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资本在新闻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关系论文,试论论文,资本论文,作用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09)07-0049-05
从1978年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等几家首都媒体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到2008年的60多家传媒集团中的数十家以各种方式成功上市；从1979年1月28日《解放日报》登出“文革”后大陆媒体的第一则广告，到2008年中国内地媒体全年广告营业收入近2千亿元人民币(尽管2005年开始下滑)；从新闻有无商品性的争论，到“媒介产业”、“文化产业”等词汇频频出现在党和政府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国传媒的市场化之路虽然并不平坦，但毕竟一路走来并呈宽广之势。
无论从经典出发还是从延安清凉山的传统着眼，媒体走向市场都并非我们的初衷。根据陈力丹的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理想是“四个摆脱”，即摆脱警察的压迫、摆脱资本、摆脱名位主义、摆脱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摆脱资本。①第一次新闻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在于“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②所谓“完全的党报”，就是完全服务于党的报纸。中共中央宣传部1942年3月16日发出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③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劳动周刊》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④可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国后的30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媒体来说，市场之路是一条受到排斥的道路，因此也是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
然而，这又是一条不归之路。因为市场有市场的逻辑。
市场改变了中国媒体的总体格局；市场动摇了中国新闻传播的传统观念；市场激活了中国媒体的内部机制；市场改造了传统的新闻生产关系和新闻生产方式；市场影响了整个媒介产品的内容和形式；市场开启了中国媒体的财富之门。本文不打算全面论述市场之于中国传媒的作用，而是根据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分析资本在新闻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
资本“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与西方流行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更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理解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资本是以预付方式投入再生产过程中以实现价值增值为目标的剩余价值，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才能得到实现或得以形成；第二，资本表现为货币、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和尚未向消费者出清的产品等具体形态，但资本的这些具体形态并非资本本身，资本是存在于这些物质形态背后的、被纳入到特殊社会关系之中、从而能够实现增值意志的劳动价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资本是一定社会历史形态中能够使人的劳动实现价值增值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⑤因此，马克思理解的资本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还是一个政治学、社会学概念。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⑥体现在资本身上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30年来中国新闻业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变化可以从方方面面进行概括和总结。罗以澄将这些变化概括为“三个方面的转型”，即市场化转型、民本化转型、数字化转型。⑦李良荣在《中国新闻改革30年》中通过6份图表形象直观地描绘出“中国传媒业30年增长的图景”。⑧我们的问题是：推动整个新闻业发展变化的动力是什么？仅仅以“思想解放”来回答这个问题，不但显得过于笼统，而且会让人产生“意识决定存在”之嫌。
笔者曾将1976年《人民日报》关于唐山地震的报道和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做比较。前者明显交织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皇恩浩荡”的封建意识以及“人定胜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集中体现的则是政治权力和“长官意志”；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受众观念”。⑨何以如此？我们知道，观念并非凭空产生的东西，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所以要分析上述报道观念变化的原因，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只有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资本是“受众观念”确立的根源
先说“受众观念”。有人可能认为，作为我国传统新闻工作路线的“群众路线”就包含“受众观念”，海外有学者甚至用“一仆二主”来描述中国媒介的基本状况。⑩事实上，在传统新闻理论中，联系群众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是为了党更好地制定方针政策。终其目的，还是更好地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因此“党和政府的喉舌”才是最准确的概括。如果再联系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胡乔木和胡绩伟之间的“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11)这个问题就更加清楚了。当一定要在两位“主人”面前做出选择时，服务于党立刻变得那么毋庸置疑，党的绝对主体地位立刻变得一目了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争论，无论双方怎样引经据典，怎样从各自理解的党的理论出发，怎样联系工作实际，双方在理论上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后只能以权威的裁定来解决。因为媒体在一个国家的性质和作用，媒体最终的服务对象，离不开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高度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下的媒介最终的服务对象只能是行政权力当局。谁能想象，在出版刊号、纸张油墨、频率频道以及订阅发行、收听收视的回报，甚至从业者个人(政治上)的前途命运等，这些全部所需资源的掌控者面前，媒体会另谋其主呢？
