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考课制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3)03-0079-08
五代考课制度沿袭唐制，由于五代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不同，所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此外，五代时期政治动荡，藩镇林立，改朝换代频繁，故考课制度的执行与唐代相比，又打了许多折扣，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一些特点。对于五代考课制度，学术界尚未有人进行过研究，本文只是对其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
唐代官员考课通常每年进行一次，称为小考，3至4年举行一次大考。小考考核一年政绩之优劣，大考则对其本人任期内的政绩做出综合性的鉴定，作为是否奖惩升迁的依据。每年对官员考课一次，称为一考，对不同等级的官员每个任期都规定有相应的考数，称之为考限。五代承袭了唐朝的这一制度，但对官员考限的规定变化颇大。有关后梁的这类史料未见一条，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目前见到的最早史料是在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这年3月，中书门下奏请州县官三考满，“即具阙申送吏部格式，候敕除铨注”。[1]（《册府元龟》卷632《铨选部·条制四》）大约由于长期没有对官员考课之故，所以很多部门和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这项规定，于是便又在次年8月，再次颁敕强调要加强考课。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改为：“州县官以三十月为考限，刺史以二十五月为限，以到任日为始”。（注：《册府元龟》卷632《铨选部·条制四》。关于这次改制的时间，《五代会要》卷15《考功》记为天成元年，与《元龟》所记差别颇大。《旧五代史》卷39《后唐明宗纪五》亦记为天成三年，《会要》误。）以上这些规定没有涉及藩镇使府官员，于是又在天成四年六月规定：“其少尹、上佐以二十五月为限，府县官准《长定格》以三十月为限，其行军（司马）、（节度）副使、两使判官已下宾僚及防御、团练副使、判官、推官、军事判官，并以三十月为限。如是随府，不在此例”。（注：《五代会要》卷25《幕府》。括号内字，据《册府元龟》卷633《铨选部·条制五》补。）最后一句话，是指由节帅自行辟置的官吏，可以不受这个规定约束。后晋、后汉、后周太祖时期都以30个月为考限，直到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才改为：“起今年正月一日后，授官并以三周年为限，闰月不在其内。当司所书校内外六品已下赴选官员考第，今后以一周年校成一考，如欠日不计。限满三周年，校成三考。如考满后未有替人，在任更一周年，与成第四考，欠日不在计限”。[2]（《五代会要》卷15《考功》）关于这个问题，马端临也指出：“按周以前以三十月为三考，至是始令三周年云”。[3]（《文献通考》卷39《选举考十二》）
五代时期关于考限的这些规定，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官多阙少的矛盾，而对官员任期时间的一种限定。由于官员任期不是以年计而是以月计，而对官员的考课只能以年进行，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考课，要以其实际业绩为标准，如户口、垦田、赋税是否增长，社会治安是否稳定，刑狱能否及时审断等，这些方面都是无法按月考核的，所以五代时期仍每年进行一次考课。但由于考限多为30个月，又针对这个问题制定了一个考课办法。后唐明宗时规定：“今后州县官等，并许终三十个月成三考。自上官后至年终，但满一百八十日，便与头考。次二年即须两考满足。如头考满足，第二考全足，即许计日成末考，方与三十个月事理合同。”这是针对州县官员的规定，对于其他官员及至当年终上任时间不足180日，或超过这个时限的官员，也有规定：“应申校内外六品已下赴选官员考课，准格，自上任后但满一百八十日，便与成头考。年终非书考时，须至来年准格书校时并申两考。如六月已前直至正月到任者，自上任日至校考时头考日足，即考后功过并入来年。如至书校时，头考欠日未成资考，亦至来年准格书校时，并申两考。如六月已后至来年终上者，并至准格日收计一考，有剩日不在重使之限。”