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5)01-0039-05
对朱光潜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存在着争议：一者认为朱光潜的美学比较浅显，而且多以介绍西方美学思想为主，似乎意义不很大；另者则认为如果没有朱光潜对西方美学的系统译介，没有将中西方美学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也不能对当今的中国美学有更深刻的认识。其实，在我看来，估价一个思想家除了从当今的学术趣味和思潮来看他的思想是否有意义之外，还要把这种思想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光潜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不如说是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中国美学上个世纪的面貌，也多少预示着新千年中国美学的未来。据此，按照学界通行的做法把朱光潜美学思想分作前后两期来剖析，看看其思想对当代中国美学发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就不是多余的了。
一、朱光潜前期美学概述及其对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启示
一般认为，朱光潜前期美学是以“直觉”为核心、侧重美感经验分析，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美学体系。因而也就流行着一种把朱光潜前期美学只看做从心理学层面讨论艺术问题的非本真美学意义上的美学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朱光潜是谨慎的，他虽然强调美感经验的分析应高于对美本身的直接追问，但他并没有就此把美学仅仅定位在审美经验的层面上。他反对“超验哲学”作为美学的基础，但并不反对以“先验哲学”作为美学的“形而上”基础，他曾经这样描述他走向研究美学的机缘：“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为欢喜文学，我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被逼到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的美学著作。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所欢喜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了。”[1](P231-232)可见，朱光潜是把美学视为一门边缘性学科，它是哲学、心理学、文学（晚年他加上了历史）各学科的边缘整合。这里“边缘”当然是相对于“中心”说的，由于美学的对象的不确定性，它不像哲学以自然为对象（客观性），它也不像伦理学以意志自由为其对象的实践理性的研究（主观性），美学的对象实际上是一个“虚体”，它既非以主观，又非以客观为单独构成研究对象，它不如说是通过艺术品成就了主客观的统一。值此之故，朱光潜在前期美学研究中就选择了一个“中间地带”（康德称美学的研究领域所用述语）——美感经验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也就是说，朱光潜认为美学应该在“形而上”（先验哲学为基础）和“形而下”（心理分析）之间的边缘互动中确定自己的学科位置。所以，朱光潜深信美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美的答案只能在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中去找。
应该注意到朱光潜受到康德这种从知、情、意机能上划定学科研究对象的影响，这也导致他前期哲学信仰和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二元的”，一方面，在哲学范围内，他给了黑格尔以哲学史上神圣不可替代的位置，称黑格尔是消除“二原（元）主义”的英雄，但另一方面，在美学范围内他却多次嘲笑黑格尔的形而上方法拿来诠释具体艺术问题（譬如悲剧）就显得“很不在行”，这也反映了朱先生讨厌把哲学（纯理性的思辨）方法羼入到美学的研究中来。当然，我们不能借此推断朱光潜美学缺乏一种哲学为基础，事实上他一再援引康德和克罗齐的哲学教导，说明他还是承认有一种哲学作为美感经验分析的形而上基础，所不同的是这种哲学诠释往往是认识论的，而非本体论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改造克罗齐“直觉”说体现出来。他认为克罗齐混淆了哲学上的直觉和艺术上的直觉，朱光潜所理解的艺术直觉“是熔铸知觉、直觉、概念于一炉的‘想象’”，[2](P384)其出发点是经验科学的，而非克罗齐从思辨哲学的立场出发对直觉所作的规定。无可置疑，朱光潜撷取的克罗齐直觉在他美学体系中好似一个“假名”，是他构筑美感经验模式的支撑点，这种模式既可容纳传统中国艺术范畴；同时又不完全曲解西方文化（从解释学的立场看这种不客观性是允许的）。“直觉”经朱光潜的这一改造，一方面既保留了克罗齐主张直觉非概念性的形式因素；另一方面又通过具体时空为背景搭起了沟通美学与心理学桥梁。这样，用布洛的审美距离说（含时空）来补形式派美学排斥联想和伦理内容的漏洞。从此可知，朱光潜实际上已突破了美感经验只是“形象的直觉”的囹圄，使美感经验融入了名理、联想和道德观念与其中。
那么，朱光潜的美感经验分析实际就成了以“形象的直觉”为逻辑起点，融入“距离”说以强调自觉的审美态度，再融入“移情”说以展开物我之间的感通，从而把美感经验描述为一个有机的动态心理过程。这也就克服了单纯用哲学方法来代替美学研究方法的形而上的空疏性，同时又减少了单纯从心理学的描述入手而可能导致的形而下的散乱性。
当然，上述只是勾勒了朱光潜前期美学系统大致轮廓，我们可以称之为“显结构”，其实，朱光潜美学体系的表层背后还潜藏着所谓“隐结构”。也就是朱先生常讲的“审美能力”，这指的是大多数美学研究者所忽略的人的潜能方面，像谷鲁斯的内摹仿说，以及弗洛伊德的艺术是欲望压抑的升华说，等。显然，这些与“审美能力”相关的学说构成了美感经验深度内容的一面，在朱光潜看来，弗洛伊德注意到快感对美感的重要作用，虽然弗氏走的过了一点，把性的快感和美感混淆起来，但是朱光潜认为如果对其泛性论略作调整，还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说，肯定快感是美感的基础，美感就是快感的升华至一种“意象”（艺术形象）的自我“观照”。一句话，没有快感作基础的美感是空洞贫乏的美感，反之，快感如不能上升至一种艺术的形象（意象）则也是原始的，非文明人所为。