当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由政府转向市场，情况立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媒体不但要自己开辟收回生产成本的渠道，而且要不断拓宽这条渠道，以便实现价值增值。对它们来说，此时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已经不再仅仅是执政党倡导的在新闻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问题，而是关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此时的发行量、收听收视率，已经不再仅仅是向上级邀功、向外界炫耀的一般指标，而是在广告客户面前讨价还价的重要资本；此时的“受众兴趣”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争来争去、姓“无”还是姓“资”的新闻观，而是成为从内容到形式引导新闻生产的一个基本信号。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媒体才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对待另一个“主人”的问题。对此，一位媒体负责人在接受访谈时说：“在对待监管的问题上，我坦率地说，你规定了一些禁止性的动作，那我肯定遵守，因为这关系着我的生存，但除此之外我一概不听，听你的，报纸卖给谁去，卖给党，党不付钱。你不能在生存的问题上要求市场化，在舆论导向上我要完全听你的，这是一个矛盾呀，你管我的生死吗？导向上听你的，报纸卖不出去你买单吗？我们还是要自谋出路的”。汶川地震报道中表现出的迅速及时、公开全面、“人文关怀”等受众观念，究其根源，同样是这种变化的结果。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传媒通过各种方式全面服务于受众、服务于社会的根源也在于此。
资本促进“责任意识”的发展
再看“责任意识”。过去我们所说的责任主要是对党和政府负责，当然在此基础上也衍生出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而汶川地震报道中表现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意识——对整个社会负责。从我自己的走访和一些公开出版的访谈录(12)中不难发现，如今社会各界和媒体及其从业者谈论的责任也多属这种责任。为什么？因为与国家权力统制下“自给自足”的新闻生产不同，媒介资源被资本化后便获得了社会性，需要在市场流通中实现价值增值，其使用权(甚至将来的所有权)属于整个社会，“从长远看，越趋近社会利益而避免急功近利，越能获得市场利益。因为社会的利益就是读者的利益，保证了社会的利益就保证了读者的利益，而读者又是媒体的最终消费者。”(13)此其一。其二，责任与自由如影随形，人们常说“独立负责”，就是说，只有“独立”才能“负责”。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对资本与自由、独立之间的关系做过深刻论述。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也指出：“货币义务是与最大限度的自由协调一致的形式”，“财产分配到各自独立的部分，产权固定、个人权力之实现皆需货币才得以成为可能”，因此，它是“个体自由的载体”。(14)独立的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与过去相比，中国媒体总体上独立性在提高、自由度在增加，中国媒体及其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意识相应也会得到加强。其实这不是什么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客观市场逻辑演绎的结果。
罗以澄在总结中国传媒变化中的“民本化转型”时说：“所谓民本化转型，指的是媒介角色正在从过去纯粹的党和政府的喉舌向国民信息传播工具的转型。这一转型主要表现在：第一，尽管现在我们的传媒依然接受执政党(政府)的新闻宣传思想指导，但同时也强调‘以受众为本位’的新闻报道理念。第二，媒介的总体结构已不是党媒‘一统天下’了，而是由党媒、市场化媒介、公共媒介等不同类型的媒介共同构成，媒介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第三，新闻传播的运作，开始注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的满足。尤其是近几年来新闻传媒对诸如广州孙志刚事件、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江苏太湖‘蓝藻’事件、陕西‘黑砖窑’事件、陕西的‘虎照’事件以及四川汶川大地震、河北‘三鹿’奶粉问题、哈尔滨警察伤害大学生案件等新闻事件所作的透明化报道，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开始张扬的结果，同时也显示了中国新闻传媒宏观政策的价值重心正在逐步地向满足民众的信息知情权、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意见表达权实现的方向转移。第四，新闻报道的‘平民化’倾向彰显，传媒的‘亲民’形象日趋浓烈。在今天的传媒上，我们可以发现：‘小众’化、‘窄播’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民生’新闻成了众多传媒的‘主打’产品，把新闻做‘软’。凸显新闻的人情味和情节性、趣味性成了不少传媒的‘看家’法宝，用个性、特色‘约会’受众，更成了许多传媒的一大流行特色。”(15)之所以做这样长长的引述，我觉得这段概览性的描述几乎把中国新闻生产中所有“可见的”变化包罗无遗。而这一切又统统可以从资本驱动的传媒市场化中找到根源。
资本在新闻生产中的革命性力量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媒体的市场化程度往往与其对传统社会权力的依赖程度成反比。我们曾分别对三家报业集团的主报和子报执行“宣传通知”的情况做过内容分析，结果发现，后者执行远不及前者坚决，其中市场化程度越高的报纸执行力越弱。对于中宣部2008年5月23日下发的《关于近期抗震救灾宣传报道意见》，在南方某报业集团的一家都市报的版面上几乎见不到贯彻的情况。另外，这些年来，一些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报道，它们大多首先出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上。如果再对这些敢于突破某些禁区，直面社会矛盾，追踪社会热点的“揭黑记者”、“调查性记者”稍加注意，我们还会发现，他们要么属于最初的“流浪记者”，要么调换过多家新闻单位，有些还受到过原先工作单位的批评甚至处分。记者的频繁流动只有在市场条件下才可能。从媒体看，要尽一切可能吸纳优质资源来发展生产，创造利润；从记者看，作为人力资源，他自身也被资本化，唯有不断流通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体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6)可见，物质利益的满足是人的“第一需要”，其他需要以此为基础。然而，光有对利益的欲望还不行，为此人们还必须寻找满足这种欲望的客观条件。离开了后者，作为本能的原始利益欲望只能是个人内心的一种躁动和空想。客观条件既为主体欲望提供可能，也对主体欲望设置限制。于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客观条件为主体欲望实现所提供的可能性，克服其限制性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发现的解决之道，就是建立一种合适的社会生产关系，以便将主体追求利益的主观欲望“对象化”为一种外在的客观机制。市场经济正是这种客观机制的结构形式，而资本则是它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市场和资本在生成现代社会、创造各种事物的现代性，尤其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7)
