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183;森生平与学术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获得者论文,生平论文,贡献论文,学术论文,马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上作出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举凡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他将于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纪念日前去斯德哥尔摩领取总数达760万克朗（96万美元）的奖金。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颁奖的时候说：森“通过把经济学和哲学工具相结合，使有关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具有了伦理方面的考虑。”公告指出：“通过分析关于作出集体决策时不同个人的福利问题的现有信息，他使对社会福利不同分配进行比较的理论基础得到改善，界定了有关贫困的新的、更加令人满意的指数。在实证研究中，森对其理论方法的应用推进了我们对造成饥荒的经济机制的了解。”
对于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说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甚至可以说应该是众望所归。不少西方学者早就预料到森迟早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笔者之一曾在两年前所发表的“理性预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载《经济学动态》杂志1996第9期）一文之中也曾将森列为最有实力在近年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10位杰出经济学家之一。而在一年前所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从美国经济学家排行看诺奖颁奖趋势”（笔名晓礼，载《经济学消息报》，1997年10月3日号）更将森列为前两位在近期内最具实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事实上，森的学术地位早已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广泛承认。这可以从他长期担任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著名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被推举担任诸如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职位；被收入马克·布劳格《凯恩斯以后的百名重要经济学家》及其他著名经济学家传记等事实中得到证实。
一、生平与背景
森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Bengal)邦桑蒂尼克坦(Santiniket-an)。早年求学于加尔各答(Culcutta)大学总统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的是自然科学，后转向了经济学。促使他选择学习经济学的原因之一，是在他9岁多的时候即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馑，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当时官方估计死亡100-150万人，后来他自己估计死亡人数达到300万。这件事对森以后生活道路选择和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不过他一接触经济学即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他认为，经济学不仅有其用处，有挑战性，而且还有趣味。因此，他对经济学的兴趣也不仅是出于一种社会热情，也是出于一种对知识的迷恋。当然，作为一个学生，他对数学、自然科学、哲学也很感兴趣。他甚至对政治学尤其中左立场的政治学也有兴趣，不过这种兴趣只是限于学术问题上，森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党派。在加尔各答大学，经济学教学仅仅限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他最早接触的经济学著作包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并曾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尽管后来他对萨缪尔森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当然，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是他的兴趣所在。此外，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肖伯纳的文学，马克思的政治主张都有强烈兴趣。
森于1953年大学毕业后，随即去了剑桥大学，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不少著名经济学大师。他常与这些著名经济学家讨论问题，并从中获得了很大教益。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皮埃罗·斯拉伐(Piero Sraffa)曾作过他的老师。他亦与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有不少交往。在剑桥大学的第二年，森即开始在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指导下写作论文。罗宾逊夫人喜欢森的博士论文选题“技术选择”，但却讨厌森所感兴趣的福利经济理论，甚至认为森把兴趣集中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是“不务正业”。她曾长时间有意识地试图对森的研究方向发生影响，希望森能从事资本理论、增长理论、分配理论等方面的“正经”理论研究。尽管森也很尊敬罗宾逊夫人，并与之相处甚好，但并没有受她的经济学观点的很大影响。与此相反，多布对森在道德和福利经济学方面的兴趣却能够容忍，并愿意倾听并讨论森关于社会选择理论方面的看法。多布的开明态度使森很受鼓舞，森曾与多布一起讨论过阿罗(K.Arrow)的名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通过与多布的讨论，森发现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学会了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研究的方法。
