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理想人格及其现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人格论文,理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总览历代儒家的伦理思想，可以发现理想人格学说在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理想人格的具体模式看，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有两类理想人格一直是世人所推崇的：一是圣王人格，一是君子人格。前者是儒家所设定的做人的最高典范，后者是做人的一般范型。圣王人格源于孔孟，发展于荀子及《大学·礼记》，最终完备于宋明理学，形成了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组成的圣王人格理论。儒家的君子人格作为做人的一般范型，是对圣王人格的补充，君子人格体现在重义轻利的素质、安贫乐道的风范、自强不息的精神、坦荡宽容的品性几个方面。儒家理想人格理论有其积极的现代价值，对于当代社会的人们加强群体合作关系、克服社会危机、解决环境问题，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儒家理想人格的剖视
在我国道德理论与实践中，理想人格问题一直是古人从事道德修养所普遍关心的问题。所谓人格，它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在古代，格的原始意义指方形的框子，引申意为法式和标准。因而合乎做人的标准就称有人格，不合做人的标准就叫无人格。理想人格问题就是要求做人达到、合乎什么样的标准、范式的问题，它是人们在立人立德的修养生活中所追寻的做人的终极范式。
作为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伦理学说的理论兴奋点一直在理想人格上。翻开世界文明史，欧、亚、印三大古老文明系统，就对理想人格论述的力度和跨度而言，无有出其右者。从理想人格的具体模式来看，总览历代儒家伦理学说，有两类理想人格是一直得到公认的，这便是圣王人格和君子人格。前者是该学说所设定的做人的最高典范，后者则是做人的一般范型。
儒家的圣王人格即内圣外王人格，是全德、全智、全功的体现，它是在儒家伦理学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起源于孔子和孟子，发展于荀子及《大学·礼记》，最终完备于宋明理学。《论语》里并没有“圣王”一词，但事实上，内圣外王的观念奠基于孔子。《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这样一段对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可见，在孔子看来， 圣人高于仁者，圣人是至高、至大、至神的理想人格。这样的境界，就连尧舜也难完全达到，更何况一般的凡夫俗子。然而，孔子并未因此而放弃对理想人格的倡导与追求。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问题相当严重，曾长期作为约束人们行为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力量的周代文制，日趋动摇和失效。这种现象促使孔子深思：是什么原因使周代的文制动摇和失效了？他思考的结果是：社会礼崩乐坏根源在于人心的麻痹和堕落，所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不在于修改文制去适应人，而是要从人心上着手，重建自我控制的能力，以适应客观的规范。于是，孔子的学说就必然落脚于“克己”的修养上，这正是内圣的核心之所在。不过，内圣只是孔子所提倡的手段，而重建周代文制的权威才是目的，显然归宿又落到了外王上。由此可见，内圣外王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已初具规模。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圣人观，认为圣人代表了人们道德的极至，严格意义上的圣人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出现的。《孟子·离娄上》中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把圣人规定为人伦之至后，孟子又把圣的涵义阐释为“仁且智”。他把孔子推崇为既仁又智的圣人，他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不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2〕这样， 孟子把崇高的圣人理想人格用仁与智等具体的道德修养内容联系起来，鼓励人们在修养过程不断见贤思齐，向圣人境界努力。他一再强调：“仁者无敌于天下”、“修其身而天下平”，使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晰密切。应当指出的是，孔孟作为圣王人格的开辟者，对于内圣与外王的差别以及由内圣走向外王的具体途径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内圣一面如完成，外王一面也就自然跟着完成。
如果说孟子强调在仁且智的内在道德修养方面铸造“圣人”理想人格的话，那么荀子则是强调“圣人”理想人格的外在的社会事功；如果说孟子强调“内圣”的话，那么荀子更多的强调“外王”。荀子明确提出内圣外王是有区别的，内圣是主观的，外王是客观的，圣王人格应该是主客观统一的结果。所以在他的论著中，大量出现了“圣王”一词，来代表其理想人格。在荀子看来，“圣人”的外王功夫，并非轻视内在的道德素养。相反，他认为修身是治国的前提，个人的心性道德修养比治国的事功更为重要。《荀子·修身》中首先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然必以自恶也。”荀子还首倡“慎独”的修养论以鼓励人们努力达到“至德”的理想人格。他说：“君子至德，嘿然至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也”〔3〕。 这种在个人独处而无人觉察时仍需谨慎地遵行道德标准、严格自律的修养要求，开启了儒家“慎独”修养说的先河。由此可以看出，荀子树立的“圣王”人格，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圣人”观。他所谓的“圣王”是集内在修养和外在事功于一体，是“尽伦”与“尽制”的结合体，为学者的努力目标就是要塑造“尽伦”、“尽制”的圣王人格。荀子的这一思想，在后来的儒学经典著作《礼记·大学》中得以阐释和发挥，形成了系统的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组成的圣王人格理论。宋明理学的圣王人格正是对这八条目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儒家的君子人格作为做人的一般范型，是对圣王人格的有效补充，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理论上圣王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最高典范，另一方面，在现实上自秦汉大一统以后，圣王已成为专制帝王拥有的“代号”，一般人是决不允许以此作为自己的理想的。因此，“圣王”作为一种最高的理想人格，常常给修养者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相对而言，儒家树立的“君子”人格，是一种对修养者来说切实可行、贴近实际的道德偶像和学习楷模。正因为如此，君子人格遂成为历代儒家一以贯之的话题。儒家经典依据人们的不同地位和角色，对君子人格作了颇为详尽的论述，从总体上说，君子人格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质：