[2]（《五代会要》卷15《考功》）这个办法自制定以来，为以后历朝所执行，直到后周显德五年才有所改变。至于考限为25个月的官员如何成三考，史书未载，很可能是参照后一种办法进行考课。从以上所述看，五代时期的这种规定是十分繁琐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官多阙少的矛盾，但却造成了对官吏考课的不便。后周世宗时期大力推行改革，冗官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于是才得以恢复一年一考的旧制。以上方面构成了五代考课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五品以上的京官和节度使等大员是否也进行考课？从史籍记载看，可以肯定地说，同样也要进行考课。如天成元年(926)十月，“吏部侍郎卢文纪上言：‘请内外文武臣僚，每岁有司明定考校，将相乞回御笔，以行黜陟。疏下中书门下商量，宰臣奏请施行’。从之”。[4]（《旧五代史》卷37《后唐明宗纪三》）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九月，“尚书考功上言：‘今年五月中，翰林学士程逊所上封事内，请自宰相、百执事、外镇节度使、刺史，应系公事官，逐年书考校其优劣。……’从之”。[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后唐末帝时期，这类官员的总数约为千人左右，“并逐年书考”。[2]（《五代会要》卷15《考功》）那么，由谁来执行对这些官员的考课呢？后唐明宗时规定：“《考课令》：……京官三品已上，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奏裁，亲王及五大都督府亦同。四品已下及余官，并使人量定闻奏，单数仍备状进，中考并单名录奏”。[2]（《五代会要》卷15《考功》）五代时并无五大都督府的设置，所以引文中所谓《考课令》，只能是指唐代的考课令。五代时期除了后梁统治时期一度不执行唐代的相关法律、法规外，其余各朝均沿用唐代的制度和法规。在上引清泰二年的敕条中，除了规定继续沿用唐代的《考课令》外，《唐六典》、《唐会要》以及其他唐代的相关典籍中有关考课的条文，都仍许行用。唐制，考功郎中负责京官考，考功员外郎负责外官考。后来往往又派京官望重者二人分判内外官考，称校考使；又以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监内外官考，称之为监考使。后唐明宗以前是否有此设置，史无记载，明宗时沿袭唐制，仍命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监考。又规定“自今后省校之时，伏请中书门下选差清望官两员，监校内外官员考课，便同点校申奏”，并明确规定“以为永制”。[2]（《五代会要》卷15《考功》）说明后唐亦有校考使的设置。从史籍记载看，后唐以后各朝也多有以他官权判考课之事，相当于唐代的校考使，对于监考使也未见不再设置的记载，可见五代各朝在这个方面完全因袭唐制，并未有大的变化。在唐代宰相、三品以上京官及藩帅的考课，由皇帝亲自或另派人审校，称之为内考。[5]（《唐会要》卷81《考上》）五代时期对这一类高官的考课，从卢文纪的奏章看，将相要由皇帝亲自根据考课结果以定其奖赏黜陟，这些都和唐制没有多大的区别。
二
后唐明宗天成时规定：“诸司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每年当司长官考其属官”，如无长官，则次官考之。“县令已下及关镇庶官、岳渎令并州考。津非隶监者亦州考”。考课时间也有具体规定，即“京官，九月三十日已前校定。外官，去京一千五百里内，八月三十日已前校定；三千里内，七月三十日已前校定；五千里内，五月三十日已前校定；七千里内，三月三十日已前校定；万里内，正月三十日已前校定，本州定讫。京官，十月一日送簿；外官，朝集使送薄限十月二十五日已前到京。考后功过，并入来年”。如果违限20日不到，“其本判官并录事参军”，各罚100直；违限1月不到，“本判官伏请罚二百直，录事参军量殿一选，本直句官请委本道重加惩断”。对于在京诸司违限者，“其本司人吏牒报御史台，请行追勘”。以上这些规定，实际上仍是抄录唐朝考课令的规定，因为后唐疆域比之唐朝已经大大地缩小了，根本达不到5000里以外。后唐统治者自以为其政权是唐朝的继续，所以考功司官员不加删节，照抄唐朝考课令的规定，而不管其是否合于本朝实际。以上所述的规定，只是后唐明宗时制定的每年小考的时间限定，至于大考，则另外制定有相应的规定：“准式，校京官考限来年正月内，外官考限二月内，所司至三月内申奏了毕”。[2]（《五代会要》卷15《考功》）
