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八大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形势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之交、千年之交，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一年将会有许多的事情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一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形势将会怎样呢？带着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于1999年11月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柚样方法，共发放问卷115份，回收有效问卷103份，有效回收率达89.6%。我们认为，领导干部是社会的管理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他们对于社会形势的预测在各阶层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下是对领导干部对2000年社会形势进行分析和预测的调查结果。
（一）92%的被访者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
怎样看待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被访者中24.3%的人对此“充满信心”，68.0%的人“比较有信心”，7.7%的人“说不清”或“信心不足”，没有一个人“没有信心”，这表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未来改革、发展、稳定的形势是持积极、乐观和肯定态度的。但比1998年10月调查的信心指数有所下降，“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的比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程度的领导干部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有一定的差异。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领导干部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充满信心”的人数比例均在90%以上，且相差不大。1998年调查的情况则不平衡，西部地区的干部“充满信心”的人数比例要大大高于其它两个地区，东、中、西部分别为21.2%、18.1%与42.8%。从不同文化程度来看，具有大专或大学文化程度的领导干部对此的信心要高于研究生学历的领导干部，“充满信心”与“比较有信心”两项之和分别为93.7和85.6。但1998年的情形正相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领导干部对此的信心要高于大学学历的领导干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党政干部对此表现出了充分的信心，但因此类样本太少，不便作过多分析。
（二）发展是硬道理，经济上的持续、健康与快速发展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关键因素
问卷列出了15个与社会稳定相关的因素，领导干部对社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的选择达到了高度的一致，69.9%的人认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是最为重要的，1998年的调查结果是86.8%，在此问题上，两年相比，认同感有明显下降。首选因素中加大了对社会保障体制、继续改革开放与惩治腐败问题的认识。排在第二位的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6.8%)，并列排在第三位的是“惩治腐败”与“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5.8%)，而1998年是把“惩治腐败”、“解决失业问题”列在第二、三位，所占比例分别是：3.3%、2.5%。看来发展经济的速度与质量必须有相应力度且连续的改革开放作保证，这是前提和基础，否则，其它无从谈起，作为问题也不能得到根治。在作重要性排序的第二选择中，领导干部对“加大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失业问题”、“惩治腐败”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它们是影响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从不同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对保持社会稳定第一要素的选择比率基本相同，中部的比例稍高一些，对第二要素的选择也出现了比较高度的一致，东、中、西部的干部都强调加快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好失业问题对于社会的稳定都十分重要。与1998年10月的调查情况相比，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在继续重视“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因素的同时，东中西部的干部分别突出强调了“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惩治腐败”与“解决失业问题”的重要性。
（三）国有企业、机构人事与政治改革，是领导干部2000年在体制改革方面的关注重点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正在向纵深推进，它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一些潜在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暴露出来，2000年的改革如何进行，重点在哪里，这是身处重要岗位的党政干部所特别关心的。问卷中列出了13项重要的改革内容，依重要性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改革依次是：“国有企业”(33.0%)、“机构人事”(30.1%)、“政治”(19.4%)、“住房”与“教育科技”（均为4.9%）。与1998年调查的情况相比，前三者的排序相同，但百分比有变化，“国企改革”1998年为40.5%；“机构人事”改革的关注度也有所降低；“政治”改革的关注度有所增强，1998年为13.2%。1998年机构人事改革之所以被突显出来，与3年内完成机构改革有密切关系，而且，机构改革又与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紧密关联。1999年，因地方机构改革推进速度放慢，注意力自然少了一些。对“国有企业”关注度降低的原因也与“机构改革”的情况类似。在第二位与第三位的选择中，“国有企业”、“机构人事”、“教育科技”与“收入分配”成了关注的重点。党政干部对2000年改革重点的投向，既反映了社会生活中新的矛盾和问题，反映了未来政府工作的着力点，也说明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于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从不同地区来看，被访者都把关注的重点投向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机构人事改革，而且东部和中部的领导干部对此的关注程度大致相同。由于东、中、西部发展水平不一样，改革的进展速度不一，对2000年改革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比较而言，西部地区的领导干部对机构人事改革的关注度高出东、中部领导干部对此的关注25个以上百分点，达到了53.3%，即有一半以上的西部地区的领导干部对此项改革特别注意。东部、中部对“政治”改革都比较关注，而被调查的15位西部地区的领导干部对此无一人作出第一位的选择，值得作进一步分析。
（四）社会稳定、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政策与科学化、民主化的客观决策是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改革顺利推进的最主要因素
