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演变——兼对“新民族主义”概念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分析日本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时，国内学者经常使用“新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把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称为“旧民族主义”，把90年代的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并赋予这个所谓“新民族主义”以大国主义、皇国史观、否认侵略战争等内容。
在日本，学术界很少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经常使用的是外来语“ナッョナリズム”。这个单词有“国民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三重含义，日本学术界很大程度上是在前两种含义上使用这个单词的。与“新民族主义”概念相近的单词也是“ネオ·ナツョナリズム”，为一桥大学学者渡边治较早使用[1](P4)。这表明，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还没有引起日本学术界高度重视，甚至有些日本人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战争期间的极端民族主义遭到毁灭性打击，因此日本根本不存在民族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否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如果不是，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哪些表现形式？和90年代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把90年代以来的日本民族主义概括为“新民族主义”是否妥当？这些问题对于了解和认识日本极其重要。本文追根溯源，通过考察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及其演变，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战后初期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
日本属于传导型现代化国家，明治维新前内部现代性因素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为了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进而追求大国地位，强行启动现代化。可以说，民族主义是明治维新和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精神动力。这种民族主义既有积极意义，推动了日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又因为借助于传统文化，包含了大量非理性因素，具有强烈的民族利己主义色彩。在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有过几种不同的探索，但最终明治政府运用权力确立了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
20世纪上半期，法西斯把日本民族主义中的糟粕发挥到极致，以日本民族优越论、民族沙文主义为核心的极端民族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最终把日本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有人根据这种民族主义的特点将其称为“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
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迷梦最终破灭，日本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沦为三流国家。从表面上看，日本好像已经失去了民族主义存在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却不然。
在战败后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战争期间的极端民族主义或者说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暂时销声匿迹，但没有得到认真的清除。而且，整个日本似乎回到了明治维新前的状态，面临国家如何重建，现代化如何重新起步的问题。渴望民族重新崛起成为战败后日本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内容。
民族主义包括民族的自我认识、民族象征的认同、对其他民族的认识、本民族在世界上位置的认定等问题。在被占领前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日本作为战败国，成为失去了独立的三流国家，不可能过多关注对外认识，甚至有的日本人竟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比日本好”。因此民族主义首先在对内认识上展开。战败的事实证明，依据极端民族主义推进日本发展的道路行不通。不同社会力量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和理念总结战败的教训，探寻日本再生之路，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
首先是保守势力的民族主义。保守势力一定程度上批判军部，但坚决维护天皇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吉田茂在战败后不久所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如果恶魔也有儿子，那无疑就是东条。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我方的败法也是古今东西从未有过的，败得出色。重建皇国的趋势自然蕴藏于此，应该切除这个政治之癌——军部，可致政界明朗，昂扬国民道义，外交面貌一新。而且若能振兴科学，招引美资，重新恢复财界，遂使帝国之真髓进一步发挥，因此战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而是雨后的天地更有佳处。总之，事态如此顺利发展，在于圣断结束战争。不胜感激圣上如此勇断，诚乃皇天不舍我也。”[2](P430)
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保守势力的思想。毫无疑问，保守势力的目标是复兴日本，一定程度上也否认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但是没有深刻反省日本之所以战败的原因，依然力图“重建皇国”，继续把天皇作为民族的象征，尊崇天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战后保守势力主流即“保守本流”的路线。
应该看到，保守势力的民族主义并未局限在保守政党范围内，他们拥有很大的市场。著名学者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等人也持有这种观点，有人将柳田国男也列入其中，并称其为“战后保守主义的原点”[3](P27)。这些人大多在战前就已经奠定了知识文化界的权威地位，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强调个人为主，政治为从，其中有些人曾坚决反对法西斯独裁，甚至受到镇压，但是他们又具有一定的日本文化优越论的思想。