森于1955年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曾一度回到印度并于1956-1958年担任加尔各答杰得弗帕(Jadavpur)大学教授。不久即回到英国，并于1959年从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到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为止，森先后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经济发展与规划的几篇论文。而其博士论文主要探讨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选择问题，即探讨了资本贫乏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问题。该博士论文次年以《技术选择》（1960年）为题正式出版，这是森所发表的第一本著作。森还从1957年起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Fellow)直至1963年。1963年起又回到印度，担任德里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至1971年。期间先后以客座身份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1960-1961年）和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1964-1965年）。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有关农业发展中劳动力剩余、机械化与农场规模生产之间关系的论文；两篇有关农民居民户经济行为的重要论文“合作性企业的劳动力配置”(1966)和“有无剩余劳动力的农民与二元性”(1966)。两篇同样重要的有关外部性与集体储蓄决策方面的论文—“论优化储蓄率”(1961)和“不保险、保险与社会折扣率”(1967)也先后得以发表。同时他开始发表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诸如“分配、转移与利特尔(Little)福利准则”（1963年）、“偏好、投票与多数决策的转移”(1964)、“多数决策的不可能性”（1966年）、“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1970年）等论文。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0年）这一代表性著作中达到了最高峰。此外，他还在《哲学》与《哲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社会与道德哲学方面的论文。
森从1971年起回到了英国，于1971-1977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包括，1972年曾与达斯格普塔(P.Dasgupta)和马格林(S.Marglin)合作出版了《项目评价指南》一书，该书后来成为发展项目评估方法的标准范本。这一时期的其他贡献与他对福利经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兴趣有关，同时也包括他对不平等及贫困测度的统计理论等方面的贡献，其思想反映在他于1973年所出版的《论经济不平等》一书中。这一时期森对他早期有关技术选择与发展的贡献赋予了新的内容，尤其对不同工作组织方式之间的差异（如雇佣劳动与家庭生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于1975年出版了《就业、技术与发展》一书。森认为，不同的工作组织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的主观价值，雇佣劳动的成本高于家庭劳动的成本。森据此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小型家庭农场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原因。森指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仅仅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最有效率的技术，而必须考虑不同的生产安排中的要素投入的比例或规模，考虑不同工作组织方式中劳动负效用的差异。尽管这一时期森继续对发展问题予以关注，但在整个70年代，森对福利与社会选择理论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不平等与贫困测度方面的论文。他提出了低于贫困线与穷人排序基础上的贫困测度问题。这一测度方法与测度不平等的基尼(Gini)系数密切相关，并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领域技术性较高的著作的出版。同时他还出版了有关资本理论与聚集理论、伦理与道德哲学方面的论文。1976年他被印度授予马哈拉诺比斯奖(Mahalanobis Prize)。
从1977年起，森担任了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德拉蒙德(Drummond)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一教授职位此前只有西尼尔(N.Senior)、希克斯(J.Hicks)、埃奇沃思(F.Edgeworth)等杰出经济学家担任过。这一职位可以反映出他在牛津大学经济学团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有关福利经济学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著作。他在担任这一职位期间，热心地投入到饥饿、贫困以及其他发展问题的研究，包括性别分工与不平等等问题，有关贫困与饥饿方面的论文先后发表于《经济与政治周刊》与《剑桥经济学杂志》等刊物中，同时他在哲学与伦理学问题有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他对人性假设的新古典模式进行了批判。因为传统模式只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人的价值、权利与动机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的著作有《贫困的水平》（1980年）、《贫困与饥饿》（1981年）、《商品与能力》（1985年）、《伦理学与经济学》（1987年）、《生活标准》（1987年）等著作，并先后出版了两本论文集：《选择、福利和测度》（1982年）与《资源、价值和发展》（1984年）。随着森学术地位的上升，他被先后推举担任一些重要经济学学术团体职位。其中包括：当选为1982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外籍荣誉院士；担任1984届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6-1989届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职位。