后周太祖时规定，诸道必须于每年10月25日前纳到考课文帐。这个规定实际上仍是沿袭后唐的规定，只是删去了后唐沿用唐朝那些不切实际的条文，由于疆域有限，遂将各地送纳考帐的时间统一为每年的10月25日前，不再区分里程远近。广顺三年(953)三月规定：如果诸道送纳考帐违限，本处判官及录事参军各罚50直，录事参军殿一选，如违限1月以上，“仍令尚书省催促”，“所有科罚，准前处分”。所谓准前处分，即依照天成时的规定处分。“又敕：州县官或特敕除授，或非时省故，停任员阙，除官到任者，缘赴任不拘期限，申发考帐之时，但满一周年，便与依例书校一考申省。如书校时少欠月日，即与次年附帐申校，不得漏落考第姓名。如或有违，罪本道书考官吏”。[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
五代时期每年考课时，要求诸司、各地均要上报官员的考帐，并且要按照一定的格式上报，如后唐时规定：“诸官人治迹功过，应附考者，皆须实录。……其状不得过两纸。州县长官，须言户口田地者，不得过三纸”。[2]（《五代会要》卷15《考功》）后汉时规定：“自今后及已前应有令佐招添点简出户口，据数须本处户合征税赋物数目，于解由、历子内一一开坐批书，方得准天福八年三月十日敕条施行，如不合前后敕例，不在施行之限”。[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后汉的这个规定是针对官员铨选时各地上报的历子、解由内容不实的现状，力图通过这个规定纠正考课中的弊端。至于上面引文中所提到的天福八年敕文，史书不载，故无法了解其具体内容。
五代时期每年考课结束以后，要将所确定的考课等级，由尚书省以考牒的形式下发给所在部门或地方官府，作为官员参加铨选或升迁的依据。后唐明宗时规定：“其有已前罢任官员，不计年限考第，未经省校者，如有州府及本司考词考牒全备者，欲据在任年月日检勘，省司给与牒知。如在任之时，州府及本司向来元不曾书校给牒，只于解由历子内，批出考数者，欲与检勘，解由历子内，不竖过犯，称在任日并无公事遗阙，证验分明，亦据在官年月日，给与牒知。如检勘无凭者，不在给牒之限。”这是针对天成以前，未严格考课之制时而做出的规定，从这时起选人参加铨选，便须出具省司下发的考牒了。即“其今年各准格赴集选人，便合请给省校考牒，直至南曹受纳告敕已前，并许经所司投状检勘出给。”后唐时还规定，考牒必须当年内请求出给，“如隔年者，不在行使之限。如或有事故，次年内请给。自今后当年奏下敕考，许至来年内请给。如更违格限，请一年与殿一选。如三年外不请给者，所司不在出给之限”。所谓有“事故”，即有特殊原因，可以次年请给，但实际上如果官员违限而没有请给考牒，要找一个理由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后唐索性规定允许次年请给，如再违限便要受处罚了。这就是其一面强调“如隔年者，不在行使之限”，另一面又允许于次年请给的原因，这样做势必造成当年请给考牒的规定形同具文。后唐对官员姑息，立法不严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需要指出的是：五代时期所规定的考牒必须当年请求出给，是指省司校考完毕的当年，而不是被考课者投状的时间。后周时对请给考牒的期限再一次予以强调，广顺二年(952)十二月敕曰：“其省校考牒，如是奏下后满三年不请给考牒者，宜令考功准先降敕文，不在出给之限”。[2]（《五代会要》卷15《考功》）可见所谓省校考牒，实际上仍是由吏部考功司负责审校并颁发的。所谓“奏下后满三年”云云，都是针对大考而言。这时官员任期已满，需要参加铨选，如果不能及时拿到考牒，则不能参加铨选，也就不可能得到新一任官职了。
周世宗显德五年闰七月对这一规定做了进一步修定，具体内容如下：“逐年起六月一日后，正身于所司投状，请申校劳考。省司据状，却牒本司勘会补奏年月日。敕甲头姓名，见主掌案分公事，牒报省司，将元状检勘同，即与准例申校。仍自此后，须逐年九月已前校奏了毕，不在更与隔年并书之限。其考牒本无纸书写敕例，今后每年奏下，逐人给省牒一纸，使大张纸书及，并年都给限，据省校勘，敕下考牒，方许计考。如书校之日，有公事在外差出，即本司杂事，须具在职功过及外出事由，牒报考功，不得有妨逐年考校。如不与申牒，其杂事令史量情科决，仍殿一选。如无故自不经省投状请奏校，不在论诉之限者，当司缘敕促期限，虑恐校考迟违，今后应合校考人，请起自五月一日投状，限十日毕，至七月三十日已前校奏，余依元格施行。”[2]（《五代会要》卷15《考功》）从引文看，此次变动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1)以前省司校考后，考牒并非每人一纸，自此以后规定每人每年一纸，只有得到考牒后，“方许计考”。(2)书校之日，如果有人因公外出，由其所在部门杂事令史负责将其“在职功过及外出事由，牒报考功”，不能妨碍当年的考校工作。如果不能及时申报，影响了当年的校考，杂事令史量情处罚，本人“仍殿一选”。今后无故不向省司投状者，不再在论诉之限。(3)将被考课人每年投状申考的时间由6月1日，提前到5月1日，限10日内投状完毕。将诸道、诸司每年校定并申报考帐的时间，改为7月30日。总之，五代时期的考课制度至后周世宗统治时期，更加严格、完善，对被考课者的投状申报和诸道、诸司报送考帐，都规定了较严格的时间限制，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考课工作比较顺利地进行。
