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的文化省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在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背后
近代社会是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官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文明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官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文明化的进程。在20世纪，特别是在韦伯(Max Weber)总结出官僚制理论之后，官僚体系的组织形式已经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得到人们的认识和进一步推广。同时，官僚制自身也在韦伯理论设计的基础上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前进。在韦伯看来，科学、工业化和官僚制是人类社会走向合理化的整体进程。科学化是认知行为上的合理化，工业化是经济生产上的合理化，官僚化是社会组织上的合理化，三者共同促进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形成，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体。所以，在韦伯对现代官僚制的描述中，极力根据他所提出的合理化原则来做出设计，希望使官僚制体现出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成就，在所有方面都包含着科学和技术的内容；试图使官僚制作为一种体制和组织形式而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合乎资本主义文化的科学理性精神。
在整个20世纪中，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可能是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如果就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来说，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不仅是因为韦伯所概括的合理化进程客观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也是由于合理化和合法化的概念得到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广泛认同，并拥有着资本主义的文化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合法性概念，已经成了西方现代政治学等学科的公理，是以一种文化认同的形式普遍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和社会治理实践中的。
一种理论能够拥有这样广泛的社会影响决不是偶然的，这与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渊博的学识和学术努力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韦伯的合理性、合法性概念之所以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那是与韦伯综合地运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知识，全方位地、动态地对东西方社会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分不开的。正是通过这一研究，韦伯向人们证明了现代官僚制的出现，是合理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是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基本内核的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展现。反过来，也正是由于官僚制凝聚了资本主义文化，才会迅速地从一种理论设计转化成现实的运动，被人们所广泛接受。
但是，被韦伯看作为资本主义文化自明公理的合理性概念，却有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我们知道，韦伯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对人类的统治内涵或社会支配行为进行分类，他认为大致存在着情感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和目的合理性行动。情感行动是与建立在个人魅力基础上的“卡里斯玛”统治联系在一起，是没有什么合理性可言的；价值合理性是与传统的统治类型联系在一起的；而现代官僚制的统治则属于目的合理性的范畴。目的合理性也称工具合理性，它是由传统的价值合理性发展而来的。在建立了现代官僚制的西方，则是由新教伦理精神中的价值合理性发展而来的。在从价值合理性向目的合理性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从实质合理性向形式合理性的转换过程，是通过合理性概念中的价值因素被完全消解而走向客观化、形式化的过程。由于形式化了，所以才可以变成科学的模式，才可以被作为一个技术性的体系而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上的统治行动也就是最具支配性的行动类型。
形式合理性无疑是科学对神学的胜利。然而，在官僚制的纯粹功能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却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既然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就等于在官僚制的设计中放弃了对人的作用的肯定。这样一来，也正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所讲的那样，“把人淹没在冷冰冰的金钱关系的冰水之中”。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设计，也把人淹没在冷冰冰的技术主义之中了。官僚制成了一个纯粹的技术体系，人在其中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而近代以来哲人们所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人文思考，也都被消解殆尽。所以，韦伯理论代表的是一种科学技术中心主义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把人及其价值祛除掉了的形式化的抽象文化。依据这种文化的精神和原则去建构社会，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变成片面的“单向度的社会”。