首先，君子有重义轻利的素质。道义问题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所在。“志于仁”还是“志于利”成为君子小人的分界线。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4〕，“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5〕。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义以为质”的原则，对君子人格提出了较高的修养要求，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超脱功利，追求道德仁义，做担当道义的志士仁人。真正的君子，在必要的时候不惜个人生命去坚持道义，追求道义。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6〕。孔子关于君子“以义为质”的思想， 到孟子那里，发展成为“舍生取义”的修养原则。
第二，君子有安贫乐道的风范。君子的安贫乐道是与其“重义轻利”相连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清醒地意识到，君子要有志于担当道义，就必然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也就必然要远离物欲的追求和世欲的功利，甚至处于生活窘迫、穷困的境地。由于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充实，所以君子常常因追求道义而拥有人生的愉悦、快乐，处于“乐以忘忧”的境界。除了安贫乐道之外，君子同时也忧道，这丝毫也不矛盾，因为君子之忧，不是个人利害得失之忧，而是天下利害得失之忧、天下无道之忧。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7 〕孔子还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8〕所以，君子忧道与安贫乐道是一致的。
第三，君子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是指一种自我努力向上、永不懈怠的精神。《易·乾》中最早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命题，从此历代思想家都倡导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加强道德修养，成就君子之道。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的儒家更是大力提倡自强不息。《论语》中阐述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与“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的人生态度，正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论语·秦伯》中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不弘毅”，“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等也是自强不息精神的阐发。《荀子·劝学》中所说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也是君子自强不息精神的最好表达。
第四，君子有坦荡宽容的品性。《论语》中一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成为君子人格胸襟的最好写照。中华传统道德修养论中的君子人格，能够孝顺恭敬，襟怀坦白，不患得患失。孟子认为，君子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宽而不隘，恭而不慢。荀子认为，发寒知松柏，患难见君子。君子宽而不怠慢，有原则而不伤人，善辩而不争论，明察而不偏激，正直而不凌人，坚强而不粗暴，柔和而不随流，恭敬谨慎而又宽容。儒家眼中的君子，还善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善于人己之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9〕，“君子矜而不争， 群而不党”〔10〕，“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11〕。儒家眼中的君子，总是与人为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君子与人为善，取诸人以为恶，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12〕，“君子之度己则用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13〕，如此等等，都是君子坦荡宽容品性的表现。
圣王人格和君子人格经过历代儒家不断地深入探求和广泛宣传，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在追求理想人格方面所展示出的独特的历史风貌。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理想人格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设定。儒家的“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的结合，其终的在于从形而上的高度确证人的伦理原则或道德生活的必然性和绝对性。人道、人性上达天道，与天道为一，一句话，人性源之于天道，乃是儒家“天人合一”的性命说的本旨大要。《中庸》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易传》认为，人只要体认、扩充“天”之德性，便“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孟子更直倡“尽心，知性，知天”。由此，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圣王、君子的理想境界和理想人格。
儒家理想人格的现代价值