根据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30年来，推动新闻生产，甚至推动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变革的力量是资本。资本是人类利益欲望的巨大容器，是主体扩张意志最具魔力的载体，是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引擎。对于资本的力量，鲁品越解释说：“人们一旦把社会积累下来的剩余劳动投入到市场化的社会过程中而转化为资本，人们负载在它身上的意志便由市场中社会关系的客观力量所决定，从而成为强制性客观力量”，“资本力量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力量，取代传统社会的权力，将社会成员组织成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如果说传统社会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结构和权力结构，那么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由资本力量组织起来的经济结构。强大的资本力量支配社会资源的流动，分配社会财富，组织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把整个社会组织成追求资本增值的机器，由此决定着现代社会的意志形态与上层建筑。”(18)
资本是一柄“双刃剑”
应该看到，虽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资本已经打破传统社会权力君临天下的格局，通过自身的逻辑演绎着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新闻生产领域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传媒市场化的程度还十分有限，在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下，资本的能量还未得到充分释放，很多情况下，它还需要借助一些传统观念的“包装”，甚至通过传统社会权力的“寻租”来实现自身。在当下中国新闻界，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随处可见，有学者对此已经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19)所以，在目前的新闻生产领域，资本的力量与传统社会的权力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而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政治利益主体”的一元化与“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当下中国媒体面临的主要矛盾。
不仅如此，资本自身就包含着矛盾，他在打破旧的限制的同时又不断地生产出一些新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一方面是现代物质文明和新型社会关系的创造者，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根源；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一切“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根源”，它从来到世上那天起，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0)
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看资本的另一面。
注释：
①参阅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第十七章三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1942年4月1日。
③《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26页。
④《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在上海出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0页。
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4页。
⑦罗以澄《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序》，见李良荣主编“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⑧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30年》，见李良荣等《历史的选择》，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⑨参阅芮必峰《现代社会与现代传媒——从汶川汶川地震中我国传媒的表现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4期。
⑩见Pan,Z.& Lu,Y.,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In C.C.Lee(Ed.),Chinese media,global context(pp.215-236).London:Routledge,2003。
(11)有关这场争论的详细情况可参阅胡绩伟《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
(12)相关访谈参阅李良荣主编《为中国传媒业把脉——知名学者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企业与传媒：竞合之道——财富精英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报道如何深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
(13)吴敬琏《信任的年代，怀疑的年代》，《转型中国·序》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4)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13、271、224页。
(15)罗以澄《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序》，见李良荣主编“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18)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经济发展观的哲学沉思》，上海财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本文吸收了该书的部分观点。
(19)参阅潘忠党《中国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第五十四期(1997)；陆晔《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6期。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3-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