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逻辑的错乱：中共“文化革命”观变迁考察(1956.1-1966.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逻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1)06-0058-06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和逻辑顺序是：首先进行政治革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其次进行经济革命，“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再次进行思想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做过解释和说明。列宁从俄罗斯落后的国情出发，提出要进行“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2]。他的“文化革命”包括发展文化教育的“纯粹文化”和发展生产的“物质”两个方面。但斯大林对此解释道：“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文化……是改善国家机关和任何其他机关的主要杠杆。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就在这里。”[3]也关注的是“纯粹文化”一面。毛泽东则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4]。这个“文化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念”革命内涵基本一致。他还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5]。这个“文化建设”与列宁的“纯粹文化”革命含义相近。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来到之前，中共革命建国理论体系中，“文化革命”有“纯粹文化”、“观念”、“物质”(发展生产或增加“生产力”)三个层面的含义。而在1956年1月到1966年8月间，中共的“文化革命”观却经历了由“纯粹文化”层面到政治“夺权”层面的演变。对此进行清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共及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曲折状况。
一、从“纯粹文化”层面革命口号的提出到“观念”层面革命内涵的新解释
新中国建立之时，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兴起之际。这场引发人类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了中共高度关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我们正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6]。科技革命的时代要求、更大规模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将技术和智力支持问题摆在突出位置。会后，中共开始反思知识分子政策。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明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初步计划。毛泽东则批评党在知识分子问题和工业方面缺乏主动性的倾向，强调“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昧同无知的命”[7]。无疑，这个“文化革命”定位于“纯粹文化”层面，是前文“文化建设”的延续。不过，尽管当时中共重视知识分子，但是并不意味着党内高层对这个群体就完全信任。毛泽东认为，他们当中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40%左右，还有百分之十几的落后分子，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8]163
1956年秋，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深刻变化。在有关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方面，刘少奇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十二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同时，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造文字。”这里的“文化革命”突出的是“纯粹文化”层面的意蕴。不过，报告同时关注“观念”层面的革命工作，“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而这两个问题都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报告在强调培养新知识分子尤其是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提出利用、防范和改造的主张。[9]
八大之后，中共一方面坚持了“纯粹文化”层面革命的主张，如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0]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趋于复杂，毛泽东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更加怀疑。这年2月27日，他判断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实现了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3月8日，他又提出我国知识分子按出身说80%是剥削阶级；在中国，80%左右的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实际工作的就更少了。3月12日，他估计，在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动摇。[11]225；250-251；269
这种估计在不久的整风运动中似乎被右派分子的攻击性言论所证实。中共遂将他们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认定反右斗争是“政治思想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是没有完成的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同时进行的对“人的改造”。革命的对象是“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就是要在我们国家的一切方面把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地树立起来”；方法不是要把右派分子逮捕起来，或者加以肉体上的消灭，而是要通过群众性的辩论，驳倒右派分子。[12]
反右斗争促使中共重新认识知识分子问题，“经济基础”决定论、“家庭出身”决定论基本上改变了中共1956年初的观点。“知识分子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他们同经济基础的关系，好比毛同皮的关系。”“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的危险。”[13]非但如此，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改变了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结论。这就意味着“纯粹文化”革命的发展必遇挫折，“观念”层面的革命的分量定会加重。
二、突出“教育革命”性质，改变“纯粹文化”层面革命内涵
八届三中全会不久，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此前一个月内，苏联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鼓舞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中国十五年后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1月，他提出要“不断革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11]350-351。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他的创议，通过了“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也由此兴起。
按照“总路线”的要求，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再提“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认为它们是“总路线”的基点，是继经济战线(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革命之后的新革命。“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它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消除‘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上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14]。
