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经济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经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一、文学外部的经济环境
文学与经济，按传统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子的事物。
传统文人崇尚清高，清高的第一标准就是耻言经济、鄙视商人。“商人习气”是贬义词，谁沾上这个词儿等于从文人圈中逐出。商人即使也有文学兴趣，想读一读，甚至想动一动手，在文人眼中也是不入流的“附庸风雅”。
反过来，商人（或者说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也有一个面对文学从自轻自卑到傲然轻蔑的心理过程。自轻自卑是指商人在传统文化的压力之下，面对文学有一种自叹弗如、高不可攀的自卑感。谁都知道，在传统文化中职业的排列顺序是：仕、农、工、商。“学而优则仕”，出类拔萃的文人才能进入“仕”的行列，等而下之则是农与工，商则位于末流。而傲然轻蔑则是当代的事情。先是一系列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继而各项政治运动几乎都从抨击文学艺术入手，诸如批判电影《武训传》引发出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集团引发出肃反运动，批判“揭露阴暗面”“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伴随而来的是的反右运动；而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则挂上了“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彭德怀翻案”的罪名，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时候，谁能瞧得起文学家呢！此时搞经济的人地位虽不算崇高，但十七层地狱比十八层还是高了一层。而到了市场一起来，有了一部分“先富”的人物，其中鲜有舞文弄墨的文学家；文学家开始有了“阮囊羞涩”的窘困，他们在大款的眼中成了“穷小子”；找上门来的大概就是恳求赞助的，求赞助几乎成了“要饭”的同义词，“甘于贫困，去搞文学”成了口头禅。
是的，文学与经济在人们的观念中，距离愈来愈远，几乎成了两张皮。
但是，观念中的距离决不是现实中的距离；从古至今的现实中，文学与经济密不可分，也不可能分。
首先，通俗地说，文学家要吃饭。理论地说，文学不能没有经济的支撑。
虽然在文学史中，在贫困中挣扎而创作出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品的，大有人在。我们熟悉的曹雪芹如此，鲁迅曾说，曹雪芹写作巨著时的生活状态是“贫居西部，啜饭粥”（《中国小说史略》）。但是，贫穷也得有个限度，曹雪芹毕竟还有“粥”可“啜”，否则是怎么也写不下去的。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超脱之状令人感佩，但在东篱下当有菊可采，大概是有这么几亩地在给他提供酒食的，否则是怎么也“悠然”不起来的。
李白之清高闻名于世，可谓高到了顶级，故有“诗仙”之称。但李白官位之高达到能见皇上的地步，“厚禄”自不可少，且不说吃饭，这“斗酒诗百篇”的酒资也不是一般人担负得了的。即如此，李白仍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阿谀奉承之词；这有点拍马之嫌的肉麻，无非是想到了自己的生存问题。欲“仙”，也只能如此。
法国的巴尔扎克为了埋头写作，抛弃了一切，几次面临断绝生计的危机，但也都是化险为夷，或是父亲给了钱，同时告之若还不成功，再不资助，但毕竟是给了钱；或是他人资助，使他得以继续写作；之后名噪法国，便不再有衣食之虞。
托尔斯泰晚年深居庄园，埋头写作，成就了文豪。但这“深居”不是“寄居”，这说明庄园是自己的，在俄罗斯有庄园者必有一大片土地，先有农奴后有雇农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帝制时代托尔斯泰世袭伯爵，这是当然的大地主。
还是文豪鲁迅最坦率。他讽刺过“口不言钱”的士大夫，引用过笔记小说中记载的晋人王衍的故事。王衍以“口不言钱”自诩。有一次朋友开他玩笑，把钱堆在他的床沿，使他醒来无法下床。他急着求助，却又“口不言钱”，只能大呼“举却阿堵物”（即“把这个东西拿走”的意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此人们把“阿堵物”作为“钱”同义词，说“阿堵物”仍离不了“钱”。所以鲁迅坦言自己写作的重要目的，就是谋生，甚至调侃地说，若无衣食之忧也就不会写作了。不仅如此，从鲁迅的日记，我们还能看到他是一位理财能手。
其实，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文学家的生存也是第一位的。虽然低稿酬，毕竟有稿酬；而庞大的文联、作协组织还是依据行政级别，给文学家发薪。故当时即有“开饭”与“不开饭”之说，这开不开“饭”还与作家的政治表现、改造表现挂起钩来，这也成了作家头上的一把“德摩克利之剑。”
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的经济问题更加突出。既然出版、期刊、报纸已面向市场，自负盈亏，文学依靠市场生存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了。在这转型的过程中，文学创作要坚守创作自身的规律，保证文学自身的品格，必须直面生存的问题。文学作为整体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向全社会提出了正确处理文学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命题；或者说，市场与文学的文学问题。