1988年起森担任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这一时期他主要侧重于贫困、饥饿与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并先后发表了《饥饿与公共行为》（与让·德雷兹合著，1989年）和《不平等的再考察》（1992年）等著作。不久前他还在英国《经济学杂志》1998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作为衡量经济成功与失败的死亡率指标”等重要论文。期间，他还曾于1989年担任了印度经济学会会长，于1994年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并以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身份发表了题为“理性与社会选择”的会长讲演。森年前刚从哈佛大学退休，并移居到英国，现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不过他仍为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并在那里仍有一个办公室。
值得一提的是，森尽管长时间在英美国家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但他仍保留了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工作。因而，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
二、经济伦理学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诺奖颂词中指出的那样，森在福利经济学研究中把经济学与哲学工具相结合，从伦理角度考察了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森曾指出，大多数现代经济学过分集中于少数社会现象，而把那些被视为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广大领域放在一边，把哲学争端放在另一边。而哲学争端常常是经济学本身的核心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是经济学遗产的一部分。森认为，经济学需要对人类福祉和社会价值判断作出回答。他对古典经济学和价值理论源泉方面的兴趣，使他对此更确信无疑。森对价值理论（不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的关注，使他更接近于认识到相对价格理论是一个错误。而且他还认为，在价值理论的视野里，也有规范性价值判断的因素，以帮助人们识别一项成功是否有社会意义。因此，从狭窄的效用心理分析，扩大到需求的满足和使用价值的阶级分析概念是完全有可能的。据此，森认为经济学应该与伦理学分析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住现实中的客观经济现象。
森在其1987年发表的《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伦理学思想。森的伦理经济学思想主要建立在对传统的“理性行为假说”的批判之基础上。“理性行为假设”无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还是在现代经济学中都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主流经济理论中，标准的理性假说限于两个相当不同的方面。有时它以追求个人利益为条件，有时则强调行为的一致性。对前者强调的学者经常涉及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评论，但森认为，如果人们认真地阅读过斯密的著作，如《道德情操论》或者即使是《国富论》，就会发现斯密对社会中人类行为动机持有广泛的观点，而并不是把牟取私利当作唯一的理性。理性行为的另一种意义建立在这样一种颇为现代的观念的基础上，即理性仅仅表现为在一系列选择中保持内在的一致性。按照这个观点，人们努力要实现的目标与他如何要实施的行为之间有一致的关系，即理性行为特别要求某种一致性。森非常怀疑从这两个角度来认识理性的充分合理性。
对将理性行为视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论点，森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按照这种观点，人们所作出的选择只有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一致才合乎理性，除自身最大化利益之外的任何行为必然为非理性行为。但森认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如人性、公正、慈善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人类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比如，人们可以真心诚意地推动一项事业，而这项事业却并不一定符合他们的福利要求，甚至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是其个人利益之所在。再比如，如果我们想以我们的聪明才智服务于某个集体的利益，甚至为此作出个人牺牲，难道这种行为就是非理性的吗？森进一步指出，把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私利作为对实际行为的描述根本得不到充分证明。
对于将理性行为理解为一系列选择中保持其内在一致性的观点，森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森认为，不同的人们目标可以相互一致，也可以相互冲突，追求孤立的个人目标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们的行为不仅仅以自己的目标为基础，其他人的目标也是行为的基础。最高的目标是我们全体共同努力，更好地实现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如同“囚犯囚境”中的每个相互依赖的个人，每个人按照自身利益目标行事，损害了他人，而不见得对自己有好处。事实上，正如我们从一些“囚犯困境”实验中所了解到的，人们经常会离开自身的狭隘目标行事，即使他们受到相反的诱导也是如此。人们在搏弈中，经常会注意到其他人的利益和目标。森用上述理论解释了广泛的社会现象。他认为，人们之间不仅在相互竞争，更多的时间是相互合作。如果一个工厂里的工人一心追求自身的利益和目标，我们难以想象工厂会有很高的生产率。许多制度生机勃勃是因为人们遵纪守法。当然，忠诚在这里起作用，并影响到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违背自利目标是有可能的。人们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策略上的相互依赖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这里涉及到对其他人，对其他企业以及对同事们的目标的事实上的认同，也涉及对社会成员相互依存状况的认同。例如，当一件事故发生，或者某个人处于危险之中，你不会先考虑你的救援行动将会对你的目标发生何种影响。你所遵循的那些好的社会行为规范将立即支配你的行动。森进一步指出，一个基于个人利益增进而缺乏合作价值观的社会在文化意义上是没有吸引力的，这样的社会在经济上也是缺乏效率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狭隘的个人利益增进，不会对我们福利增加产生好处。
