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演化与前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研讨会论文,前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温州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状况评价
近年来外界对温州的争议和忧虑，主要是因其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浙江省内其他一些地区引起的。报刊上有关“温州经济怯步”、“温州经济衰落”乃至“温州模式正日暮途穷”等各种评论不一而足。因此，分析评价温州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状况也就成为研讨会的议题之一。
张旭昆教授认为，目前温州经济发展虽然放慢了速度脚步，但短期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温州发展的实际情况，况且“温州经济奇迹”的内在机理和创新潜力难以判断，因而，虽然不能说温州经济发展中没有问题，但应慎言温州经济的衰败。
马津龙教授则从分析温州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入手，认为温州在先发优势弱化以及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难以改善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在改革与创新上有较大突破的话，要寄希望温州经济增长始终保持领先位置是不切实际的，温州经济发展放慢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原有地位的复归。
张仁寿研究员认为，当前温州经济走势基本面是正常、健康的。第一，2003年温州GDP增长14.8％，表明温州经济仍在高速增长，无法得出“温州经济怯步”或“温州经济衰落”的结论。第二，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保持领先水平，有快有慢不足为怪。第三，评价温州经济增长状况要考虑“温州人经济”（相当于GNP）与温州经济（相当于GDP）总量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第四，今后一个时期，受长三角经济迅猛崛起等因素的影响，在浙江省不同地区GDP增速竞争中，温州可能会居于后列位置。这反映了温州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客观变化。
朱康对教授指出，温州人的生活殷实、富裕，城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海还高1000多元。从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看，温州每百户居民的汽车拥有量是13.5辆，宁波是2.3辆，杭州市是0.3辆；电脑、钢琴等人均拥有量在杭、宁、温三地区也是最高的。在温州，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是2.3％，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一些新成立的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接近于零。这些数据有助于表明温州经济运行状况总体上是正常的。
二、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与会专家普遍认识到，当前温州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企业大量外迁和资本大量外流。至今，温州外迁的、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有1000多家，其中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左右。随着企业大量外迁，温州的资本也大量外流。据不完全统计，自“九五”以来，温州已有千亿民资流向外地。近年来还有超过1000亿元的民资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攻城略地”。这对温州经济发展客观上具有不利的影响。
（二）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发展不快。温州“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仅10％左右，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2；2003年1～8月份，温州引进的外资只有0.8亿美元，相当于宁波市的1/10和杭州市的1/3。且温州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很大一部分是温州本地人到国外后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来投资的。此外，温州的外贸出口总额也仅有宁波市的1/4，杭州市的1/3。
（三）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温州的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结构演变仍然基本局限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鞋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小五金、小电器，而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极小。在企业的规模结构上，以中小企业居多，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至今都保持着封闭式家族企业的形态，既不能让外人进入，也不想与其它企业联合和合并，更不愿被其它企业收购和兼并，以致平均企业规模依然很小，少有股份有限公司，还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在产业组织上，水平分工有余，而垂直分工不足。
造成温州经济发展中的上述问题，虽然与其区位条件比较差、土地资源十分稀缺、工资上升快等因素有关，但卓勇良研究员的分析指出，温州应该正视改革动力的弱化：一是市场化动力不足，下实上虚，即微观的市场主体已经建立，但相应的上层配套市场体系未形成；二是民间推动力弱化，企业经营者安于现状而不愿扩张，缺乏改进技术的动力，产业结构转换的动力和压力不足。
张仁寿认为，温州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制度创新陷于式微。90年代中期以来，温州除了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发育方面有创新外，在其他方面再没有发生在全国有影响的体制创新，特别是在依靠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方面没有取得突破，如温州龙港和鳌江至今不能合并建市、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和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等等。从而导使投资环境恶化，企业“社会交易成本”增大，影响了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当然，有些制度改革一个地区确实也左右不了，如对温州民营企业成长壮大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建设，光靠温州地方政府的力量不大可能有大的作为。
三、温州模式的再认识和评价
温州模式是中国体制转型期的产物。今天，温州出现的问题也将是浙江和全国今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因此，探讨温州模式的发展和演化，对深化浙江和全国的经济改革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方民生研究员认为，“温州模式”是“体制转型期”的最佳路径选择；“温州模式”是区域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温州模式”的运行形成了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温州模式作为“体制转型期”的发展模式，只能适应初级市场经济。要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就要从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政府效率等几个方面入手，创建新的温州模式。传统的温州模式在完成其建立市场经济的任务和历史使命后，将不再存在。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温州模式将“消失”或演变成新的模式。
陆立军教授认为，温州模式发展虽然经历了不同阶段，具体形式也不断发展变化，但其内在的精髓却是不会消失的。这就是在高山和大海的夹缝中生存，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和务实的品格，变通的能力，用市场取向的改革改变自身的命运。现在的温州模式处于历史性转变的紧要关头，存在土地紧缺、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差距悬殊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温州市场体制超前发展而产生的矛盾。
史晋川教授从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认为温州的经济制度变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路径信赖。这种路径依赖影响了温州经济的对外开放，极可能导致温州制造业的“代际锁定”，引发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造成温州区域内出现“产业空洞化”，严重影响温州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及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温州人经济”来看，他认为已经移民至温州之外尤其是海外的温州人，在他们体验到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更多好处后，会倾向于更多地利用非人格化交易方式来从事经济活动，因为海外移民的第二代由于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成长，接受了新的文化知识，愿意子承父业进入传统行业及利用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数会愈来愈少。因此，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将在此后1～2代人的时间内不断地加快融入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中，从而最终趋于消亡。