几十年作家依靠文联和作协的生存方式、实践已经证明决非长久之计，这既是国家财政难以承受，也难以使作家和全社会同步，经温饱而小康。而更严重的是“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本身就调动不了创作的积极性，无法使创作生机盎然。
因而，面向市场是文学赖以生存的唯一出路。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如何根据文学的特殊性，科学地处理文学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当然需要解决（特别是先行者需要解决）观念问题。不要把市场看成藏污纳垢的污秽之地，视作吞没文学纯洁性的洪水猛兽。市场是有两面性，市场既然在宏观上是可控的、可调节的，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市场既是物质资源配置的杠杆，也是精神资源配置的杠杆。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利用这个杠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于文化市场中可以调控的功能，容忍文化市场自发功能的泛滥。依靠市场、调控市场，才是正确的观念。其次，参照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我们应该把文学面向市场区分为直接面向间接面向两种。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一种宏观调控。
直接面向，文学创作者的收入与作品的销量直接挂钩；这适合于相对通俗和普及的作品；它们类似于歌曲中的流行歌曲。它们中的精品与极品能成为畅销图书。其经济特征比较浅显，即你需要，我供给，实现货与币的直接交换。
间接面向，文学创作者的收入与作品的销量不直接挂钩；作品的价值依然以货币的形式予以体现和估量，但需要一个中介环节，这个中介环节就是来自各种途径的各种文学基金会。它适应于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即有的作品具有深刻的价值，但普及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相当的漫长，但又是社会的根本需要；它体现着国人素质提高的方向，它最终会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具有深刻的、前瞻的市场效果。当然，文学基金投向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它相当于面向科技的风险投资，局部的亏损将通过整体的盈利来弥补，而整体的盈利将大大超过局部的亏损。这里特别要提到文学批评，若完全直接面向市场它的价值不能得到相当的体现，而它的实际价值常常不是一本畅销图书所能相比的。如不通过间接面向市场的方式、使它的价值得以实现，它将萎缩，带给整个文学创作的滑坡。没有这种间接面向市场的实现方式，探索创新就得不到有力的经济支撑，国民素质难以提高，到头来是文化市场的衰退。
这里应该强调：间接面向市场的实现方式，是一个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展示，是一个国家文化建设自觉性的体现，也是一个能够面向未来的民族的成熟的标志。
是的，我们需要形成一定的经济方式，为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文学内部的经济元素
文学经济问题，涉及到的只是文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经济条件。这远远没有进入文学内部，看清它的经济品格，这里的任务是进入文学内部、予以探寻。
十九世纪，恩格斯就曾赞叹过巴尔扎克的伟大作品。他们认为，从巴尔扎克作品中，“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时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454页。）
这就是说，文学是审美对象，这并不排斥它同时具有认识价值，包括对于经济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当然是文学的核心价值，无此不成其为文学，但并不排斥认识价值，有时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红楼梦》首先打动我们的当然是宝、黛和一系列人物的命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看到当时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关系。我们有些评论家喜欢走极端，为了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把其他各方面的社会认识价值看作是对于文学审美性的破坏。一部汽车它的根本价值当然是用于交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同时从一部汽车本身看到全国钢铁业的水平，看到玻璃制造业的发展，看到设计者的审美取向。
其实，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能从人物的衣食住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判断出它反映的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现实生活。反过来说，剧作家及导演、演员若没有相应的经济知识，而时时在经济问题上犯常识性的错误，就不可能真实地塑造人物，真实地结构故事情节，审美价值也无从谈起。茅盾如没有丰富的关于公债、股票的知识，巨著《子夜》根本不能诞生。我们常常说“文学是人学”。但要知道，人不是抽象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家庭、爱情！……等等的具体关系中，这些关系影响着人的思想、与行为、性格与素质。而经济在今日对文学的影响更大。