三
唐代考课等级共分九等，每个等级都有相应标准，即有所谓“四善”、“二十七最”。[6]（《唐六典》卷2《考功郎中》）五代时期仍沿袭唐制，后唐明宗天成时规定：“一最已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已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已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一最已上有一善，或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一最已上，或无最而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事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及贪浊有状之类为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别有可嘉，罪虽成殿而情状可矜，或虽不成殿而情状可责者，省校之日，皆听考官临时详定”。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沿袭唐制，此次并无丝毫改动。但后唐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规定，“应申校内外官寮考课，如有过犯，便降书下考；如在任之日，于常课之外，别有异绩可称，比之上下考”。这是由于当时吏治败坏，故制定此规定，以示奖惩。由于自唐末以来，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藩镇及府州多不遵守朝廷制度，在京诸司也不严格按格令办事，所以此次又特别规定：“如诸道州府及在京诸司故违格例，不具录在任事绩功过，依限比较，申牒到省，其本判官并录事参军及在京诸司，并请准前殿罚”。[2]（《五代会要》卷15《考功》）
后唐以来诸朝在考课标准方面，大体都沿袭了这些规定，只是在某些具体内容上，各朝或多或少地增添了一些考核条件，主要是针对州县亲民之官而言的。如后唐天成时规定：“其前任有犯私罪，断在今任者，同见任法。即改任，应计前任日为考者，功过并附”。[2]（《五代会要》卷15《考功》）长兴四年(933)又规定：“诸使府两税征科，详断刑狱，校官吏考课，合是观察判官专判。其一州诸县征官纠辖提举，合是录事参军本职。今后观察判官、录事参军，校量所属州县官吏，据每年征科程限、刑狱断遣、户口（增）减，据州县申报，子细磨勘诣实，然后于本官牒内据事件收竖。如官吏考课，一一事实，其判官、录事参军候满日并与酬奖，别加职任，如考课不实，亦行殿罚，如有水旱灾伤处，许奏听敕旨。”[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后汉时又规定：“诸州府长吏劝课农桑，随户人力，胜栽莳桑枣，小户岁十本至二十本，中户三十本至四十本，大户五十至一百，如能广栽不限，本数种讫，本县令佐亲省之，计数，得替时交与受代者，仍于历子内批书，省司以为考课。”[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对于地方官员考课的此类规定，历朝皆大同小异，就不多说了。
对流外官的考课标准与职事官不同，后唐明宗时考功司奏请曰：“应诸司诸流外职掌人等，准令本司量其行能功过，立四等考第而勉进之。今伏请准新定格内条件内，逐年依限投状，各具在职功过，书校考第，检勘录奏”。[2]（《五代会要》卷15《考功》）对流外官的这个四等标准也是沿袭唐制，具体条件是：“清谨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7]（《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此后各朝未见对这个标准进行过修订，可能一直执行下来了。