在战败后的反思中，他们一方面批判军部法西斯，把战争和战败的责任完全归于军部；另一方面充分肯定法西斯统治之前即战前的日本，主张结束法西斯统治，回归到战前。他们推崇日本的传统，特别强调天皇的崇高地位，主张保持天皇制，认为国家不是阶级统治工具，也不是社会契约，而是民族有机体。因此，他们反对急剧的变革，反对当时高涨的群众运动[4](P114)。
这些保守主义的学者在学术领域卓有成就，作为公众人物，其政治观点自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容易被人们相信并接受。
其次是以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等人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其中又以堪称“日本战后思想第一人”的丸山真男的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他们大多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曾在“爱国”的口号下被迫参战。战败使他们认真思索什么是真正的爱国，站在反对战争的立场上，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以及为什么没有能够制止这场战争，从体制和思想上寻找根源，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和批判精神，重新认识民族自身，形成所谓的“悔恨共同体”。
针对法西斯主义“超越近代”的理论，民主主义者认为，日本的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并不存在“超越近代”的问题，这种后进性导致战争的发生。因此，日本面临的任务是清除传统因素，向近代社会迈进。可以说，确立近代社会是他们的理想，所以他们也被称为近代主义者[5](P8)。
民主主义者也批判天皇制，认为天皇制建立在落后的传统文化之上，是战争的体制上的根源，但是在对天皇制的废除和对天皇本人的批判上态度不一致。
再次是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战争期间，日本共产党不屈不挠坚持反战立场，为社会主义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战败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得到传播，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赞同和拥护，历史学界尤甚。这些知识分子深受日本共产党的影响，批判战争，用社会形态演进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战争的原因，将其归结为封建因素清除不彻底，认为战争责任在政府、天皇家族、大地主、垄断资本、高级军人、特权官僚等统治阶级，主张进行民主革命，而且将民主革命确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
这些思想之所以归入民族主义思潮，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诉诸民族情感，强调挽救祖国的危机，提出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新日本。不过，在其理论中，阶级和阶级斗争贯穿始终，所使用的民族概念往往就是人民的同义语，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主张弘扬劳动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和特定的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一个民族国家内，不能简单地将民族主义看作是单一的，政治思想的多样化决定了民族主义的多种类型。日本战后民族主义的再兴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上述三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即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构成了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主要流派。
二、“不能忘却的他者”的确认
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区分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为此往往需要确立本民族的对立面或者假想敌，即所谓“不能忘却的他者”。
随着美国占领政策的改变，媾和问题提上日程，日本民族主义的主题迅速由对内认识转换到对外认识。不同政治力量纷纷诉诸民族主义，“民族”、“爱国”等词句被经常公开使用。政府在1950年以后明确了加强教育、培养爱国心的方针，编写了《国民实践要领》，鼓吹敬爱天皇。日本共产党在1951年1月的全国文化工作者会议上也提出，文化斗争当前的任务是提高民族自觉，高扬爱国热情。同年5月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也选择了“历史中的民族问题”为主题。
这一时期围绕媾和问题，形成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尖锐对立，保守政党掌握的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明显加强。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全面媾和，提出了全面媾和、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反对重整军备的和平四原则。
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单独媾和。吉田茂政府宣称，媾和是美英主导的，在冷战下，全面媾和是不可能的，单独媾和比没有媾和好。财界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就媾和问题对立的两种主张，有人将其归纳为反美和亲美。可见，在这一时期，美国成为日本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不能忘却的他者”。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方面亲美，另一方面则把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作为“不能忘却的他者”。两种不同主张都在追求民族利益，之所以发生对立，是对日本利益所在的判断不同。
吉田茂后来在回忆录中明确讲到单独媾和并与美国结盟的目的，他说：“我国自明治时期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以来，通过同英、美两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合作，才取得国运的昌盛。”“日本是一个岛国，也是一个海国，在狭小的土地上拥有世界上罕见的稠密的人口。为了养活这些人口，势必扩大对外贸易。同时，为了不断地发展经济，必须吸取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而想要扩大贸易和吸收外资，则只有以世界各国中经济最富裕、技术水平最先进的国家为对象。这并不是什么主义或思想的问题，而是最简便的办法。”[6](P6—7)