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且改革越深入，难度越大，制约因素越多，其中哪些制约因素是最主要、最关键的呢？问卷中列举了12项影响改革顺利进行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序，第一位的主要选择依次是：“社会稳定”(46.7%)、“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16.5%)、“宏观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14.6%)、“维护中央行政权威”(6.8%)。第二位的主要因素选择依次是：“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22.3%)、“一些突出的矛盾（如通胀、失业、犯罪、腐败）的缓解”(15.5%)、“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12.6%)。上述情况表明，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社会是否稳定是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最重要因素，社会的稳定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是第一位的，最为关键的，稳定是前提和基础，而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则是确保改革取得进展、突破的重要因素，这些都是中国50年来的发展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和结论。
与1998年调查时对1999年的预测比较，1999年的调查在第一位的选择中对2000年“社会稳定”重要性的认同率降低了7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稳定”不如以前重要了，而是即将过去的、多事的、敏感的1999年，中央都能驾驭局势，保持全国的稳定，对于充满机遇的百年之交、千年之交的2000年，在这一点上应当更没有问题，所以，认同率的降低，恰好是有信心的体现。这次被访者把“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与“宏观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也表明，我们迫切需要科学的决策和一些新的思路、举措来破解。
从不同地区看，中部比西部、东部的干部更强调“社会稳定”一些，东、中、西部地区的干部对此的选择占各自地区的人数的比率是43.1%、52.7%和46.7%。对“宏观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选择，东、中、西部依次是：11.8%、21.0%与6.7%，中部地区对此的选择更突出一些。199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西部比中部、东部的干部更强调“社会稳定”一些，选择比率东、中、西部依次为45.5%、52.2%和64.3%，由东往西呈递增趋势。
（五）今后一段时期转换政府职能、改革产权制度与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仍然是影响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三个最主要因素
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了10多年，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能否在预定的3年内使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取决于对国有企业自身及许多相关问题的解决。为此，我们在问卷中列举了11个相关因素，依重要性排序，列第一位前几项的依次是：“转换政府职能”(38.8%)、“实施产权改革”(24.3%)、“加强企业内部管理”(13.6%)、“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7.8%)、“对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6.8%)。可见，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成效，在领导干部看来，关键是要转换政府的管理职能，使之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同时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使国家财产有人对其负责，其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化，防止国有资产流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第二位因素的选择也反映了这一要求，其中还特别强调了“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要性”(23.3%)，其它的选择比率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18.4%)、“实施产权改革”(16.5%)、转换政府职能与强化对干部的管理（均为11.7%）。
与1998年调查的结果比较，两年第一位的排序情况基本相同，但比率发生了变化，1998年要求“转换政府管理职能”的占34.7%，要求“实施产权改革”的是26.4%，要求“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为17.4%。而1999年的调查，上述三项分别为38.8%、24.3%、13.6%，后两项的认同率有明显提高，表明所有制的改革与管理制度的改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不同地区来看，被访者都把主要因素的选择放在了（依重要性排列）“政府管理职能的转换”、“实施产权改革”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上。比较对同一因素的选择，西部地区最关注政府转换职能问题，东、中、西部分别为41.2%、33.3%与46.6%；对“实施产权改革”，中部地区的选择比率最高，东、中、西分别为23.5%、30.5%与13.3%；在“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方面，西部的干部最为注意，上述现象可能与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太高，或与其国企数量及其存在的问题高于其它两个地区有关。
（六）30%以上的领导干部认为，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和干部以身作则是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最重要条件
社会风气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它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的社会风气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不断滋长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黄赌毒和以“法轮功”为典型代表的沉渣泛起的封建迷信活动等丑恶现象；已成公害的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道德失范，等等。如何消除这些现象，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领导干部对此负有特殊责任。问卷中列出了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8大因素，他们对列一位的重要因素的回答，依次是：“遏制腐败现象”(33.8%)、“强调党政干部以身作则”(30.1%)、“克服行业不正之风”(10.7%)、“加强社会公德教育”与“调节收入分配”（均为8.7%）、“建立重罚制度”(6.8%)、“抓好职业道德建设”（为1.9%）。调查结果表明，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关键是要有效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这一点从对第二位的因素选择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被访者对第二位的首选因素仍然是“遏制腐败现象”(27.2%)，其次是“加强社会公德教育”(17.5%)与“建立重罚制度(16.5%)。腐败是败坏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总根源。要遏制腐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关键，克服行业不正之风、加强社会公德教育和建立重罚制度是重点。