当代，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的善恶美丑常常围绕着经济问题展示出来。正在播放的电视剧《忠诚》是根据一部小说改编的。它展示的重点是一批共产党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它要告诉人们当代的经济与经济关系，包括反贪污的斗争。又一部电视剧《红色康乃馨》，也是小说改编的。它的主人公是律师，她的主要活动是在法律领域的案件中，她的主攻对象是贪污大案。主要贪污犯的作案特点是以极高的智商，利用资金流动的规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亿资金弄得无影无踪，使国有资产悄悄地化为了个人财产。这位律师若无过硬的经济知识，在法律活动中寸步难行，又怎能体现她忠于法律，忠于人们利益的思想品质呢！
今天，我们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要真实地生动地塑造当代人物的形象，而又对当代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漠然无知，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作家从根本上也不懂文学，无法进行当代的文学活动。
当代的经济不但是市场经济，并且是包含着知识经济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本身要求国民的整体素质有一个极大的提高；发展经济与创造人本身已密不可分，需要给予卓有成效的自觉的关注。在这里经济要求的本质对于人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作为人学的文学的经济品格得到了科学的诠释。也就是说它正因为是人学，就必须反映与经济相关的人的各方面的素质。
知识经济需要人具有科学的素质，所谓知识经济的知识，首先是高含量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将极大地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人的性格得到清晰的理智和洗练。
知识经济需要人具有现代经济知识。知识经济愈来愈把世界连结起来，这就需要更科学的管理，更严格的游戏规则。在这里，经济活动没有随意性留下空隙。
知识经济需要人具有法律知识。知识经济使人与人、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网络化。它需要严格的法律约束，任何违法行为将造成与往昔无法比拟的巨大损失。
知识经济需要人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道德空间大于法律空间，网络化的知识经济扩大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道德定向。那种认为愈无道德操守愈能挣钱的观念，是原始积累时掠夺性经济的反映；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还残留大量惊夺性经济行为的空间；随着知识经济的向前发展，这样的空间愈来愈小，而对人们的道德要求则愈来愈高，愈来愈严。
知识经济需要人具有更完善的审美修养。马克思说过，人是按照美的法则改造世界的。我理解，审美是人的本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谓知识经济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本质的经济，这种经济将把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所有这些对于人的素质的要求，都是知识经济发生与发展问题中应有之义；是这种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条件。因此，作为人学的文学正需要这样的经济品格。
最后附带说明一个与文学的经济品格相关的问题，即文学与广告的关系问题。
由于传统文化观的影响，文学界有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对于广告的厌恶。广告在文学界的印象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市场小贩声嘶力竭的叫卖，是奸商们狡诈的载体。
这当然是一种过时的观念。
文学既然进入了市场，不论直接面向还是间接面向，都有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任务。在林林总总的作为商品的文学作品面前，读者不可能照单全收，需要有一个明智的选择；由于读者的爱好与需要各不相同，他们更需要进行选择时的帮助。广告就成了一种需要和必要。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广告，而在于要什么样的广告，虚假的不能正确反映产品实际的广告必须摒弃。真实的实事求是是反映产品实际的广告，是应当允许和欢迎的。
广告说到底就是一种特殊的宣传。奇怪的是中国人对于政治宣传是完全接受，抱有敬意的，人们把政治宣传看成是人生指南。甚至当年为极“左”路线支配着的政治宣传大家也受之若素，毫不怀疑。偏偏对广告格格不入，尤其是文学家宣传自己的作品，大家更是嗤之以鼻。譬如余秋雨先生，我对他的散文素无研究，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对于有关他散文的争论，也只有作壁上观，无法介入。但是，当有些人指责他常有自我炒作之举，电视屏幕上也时时出镜，以为是文学界的旁门左道，我倒觉得应当分析。当然，余秋雨先生的炒作与宣传，如果失之于虚假，与真实的余秋雨，真实的余秋雨散文的实际距离太大，是应该予以批评的。而其实，失实的政治宣传又何尝不应该或不能够给予批评呢？广告，也应该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经济品格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