从实践的角度看，官僚制导致了普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因为，在官僚制得到实施的国家中，一方面，证明了官僚制的必要性，即通过官僚制的建立促进其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政府对社会的充分管理，并提供了可靠的公共秩序；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官僚制与官僚主义是相伴而生的，官僚制越是得到充分的发展，官僚主义的问题也就越严重。即使建立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扭转官僚主义恶化的局面。特别是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中心主义文化的官僚制，在其严密的合理性设计背后，却存在着公共权力的滥用和以权谋私的问题，以致于世界各国都在官僚制的实践中遇到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的困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韦伯的合理性概念为内核的科学技术中心主义文化，恰恰是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温床。
当然，有的人不愿承认腐败问题与官僚制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在实践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倾向：就是根据科学技术中心主义文化的精神去进一步完善官僚制，寄希望于在这种进一步的完善中解决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问题。事实上，官僚制的理论设计是基于科学技术中心主义文化的精神做出的，而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问题又是由官僚制所造成的。首先，官僚制是一个形式化的集权体系，这种集权在剔除了价值因素的作用之后，使政府行为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除了部分经济资源是通过市场加以配置之外，其他（诸如政治的、文化的等等）社会资源的配置，都是由政府直接垄断的，即使是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也是在政府的强大干预下进行的。由于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和直接的行政行为来垄断社会资源的配置权，所以，对于官僚制中的具体执行公共权力的官僚（行政人员）来说，就有着巨大的以权谋私的诱惑力；其次，由于在官僚制的设计中，用形式合理性取代了实质合理性，由于价值因素的缺位，使官僚制无论是在整个体系上还是在官僚个人方面，都有着自我膨胀和随心所欲地行使公共权力的可能，在“公共的”与“私人的”问题上失去了价值标准，就会把一切不利于本部门或个人的东西变成“公共的”，而把一切有利于本部门或个人的东西变成“私人的”；第三，形式合理性的设计在实践上极易走向自己的反面，即非理性。也就是说，在官僚制的整个体系上拥有了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却在具体的部门或个人那里为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和蔓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出现了官僚们追逐个人利益的非理性行为的泛滥。
所以说，科学技术中心主义文化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必然会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官僚制又意味着行政集权，而行政集权如果没有价值因素的制约，单纯依靠外在的形式化设置，就不可能在官僚们日益膨胀的个人私欲面前真正发挥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总是日益严重的腐败。
二、官僚制缺陷的人文救治
应当说，韦伯也意识到了官僚制的致命缺陷，所以他也试图探讨弥补这一缺陷的出路。但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处在人本中心主义文化和科学中心主义文化的龌龊之中。因而，一切社会科学的思考，都是建立在科学与价值的不可融合的认识之上的。韦伯是科学中心主义文化的信奉者，所以，他不仅不能超越近代以来所有思想家共有的思想局限，而且恰恰还根据科学中心主义文化的精神来进行官僚制的设计。在韦伯的思想体系中，是决不允许价值因素涉入的，他的官僚制方案必须服从科学的原则，决不允许价值因素的涉入而被解构。所以，当韦伯在进一步的思索中发现了官僚制的理想方案也有着一些不足之处的时候，不是谋求价值因素的引入来加以补救，反而是在官僚制的外部寻求人文回护。就如房屋已经建成，外墙倾斜了，就在外墙之外用一根棍子支撑一样。韦伯向人本中心主义文化做出的妥协是：在官僚制体系的外部寻求价值因素的补救。
韦伯的措施是：首先，通过进一步的权力集中来克服现代官僚制中存在的非理性缺陷。在韦伯看来，既然官僚制的主要弊端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那么，就需要在官僚制体系之外，通过进一步的权力集中，强化整个社会对人格化了的政治心理的广泛认同，以此保证政治在弥补官僚制的缺陷中发挥作用。韦伯认为，官僚制本身是技术主义的，但是当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提高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即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努力，就可以凝聚起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形成人格化了的政治心理。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在这种集权的基础上，运用行政的手段自觉地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并借助于民族荣誉去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就能够重新建立起理想的道德信念，从而实现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的目标。这就是对政治心理的利用。
