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叙写：《建康实录》陶渊明事迹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迹论文,实录论文,建康论文,陶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人许嵩(生卒年不详)所撰《建康实录》一书有三处关于陶渊明(365？-427)的记述，其中所涉及的陶渊明生平事迹与其他史书颇有不同。在这里，笔者试逐条引录于下，并加以辨析，希望有助于增加我们对陶渊明的认识。
(一)《建康实录》卷一○
(义熙三年)九月，彭泽令陶潜去职而归，作《归去来》一章以叙其志①。
东晋义熙三年(407)为丁未年，许氏的记载与《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自述不合：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乙巳岁为东晋义熙元年(405)。《归去来》作于此年，素无争议。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指出：
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405)，渊明54岁。
八月，渊明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程氏妹丧于武昌，自免职，作《归去来兮辞》，归隐。《归去来兮辞》：“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②
从八月到十一月，正与陶公“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的自述相合。但在上文所引《建康实录》那段文字之前，许氏还有这样的记载：
(义熙)三年春二月，刘裕入朝。诛东阳太守殷仲文及弟叔文、道叔等三人。
仲文，陈郡人，南蛮校尉觊之弟。有美才容貌。从兄仲堪荐于会稽王道子，累迁至新安太守，妻即桓玄姊也。闻玄平京邑，弃乡郡投玄。玄将篡，九锡文，仲文辞也。及玄篡位，总领诏命，以元勋，为玄侍中。极奢侈，家累千金。
及玄败，因奉二后归义，迁尚书郎。帝反正，仲文上表求自解，不行。刘裕引为长史，冀因是进，既不得志，常居怏怏有不满心，因月朔与众至大司马府，中有老槐树，顾之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寻迁为东阳太守，意弥不平。统于何无忌，至郡不谒，无忌以为轻己，衔之。及府将骆冰谋反，下狱，遂令冰辞引仲文兄弟。刘裕以前党桓玄，因收之，并桓胤、卞承之等同下狱，伏诛。
桓玄(369-404)败后，刘裕(363-422)对其党羽进行诛杀。陶渊明曾经效力于桓玄手下，担任参军，今《陶渊明集》卷三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可以为证。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指出：
晋安帝隆安五年辛丑(401)，陶渊明50岁。
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陶澍等人讳言渊明仕玄，故于其诗义亦曲为之说，实不足据也③。
事实上，《宋书》卷九三《陶潜传》所谓“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乃是陶渊明曾经仕于桓玄幕下的隐语，“这是史臣隐晦地交代了陶潜当过桓玄官吏的史实”，而“‘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是史臣明确地告诉人们，陶潜的不复肯仕，是与刘裕有关”④。而修史者的叙述是站在刘裕立场上的，其隐含的意义还在于：桓玄篡夺晋朝江山，实乃晋室之乱臣贼子，他是被宋高祖刘裕消灭的，因此，陶渊明任职于他的手下，便构成了一个“历史问题”；但发生这一“历史问题”的时候，陶渊明还很年轻，既然如此，这个“历史问题”就是可以原谅的。《宋书》的这两句话也是有出处的。《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十九：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
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卷二七“陶渊明诗注”条说：“‘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是用方望辞隗嚣书：‘虽怀介然之节，欲洁去就之分。’”⑤所谓“方望辞隗嚣书”，见《后汉书》卷四三《隗嚣传》，原话是：“虽怀介然之节，欲絜去就之分，诚终不背其本，贰其志也。”或许，《宋书》的编纂者已经看出了陶诗“介然分”的典源，于是就用那样两句话巧妙地交代了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
其实，陶渊明的任职于桓玄手下，这一仕宦经历是由浔阳陶氏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⑥的深厚历史渊源决定的。《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
陶侃(259-334)竹头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细心收集的竹头，却成为桓温(312-373)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是非常信任而且默契于心的，其相与之深非同一般。又《晋书·陶侃传》：
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
桓宣(？—344)乃谯国铚(今安宿县)人，属于桓氏之别族⑦。《陶渊明集》卷五《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再为江州别驾、巴丘令、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
传中又云：
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
孟府君是陶渊明对外祖父孟嘉(生卒年不详)的尊称。从该传可以看出，孟嘉与陶侃、孟嘉与桓温(312-373)以及孟嘉与刘耽(？—403)、陶夔(公元405年前后在世)三人的关系，皆非同寻常。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因此，在刘裕执掌生杀大权的形势下，陶渊明不得不退隐以自保，其所谓“归欤之情”、“情在骏奔”，既是实情，也是托词，而为避免桓玄的牵连肯定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从家族渊源这一角度来审视许嵩关于陶渊明于义熙三年(407)九月辞官作《归去来》的记载，亦有其合理性。估志于此，以俟通博。