此时的“文化革命”总体上仍然定位于“纯粹文化”革命层面上，但与八大时有了明显不同：首先突出了它对“技术革命”基础作用和服务地位；其次涉及范围发展到了整个“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以及知识分子队伍的改造和建设问题；再次教育普及的层次也由初等扩大到了中等，甚至高等。另外，当时党内对“文化革命”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也与八大时有了很大差别：“文化革命是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它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其目的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文化革命”必须走群众路线，“为群众办文化，什么样的合乎群众的需要，什么样的就是群众的文化革命的正规”；文化革命“要正确地对待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文化革命”“必须由党来领导”，而不是要专家来领导。[15]会后，毛泽东对“文化革命”内涵又作了说明。6月，他认为，进行“文化革命”就必须破除对“洋教条”的迷信。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间，他又从“不断革命”论出发，把“文化革命”视为继政治革命之后的另一种革命。
如上所述，文化教育事业是整个“文化革命”的重要方面和基础部分，但它本身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1957-1958年间，毛泽东对教育问题发表了若干独见：其一是明确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1]226其二是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11]351；其三是教育必须坚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各类学校根据条件要试办工厂或农场、实验室和附属工场、学生假期假日课余时间参加劳动等；[11]360-361其四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教育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16]。其五是对教育者(或整个知识界)而言，“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是错误的。[11]271
这些观点逐渐融入到了“文化革命”的内涵中。1960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党、政府和群团领导人的讲话反映出“文化革命”观的新发展。第一，尽管“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普及和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与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的要求一致，但增加了教育革命和改革的要求，突出了教育工作的政治价值取向。第二，“文化革命”的重要使命是使“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必须继续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改造的范围不再是八大所说的“旧知识分子”，而是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第三，“文化革命”的“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是自觉地把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具体要求是：文化教育工作者要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肃清帝、修、资反动思想毒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革新创造，树立先进和革命的旗帜；坚决听党的话，在党的领导下，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进行自我改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7-18]1960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提出，要把坚持马列主义与批判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对内宣传，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起来。[19]254-255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文化革命”的内涵，“纯粹文化”层面经过“教育革命”这一环节逐步偏向于“观念”层面。
三、“纯粹文化”层面革命回归受挫，“观念”层面革命日趋激化
也就是在1960年，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迫使中共审时度势，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但此举未收立竿见影之效，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建国后最艰难时期。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及其后的西楼会议部署了全面整顿的方针，力图克服时艰。与之相应，科技、高教、文艺领域的调整政策、措施先后出台，“文化革命”本身也进入调整阶段。
在党内高层，不少人此时也在重新思考“文化革命”的问题，主要观点有：一是必须将“红”与“专”统一起来，“从来没有空头的政治，政治都是通过业务来体现的”，“我们不能够拿参加政治活动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红’与‘白’”。[20]二是坚持“双百”方针，划清政治、思想和学术之间的界线，不能给自然科学技术中的不同学派随便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划成对立的阶级队伍。三是正确处理业务工作和政治活动及生产劳动的关系，如“高教六十条”规定，高校每学年必须保证8个月的课堂教学，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一般在1个月到1个半月。四是明确党的领导原则和任务。“科研四十条”及“高教六十条”均规定，党组织在研究所和高校一级发挥的是领导核心作用，在研究室、小组和系发挥的是保证监督作用。“文艺八条”则强调，党组织不应不适当干涉学术和艺术性质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在1962年3月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的讲话基调则回到了1956年1月的判断。[8]361-362[21]2836
这些认识自然表明中共“文化革命”观正由侧重“观念”层面向“纯粹文化”层面回归趋向，而且也许正是因为经历了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狂潮，相关的认识也更为深刻。然而，全国的整顿工作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等党的其他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判断，以及对调整、整顿措施态度的差异，不但决定了调整的命运，也决定了“文化革命”内涵的变迁向度。
在国际上，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将“三和”、“两全”理论系统化、合法化。中共认为苏共的修正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毛泽东由此总结教训：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更是长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至少要几十年、上百年。[19]448；463-464他还认为，当时刘少奇等人对经济形势严重性的估计是刮“黑暗风”，邓子恢等人支持农村包产到户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是刮“单干风”；而彭德怀的给党中央写申诉信是在刮“翻案风”。这“三风”实质是否定“三面红旗”。在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通过多种方式狠批“三风”，阐述对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看法，使会议重点议题由经济工作转换成阶级斗争，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尤其强调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22]
在其后召开的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3]194会后，他将很大的精力集中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问题上。1963年秋中苏论战趋于激烈，他认定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有他们的“国内纲领”和“国际纲领”，正在开展的“四清”、“五反”是反修防修、铲除修正主义经济基础的重大战略部署。9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12月12日，他在中宣部文艺处的《文艺情况汇报》上批示，认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23]4361964年6月27日，他在《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严厉指责文联和各协会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担心它们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变成反革命团体。[24]这些指示和批示为当时用极“左”的政治观点审视文艺作品，以及在全国文联及各协会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导向。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具体领导“文化革命”事宜，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相关指示。从此，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形成建国之后最大规模的上纲上线的政治声讨运动。