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对外路线同样得到一部分文化人的支持。东京大学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横田喜三郎教授曾经与法西斯势力进行过抗争，也拥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是，在媾和问题上，他认为全面和片面讲和关系到能否结束占领，因此出于民族本位主义的考虑，选择了片面媾和，并且宣称日美之间如果仅仅有单纯的军事同盟的约定，“一旦突然发生攻击和侵略，有来不及防御之虞，因此部分美国军队事先驻扎在日本是必要的”[7](P585)。 横田被保守势力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人物，1950年与马场恒吾等人受到吉田茂的邀请，商谈杜勒斯访日和媾和问题。
主张全面媾和也是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这派人士认为，单独媾和会使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不能真正取得民族独立，而且由于和美国结盟，在冷战中站在西方阵营一边，有被拖入战争的危险，威胁到日本民族的生存。正是深感面临民族危机，全面媾和派才起而抗争。
可以说，到旧金山媾和前后，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基本完成，当前的民族主义是它的延续。显然，由于民族主义包含着不同的类型，新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不能概括当前日本的民族主义。
三、民族主义的基本走势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主权恢复。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十分活跃，相互斗争激烈，力量此消彼长，制约着日本的走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斗争。
安保斗争前，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持续高涨，保持着批判精神，与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抗衡，在社会思潮中占据主流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批学者继续对日本的国民性进行深刻反省，例如历史学家上原专禄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取代了民族意识，而当前民族意识最重要的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在现实政治领域，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尖锐批判政府的内外政策，对政府形成强大压力。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在它的影响下，日本多次掀起和平、反美运动，其高潮就是1960年的安保斗争。
日本共产党在克服了“左”倾错误后，认为旧金山和约虽然生效，但日本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而是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垄断资本是美国的同盟者，由此确定了反美反垄断的民主革命方针。因此，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很多问题上并肩战斗，也参加了安保斗争等运动。不过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影响较小。
由于被解除公职的保守势力甚至右翼势力大量重返政界，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实力增强，同时其诉求也发生变化。
在占领时期，出于尽快结束占领的考虑，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不得不有所收敛。加拿大驻日首席代表诺曼观察日本新宪法通过时的情况，指出：“现在的政府过于希望日本能够被认同国际礼让的各国所接受，没有发自内心的坚定信念，一味追求这个宪法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通过。吉田首相在众议院也表示，即使为了改变外国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的看法，也要尽快通过这个草案。……人们由此产生不安：这难道不是说明，在不久没有了占领军压力的阶段，现在的日本政府将让保守势力对这个草案的重要部分，作出远比日本人期待的更不自由更不民主的解释吗？”[8](P40—41)
事实确实如此。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的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占领时期不同，其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既要维持与美国的结盟，又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摆脱美国的束缚，与美国平起平坐；既要维持战后既存体制，又主张修改宪法，彻底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在文化上，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而是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认为日本文化是和西欧文化平行发展的，能够自行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进入工业社会[9](P31—40)。
需要指出的是，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死灰复燃。它和战前及战时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一脉相承，以爱国者自居，鼓吹皇国史观、民族优越论和侵略有理论，所不同的是采取了亲美的立场，反体制的特性有一定的弱化。一时之间，军歌、军服等侵略战争期间的极端民族主义象征沉渣泛起。
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有相同之处，都强调传统，都对和平宪法和旧金山体制不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结合。右翼分子児玉誉士夫与政界的关系众所周知，而安冈正笃却很少被人关注。战前和战时，安冈是民间法西斯的思想家之一，与政界联系密切。战后，他致力于从理论上普及右翼思想，从事支持修改安保条约和修改宪法的活动。与岸信介等政财界要人来往频繁，被称为日本首相和政界的指导者①。
安保斗争是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各种思潮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首先，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影响力下降。有人评论说：对于作为民主主义的近代主义来说，安保斗争是它在实践上构筑的一个也是最后的思想顶峰的场所[10](P96)。它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例如，战后备受欢迎的文艺评论家吉本隆明尖锐指出，知识分子，或者作为知识分子政治集团的前卫，幻想能够达到世界水准，然而大众只是通过日常生活把握社会的结构，绝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知识分子应该不是简单地进行启蒙，从外部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而是应该把大众中存在的原型思想注入到自身之中[10](P103)。同时，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内部也发生分化。清水几太郎原本是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但是此时却转向，投入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阵营。此后，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丧失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的对民众的强大吸引力，没有再产生像丸山真男那样旗手般的领军人物，思想观点上也没有重大突破，失去了往日的锋芒，在与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论争中转入守势。