历代对官员进行考课的目的，当然是澄清吏治，奖勤罚贪，这是不言而喻的，五代时期也不例外。为达这个目的，除了通过以上标准定出考课等级外，各朝也都对此颁布了一些赏罚措施，主要是针对地方官员而制定的。如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四月，“宰臣张延朗奏州县官员征科赏罚例：‘县令、录事参军，正官一年，依限征科了绝，加阶；二年依限，与试衔；三年总及限，与真命。主簿一年二年，如县令条，三年总了，别任使。本判官一年加阶，二年改试衔，三年转官。本曹官省限内了绝，与试衔转官，诸节级三年内总了绝，与赏钱三十千。其赏罚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敕’。从之”。[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后晋少帝开运元年八月诏曰：“……应天下诸州各以系省钱谷，秋夏征科为帐籍，一季一奏，一年赋税及限，更委在任一年，次年又不稽逋，听三周年为满，三年皆得办事，即与别议陟迁。如或才到任所，课绩不前，亦当即时罢替，其间灾 之地，须明具敷陈审其虚真，别有处分。……”[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五代时期采用较多的奖励办法还是减选，如晋少帝天福八年(943)敕：“诸道州府令佐在任招携户口，比初到任交领数目外，如出得百户已上，理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一阶，减一选，主簿减一选；出二百户已上者及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两阶，减两选，主簿减两选；出三百户已上及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两阶，减两选，别与转官，主簿加两阶减两选；出四百户至五百户已上及添得租税者，县令与加朝散大夫阶，超转官资，罢任后许非时参选。……如已授朝散大夫及已出选门者，即别议奖酬，主簿加三阶。其出剩不及一百户者，据户口及添租税数，县令加一阶，参选日超一资注官，主簿加一阶。”再如周太祖广顺元年(951)九月敕：“……今后县令、主簿招添到户口，其一千户已下县，每增添二百户者，减一选，三千户已下县，每三百户减一选，五千户已下县，每四百户减一选，万户已下县，每五百户减一选，并所有增添户及租税，并须分明于历子、解由内录都数，若是减及三选已上，更有增添及户数者，县令与改服色，已赐绯者，与转官，其主簿与加阶转官。”[1]（《册府元龟》卷634《铨选部·条制六》）
在唐代对地方官员进行奖罚时，多采取进考或降考等的办法。关于五代时期的这方面史料极少，直接的记载至今尚未见到一条，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史料散佚的原因外，恐怕也与其很少采用这种办法有关。因为五代时期考课制度的执行很不严格（具体情况下一小节还要详述），所以很难采用进考或降考等的办法进行奖罚。唐代规定凡得中上以上考者，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考可以保持本禄，中下以下考，每退一等，便要夺禄一季了。另外五品以下官，在任期间，数考皆中中便可以进一阶，其中有一考为中上可以再进一阶，有一考上下，则再进两阶。五代既然没有很认真地进行考课，自然就无法采用这个办法，不如索性规定增添户口、赋税多少，便给其减选、加阶或迁转官职来得更为直接，这也是这一时期考课制度的一个特点。
四
五代时期虽然制定了考课制度，但未能很好地执行，后梁时期的情况如何，史书未见记载，其他各朝大都没有认真执行。李存勗任晋王时，宠臣卢汝弼专权，“由是除补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内官吏，考课议拟，奔走盈门，颇以贿赂闻，士论少之”。[4]（《旧五代史》卷60《卢汝弼传》）其即皇帝位后，也没有很认真整顿考课制度。唐明宗即位后，曾一度参照唐制，制定了较完善的考课制度，由于自唐末以来的不良积习根深蒂固，尽管明宗本人曾敦促严格考课，仍不能扭转这种积习。如天成元年，礼部侍郎裴皞上言：“诸州刺史经三考方请替移”。诏曰：“有政声者就加恩泽，无课最者即便替移”。[4]（《旧五代史》卷37《后唐明宗纪三》）又如天成四年御史台奏：“主簿朱颖是前中丞奏请，合随厅罢任”。诏曰：“主簿既为正秩，况入选门，显自朝恩，合终考限，宜令仍旧守官”。[4]（《旧五代史》卷40《后唐明宗纪六》）从这些情况看，凡是唐明宗经手的事大都能按制度规定处理，但是从其统治时期的总体情况来看，便满不是一回事了。如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卢文纪“又请悉复中外官校考法，将相天子自书之。诏虽施行，而官卒不考”。[8]（《新五代史》卷55《卢文纪传》）关于此事《旧五代史》卷37《明宗纪三》也有记载：“吏部侍郎卢文纪上言：‘请内外文武臣僚，每岁有司明定考校，将相乞回御笔，以行黜陟，疏下中书门下商量，宰臣奏请施行。’从之”。可见此事是皇帝同意，宰相施行的，结果仍是徒具形式，没有认真实行。