不难看出，朱光潜通过“补苴罅漏”把偏于形式或偏于内容的不同哲学和心理学学说整合到他自己的美感经验的系统中，初步形成了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理论模式，但是我们要问：在西方和中土文化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思想家很好的在自己理论中体现了美感过程中的冲突和调和二重性呢？这在朱光潜看来，要把美学的“根”放在以人生为基础的美感教育上来（即美育），在这一点上，朱光潜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认为做人是做学问的前提，他企图把美感的态度和“人生艺术化”的人生观结合在一起，从而也就给西方美感注入了某种生命超越的基因。在这个识度上，朱光潜认为陶渊明和尼采在各自的文化中达到了这种境界。
现在，我们要问：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究竟包含了那些对当今中国美学发展有启发性的观点呢？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朱光潜主张美既不在物，又不在心；既非单纯客观，又非单纯主观；它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应该说这个命题肯定了美学研究方法不能等同于哲学方法，它需要在哲学和伦理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相互结构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这对于当前看来互为对立、但实际本质上都是用理性主义（如李泽厚先生的社会实践观）和非理性主义（如潘知常先生的生命美学观）的哲学方法来替代美学的研究方法有着警示的作用。朱光潜告诉我们哲学的方法可以有本体（超验）论的，意在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而美学的方法只能是以经验研究的方法，它可以有不离开经验的先验作为基础，这种方法也是综合的、批判性的（既保留又抛弃），它是理性和非理性方法的统一。
其二，朱光潜强调美学除了和心理学相关外，还同生理学有联系，这就要求人们注意到弗洛伊德对人的潜在欲望的揭示，以及这种揭示所可能对美感产生作用的研究，这一点对于工业文明日渐发生技术理性对人的本能欲望受到压抑所带来的冲突有借鉴意义。
其三，朱光潜把建立在中国传统以伦理为本位基础上而提出的“人生艺术化”观点作为美学的指归不能不引起学人的深思。因为在当今中西文化相互接受、选择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文化上的“根”的问题。
其四，朱光潜改造了克罗齐的“直觉”说，把艺术直觉看做是熔铸知觉、直觉、概念于一炉的“想象”，这不能不说找到了感性和理性统一的“中介”，精准地把握了康德所讲的“判断力一般是把特殊包涵在普遍之下来思维的机能。”[3](P6)朱光潜对美感经验所作的这种细致的分析无疑，对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存在一个先天不足的方面——即对审美经验作细致的内省描述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二、朱光潜后期美学概要及其对新千年美学发展有哪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朱光潜后期美学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说偶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大陆占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已不可动摇，朱光潜也必须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说必然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写的《克罗齐哲学述评》一书对整个唯心主义进行了检讨和反思，他发现唯心主义消解“二元”论的努力最终是失败了，他是带着“惋惜与怅惘”的心情迎接新中国到来的。因此，从马克思实践观消解“二元”论的彻底性看，朱光潜皈依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他自身思想的逻辑必然性的。
然而，对于一个从唯心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来说，其思想的跳跃性稍显幅度大了点，但追溯朱光潜一生的美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又发现这种转变是合情合理的，这是因为在朱光潜美学中，贯串着一条不变的主导命题——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论，他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这一命题基础上逐渐构筑了一个充实而庞大的美学体系的。事实上考察朱光潜皈依马克思实践美学的过程，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在暴露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继承和发展以德国为代表西方古典美学传统在中国化道路上所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朱光潜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无疑会给美学工作者重新审视马克思美学在当代的意义以启迪作用，为此呈现朱先生这一哲学立场转变的痛苦和磨合过程的每一逻辑的“环”节是必要的。