上述调查结果与1998年的调查基本相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传统的通过“大树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来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作法，在这两年的调查中，领导干部们对此的认同率是各因素中最低的，作为第一位的因素选择，没有人选择它，作为第二位的选择，其比率也不到2%，很值得深思。看来一个问题的解决，一种方法的选择，都必须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
从不同地区党政干部的回答情况来看，东部、中部约有1/3的干部认为，在影响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因素中，腐败现象和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是重中之重，西部地区的干部把“克服行业不正之风”放在了首位(26.6%)，有20%的人认为前面提到的两个因素也很重要。与1998年的调查比较，去年在相同因素的选择中，东部地区的选择“克服行业不正之风”、中部地区的选择“强调党政干部以身作则”、西部地区的选择“建立重罚制度”的相对较多，认为这些措施和手段对促进社会风气之根本好转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每个地区约有1/3的干部认为，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是实现社会风气之根本好转的关键。历史与实现清楚地表明，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是激化社会矛盾、恶化干群关系，毒化社会风气的总根源。近些年来，党和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其进行整治，但成效不大，尚需加大力度，在世纪之交树立起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清政、廉洁、高效的崭新形象。
（七）1/5以上的干部认为，每项改革都会对他们有益处，但“说不清”是有益还是有损的比例比1998年提高了许多，改革的利益预期似乎也越来越不明朗
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每个人的利益，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自然也在其中。一项改革能否实施并取得成功，取决于它能否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领导干部作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对改革的拥护程度、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决定了改革的成与败。问卷中列举了13项与领导干部个人的利害相关的改革，以测试这些改革对他们的利益关系的影响程度。调查结果表明：每项改革均有1/5以上的干部认为会对他们有益处，其中工资改革高达86.4%，住房改革、社会养老与教育科技改革均在半数以上。认为改革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损失的主要集中在医疗改革、金融改革与住房改革上，基本上与1998年的调查结果相同，只有金融改革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说不清”的比例大大提高了，1998年最高的为49.6%（劳动就业改革），1999年则高达68.0%（企业改革），超过半数的还有三项，即劳动就业改革(61.2%)、金融改革(54.4%)与机构人事改革(52.4)。1998年调查的结果是：从总的情况来看，每项改革至少会对2/5以上的党政干部带来好处，（医疗改革例外，为33.1%）而且对这些“好处”的认同率有的高达80.2%，如工资改革。认为改革会对党政干部的利益造成损失的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住房改革”(32.8%)、“物价改革”(37.2%)和“医疗改革”(40.5%)上，其它的选择比率均在10%以下。看来2000年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要在相当多的干部那里得以贯彻比1999年要难。从调查的结果和平时的观察、分析来看，在此问题上有三点需要引起特别注意：一是由于改革对他们个人带来的好处程度不一样，执行改革政策的力度和落实改革政策的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会造成各地区、各部门改革进展的不平衡。二是作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改革还会使一些人失去既得的利益，这些人可能会以各种方式阻挠和反对此项改革的实行，给改革的正常运行带来梗阻。情况严重者，可能使改革中途夭折。因此，任何一项改革在时机基本成熟时，一要坚决、果断、大胆，二要慎重、稳妥，特别是要对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可靠和科学的估计，并备有相应的措施去解决它。三是由于改革的效果是预期的，与个人的利害关系难以确定，而且因人的认识水平的差异，对改革的认同程度会不一样，这样，每项改革对个人利益的影响在一部分人那里都会存在“说不清”的情况，而且很不平衡，有的高达68.0%，如“企业改革”；有的只有11.7%，如工资改革。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是很正常的，但会给改革的实施带来不小的阻力。因为不可预测，大大影响了人们改革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宣传、发动、解释工作就显得异常的重要。必须使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清改革的伟大意义，并结合各地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的贯彻、实施。
与1998年调查时对1999年的预测结果相比，一个重大变化是认为改革会给干部带来好处的认同率大大降低了，“说不清”的情形大大提高了，而认为改革会给个人利益带来损失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
（八）六成以上的领导干部认为2000年他们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会有提高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综合变量，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领导干部，对自己所在地区2000年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的预测是这样的：1.0%的人认为会有很大提高，63.1%的人认为会“略有提高”，14.6%的人认为会“略有下降”，1.0%的人认为会“下降很多”，20.4%的人对此“说不清”。1998年对1999年的调查预测结果是：68.6%的人认为会“略有提高”，18.2%的人认为将“略有下降”，1.7%的人认为会下降很多，11.6%的人对此“说不清”，没有一个人认为会“提高很多”。比较来看，被访者对2000年的期望值有所下降，有1/5的人感到模糊。对于“说不清”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弥漫或扩大下去，将会影响干部们的信心和决心，进而影响群众的情绪，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总的来看，有超过60%以上的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所在地区2000年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会略有提高，这是一种信念和信心，是很鼓舞人心的，只有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用开拓创新的精神扎扎实实地解决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各种主要矛盾和问题，借助于百年之交、千年之交的大好机遇与国际国内的各种有利条件，2000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文化事业仍将会持续、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从而以有力的步伐走向新的世纪。但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减少盲目性，增强透明度，把利弊说清楚。发展方向越明确，思路越清晰，干部的判断就会越准确，信心就会越足，而充分的信心无疑是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