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谈话会”与蒋介石讲话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庐山论文,蒋介石论文,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庐山谈话会的召开与蒋介石的讲话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附近，北临长江，东濒鄱阳湖，景色秀丽，气候宜人，是闻名中外的避暑胜地。蒋介石定都南京后，一直对庐山情有独钟，每年暑期总在庐山居住数月之久，国民党政府党政要员，甚至一些政府机关，每年也在庐山长期盘桓。至于各种训练团、暑训班，年年暑期都接二连三地在庐山举办，故庐山被称之为国民党政府的“暑都”、“夏都”。
1937年5月23日，蒋介石由钱大钧、王世和等人陪同， 抵达庐山牯岭，筹划本年度庐山暑期训练事宜。确定由“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发起，邀请全国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大学教授、各党派领袖至庐山举行谈话会“彼此交换意见”、“讨论国家外交及国内政治、经济、教育诸问题。”所有谈话会人员分为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四个组，国民党政府中央及各部要员也相应分至各组，听取意见，答复疑难。时间定于1937年7月15日至本年8月15日，共分三期举行。”谈话会性质，完全为彼此交换意见，及作感情上之联络，非一般会议式之集会也。 ”〔1〕可以说，这是一个官方听取社会意见的一种松散性的讨论会。
为筹备谈话会事宜，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7年6月25日抵达庐山。7月初，首批被邀代表陆续上山。7月8日，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庐山，“人心为之震撼”，“当是时，中外人士于对日‘和’、‘战”问题咸注视牯岭方面之如何应付。”〔2〕
正在庐山的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即电告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3〕此时， 蒋介石不希望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战争，便采取了一条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从7月8日庐山得到消息到7月28日北平沦陷， 这段时间蒋介石对抗战先后15次致电宋哲元，指示其具体的作战行动及告知中央的意图。蒋介石还在庐山不断调兵遣将，向华北方向集中，以备战事的扩大。7 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了军事征用令，当天蒋介石又召集尚留在庐山的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汪精卫、陈诚、程潜等商讨对策，进一步明确了应战不求战，力求局部解决，做好两手准备，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的方针。第二天，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号令全军，准备抗战。与此同时，蒋介石还频频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局部解决的可能性，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和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均与日寇进行了数度交涉、谈判。然而，日本已决心进行一场全面对华战争，谈判均未能取得实质性结果，日本仍在不断对华北增兵，局势日趋严重。形势已发展到了国民党政府务必鲜明地公开表示自己立场的“最后关头”。而庐山谈话会，则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时机与场所。
1937年7月16日上午9时，在庐山图书馆大礼堂如期举行了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开幕式。会议由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主持，蒋介石及于右任、戴传贤、冯玉祥、张群、居正、李烈钧、胡适、杜重远、何基鸿、马寅初、陈公博、邵力子、陈立夫、蒋方震、曾琦、梁实秋等共160 人到会。在首次大会上，汪精卫在开幕式及午餐会上先后发表了两次讲话，大谈、特谈三民主义、宪法修正案、教育及国民集会、结社之自由等问题，开口闭口都是些“精诚团结”之类的空话，对于国家当务之急的卢沟桥事变，仅说道“最近卢沟桥事件突然发生，危急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4〕汪精卫讲话后，曾琦、张君励、 王云五、江恒源等代表也作了发言，话题涉及国防教育、言论自由、新闻检查等方面，仅北平代表何基鸿简要介绍了卢沟桥事件。整个会场空气沉闷，格调低沉。当天，蒋介石因“文胆”陈布雷患病，所以要侍从室人员程沧波为其抓紧起草一个讲话稿，向程沧波大段口述了讲话稿的内容，并派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前来督促协助。当天下午5时， 程即拿出了讲话搞，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
1937年7月17日，第二次庐山谈话会按时召开。 会上汪精卫先向各位代表汇报了自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外交情况，尔后由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作了长篇演讲。
蒋介石共讲了五个问题：第一，国民政府的一贯主张，是对内求生存，对外求共存。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能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博得最后胜利，若是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第二，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我们已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三，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第四，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我们的最低限度立场有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最后，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其言沉痛而坚决，群情感奋，均表示一心一德，以拥护政府之决策……大家都感觉牯岭的风云变了颜色。”〔5〕7月19日，这个讲话以“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中国政府明确的抗战立场，就此传遍世界。7月20日， 蒋介石离开庐山返回南京，同日，庐山谈话会亦提前结束。
二、怎样正确评价蒋介石的讲话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讲话，在当时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这是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口气强硬的政策性公开谈话，表明了中国决心抵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是一种国家政策性转变的标志。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中，国民党政府对日奉行一条不抵抗政策，步步妥协退让，被蒋介石自己归纳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6 〕这种妥协退让的政策导向，客观上使欲壑难填的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加速了对中国的蚕食与侵略。随后，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国被迫订立城下之盟。热河失守，长城血战，战火步步烧至关内，《塘沽协定》使华北门户洞开，紧接着日本又一连串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进而又策划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国民党政府与之订立《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屈辱的条约，整个华北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实已到了生死关头。在这整个过程中，尽管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其思想观念已逐渐朝对日抵抗方向转化，并在几次内部讲话中表达了他的抗战思想，但他本人及其国民党政府却从未在公开场合表白过中国的抗战立场。卢沟桥事变爆发使局势发展到，如果国民党政府再不旗帜鲜明地表白政府的抗战立场，仅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必将使之走向垮台的地步。所以蒋介石的“7.17”讲话的出台，标志着国民党政府从妥协退让的政策转轨到抗战的政策，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7〕
第二，蒋介石的“7.17”讲话，具有将民众从思想上到舆论上导向抗战轨道的客观作用。蒋介石此次讲话的公开发表，明确了抗战方针，一扫人们的困惑与不解，极大地振奋了民心，鼓舞了士气，立即得到了全国各界的一致拥护。各地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举行集会、游行，发出通电，表示拥护政府的抗日方针，决与日寇血战到底。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龙云、商震、陈诚、阎锡山、汤恩伯、刘湘等将领也通电全国，拥护政府抗战。李宗仁表示蒋的讲话义正辞严，实为代表我国民众之公意，决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辞。”〔8〕国外舆论也纷纷评论肯定蒋的讲话， 认为是“蒋委员长可钦佩之文告，”代表了“南京政府坚强之立场。”蒋介石也因此而提高了自己的个人威望，在其个人历史上留下了值得肯定的一笔。