这第一“环”节是“物甲物乙”说。朱光潜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蔡仪先生的“见物不见人”（朱语）美学的，他认为“物甲”是人的反映对象，而“物乙”则是“物甲”在人的既定的主观条件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同时，朱先生还指出“物甲”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物乙”则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花是红的”和“花是美的”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反映形式，而他的反对者似乎提不出令人信服的反驳来。
应该说，朱光潜的“物甲物乙”说是改造康德美学的结果，他给了“物甲”类似“物自体”假设的位置，也区分了科学思维主要是以概念的逻辑形式进行的；而审美活动则主要是以情感和意象为形式的。他的这一重要区别对当今中国美学迷失于哲学的思辨、从而遮蔽了美学体验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二个思想逻辑的“环”节是“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朱光潜对李泽厚主张“美是社会性和客观性统一”观点的一个反驳。朱光潜认为：“意识形态式的反映与一般感觉或科学式的反映有一个基本的分别：一个受主观方面意识形态总和的影响，对所反映的事物有所改变甚至歪曲，一个不大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当然也只是相对的），而基本上是对于事物的正确的反映。”[1](P65)为了避免李泽厚的美是客观社会性之说可能遮蔽美学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弊端，朱先生一再强调：“作为艺术的一种特性，美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只有这个意义的美才是美学意义的美，也只有这个意义的美才表现出矛盾的统一，即自然性（感觉素材、美的条件）与社会性（意识形态、美的条件）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1](P80)
无疑，朱光潜把原先的“物甲物乙”说中的“主观条件”改成“意识形态”，表明他逐步从单纯的反映论跃进到能动的辩证实践论，随着这一思想的跃进，其研究领域也从单纯直观（认识论）转向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范围，并且，他突出了艺术成品的美才是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美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对德国古典美学关于艺术是自由与必然的最高统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再后一环节是“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的观点。这一命题标明朱光潜摆脱了自己长期困惑于在认识范围内寻求美的本质总陷入“二元论”的困局，恰恰是通过劳动实践观点才找到了通向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通途。他说：“劳动创造正是一种艺术创造。无论是劳动创造，还是艺术创造，基本原则都只有一个：‘自然的人化’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P196)在这里，朱先生着力把人的美感能力放到主客体的互动中来把握美感的丰富性（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
很明显，朱光潜已从美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一多
少有些粗略的说法过渡到非常具体的在“人——劳动——对象（物）”的架构中把握劳动过程中既体现“实用的功利关系”，又体现“直观自身”的审美关系这样一种物质和精神生产相统一的观点上来。他说过：“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其实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依存的。”[1](P69)
最后一个逻辑“环”节是朱光潜指出美不能只从哲学的认识论里去找，它本质上是一种作为整体人的实践活动。既然，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不可避免地要对西方传统意义上只把美学看做哲学认识论附庸的观点要进行重新审视，朱光潜认为：“因为照马克思主义把文艺作为生产实践来看，美学就不能只是一种认识论了，就要包括创造过程的研究了。”这样一来，朱光潜早年局限于认识范围内对文艺与道德、直觉与联想之间矛盾所作的“调和折衷”总不能尽人意，现在由于跳开了被动直观的认知，从而把认知本身就看做一种实践活动，从而也就把美感放在了深广的人类社会历史之上，这是一个理论的大突破。同时朱光潜还注意到马克思讲的实践主体是指的一个整体的人，也就包含“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全部本质力量和功能。”[1](P425)因此，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表现在生理方面，除了西方美学家过去强调的视、听器官外，还包括嗅、味、触生理器官，而表现在心理方面，则是除去了过去哲学家常讲的知、情、意功能之外，还包括观照、潜意识这些非理性因素。不仅如此，朱光潜还看到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实际上打破了过去形而上（超验）心物不能沟通的“二元”思维格局，把人的认知活动同时看做社会和历史的。朱光潜晚年的摸索线路是清晰的：他先从翻译黑格尔《美学》开始，发现黑格尔已有了马克思后来实践观的萌芽；然后又在研究马克思的过程中发现“整全人”的观点在歌德那里就有了；再后来又发现马克思讲的“人类历史是人创造”的观点是改造维柯思想的结果，于是摆在朱光潜面前有一条逆向思维的推移路线：马克思→黑格尔→歌德→赫德尔→维柯。朱先生认为这是一条重视历史的思想路线，这也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奋力翻译维柯的《新科学》的真实原因所在。