三、福利经济学
森在其《商品与能力》(1984)、《生活标准》（1987年）等著作中，以其经济伦理学思想为基础，对正统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首先，他对以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赫希曼(A.Hirschman)等为代表的，被他称之为“福利主义”(welfarism)的思想提出了批判。并以伯格森(A.Bergson)、萨缪尔森(P.A.Samuelson)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在“福利主义”者看来，个人与社会福利水平可以通过一揽子生产和消费的商品量来进行衡量。森却认为，人们之所以拥有商品，主要是把商品看成为具备一定的特性并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而并不只是为拥有一定的物品而去拥有商品。他还指出，拥有或消费商品所得到的满足感、成就感，或其他结果，不仅要依赖于商品本身的特性，而且也依赖于消费者本身及其所处环境的特性。比如，胰岛素和巧克力棒对于一个人的效应与这个人是否患有糖尿病会有着很大的差别。而为达到体面的生活方式所必须的最低限度收入水平在富裕程度不同的国度里将大相径庭。他进一步指出，人类福祉不能只是根据其终极状况来判断，其选择过程以及选择的自由度也与福祉相关。比如，同一种商品对于消费者的效应与该种商品的充裕程度相关。因此，仅仅依据所生产和消费的一揽子商品量来衡量个人与社会福利水平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根据道德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来评价福利水平及其变化。
森对以伯格森、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进行了批判。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将社会福利仅仅看作为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也就是说，社会福利依赖于，且只依赖于个人效用。森认为，除了个人效用，社会还需要考虑到诸如不允许虐待、剥削等道德规范。况且，单纯用效用指标来衡量福利也还存在不少缺陷。其一，个人获得的效用的测量值取决于个人的特征及其所处境况，但如果从道德和政治角度看这些因素可能与幸福无关。比如，如果单从效用方面看，被剥夺了物质财富的人或许会调整他的偏好以适应其微薄的收入，即逐渐学会对得不到的东西不再奢望。如果把幸福等同于偏好的满意程度，这种适应性偏好或许将反而有助于证明剥夺是合理的。其二，效用主义观将效用本身等同于幸福，但是森认为，人在行动中以及在完成任务时获得的乐趣同样重要。
为此，森提出了“能力”(capability)中心观以取代幸福的效用观，在他看来，个人幸福是他所能做的各种事情即“能力”的函数。个人某些方面的能力对于个人获得的效用水平是重要的，这些能力当然是个人价值的源泉，个人的其他能力，比如识字能力或竞争政治职位的机会等，虽然也许与个人的“效用”不直接相关，但也同样是衡量个人幸福的重要因素。森还引入了含义更为广泛的“功用”(functioning)概念作为衡量幸福、快乐的标准，以取代正统经济学中的“效用”概念。这些概念为规范经济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基础，也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测度提供了更为满意的方法。
四、社会选择理论
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理论属于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偏好和集体决策之间的关系，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从不同的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解释，社会选择理论具体说来就是把个人利益、个人判断或个人福利汇总为社会福利、社会判断或社会选择的某种整合概念。对社会选择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各种社会决策是否尊重个人偏好，以及能否公平地对不同社会方案进行综合评价。
1972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是较早地对社会选择问题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于50年代在博士论文《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运用当时经济学家们尚不熟悉的逻辑符号体系，对如何从个人选择产生社会决策这一在政治学中从未被经济学家和很少被政治学家提出来的问题进行求解。他假定一切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偏好来对世界的所有状态进行评级，那么，能否找到一种投票规则，由它总可以选出其中一个“最受偏好的”状态来。阿罗经过证明所得出结论认为，不存在一个理想的规则，使社会或任何一个集体，从个人的序数偏好，得出社会的偏好与选择，即不存在集体决策的理想方式，这也就是所谓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一定理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投票模型来加以说明。假定，A、B、C三人被要求对三种可供选择的不同社会状态X、Y、Z进行投票。假定A偏好于X胜于偏好Y，而偏好Y又胜于偏好Z；B也偏好于Y胜于偏好Z，但却又偏好于Z胜于偏好X；C同B一样，偏好于Z胜于偏好X，但却象A一样偏好于X胜于偏好Y。用图示表示为：
容易看出：X以A和C的两票胜过Y，Y以A和B的两票胜过Z，但是X并没有因此胜过Z，因为Z依次以B和C的两票胜过X。换句话说，在这三个投票者和三种不同的选择事物的简单例子中，民主的多数票导致了一种偏好循环的结果。据此，阿罗进一步认为，这种僵局不仅会在以多数人取胜原则为基础的制度中发生，而且会在除独裁制度以外每一种可设想出的制度下发生。因此，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把个人的选择加总起来或者合并成一种明确的社会选择，除非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政党和国会议员来操纵“制度”，例如，把所有的选择限定于两种并且仅仅两种可能性上。