其次，韦伯认为，需要通过政治领袖个人独立的政治人格的形成，来弥补官僚制的缺陷。韦伯也看到，官僚制使得几乎每一个政治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尊崇。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种领导人应当是：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他的行动目标明确，意志坚决，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这是对政治领袖个人魅力的利用。
总之，韦伯救治官僚制的措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通过官僚制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卡里斯玛”精神的呼吁。官僚制本身就是一个集权体系，这种集权在近代社会一直受到种种政治理论的挑战和怀疑。韦伯却要求把这种集权进一步扩大到政治的以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并通过这种集权来弥补或冲淡官僚制技术理性主义弊端的消极影响。再者，就是向历史上的一些特定阶段的回复，那就是呼吁“卡里斯玛”精神的出现，即用政治领袖的个人的那种独特的个性魅力和强烈的责任感来填充官僚制形式合理性中的价值空白。但是，韦伯的这两点建议，都是一种在官僚制外部寻求价值补救的措施，至于官僚制自身是否需要实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调适，是否需要在制度、体制和结构上包含着价值因素的问题，韦伯却从不愿意去思考。
与马克斯·韦伯相比，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有着很大的进步。因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不仅继承了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等人文化批判的传统，而且更加注重基于社会生活现实的“蓝本”进行文化反思。这使他在合理性问题上的解决方案显得更加具有理论深度，并使他赢得了整合资本主义人本中心主义文化和科学中心主义文化两大传统的大师声誉。
如上所说，20世纪处于官僚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支配行为的控制之下，在这个世纪的社会生活现实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官僚制的影响。应当说，在这个世纪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中，也都能够找到官僚制的根源。所以，哈贝马斯在对现实的反思中，使他不自觉地走上了解决韦伯合理性缺陷的途径。也正是这一点，证明了哈贝马斯文化哲学思考与韦伯科学社会学研究之间的联系。
面对被韦伯称作为形式合理性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客观化、形式化，哈贝马斯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他认为生活世界在当代尽管受到系统入侵的严重威胁，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对人类文明失去信心，更不应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在他看来，虽说生活世界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但在生活世界中仍有某些储备，特别是人本主义文化的历史积淀。以道德价值的心理结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个体之中，使得人们在行为选择中自觉或自为地受着这种文化价值的支配，从而使得历史进程可以得到控制，保证“功效标准”即“目的合理性”不可能无限地扩展到每一个角落。从政治实践上讲，人们是不可能通过系统整合而在每个方面都把社会个体束缚于社会的结构之中；从社会角度来讲，生活世界不可能完全被客观化、对象化。换言之，在面对系统威胁的生活世界，在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冲突和危机中，也并存着同时改变生活世界及其控制媒介的希望。这种希望在当今西方的现实抗议潜力中显露出来。哈贝马斯在对韦伯的批判中极力维护一种被他称作为基于交往理性的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试图以此为条件，完成批判理论的乌托邦社会构想。
一般说来，人本中心主义文化把人们导向社会理想方案的乌托邦，而科学中心主义的文化则把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作为理想标准。前者抨击社会制度的科学技术化泯灭了人性，而后者则以务实的价值“祛魅”加以回应。结果，在20世纪出现了一幕怪异的文化图景：人本中心主义文化阵营中的大师们时时审视着社会，敏锐地观察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社会病症的形成和演变，激烈地批判社会的单向度性和人的单面化。而科学中心主义文化的信奉者们，很少参与文化的论争，但却在社会改造的实践中不断提出新的方案。而且，每一个方案都严格地恪守着科学技术神圣性的原则，贯彻科学技术精神。结果，20世纪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是由科学中心主义文化的信奉者们建构起来的，而人本中心主义文化大师们所扮演的却是“长舌妇”的角色。人本中心主义文化属于批判的文化，科学中心主义文化则是建设的文化。如何才能拥有批判的眼睛和建设的手呢？在哈贝马斯这里给出了答案。