相反，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上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强了人们对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认同感，同时政府也利用纪元节、奥运会、世界博览会以及皇太子结婚等各种机会大力进行宣传，向民众灌输自己的理念。1968年是明治维新100周年。日本政府组织全民性的大规模系列纪念活动，有意回避明治以后日本历史上的污点，片面宣传辉煌成就，借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这就肯定了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同时，随着鸠山一郎、岸信介等战前政治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政府也注意与受到人们普遍厌恶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保持一定距离，修正自己的形象。这样，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逐渐被一般民众理解和接受，在民族主义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到80年代，随着新保守主义的登场，中曾根康弘更公开打出了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旗帜，提出了“战后总决算”的口号。
这一阶段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依然活跃，而且开始向文化界扩展。小说家林房雄出版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公开肯定侵略战争，美化侵略历史。
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影响范围极其有限，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放弃了理论上的阐释和探讨，转入其他领域的研究，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影响下降，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
民族主义的这一走势直接影响到90年代日本政局。
四、对日本民族主义的评价
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对我们认识当前日本民族主义也会有所借鉴。
首先，尽管日本民族主义存在不同的类型，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亚洲的不在”。除了个别人，即使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在反思战争和战败的原因，甚至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的时候，其出发点都是“谁把日本民族拖进战争的深渊？”而没有自省“谁给亚洲邻国造成了灾难？”这种“亚洲不在”反映了日本的民族本位主义，或者说本民族中心主义，也延续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普遍的轻蔑亚洲的民族优越感。正是因为日本各种民族主义思潮都没有从给亚洲邻国带来灾难的角度进行反省，所以由此产生的战争责任及其相关问题一直横亘在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阻碍着东亚区域化的进展。直至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才开始出现从侵略战争角度反思战争责任的趋势。
其次，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原因值得关注和深思。
在这三种民族主义思潮中，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更多地用人类普遍价值审视日本，用理性对日本社会与传统深入批判，其深刻全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战后初期，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吸引力，引导人们突破专制主义的束缚，重新审视自我，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日本顺应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发展，是非常值得赞赏和提倡的，也是日本思想宝库中的重要部分。
但是，为什么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同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抗争中却形势逆转处于下风呢？
应该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例如国际大环境的变迁，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以政府权力为依托打压对手争取民众等等，但是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自身存在的弱点则是主要原因。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批判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时说，近代主义把适应西洋历史发展的模式套用到日本。年轻的学者不太了解明治时代，把昭和“超国家主义”时代的体验一般化地投影到过去，用适应西洋历史的理论解释日本的事情的态度更助长了这种趋势[8](P83)。这一批评一定程度上击中了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要害。清水几太郎转向后也曾批判“职业的知识分子站在高山上，好像是眺望他人之事一样眺望日本人的生活”[11](P268)。近代主义所使用的普遍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价值观念，缺乏民族文化的根基，尽管对日本传统的反思是出于对日本民族的深切之爱，在战败后人们普遍反思战争根源时，以美好的理想和犀利的批判而备受欢迎，但在日本得到恢复重建之后，则逐渐不被人们接受。
同样，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政治立场上有很多可取之处，特别是坚持反对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保守主义进行斗争。不过，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完全从阶级的角度理解民族问题，也难以得到必要的社会理解，所以对社会的影响一直不大。
相比之下，强调传统和民族辉煌历史的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远比参照西欧进行自我批判的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更能打动人的心弦。