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的开展促使中共“文化革命”观念发生重大变化。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对“文化革命”问题作的说明基本反映了当时党内的主流看法：其一，“文化革命”的性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任务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但最主要的还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其二，国内正在开展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和斗争(“大论战”)事关文艺和学术界发展方向、价值标准、世界观等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其三，“文化革命”的目标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通过理论学习，深入工农和实际，使自己革命化、劳动化。其四，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一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21]3418显然这四个方面无一不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特性。
四、从“观念”层面革命寻找突破，发动“夺权”政治革命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逼下台。中共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战胜利者的姿态得出结论认为这表明“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把主要注意力开始从国际问题转向国内问题。[19]909此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对社教运动基本问题的认识产生了严重分歧，它预示着更大的冲突迟早会到来。随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也更加激烈。
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多次提及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可能性。他认为社教运动和意识形态大批判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更大的运动才能完成“反修防修”的使命。他选择历史学界的政治批判作为突破点。戚本禹等对翦伯赞“历史主义”尤其是“让步政策论”的批判引起了他的关注，而经江青、张春桥密谋，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则成为他发动更大运动的导火线。姚文的发表不但引起了全国范围内文艺、教育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剧升温，也使中共内部不同的“文化革命”观分歧日益公开化，并迅速向权力化方向发展。
作为“文化革命”领导者的彭真坚决反对姚文的政治批判方式，更拒绝强加在被批判者头上的政治指责。1966年2月初，以他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订“二月提纲”，力图表明中央对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大辩论的态度及对“文化革命”的看法：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大斗争”的方针、方法必须与党历来坚持的“百家争鸣”方针一致；学术问题与思想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应该有明确的区别，“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24]3618。他们的主张无疑是力图把“观念”层面革命尽量引向中共历来公开主张的方向。然而，这与毛泽东的想法大相径庭。看到政治性批判遭到彭真等人的反对后，江青寻求林彪支持，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纪要》三次审阅、修改，并建议以军委名义报送中央批准，提出“黑线”论，矛头直指文艺界，乃至中央领导人。
这个《纲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5·16”通知及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全面反映了“文革”爆发初期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观，其要点是：现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混进了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伺机夺权，试图使我们的政权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策略是，首先占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制造舆论，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因此，必须开展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场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文化革命”观的指导下，以政治上“夺权”为重要任务的“文化大革命”最终爆发。
1967年5月，中共开始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观点理论化，并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11月，该理论被正式确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归结为六个要点(即“主席的六点思想”)。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则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准备、发动过程、阶段性任务、方针政策全面阐述了这一理论。
五、余论
以上叙述初步勾勒了1956年1月到1966年8月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文化革命”观演变的线索。从四个阶段的整体发展趋向看，前三个阶段基本都经过了“纯粹文化”层面到“观念”层面的迅速转变，而第四个阶段则由“观念”层面激烈化转向极端的政治层面。与经典作家设想相比，这个演变过程：一是在宏观上具有颠覆性，即本应该是在政治上革命完成之后开展的“文化革命”最后回到原点；二是在多个阶段均呈现反复性，整体趋势是“纯粹文化”层面式微，“观念”层面渐重，但前者始终存在，只是越来越重于“观念”和政治“夺权”层面；三是涉及要素凸显复杂性，与“文化革命”几层含义相关的关键词语及其含义不断变化，使“文化革命”本身的内涵错综复杂。而这些特征叠加在一起致使“文化革命”内涵演变整体上呈现出“革命”逻辑错乱的特征，其背后则反映出中共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历史命题认识和探索的艰难情态。
按本文开头所述，“增加生产力总量”或“物质”层面革命、进行“纯粹文化”层面和“观念”层面革命应该是中共八大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代主题的基本内容。这期间中国发生的任何一场政治和社会运动均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但其中有关“增加生产力总量”或“物质”层面革命的不多，有关“纯粹文化”层面和“观念”层面革命的不少。之所以如此，与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密切相关。他认为中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建设”路线，“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25]。这就是“三面红旗”。其次，任何微辞，在他看来都是对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怀疑，目的都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都是对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反动。再次，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主张一方面必须在全党全社会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对各种纵容资本主义萌发的政策、行为坚决予以批判、废止。易言之，他一直在试图用“观念”革命的手段，巩固经济(生产关系)革命的成就，并为“增加生产力总量”或“物质”层面革命开展奠定思想基础。当他发现“观念”革命手段无效时，则不得不求诸政治上的“夺权”革命。
在他的这一思想形成过程中，党内其他领导人有过不同的观点、见解，甚至还化成了党在某个阶段、某个部门的工作方针和政策。但由于与毛泽东的认识不一致，便常常遭到他的坚决反对，甚至思想层面的批判、清算。这种认识上的差异还形成如此态势：一方面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观越来越向“左”倾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党内正确或比较正确主张的坚持力度越来越低，乃至最后失败。这其中除了党的领导体制存在问题，以及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不够充分外，还与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正确处理思想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问题经验不足有关。这也应该是这十多年党和国家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值得关怀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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