(二)《建康实录》卷一二
(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甘露降。初，宁陵散骑常侍陆子真荐豫章雷次宗、寻阳陶潜、南郡刘凝之，并隐者也。潜苦贫，求仕为彭泽令，不屈督邮，弃官而去。及其亡也，颜延之伤而诔之，其序曰：“夫璇玉至美，不为池隍之宝；椒桂信芳，且非园林之饰。岂其深而致远哉？盖云殊性而已矣。若乃巢由之雅行，夷皓之峻节，故以父老尧禹，锱铢周汉，绵世遐远，光灵不属，菁华隐没，流芳歇绝，不其惜乎！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道路同尘，辍涂殊轨者多矣，岂所以照末景，泛余波？有晋征士，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匪称师，文取指达。处言逾见其默，在众不失其直。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谥曰静节征士。”
这里涉及了四个问题，皆关乎陶渊明生平之大节。
1.陶渊明去世的具体时间。宋朱熹(1130-1200)《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四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冬十一月：
晋征士陶潜卒⑧。
朱子认为陶渊明卒于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此说素来为古今陶渊明研究者所尊奉，他的文献依据当为《建康实录》。而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曹道衡(1928-2005)和沈玉成(1932-1995)，其后是邓小军。邓氏在《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⑨一文中说：
萧统《陶渊明传》载“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与许嵩《建康实录》载元嘉四年十一月散骑常侍陆子真荐隐者陶潜，时间、事实相合，当是指同一件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载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晋征士陶潜卒”，当是参证《建康实录》与萧统《陶渊明传》所作出的综合判断。
同时，他又引用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渊明卒于元嘉四年十一月”条的考证：
朱熹《通鉴纲目》于是年十一月记“晋征士陶潜卒”。朱自清先生《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录《纲目》所记而云未知何据。按，《建康实录》卷一二元嘉四年十一月，“散骑常侍陆子真荐豫章雷次宗、寻阳陶潜、南郡刘凝之，并隐者也”。或即朱熹所据⑩。
对此，邓氏指出：
此说为是。进言之，《建康实录》载元嘉四年十一月散骑常侍陆子真荐隐者陶潜，未载渊明卒；参证萧统《陶渊明传》所载“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始可以判断渊明卒于元嘉四年十一月。当元嘉四年十一月陆子真荐举渊明时，渊明或尚未去世而不久去世，或虽已去世而陆子真尚未及知，但渊明去世之时间与陆子真荐举渊明之时间相去不会很久，因为陆子真所在之建康，与渊明所在之寻阳距离较近。
但是，《建康实录》在“散骑常侍陆子真荐豫章雷次宗”云云前有一个“初”字，这意味着陆子真(生卒年不详)举荐诸贤是元嘉四年以前的事(参见下文引用的史料)。当时陶渊明仍然在世。而从《建康实录》的叙事语气来看，陶渊明是在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公元427年12月5日)之后的某一天去世的。《宋书·符瑞志》：
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朔，甘露降。
这与《建康实录》的记载相吻合，是可靠的历史文献。
2.陆子真对陶渊明的举荐。此事《宋书》、《南史》、《晋书》等书中的陶渊明本传以及萧统《陶渊明传》均无记载。陆子真出身于吴郡陆氏。《南史》卷四八《陆慧晓传》：
陆慧晓，字叔明，吴郡吴人。晋太尉玩之玄孙也。自玩至慧晓祖万载，世为侍中，皆有名行。慧晓伯父仲元又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父子真仕宋为海陵太守。时中书舍人秋当见幸，家在海陵，假还葬，父子真不与相闻。当请发人修桥，又以妨农不许。彭城王义康闻而赏之。王僧达贵公子孙，以才傲物，为吴郡太守，入昌门，曰：“彼有人焉。顾琛一公两掾，英英门户；陆子真五世内侍，我之流亚。”子真自临海太守眼疾，归为中散大夫，卒(11)。
而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曾派遣使者巡行全国。《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
太祖元嘉三年，诛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尚书三公郎陆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荆州……并兼散骑常侍。班宣诏书曰：“……今使兼散骑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亲见刺史二千石官长，申述至诚，广询治耍，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若亲览焉。……”
陆子真作为使者之一，曾有荆州之行。《宋书》卷九三《隐逸列传》载：
宗彧之字叔粲，南阳涅阳人，炳从父弟也。……元嘉初，大使陆子真观采风俗，三诣彧之，每辞疾不见也。……子真还，表荐之，征员外散骑侍郎，又不就。元嘉八年，卒，时年五十。
关康之字伯愉，河东杨人。……世祖即位，遣大使陆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荐康之业履恒贞，操勖清固，行信闾党，誉延邦邑，栖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征聘，以洁风轨。
可知陆子真对当时的贤士、隐者多有举荐，陶渊明亦为其中之一，其举荐陶渊明当在元嘉三年。在《宋书·隐逸列传》中，陶渊明的位置在宗彧之(382-431)后，萧统(501-531)《陶渊明传》说他“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12)，当与陆子真的这次举荐有关。