由于明宗时期没有能认真落实考课制度，所以到唐末帝清泰二年又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年九月，“尚书考功上言：今年五月中，翰林学士程逊所上封事内，请自宰相、百执事、外镇节度使、刺史，应系公事官，逐年书考，校其优劣。以前件考课，究寻台阁，深远岁年，若议兴行，宜凭往制，具由中书门下宰臣判。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本司自合将条格故实详参，更得简寻远敕条奏，定为悠久，缘本司公事，遂简寻《唐书》、《六典》、《会要》、《考课令》，书考第。从之”。[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这次吏部考功司重新检定唐代有关考课格令，确定内外官员考第，可见对明宗时所制定的考课办法并没有认真落实。那么这次的情况又如何呢？《旧五代史》在记载了上引文字后，接着又写道：“……自天宝末，权置使务已后，庶事因循，尚书诸司，渐致有名无实，废坠已久，未知凭何督责。程逊所上，亦未详本源，其时所司虽有举明，大都诸官亦无考较之事”。[4]（《旧五代史》卷149《职官志》）可见仍未认真执行。此后各朝情况与后唐大同小异，如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正月敕：“外官内官陈力实关于共理，或出或处，藉才难执于常规，近睹朝臣偶除外任，三年替罢之后，再来拟官之时，不计新职之勤劳，唯循旧官之资历，比藉干济，翻成滞淹”云云。[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说明循资迁转仍然是当时的主要做法，而不计课绩之优劣。再如后汉隐帝乾祐三年七月敕：“……迩来论课绩者甚多，较虚实则未当，外州批上历子，南曹磨勘解由，空收招到编民，莫见新添税额，盖有拆居耕种，各立户名，或是避税逃移，并未归业，所以虚添农户，无益官租，考课涉名未尽其善。”[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可见后汉时期对地方官的考课也是有名无实。通观整个五代，惟周世宗统治时期，由于进行了较全面的改革，加之世宗作风雷厉风行，对吏治要求颇严，故考课制度一度步入正轨，然这时已进入五代末期，其统治不久就被北宋所取代了。
五代时期考课制度虽然在执行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并非纯为具文，完全没有执行，只是落实不够认真罢了。从新旧《五代史》列传所记载的情况看，因为考优而得以升迁者还是大有人在的。如孙彦韬，汴州浚仪人，少以勇力应募从军。曾在后梁、后唐两朝历任将校及州刺史，“天成初，迁绵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至郡逾年，以考课见称，就加检校司空。长兴、清泰中，历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检校太保，赐竭忠建策兴复功臣”。[4]（《旧五代史》卷94《孙彦韬传》）可见即使在考课不十分严格的后唐时期，每年对地方官的考课仍在进行之中。这种例子还可以再举一些，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此外，南方各国亦有考课制度，据《东轩笔录》载：“江南有国日，有县令钟离君，与邻县令许君结姻。钟离女将出适，买一婢以从嫁”。发现此女举止异常，经询问，“婢曰：‘我父乃两考前县令也，身死家破，我遂流落民间，而更卖为婢’”。[9]（《东轩笔录》卷12）又据《江南野史》载：周彬，庐陵禾川人。南唐时曾在本县任县令，“将解，邑中耆艾缁黄辈数百人诣郡，上疏举留，遂连任七考”。[10]（《江南野史》卷7）这里所谓两者、七考，是指其担任过2年、7年县令。另据记载：康仁杰南唐时，“授鄂州文学，补溧阳簿，考满，出吉州括量屯田”。[11]（马令《南唐书》卷14《唐仁杰传》）舒雅，南唐时“守舒州，……考满，以本官掌灵仙观”。[11]（马令《南唐书》卷14《舒雅传》）所有这些史料均可证明南唐是有考课制度的。前蜀武成元年(908)颁布的大赦中有这样的话：“但曾经赴任，委不败官，不犯刑章，人无赃污，告敕圆备，考课分明，便仰依资注官，铨司不得稽滞”。[12]（《锦里耆旧传》卷1）《十国春秋》卷96闽《贾郁传》载：“已而，改福清，满考，召为御史中丞”。这些史料说明前蜀、闽等国也都有考课制度。只是由于十国的相关史料实在太少，其考课制度的具体情况尚无法搞清楚。
收稿日期：2002-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