第三，蒋介石的“7.17”讲话，对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亦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多年来蒋介石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武力镇压的方针。然而，不断进行的军事“围剿”，只换来了一次次失败。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中国共产党不计旧怨，理智地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在其后多次主动表达出中共的诚意。但作为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统治象征的蒋介石政府是不可能轻易接受中共主张，联手抗日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前提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国家正式转入抗战轨道。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及蒋介石的庐山“7.17”讲话则取得了这个前提条件，为国共二次合作从国民党方面奠定了基础。此后，许多过去阻碍国共合作的障碍遂迎刃而解。7月15日，蒋介石亲率张冲、 邵力子在庐山与应邀而来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就两党合作抗日举行谈判。谈判中，周恩来将中共《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面交蒋介石。蒋介石发表“7.17”讲话的当天下午，又在庐山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8 月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了改编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 蒋介石发表了实际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庐山谈话会”的召开和蒋介石讲话的发表，是各相关因素积极作用下的产物。
首先，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中国人民日抗救亡运动此起彼伏，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高潮。1935年，中共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更将之推向一个新高度，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及各民主势力纷纷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地民众通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通电集会等种种形式，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国难的日益深重，也促使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地主实力派和失意要人纷纷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福建事变刚平息，1936年6月又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 白崇禧联名通电，要求中央领导抗日，并将所部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冯玉祥将军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也在各种场合屡屡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的对外政策；蒋介石集团内部以宋、孔、陈为首的亲英美派，为了自身利益，也要求蒋调整内外政策，结束妥协退让，准备抗战，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抗日呼声日高，亲日派日形孤立。至卢沟桥事变时，形势已逼迫蒋介石或者成为领导抗战的民族英雄，或者成为投降卖国的千古罪人，绝无第三条道路好走。李宗仁先生对蒋介石当时的处境评论道“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余地只有两条路好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如中央此次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9 〕可以认为，是抗日救亡运动把蒋介石“逼”上了抗战的轨道。
其次，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促进推动的结果。为了推动国民党转向抗战轨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并为此作出了不断的让步和努力。早在长征途中，中共就发出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后，中共在积极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 始终重视促进国民党转入抗战轨道。 1936年5月5日，红军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主动放弃了“反蒋”的口号，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 呼吁停止内战，实行谈判，并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再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显示了中共的诚意。此后，国共两党开始进行了多次的接触谈判。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10〕同日，毛泽东、朱德等9 名中共领导人联名通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11〕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诚意表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对蒋介石而言，中共的努力既是一种推动他走上抗日道路的强大压力，同时也为他采取抗战政策撑了腰、壮了胆，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第三，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和蒋介石个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蒋介石转向抗战轨道的重要因素。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人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对于日本的侵略，在经济、国防等方面也作了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确实使蒋介石无路再退。至此，对日公开抗战的时机成熟了。所以，“庐山谈话会”和蒋介石的“7.17”讲话，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冲动，而是当时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内外部条件的，在此就恕不赘述了。
我们在评价蒋介石庐山“7.17”讲话的积极面时，也应明确地指出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蒋介石将抗战限制为“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并以此指导前线作战，要求宋哲元的第29军“处处固守，刻刻严防”，这种消极被动、等着挨打的指导思想，束缚了中国军队的手脚，使抗战之初，中国军队陷于被动，增加了不必要的损失。（二）蒋介石对日寇仍抱有求和的幻想。“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12〕战事至此，日寇藉此发动全面大战的野心已暴露无遗，蒋介石仍抱有求和的想法，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对初期的抗战带来了消极影响。（三）蒋介石不能也不敢放手发动民众，进行全民抗战。尽管蒋介石在讲话中提出“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对全国民众的具体要求仅是“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13〕实际上是要求民众安份守己，举国一致统一在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之下，抗战只是政府、军队的事情。这种局限性是由蒋介石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注释：
〔1〕〔2〕吴宗慈《庐山续志稿》第一卷第13页。
〔3〕〔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四卷、第8页。
〔5〕同上，第12页。
〔6〕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1932年1月。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6页。
〔8〕见“大公报”1937年7月22日。
〔9〕《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91页。
〔10〕《中国革命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11〕〔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四卷、第66页。
〔12〕〔1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八册、第4—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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