3.陶渊明求仕为彭泽县令，又不肯折节于督邮，因而辞官。
此事已见于陶渊明各传。
4.颜延之(384-456)为陶渊明作诔。
《建康实录》所引颜氏诔序，颇多删节，且文字与《文选》卷五十七之颜氏诔序颇有不同，可以互校。
(三)《建康实录》卷一四
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年十二，从豫章太守范宁受业。……闲居读《易》。老入庐山，事沙门惠远。时彭城刘遗民遁庐山，陶渊明亦居彭泽山，时谓之“寻阳三隐”。
“寻阳三隐”之说又见于萧统《陶渊明传》：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
但《建康实录》所说的“彭泽山”与萧氏《陶渊明传》所说的“庐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匡山就是庐山。《世说新语·规箴》第24条刘孝标(462-521)注引惠远(334-416)《庐山记》曰：
山在江州寻阳郡，左挟彭泽，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于仙人，而共游其岭，遂托室崖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为神仙之庐而命焉。
“匡山”、“匡庐”和“庐山”即由此而得名。我们读南朝陈代诗人张正见(527-575？)的《湓城诗》：
匡山暧远壑，灌垒属中流。城花飞照水，江月上明楼(13)。
以及他的《游匡山简寂馆》诗：
三梁涧本绝，千仞路犹通。即此神山内，银榜映仙宫。镜似临峰月，流如饮涧虹。幽桂无斜影，深松有劲风。惟当远人望，知在白云中(14)。
这两首诗都是写庐山的。张正见有两首诗与陶渊明有直接的关系，一为《秋晚还彭泽诗》：
游人及丘壑，秋气满平皋。路积康成带，门疏仲蔚蒿。山明云气画，天静鸟飞高。自有东篱菊，还持泛浊醪(15)。
二为《还彭泽山中早发诗》：
摇落山中曙，秋气满林隈。荧光映草头，鸟影出枝来。残暑避日尽，断霞逐风开。空返陶潜县，终无宋玉才(16)。
所谓“东篱菊”和“陶潜县”，皆用陶渊明之典故，读者一望即知。但诗中所说的“彭泽山”，却不是庐山，而是别有所指。实际上，这里所谓“彭泽山”是六朝时代彭泽县境内诸山的总称。如清修《江西通志》卷一二所载晓石山、龙山、石壁山、游龙山、黄浆山和马当山等等皆是，又如志中所载仙迹山：
仙迹山，在彭泽县东四十里。上有巨人迹。相近有陶王山，上立陶侃庙。
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看来仙迹山与陶渊明有着某种关系。又如该志中所载之浩山：
浩山，在彭泽县东九十里，界连鄱阳、建德、东流三县。唐李大亮择彭泽山之高者，莫若此，因浩山而立浩州，后废。
清代的建德、东流(今安徽省东至县即由此二县合成)和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三县在六朝均属于当时的彭泽县。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归去来兮辞序》说：“彭泽去家百里。”从这个距离判断，陶公当年担任彭泽县令，其处理政务的衙署当在今日江西彭泽县境内，而《建康实录》说陶公“亦居彭泽山”也就是这个意思。
通过以上辨析，我们获得了有关陶渊明的一些别样的历史信息。许嵩之所以如此关注陶渊明，不仅出于对于其人格、精神的赞佩，还可能与陶、许两大家族的历史渊源有关。许嵩属于高阳(位于雍丘西南，雍丘即今河南杞县)许氏家族(17)。东晋时代的许询(生卒年不详)就是这个文化世家的名士。《陶渊明集》卷五《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船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者，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可见许询和孟嘉有特殊的交谊。对于这些情况，许嵩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建康实录》这样一部非常简洁的著作中他不惜挥洒笔墨给陶渊明写上几笔，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所以，这部书关于陶渊明的记载还是很值得重视的。
①《建康实录》，张忱石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页329。
②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298—299。
③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288、页291。
④陈培基《陶潜归隐真相新解——从陶潜与桓玄的关系说起》，《福建论坛》，1986年，第1期。
⑤[清]黄汝成(1799-1837)《日知录集释》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2049。
⑥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谯国龙亢桓氏》，中华书局，2006年。
⑦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之十五，中华书局，2006年。
⑧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325。
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⑩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页234。
(11)[宋]范成大(1126-1193)《吴郡志》卷二一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
(12)[清]严可均(1726-1843)《全梁文》卷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
(13)逯钦立(1910-1973)《陈诗》卷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页2488。
(14)逯钦立(1910-1973)《陈诗》卷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页2488。
(15)(16)同上，页2498。
(17)关于这一点，参见张忱石《建康实录·点校说明》，《建康实录》，页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