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在福利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自70年代以来，森逐渐对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批判性重建。在其1970年发表的代表作《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中，森对阿罗不可能定理即“投票悖论”问题就提出了挑战。森对投票悖论所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同阿罗一样，他也假设B偏好于Y胜于偏好Z，偏好于Z胜于偏好X；C偏好于Z胜于偏好X，偏好于X胜于偏好Y。与阿罗不同的是，将人物A的选择中X和Y的位置互掉，即A偏好于Y胜于偏好X，偏好X胜于偏好Z。用图示表示为：
很容易看出：Y以A和B的两票胜过Z，Z以B和C的两票胜过X，但是X并没有因此胜过Y，因为Y依次以A和B两票胜过X。那么，现在Y胜过Z（人物A和B），Z胜过X（人物B和C），而Y也胜过X（人物A和B），投票悖论已告消失，唯有Y得到大多数票而获胜。森在以上的选择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X项并非最佳。因此，可以将这一论证推广到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的选择模式：(1)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项选择不是最佳，(2)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3)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选择的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是建立在所预先设立的四个公理性假设条件的基础之上，这四项基本的假设条件分别是：自由选择；帕累托原则；独立性和非独裁性。而森对社会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就阿罗所订出的四个假设（公理）条件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他认为，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能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及可比较性。他及其他学者证明：如果可具备更多信息，是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就可以作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五、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森长期致力于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他早期即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选择”问题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对发展中国家适宜生产技术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他于1960年出版了《技术选择》一书。后来森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平等与饥荒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关发展中国家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反映在1973年所发表的《论经济不平等》一书，并在其1992年所发表的《不平等再考察》一书中进行了总结。而有关
森对发展中国家的饥荒问题的成因与对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对饥荒是由粮食供应减少造成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森认为饥荒不仅是由粮食短缺造成的，其背后还存在着其他决定因素。当然，他也并不否定粮食匮乏会触发饥荒，但认为粮食供给的急剧下降造成饥荒的传统观点无法解释在多次饥荒中所观察到的下列奇怪现象：比如，某些年份的粮食供应并没有少于前几年，却在该年度发生了饥荒。突出的例子就是，当1943年印度孟加拉帮发生饥荒时，当年粮食生产却很正常，甚至好于往年。或者，在饥荒期间尽管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如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成千上万地死于饥饿，某些社会阶层如地主和商人却在饥荒期间大发横财；还有，在一些严重发生饥荒的时期，不仅有关国家仍在出口粮食，甚至受饥荒影响的地区还在向外出口粮食。因此，森认为之所以在国家有充足的食品供应的情况之下还会出现饥荒，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一些社会经济群体没有获得享用食品的“权利”(entitlement)，即他们没有进入食品市场的购买力，而并非真正的食物供应减少。他认为，在每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要素秉赋，其中包括工作能力、土地、资金、耐用物品、金融资产等，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以一定的经济活动方式将其秉赋变换成食品，从而实现权利的交换。而要素秉赋的丧失或改变也就意味着交换权利的失效。比如，工人失业、农民离乡都意味着秉赋的丧失或改变，从而导致享用食品“权利”的丧失。一旦民众大规模遭受权利失效，饥荒就随之发生。例如，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饥荒的原因，就是由于洪灾使粮食价格大幅度提高，农业工人由于洪灾而丧失不少工作机会，以致于他们的真实收入下降，购买力不足，从而使这一群体不相称地遭受到了饥荒。因此，森认为，当饥荒发生时，不能只是采取发放救济食品、迁徙饥民等一般措施，更应该采取特殊的政策来使灾民取得他们期望得到食品的权利。森关于饥荒成因的解释尽管也受到一些批评者的质疑，但其基本观点还是极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
