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变迁增长理论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264（2004）02-0032-05
引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1956）在仔细研究哈罗得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之后创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完全竞争均衡、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技术是外生的。因此，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的长期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长期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却没有对这种外生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做出满意的解释。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Romer，1986）和卢卡斯（R.Lucas，1988）为代表的一群增长理论家，为了克服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人力资本规模、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R.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结构主义发展理论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忽略的结构因素，将需求结构变量及劳动力结构变量引入多部门模型，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周振华，1996）。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25年了，25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平均年增长率为9.45％。表1中的数据表达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一些经济增长指标。
表1 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增长指标
时间区间 GDP增长 GDP平均 劳均GDP增
劳均GDP资本增长 资本平均 劳均资本增
劳均资本
的倍数
增长率
长的倍数
平均增长率
的倍数增长率 长的倍数 平均增长率
1952～1977 4.2 4.9％2.24
3.28％
8.5 8.9％
4.52
6.2％
1952～200240.3 7.67％11.4 5％ 74.99％
21.3
6.3％
1977～20029.55 9.45％ 5.1
6.74％ 8.81 9.09％4.7 6.39％
1977～19923.92 9.5％2.36
4.93％ 3.42
8.55
2.06 4.93％
1992～20024.43 9.3％2.16 8％ 2.57 9.9％
2.29
8.6％
资料来源：表1的数据是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来的。
如果我们将时间尺度延伸到1952年，这50余年中GDP平均年增长率为7.67％，GDP产出能力大约增长了40多倍。与此同时，中国的制度大约经过了从资本分散化到集中化、再从资本集中化到资本分散化的两次大的制度变迁。从表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GDP的增长速度较高，无论是GDP的增长速度还是劳均GDP增长速度都是改革开放前的2倍还要多。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是许多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如上所述的四种理论。本文只对近年来用制度变迁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1 中国制度变迁增长研究的基本现状
1.1 基本理论框架
制度变迁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诺斯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制度起决定性作用，即在一个动态经济系统中，已有的制度安排决定了现有的成本--收益结构，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收入流以及速度。当某种外在性的变化传导到经济系统中，从而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将改变现有的收益——成本结构。但这种变化引起的潜在收入流，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是不可能实现。只有进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通过新的制度才能把潜在的收入流转变为现实的收入流，也即制度变迁决定了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外在性的变化引起相对价格变化，相对价格变化打破系统平衡，形成潜在利润，潜在利润诱导制度变迁。而这种外在性变化可归纳为三种类型：（1）市场容量的变化；（2）技术变迁；（3）制度变迁主体的收益预期。
改革开放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是从原有中央计划体制逐渐过度为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过度过程是从价格制度、资源配置制度到产权制度各种层面上进行的。从现象上讲，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感觉最明显的是中国从产品“紧缺”经济状态进入到产品相对“过剩”的经济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所伴随的是制度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因而人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与中国的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或主要驱动力。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有些学者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试图通过对制度量化来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2 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张孝德（1999）认为推动中国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创新资源主要有四个面，并称之为“四大动力”，它们分别是：改革推动下的体制创新；开放中形成的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的引入和流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短缺经济和潜在国内需求的释放；政府对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推动、正确领导和决策。在这里体制创新实际就是制度变迁。宋德勇（1999）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结果。因而他计算了工业化指数、市场化指数、国际化指数，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一个结果，认为用该三项指数可以解释年增长的95％。作者强调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韩保江和李宝权（1996）认为双重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双重创新就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他对制度的理解是基于诺斯的观点，即经济制度的创新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所以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都看成是一种“创新过程”共同作用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基于这种理解，他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全要素投入增长率的比值作为经济创新比（EIR：Economic Innovation Ratio）来度量经济体系的创新能力。由于韩保江等将两种创新合在了一起进行研究，未能分离出制度对经济的引擎作用了。与韩保江等有些相似，舒元等（2002）在理论上从“边干边学”的角度，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纳入经济建设的引擎；在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时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本身当作制度变迁，并将制度变迁纳入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并认为“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纳入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尝试把制度变迁纳入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所以，在所建立的AK模型中，经济增长的引擎就只有制度变迁了。李萍（2001）认为制度变迁就是体制改革和转变，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用利益驱动的自主经济替代命令驱动的统治经济、用经济性市场信号引导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代替行政性计划指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这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背后的经济、社会制度要素植入经济社会肌体之中的长期而复杂、且充满曲折的过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特别是转变实绩如何。并强调制度的适应性特征及制度变迁的有效性问题。通过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创新过程，形成市场“制度诱导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而体制转变的制度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完善可以说是基点。
1.3 将制度变迁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并对之进行量化分析