确实，经过朱光潜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由维柯译介所对马克思历史学的反思，他的视野更宽阔了，理解也更加深邃了，拿这样一种观察理解事物的眼界或水平(horizon)再去重新铸他早年就信奉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结果就是他对旧有的“主观”和“客观”提法一律改成“主体”和“客体”（注：朱光潜在《美学拾穗集》里建议重新翻译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谈到第一条的objectreality译“事物”不如译“对象”较妥。译“客观”不如译“客体”，“客体”的对立面也是“主体”，比“主观”好。原因在于这个词在马克思和在黑格尔那里有特殊涵义，它是与本体（人）相对立的，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对象。），毫无疑问，朱光潜所作的这一更正，实质上体现了他要把美学的研究范围从早年侧重美感经验（认识论）单边性逐步拓展到整个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辩证统一的多边和宽广的领域。另一方面，早年对美学的学科定位是遵循康德的知、情、意的间架，把美学（情）看做在知和意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这个观点虽然大体不错，但总显得单薄了些，如今把美放到历史的背景下，也就是放到了马克思讲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彻底的自然主义”＝共产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从科学定位相应变化看，也就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人学”，这个“人学”显然包括美学和美学史。
至此，我们不能不问，朱光潜后期美学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的架构及未来的走向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认为有这样几点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梳理：
第一，朱光潜始终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作实体化的处理，他是始终把它和“历史”概念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这是不是能看做当代美学“反形而上”精神的理想答案呢？因为朱光潜借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消解传统哲学美学的“二元”论麻烦是既不像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美学从科学中找答案，同时也不像存在主义和唯意志论用非理性来冲击理性找答案，朱光潜仍然坚守在人文科学的立场来肯定美学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这使我想起了克罗齐说过的一句非常精辟的话：“超越哲学一旦受到历史的批判，哲学自身就停止享受其自成规律存在了，因为它的自成规律是基于它的形而上学的特征。那个代替它的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或者也同样可以叫它‘历史—哲学’（亦即历史观的哲学和哲学观的历史），历史—哲学的原则是要把一般和个别，智力和直观等同起来，认为割离分裂这两个因素是任性判断的和非法的，因为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单一的因素。”[4](P44-45)相比之下，朱光潜后期美学中，也不再有一个旧哲学的超验的“形而上”作基础，不如说美学在他那里已经化作了“美学史”，这就好似克罗齐把哲学等同于历史，历史哲学也消解了，哲学也被历史消解了一样。朱光潜的美学也就是美学史，他垂暮之年反复教导学人要注重历史，要注重维柯一派的贡献，并说“每个思想家都不能说完最后一句话”，人类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历史，等，这些观点是不是构成了“历史本体论”（如果本体这个旧词还能用的话）？
第二，在“新实践美学”标榜他们的观点不同于“旧实践美学”的今天，审视一下他们的理论：实践既不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纯客观的东西，而是“主客观的统一”。具体地说，就是既不同于德国古典美学（康德、黑格尔）把劳动颠倒为“客观统一于主观”，也不同于费尔巴哈（及李泽厚等人）把劳动中的主观意识“消溶于”或“等同于”客观。这种观点难道不是在朱光潜后期美学中已经得到很充分的说明了吗？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朱光潜赋予了“主体”与“客体”的“体”之不同于本体论的“体”之后，他的这种历史倾向更明显，比起现在的“新实践主义”更少理论上的漏洞。
第三，朱光潜之所以皈依马克思主义，并把实践观作为后期美学的基础，是因为经过他的研究，他“发现马克思主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但不否定人的主观意志，而且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想。”[5](P653)这个最高理想就是“人是用全面的方式，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掌管他的全面的本质”，终极地讲，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难道我们不能就此理解为什么朱先生晚年一再重申他的“美是主客观统一”（早期是“观”不是“体”）和“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朱光潜早期称“有机体”和“全人”）的观点依然没变吗？这不也给我们今天强调“美育”找到了一个的理论的切入点吗？
无可否认，朱光潜沟通、融会中西美学所形成的种种独特观点一直是启发和引导当代中国美学建设有价值的思想，“绕开”或“超越”朱光潜是行不通的，中国美学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从朱光潜“接着讲”。
收稿日期：200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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