此外，经济高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在改变民族主义受众的取舍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作为民族主义思潮接受者的民众，明治维新后长期接受的是官方民族主义的灌输，缺乏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正确认识，以至狂热地支持侵略战争。在战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民众普遍认为坏的是统治集团，自己是被欺骗的，是战争的受害者，所以“一直到昨天还是战争合作者的人今天换了衣服，彻底成了民主主义者”。“在占领军主导的‘从天而降的民主主义’下，发生了国民规模的大量转向”[11](P62)。所以，尽管很多人一度接受了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但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根基并不牢固。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恢复，容易减弱甚至失去自我反省精神。同时，日本的成功似乎也在证明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正确。因此，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逐渐得到认同，其影响力逐渐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民族主义。
五、对当前日本民族主义的几点看法
近十多年来，特别是1995年以来，学界所说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抬头”，实际上指的是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继中曾根内阁之后转入全面攻势，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空前活跃，二者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同流合污。
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日本的形势，正确看待日本的民族主义，我们才能采取合适的政策。我们需要对日本民族主义的不同情况加以具体分析，分别采取相应的对策，不能简单地一概赞同或反对。
当前，尽管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影响力下降，但是依然存在，对于抵制保守主义和右翼极端的民族主义起到重要作用。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予以肯定和支持，不能简单地用“新民族主义”概括日本民族主义的全部，导致错误地理解日本政局，以为日本是保守主义或者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统天下。同时，对于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来说，在继续发扬其进步性一面的同时，也必须寻找和民族传统的契合点，才能够得到最广泛的拥护。
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是目前主导日本的民族主义。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都崇尚民族传统，追求民族强盛，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类型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它提出的一些诉求，如成为普通国家，渴望成为世界大国等，逐渐被普通民众接受。简单地批判这些诉求，等于否认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只能加深民族间的隔阂。
然而，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要害并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崇传统，如何去追求民族富强。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如何认识本民族，如何认识本民族的传统，如何认识和对待其他民族，特别是如何认识本民族的富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日本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每一个民族的传统中都有精华和糟粕。在塑造本民族历史形象时，日本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不去正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有意回避民族历史上的污点，一味进行美化，以至否认侵略战争，是极其错误的。
在战争责任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的情况下，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为了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力图修改宪法，使自卫队合法化，这只能加深亚洲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疑虑，加深日本和邻国的隔阂。
在追求民族富强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本民族利益与其他民族利益的碰撞。近年来，日本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有一种一意孤行、完全置亚洲邻国于不顾的本民族中心倾向，信奉零和博弈理论（即一方利益的增加意味着另一方利益的损失），把自身的民族利益置于邻国的民族利益之上，把邻国的发展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不是通过协商妥协解决与邻国的纠纷，而是坚持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对方。最近一个时期，在对待与邻国的纠纷问题上不论是非曲直，简单地诉诸民族主义，一概用所谓“不屈服于外国压力”来坚持自己主张的优先性。
更为危险的是，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有时利用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甚至同流合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保守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曾经利用右翼势力，结果使右翼势力坐大，最终导致保守势力政权的垮台。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日本不应该重蹈历史的覆辙。
当然，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毕竟不等同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把二者区分开来，区别对待。
注释：
① 参阅盐田潮：《昭和的教祖安冈正笃》，文艺春秋出版社，1991年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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