对贫困和饥荒问题的研究必然引出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公平问题的讨论。主流经济学家们长期只注重诸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增长率等一些粗略的总量指标，而严重忽视对人类贫穷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考察，森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这种分析视角过于狭窄。在森看来，人们必须关注社会的底层，而不只是关注多数人生活的平均状况。森认为，在国际比较研究中，以往人们忽视了预期寿命与人均GNP之间的相关性。例如，哥斯达黎加人均GNP为1780美元时预期寿命是75岁，美国人均GNP为20910美元时预期寿命是76岁，但令人困惑的是，纽约哈莱姆地区人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达不到孟加拉国的水平。森对此作了解释：哥斯达黎加人均寿命长是因为它良好的公共健康服务和基础教育，而哈莱姆地区不仅缺乏这样的服务，街头暴力猖獗还总是在夺取年轻男子的性命。森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考虑到基本生存能力以外的社会生活能力，哈莱姆地区的福利水平就不会超过孟加拉国。虽然哈莱姆的居民能控制较多的资源，但要获取诸如“体面地进入社会”、“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这样的社会生活能力，他们要支付巨大的费用。这个分析向一种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这种传统观念认为，竞争性市场所创造的“财富”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长期方案。为此，森建议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关注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如让更多的人拥有食品、住房，接受基础教育和医疗健康等。他为此确定了衡量贫困的新的，更令人满意的指标，提出了被后来学者称之为“森贫困指数”的测量公式，为贫困研究作出了开创性工作。
森关于贫困问题的分析与“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这样的观点具有表面上的一致性。按照相对主义者的观点，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或消费远低于其所在社会共同体维持正常生活的水平，那就认为这个家庭是贫穷的。但是，人们很难说明为什么贫穷应该被看作一种社会罪恶，为什么一个家庭仅仅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是不够的等这样一些问题。不能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效用的大小，否则，相对主义的贫穷概念就成了批评家所说的嫉妒政治学。森的分析从收入扩大到能力，并使得相对剥夺概念扩大为绝对剥夺概念，使森的解释避免了这种理论上的困境。对森来说，哈莱姆的贫困不是因为穷人处于其他人的财富的包围之中而“感觉”到贫困；他们与孟加拉国穷人的境遇完全一样而在“客观上”是贫困的。
森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性别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关于性别不平等的一些重要理论模式建立在对“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传统的关于价值估量的经济分析方法套用了诸如收入、消费和劳动供应这样的来自市场分析的概念，得出关于偏好的资料，用以研究家庭性别不平等问题。但这样一些资料很难用来说明在家庭内部男人比女人更多地消费，更少地劳动，或者更多地拥有支配家庭资源的自由。森用死亡率、疾病、就医次数、体重和营养这样一些指标揭示了印度和北非等国家所存在的惊人的性别之间不平等，并发现家庭内部男孩与女孩之间在食物分配与保健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六、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森认为，许多在不久前还被看作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东西，现在已经被当作是社会学的内容。斯密、马克思、穆勒和马歇尔，本来把这些东西看作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是在最近一些年，这些东西才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森也认为，已有的经济学确实提出了许多典雅的问题，并给我们极为深刻的印象。传统经济学假定在给定偏好和技术函数的条件下，人们都追求自身利益，从而构造出了标准的一般均衡理论。然后，传统经济学引入了完全竞争、信息不充分和不确定性概念。进一步又有学习、信号概念，有不平衡动力理论。经济学的扩展和变化像一场大战，似乎主要战役已经胜利，高地已经占领。但是，高地并没有真正占领，这个所谓人类动机模型的最基本的要素还并没有登堂入室。森非常希望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能有所调整，他认为，只有更多地在经济分析中引入道德、伦理与政治因素，才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客观世界。
著作选目：
1960.Choice of Techniques.
1970.(ed.)Growth Economics:Selected,Readings.
1970.Collec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1972.(With P.Dasgupta and S.A.Marglin)Guidelines for Project Evaluation.
1973.On Economic Inequality.
1975.Employment,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1980.Levels of Poverty.
1981.Poverty and Famines.
1982.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
1984.Resources,Value
1985.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1987.On Ethics and Economics.
1987.The Standard of Living.
1989.(With J.Dreze)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1992.Inequality Reexam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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