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改革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走过20多个春秋，中国也由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步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不乏惨痛的教训。回顾历史，总结成功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大会确定了调整、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迄今为止，这场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主要是放宽政策，改革所有制结构，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试点，开放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是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一个举措。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改变了旧的农业经营方式，明确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和剩余索取者的地位，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和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而且更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解放了大批农业劳动力，促进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特有的产物，既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也推动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为中国成功地推行渐进式改革战略提供了支持。
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选择农村改革作为突破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农业又是计划经济体系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同时，也由于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较为单纯划一，改革从农村入手既符合实际，操作起来又比较简单，因此改革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是，在我们为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喝彩的同时，也注意到其中存在的隐患。首先是随着集体经济形式的解体，农村公共产品如大型农具、道路建设、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农业发展后劲不足。（注：张军：《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84 年以后农业在经过几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了徘徊局面。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完成，要使农业生产再跃上新台阶，必须开辟其它出路。其次，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强化了小农生产的封闭性，使得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带有更大的盲目性，农产品难以适应市场需求。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到80年代中期出现了农产品卖难问题，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反映出必须把农业生产推向市场，促进农产品经营的市场化、商品化，农业才会有出路。这一问题在80年代末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
第二阶段（1984—1991年）为改革的发展阶段。1984年9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采取的主要举措有：
1.国有企业在“放权让利”和“利改税”的基础上，按照两权分离的模式，进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1988年2月， 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对有关企业承包的一些事宜作了具体规定，承包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
2.进一步推进价格体系的改革。1984年政府放开计划外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价格“双轨制”由此形成。随着价格改革其它条件的具备，到90年代初已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
3.进行计划体制改革，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
4.改革投资体制。全面推行“拨改贷”，扩大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对重大的建设投资实行分层次管理。
5.调整财政体制。从1985年起，中央决定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
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表现在：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所有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运行机制逐步确立；国有企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业产值持续增加，经济效益有所改善。但其中有些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关于承包制。由于农村推行承包制获得巨大成功的示范效应，使得在80年代中后期承包制也作为企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推出，并迅速在全国国有企业中被广泛接受，但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承包制没有触及传统的企业制度，加之其内在的行为短期化等弊端，注定了它的短命。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企业改革与农村改革的不同。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它的成功表明了这一制度创新具备了帕累托改进效应。而同样是承包制被运用于国有企业却并不那么灵，原因就在于国企改革要触及一些部门和个人利益，面临的阻力较大，因而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二是关于价格“双轨制”。这是中国价格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体制转轨时期特有的产物，理论界对它始终褒贬不一。改革初期采用“双轨制”，的确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它导致市场参数严重扭曲，企业之间交易极不平等，尤其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助长了权钱交易，加重了腐败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可见，“双轨制”只能作为价格改革的一种过渡形式。三是关于宏观调控。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究其原因虽说复杂，但与缺乏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却有着直接关系。我们注意到，中国是将微观改革置于优先地位，改革先从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微观机制改革等微观方面入手，更多的是强调搞活微观经济，重新建立微观经济基础，而忽视了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政府依然惯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命令手段去管理经济，没有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和服务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改变传统的调控方式，运用科学的调控手段，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三阶段（1992—至今）为改革的深化阶段。在总结了十几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终于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从此，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全面配套的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内容包括：
1.进行以制度创新为内容的企业改革。明确提出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为此，国务院选择了百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试点。这标志着企业改革由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调整转为以理顺产权关系为重要内容的制度创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
2.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把财政包干体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增强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改革中央银行的调控方式，将传统信贷规模改为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方法进行调控；建立三家政策性银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商业银行。
4.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对投融资活动的调节作用，逐步建立法人投资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责任，加强对投资总量和结构的调控。
5.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在94年实现汇率并轨的基础上改革外汇管理办法，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继续积极引进外资，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接互补。
6.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改革的重点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养老、医疗社会保险方面，提出了要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
