时候，是指这种生产是由科学这一精神活动的特殊作用决定的（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中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点），科学脱离直接生产，然后发明创造新型机器，集腋成裘，重又成为生产力的直接特性。只有机械的划分才使马克思建立起“基础”、“上层建筑”以及与之有关的各个“层次”的纯机械论的体系。
总之，我对马克思批评的根本方针是这样确定的：他用机械论的层次理论取代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关系”的有机的、含义丰富的联系（“同一”），这从一开始便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结构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我们接下去讨论。在马克思笔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都是如此），社会发展仿佛是直接进行的，沿着一定的方向上升，按照黑格尔的“扬弃”的方式，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确，当谈到我们决不可能从这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引伸出希腊艺术时，马克思本人立刻遇到一个难题：前者不能归结为后者，虽然我们可以解释说，它们（这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可能在那一时期得到发展；但是，它们既然产生了，便超越自己的基础，与这些原始结构不是一回事，而构成特殊的“文化形态”等等。
为了摆脱困境，马克思试图以人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来加以类比（“难道儿童的微笑不使我们感到快乐吗？”据他说，古希腊雕塑或古希腊技术同样使我们赏心悦目）。但是这种类比徒具形式（毫无内容），因为希腊艺术、希腊哲学不仅仅是作为欣赏的对象，而是作为极其重要的独立的定义流传后世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社会观仿佛建立在直线的基础上——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然后过渡到第三种、第四种生产方式……同时，根据以上所述，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决定着”当时的文化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该文化并不自行过渡到下一个时代，而是万古长存，并根据后续文化的要求，越来越加深和发展自己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同时性的。所以，只看到社会的线性结构，而没有考虑到人的根源本身（即理性，它永远巩固和保持着连绵不断的、一定类型的文化、一定类型的个性）如何（“自在地”）发展，乃是马克思结政治经济学态度的另一个深刻的错误。
接下去讨论。马克思饶有兴趣地将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简单地说就是丧失生产资料）同人与自己的生产工具不是合为一体，在经济关系中不与他人打成一片，但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种正常的、现实的、积极的“异化”（疏离）相提并论。后者是指闲暇时，在“私人生活”中。这既是一种“异化”，与此同时也是一种自由地、“从一旁”观察整个生产力的能力。如果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注意到第二种因素的话，那么在《资本论》中这种看法突然被下面一种论断所取代：由于人不掌握生产资料，所以人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疏远，这是一种僵硬的完全消极的异化。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全部问题、全部困难在于，如今“按件地”占有个别工具已经毫无意义，因为机器或成套机器设备只能共同占有。因此，马克思转向集体所有制思想，因为一部机器不能制造一辆机车，只有与分工有关的全套复杂的机器和人员才能制造出来。
但是马上又产生一个问题。马克思本人认为，随着机器技术的发展（在自动化之前），劳动者的“流动性”也愈来愈徒有其名了。因为现在人的任务，不是了解机器如何工作，关于这一点，有脱离生产的科学替人了解，人只要揿揿电钮，拉拉操纵杆即可。马克思说，儿童和未受过训练的妇女也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劳动者可以完成实质上一样的职能和工序，而生产出完全不同的产品。
由此可见，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的改变决不会影响生产力的这些特点。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好，国有制或者私有制也好，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马克思所说的机器生产；在这种生产中，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固定联系在一起，成为“全面劳动者”。与此同时，尽管与极其发达的机器系统打交道，劳动者的职能却越来越僵化、单调和重复。无怪乎，由于训练劳动者最简单的操作越来越容易，资本获得巨大的利润。在这种制度中，“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也不能改变。
诚然，与机器技术的发展同时，19世纪末已经出现另一种潜能，马克思也“有所觉察”，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却失之交臂。（未完待续）
摘自俄国《政治研究》杂志1996年第1期
李国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