儒家孜孜以求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和谐的独特精神及其所设定的理想人格，正以它的超越性而深深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走向。蕴含在儒家理想人格中的精神价值是巨大的。有的可以直接继承和光扬，有的则需要自觉地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以科学的理性眼光开展创造性的工作，在正视儒家理想人格及精神的独特旨意的前提下，努力发掘它们在解决当代诸多环境危机方面的文化依据和导向功能。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家理想人格对于当代社会克服危机、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精神价值。具体言之：
第一，儒家理想人格中的“仁”、“爱”思想有助于加强当代不同群体的合作关系。当代社会，一方面，世界整体上是一派和平发展的气象；另一方面，由种族、民族、政治矛盾所引发的地区冲突则是此起彼伏，世界局势在平静中裹藏着不安宁的因素。国际社会公认，矛盾是客观存在而且是必须逐步加以解决的，但是解决必须采取和平的手段。那么，如何才能赢得和平呢？这种和平手段的思想前提又如何确立呢？我们认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中所规定的“仁”、“爱”精神恰恰可以充当这种前提条件。儒家的仁，就是爱人，它要求克己，要做到“恭、宽、信、敏、惠”，它在某种程度上高扬的是一种超然的人间平等、互利、互助、互惠、谦恭、宽容、信义的博爱精神。是一种“人类之爱”。遵循这种精神，不仅对于当代处理和协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圆融国际关系，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二，儒家理想人格中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取精神能使现代人得到更加健康全面的发展。人格价值观念、自强不息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中颇有价值的两种观念。孔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4〕，“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所说的“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15〕，《易传》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等，都是强调人的价值在于他是否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人格，是否具有奋发向上、永不休止的大无畏开拓胸怀和对国家、对民族、对真理的奉献精神。应该承认，所有这些思想无愧地可以称为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加以批判继承和弘扬发展，对于培养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决定作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人来说，它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奋斗拼搏的精神，乐观豁达的气度，它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个人，都不能缺少它，倒是要大大培养它，惟其如此，社会和个人才能得到健康和全面的发展。
第三，儒家理想人格中天人合一观可以成为人解决环境危机的指导性的哲学依据。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可以作为解决当前环境危机的文化依据是学术界十分流行的观点。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只有在弄清儒家天人合一观的思想本旨、特征，以及在这一思维模式下而推及出的有关思想的前提下，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而才能发掘出天人合一观的现代价值。换言之，这里不能简单地直接继承，而是要进行符合儒家天人合一观基本意蕴的新的一轮解释。如前所述，儒家的“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的结合，其终的在于从形而上的高度确证人的伦理原则或道德生活的必然性和绝对性，它要论证的是人性源之于天道这样一个性命说问题。按照儒家所说，天道不是外于人而存在的，它与人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此，儒家的“天”并不是一个与主体自我相对立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内在于主体自我的价值性范畴。据此，儒家天人合一观当然不能直接引出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观念。然而，也应看到，儒家的“天人合一”论具有强烈的泛道德论色彩，它将人的仁爱的本心本性推至宇宙万物，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张载的“民胞物与”，二程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正是这种推及的具体说明。这一视物如我的观念也恰恰是天人合一论折射和拓展出的人与自然谐和的观念。因此，儒家就提出了耕作不失农时，捕鱼不用过细网，砍伐树木要按时节，春天动物孕育期不要打猎的“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
由于科学技术和工业实践的迅速发展，已使得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充满了危机。因乱伐山林、破坏植被而造成的水土流失，因乱占土地而造成的耕地面积急剧缩减，因乱采矿藏而造成的资源破坏和浪费，因工业发展而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调等，所有这些都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从文化观念上反省当今环境危机产生的原因，那就是疏忽了具有协调感、整体感特性的哲学、伦理和信仰。现代社会已强烈呼唤着这种观念的恢复。而儒家理想人格中天人合一观对德性的重视，对物我整体感和协调感的推论等诸多特性，无疑是当今社会需要恢复和强化的，它对解决当今环境危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儒家伦理是东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理想人格学说可以为我们确立当代理想人格提供有现实价值的养分，其历史功绩不可埋设，现实之效用更不容忽视。
注释：
〔1〕《论语·雍也》。
〔2〕〔12〕《孟子·公孙丑上》。
〔3〕《荀子·不苟》。
〔4〕《论语·宪问》。
〔5〕《论语·里仁》。
〔6〕〔7〕〔10〕《论语·卫灵公》。
〔8〕《论语·述而》。
〔9〕《论语·子路》。
〔11〕《论语·颜渊》。
〔13〕《荀子·非相》。
〔14〕《论语·子罕》。
〔15〕《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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