针对史晋川的上述观点，与会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旭昆认为，史晋川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是值得倡导的。但是，温州人采取人格化交易（确切地说是“封闭式交易”）方式，是有助于保留和建立市场交易的信用机制的，而这正成为温州经济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当然，温州人也可以在“开放式交易”中获得进一步发展。
陈立旭教授认为，市场交易方式可分为三类：中国的“血缘原则”，即按血缘关系的亲疏来选择交易对象；西方的“契约原则”，通过订立契约来进行交易；日本的“缘约原则”，依靠血缘原则与契约原则的混合和权衡来进行交易。在浙江，温州偏重于血缘原则，以人格化交易为主；而义乌偏重于缘约原则，即人格化与非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并存。同时，交易方式的选择与企业的发展阶段和规模大小有关，成长中的小企业采取人格化交易有其利，而大企业和跨国公司采用非人格化交易方式比较占优。因此，随着市场的扩张和企业的壮大，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必然会转变，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将来要遇到的问题。温州要继续发挥其原有的社会网络这一难能可贵的重要资源优势，同时加大开放力度，发展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将温州经济的触角伸向中国和世界各地。
朱康对教授认为，影响区域经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区位条件、要素禀赋、宏观制度背景和区域的文化传统等。人格化交易只是区域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沿用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以人格化交易方式作为一个变量来分析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学术上是一个创新，但由于现实中影响经济发展因素很多，单以一个变量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显然有力所不及之虞。从温州微观市场到社会文化、制度环境来讲，采取“人格化交易方式”是很正常的。马津龙教授指出，温州之所以存在表现明显依赖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我国市场信用的缺乏。认为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是导致温州资本外流的原因有些勉强，温州资本外流与温州的先发优势弱化有关。
徐斌研究员认为，形成非人格化交易方式需要有比较完善的法制和契约制度，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而从中国现状看，采取人格化交易方式未必是低效率的，实行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也不一定是一种最有效率、最理性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交易方式不能理想化和急于求成。这是需要结合历史、文化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温州模式出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能抽象地只在人格化交易上面做文章。如果将经济增长放慢的主因归在人格化交易上，则难以在理论方法上作出明确的界定。
郑勇军教授认为，温州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传统中低端产业，产业标准化程度低，出现人格化交易（也可以说是“人情化交易”）有其必然性。而如果形成某种标准化产业，则可以进行标准化交易，从而会产生非人格化交易。同时，在一个法制和市场秩序不健全的国家，人格化交易可能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能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盛世豪研究员也认为，“人格化交易”的存在，说明它还是有利可图的。当然，如果温州的“非人格化交易”得到发展，会更有利于温州经济今后的发展。
张仁寿认为，温州人的价值观念现状可能是史晋川指出的温州商人依赖“人格化交易方式”在文化上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史晋川从“悲观的视角”切入得出的却是“乐观的结论”，因为他所说的“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的真实含义，便是“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这样的结果。如然，则温州模式的“消失”也可理解为是温州模式的创新、扬弃或现代化的彻底转型，这是温州之幸。
四、温州模式再创新的思路
朱家良研究员提出了温州模式再创新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是面对国际国内市场发展变化，温州传统的市场及其交易方式、经营模式如何向现代的市场体系转型？现在，温州原始积累时代已结束，传统市场要向现代市场体系转型，而温州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市场交易方式增加了转型的困难。农村工业化如何向以城市化为主导的工业化转型？二是温州模式的内在发展动力在弱化的情况下，需引入什么样的新的发展动力？三是针对资本的外流，民间金融的发展及其前景如何？四是温州的新发展途径？长期来看，温州不会出现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出现大企业和引进高新技术的可能性小，小企业、私有企业仍占主导。因此，温州的发展应依靠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具有温州特色的产业。从温州的特点出发，创造温州制度变迁的新路径。
与会专家围绕温州模式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一）以提升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统筹产业的联动发展，建设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温州应在全球的产业分工中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性地选择适合自身现实条件的产业发展方向。温州应走提升集群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道路。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上，依托集群产业的前后关联，沿产业链向上、下游沿延伸扩展，依靠产业关联、同类技术扩散等途径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提高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开拓盈利能力更高的市场。根据温州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如把重化工业和IT产业作为发展的主攻目标是不现实的。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大力发展适应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加快金融业改革步伐，积极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贷款保险制度，探索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互合作的有效形式；设立专门的贷款担保基金，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发行债券、股票并上市流通，疏通民间资本进入和退出直接融资市场的通道；放开自来水、通讯、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民间资金的进入；发展产权交易市场，改善中小企业的投资环境，优化资源配置。
（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推行审批事项听证制度，推进和完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建设服务型政府。
（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温州教育落后，人才匮乏。除了要加强基础教育外，要利用民间资金丰富和市场机制灵活的优势，大力发展各种职业培训，建立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温州的高等教育发展，可先以理工为主，文科随后跟进。
（五）进一步发展铁路、公路、港口交通，改善交通和区位条件。进一步发展温州与福建、赣南、湘南的公路和铁路建设，以加强温州对闽、赣、湘的经济辐射。充分利用温州沿海的港口资源优势，加快港口建设，发展港口经济和海洋经济。
本次研讨会还结合温州实际，探讨了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如何有机地结合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问题等等。总之，在近年来关于温州模式和温州经济发展的研讨活动中，这是一次观点纷呈、争论激烈的高质量的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