进行这类研究的学者认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制度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在分析各种因素影响大小时，就首先要对制度因素进行量化，再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王文博等（2002）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制度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劳动力因素、资本因素等四个方面。他（她）们对制度因素没有下定义，而是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对外开放程度等四个因素进行描述。并用非国有化率、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收入比重、对外开放度等四个指标来对应以上四个因素并对之进行量化表征，再通过主成份分析将以上四个指标合成为制度因素主成份。计算出1981年～1999年中国制度因素主成份的数量，得到一个中国制度因素主成份的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将从业人数、物力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及R&D的时间序列与制度因素主成份的时间序列再进行主成份分析，得出含制度因素的计量经济学方程，分析制度的贡献。北京大学的刘伟和李绍荣认为，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国有制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上升。这一特征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上，即非国有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包括在GDP中所占比重和在年增长率中所做贡献；这一特征体现在增长的均衡性上，即非国有经济受市场约束更强，因而对行政性干预所导致的高涨和紧缩具有相当大的淡化作用；这一特征反映到要素效率上，即非国有制比重的提高提升了全社会劳动和资本的效率，尤其是提高了资本效率。在刘伟看来所有制不同，经济效率是不同的。私有制经济效率最高，全民所有制经济效率最低。因而当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当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比重提高时，经济系统及生产要素的效率就会提高，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刘伟等的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对生产要素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它对资本要素的影响是对劳动要素影响的900多倍。
1.4 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
韩晶与朱洪泉（2000）认为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于制度对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有重要影响。在制度与技术、人力、资本等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之间，制度更容易成为瓶颈，制约技术、人力、资本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而制度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促进与阻碍作用。韩晶等认为对制度因素量度的标准有许多，但他们只考虑用处于正式制度核心地位的产权制度来对制度的进行分析，用前期公有独立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前期全社会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这个比率来量度产权，其中的思想是公有制度效率与非公有制度效率是不一致的。韩晶等对制度的认识与韩保江等对制度的理解有些类似，不同的是并未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制度。显然，对制度的这种理解是将制度作为经济活动条件来对待，因而制度的作用是间接的。作者隐含的主要是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当作者将制度作为动态处理时，制度变量就是制度变迁了。
2 对中国制度变迁增长研究有待深化问题的思考
以上主要对近年来中国制度变迁增长研究的部分文献进行了综述，而不是全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现有研究存在如下三个问题：其一、对制度及制度变迁两个概念并未进行严格区分；其二、制度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是直接动力还是间接动力认识并不统一；其三、对制度因素进行量化的变量选择并不统一。
2.1 对制度及制度变迁概念的理解
现有研究在强调制度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一般并未区分这两个概念，也未对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有的作者是在产权结构意义上理解制度及制度变迁的，有的作者则是在市场结构、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额占GDP的比率，甚至有些人是用工业化程度来理解的。正是由于对制度及制度变迁概念理解的这种巨大差异，研究结果就极为不同。我们认为制度与制度变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安立仁，2003）在研究经济增长理论时，曾将经济制度界定为：经济制度是内在规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及交易成本的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的目的在于规范经济行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度变迁则是当一种经济制度不适应经济发展或增长的要求时，或当经济的内部条件及外部环境变化时对现存在制度的一种扬弃或创新，这种扬弃或创新就是对现有激励水平或交易成本的改变。另外，经济制度具有静态性，而制度变迁则具有动态性，只有正确理解和界定了这两个概念才能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正确使用之。
2.2 对制度及制度变迁增长作用的理解
在现有文献中，有些作者将制度变迁作为直接动力，有些作者则是作为间接动力。究竟如何对待，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要求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因为，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能力是由经济系统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即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所决定，这些要素决定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及交易成本的大小，从而决定能否将生产推进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一个“好”的制度系统最多将经济活动推进到当时技术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不可能推进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之外；反过来，如果一个经济系统已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无论怎样进行制度变迁也不会有增长效应。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即当技术系统发生变化时，如果制度系统不能与之作相适应的变迁，则不可能将生产推进到新的可能性边界。这时，经济活动要高效进行，就要求制度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间接动力作用，制度变迁只能是技术变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或者说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诺斯所强调的制度变迁的增长效应，实质上是制度对外在性变化的适应。因而，在建立生产函数时，制度因素是不能作为“显性”变量，或解释变量出现的。只有这样理解，才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相违背，也不与西方现有的生产函数相违背。同时，对制度及制度变迁的这种理解也提供了一种测度制度变迁增长作用或贡献率的原则，即只能采用类似于索洛“余值”的方法，而不是其它方法。
2.3 制度变量的量化问题
为了测量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许多研究者都采用了代理变量的方法。可能这些研究者，已意识到对经济制度的量化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所以，在采用量化制度方法时，并不对制度是什么直接回答，而是用非国有化程度（或产权私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额占GDP的比率等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进而对这种代理制度进行量化，形成一个关于代理变量的时间序列，再用这个时间序列与GDP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以发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这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所选代理变量是否是制度变量或制度变迁的“射影”，是否具有统计学上所说的效度，分析结果是否具有信度。另外，通过对制度量化分析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实际上是分析在相同的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条件下，制度状态不同，生产的效率不同。制度系统越是接近完全市场化，其生产效率就越高，或越靠近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制度变量的变化理解为制度变迁，由之而引起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是“增长效应”，测度这种贡献率就是测度由制度变迁导致的生产向生产可能性边界前进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程度。所以这里的关键是选择具有效率的制度代理变量，以及选择具有信度的分析方法。就分析方法而言，相关分析可能是可取的，但将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之中可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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