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改革开始由微观层面转向宏观层面，涉及到财税、金融、投资、外资等各个领域，这种全方位的改革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已经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越来越突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开始走向科学化和合理化。这一切为企业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创造了条件。
毫无疑问，企业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第三个阶段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步履迈得最为沉重的改革。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艰巨的多方位、多层次的探索，改革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迄今为止，可以说企业改革是成本最大而收益最小的改革。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提出较晚，影响了改革的进程。80年代初，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入手，企图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改革未能配套，国家赋予企业的各项权利并没有完全落实。从83年开始实行利改税，但效果不理想，“鞭打快牛”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86年推行承包制，短期内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在的一些弊端又显现出来。可以看出80年代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只限于解决企业表层问题，没有触及企业的深层次矛盾即传统的企业制度，因此改革效果始终不尽如意。直到1992年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摸索和实践后，才找到了企业改革的方向。二是产权改革不到位，影响了改革的效果。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企业产权必须明晰。明晰产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规范交易行为，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更重要的是只有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法理结构。但是，由于产权改革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阻力较大，致使产权改革不到位，从而影响了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由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部门利益与部门权力无法分割，导致政企不分。政企不分，企业难以进入市场，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强化管，是造成国有企业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了关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问题，提出了国有经济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标志着国企改革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通过历史回顾，我们看到，尽管中国的改革在今天依然存在着许多困难，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但改革获得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抹杀的。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化进程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与同处于经济改革中的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绩效更为优越。那么，中国的改革模式给世界以怎样的启式？以下笔者从三个方面略谈一下经济体制改革带给我们的思考。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从理论上讲，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因为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能否与市场经济统一，关键是看国有经济内部能否存在不同的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即国有企业能否在保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成为独立的产权主权。而产权的可分解性表明，通过产权改革，让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是完全可行的。所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理论上不存在根本性矛盾。
从实践来看，中国20多年的改革表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的。改革的内容当然包括公有制，但我们要改的并不是公有制本身，因为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公有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国家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的政企合一的实现形式。承包制、租凭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都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有益探索，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在不断寻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实现形式。正是由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创新，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得以萌生、成长起来。当然，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最终确立，所以探索同市场经济能够最佳结合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依然是个艰巨任务。
二、改革的成本与收益
从实践看，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一种较稳妥的方式，称之为渐进式改革，而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则普遍采取了“大震荡”式的休克疗法，即激进式改革。由于两种改革方式所产生的结果具有较强烈的反差，许多学者把渐进式改革看成是一种代价较小、成本较低的改革方式。如果从改革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平衡关系看，渐进式改革的确明显优于激进式改革。但是，如果从实施改革的成本来看，渐进式改革未必就优于激进式改革。（注：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载《经济研究》第1期。）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国有企业是最难转轨的。20多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举步维艰，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成本最大而收益最小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已经对渐进式改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除此之外，渐进式改革还导致经济中存在的许多扭曲和无效率情况长期存在，特别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腐败、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等问题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加大改革的成本。
三、改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点毫无疑问。但是，特殊性总是寓于普遍性之中，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因此，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对其它实现转轨的国家也有值得借鉴的经验。首先是宏观经济稳定化。（注：张军：《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在双轨过渡的条件下，实行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经济改革，促使经济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中国取得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其次是优先进行农业领域的改革。许多学者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农业条件与中国不同，所以这一点对它们并不适用。而以研究苏联问题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戈德曼却认为“要是俄罗斯的改革从分土地给农民着手，结果可能大不相同”。（注：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他最大的失算是，没有将农业改革作为改革过程的起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亚洲，经济改革最有成就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从农业土地改革开始的，如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等等。（注：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仅从这点看，优先发展农业的改革措施并非只适用于中国，它对那些尚处于改革困境中的国家恐怕也是有启示的。
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它的确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提供了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和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展望未来，改革的路依然漫长而艰巨，中国的改革还将迎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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