哈贝马斯是在人本中心主义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由于官僚制、形式合理性的原因，在我们生活的理性社会里，存在着某些偏离、某些极丑恶的东西、某些病态的东西。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系统是相对稳定的，有着相对无冲突的共同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又产生了很多令人们惊惧的病症，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已深深陷入泥潭之中。基于这种认识以及人本中心主义文化的精神，哈贝马斯提出应在文化与理解之间建立联系。
同时，哈贝马斯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是通过对科学中心主义文化的深入研究来寻找“制服”英美“科学哲学”鼓吹者的方法。所以，哈贝马斯完全熟悉科学中心主义文化的内在思路，他能够从对手们的立场上来认识现代社会。因而，哈贝马斯肯定了官僚化、法律化、中介化等等现代社会的技术性合理性建构。但是，他认为这种合理化进程不应当以削弱交往的合理性基础为代价。因为片面的形式合理化由于削弱了公众话语，引起了社会的系统障碍。结果是，技术问题与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进程与社会进程相冲突。即使像韦伯所设想的进一步集权，也不可能达成社会在公共事务上的共识，反而会使分歧越来越大。所以，在哈贝马斯看来，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打破使各个价值领域分离的片面技术理性，使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交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应当“证明道德批判和审美批判的观点而又不威胁到真理问题的首要地位。”[1]（第2卷P398）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公共权力对人们的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动的种种后果，哈贝马斯提出了他著名的“商谈伦理学”。在他看来，技术理性使公共生活中的意义感丧失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重新回复到通过交谈而组织起来的世界中去。具体做法就是通过改变话语和言谈途径，让所有处于某一个情境中而对情境不满的人，自由地进入讨论这个问题的言谈之中，以便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就是哈贝马斯与韦伯的不同之处，韦伯是要通过集权来建立共识，哈贝马斯是要通过自由的交谈来形成共识。由于有了这个基点上的不同，所以哈贝马斯试图进一步地在现实生活中寻求建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相融合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通过批判韦伯的理论，分离出三种最基本的价值形式，这些形式在历史的合理化进程中逐渐分离开来，分别成为理论领域——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实践领域、表现领域——审美领域。在这三个领域中，交往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有效性要求运转：理论话语涉及我们命题的真实性，实践话语与我们行动的公正性相关，而审美的话语着重于我们能够真诚地表达情感。哈贝马斯认为，虽然从分析的角度，可以把人类的交往形式归结为这三种话语。但是，在现实的人类交往活动中，这三种话语是交织在一起的。真实性要求虽然是科学话语中起决定作用的要求，而在道德、审美的领域也是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也应用于其它两个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按常规断言事实，诉诸规范，表达真挚，也就是说，我们提出并一再确定我们关于真理、正义和坦诚的有效性要求，通过这样做不断复制、延续着我们的规范的、文化的、私人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我们意义的根源，也是科学、道德、法律、艺术的母体。
总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现实世界中包含着纠正形式合理化的片面性的可能，只要把视角转换到交谈伦理学上来，官僚制的各种缺陷就可以得到救治。但是，我们在哈贝马斯这里看到的依然只是一种信心，而不是能够真正现实地解决问题的行动。所以，与韦伯在官僚制之外寻求人文回护一样，哈贝马斯在整个社会系统的普世意义上提出的三种价值的统一和融合，也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虽然哈贝马斯的工作有助于在一般的意义整合科学中心主义和人本中心主义文化，但在解决官僚制的具体病症方面，却没有什么可以付诸实施的方案。
三、科学精神的文化底蕴
科学是与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科学自身就包含着直接转化为技术的内驱力。因为，整个科学发展史甚至人类社会史都证明了这一点：科学总是不断地转化为技术。官僚制作为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体系，就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结果，是科学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直接体现。但是，科学又总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时候，一旦在科学和技术体系的建构中，放弃了对人的关注，就必然会脱离人类进步的正轨。应当说，哈贝马斯是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看来，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不应忽视了人类社会这个大背景，不应否定人的主体性。具体地说，官僚制作为现代社会统治与管理的技术体系，是“发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预先理解之背景中的。这一背景毫无疑问是作为整体延续的；知识储备中只有行为参与者在特定时间里使用和陈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检验。在由参与者自己所作的环境定义内，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被检验的）陈述部分是由参与者们以对自我更新的环境定义的协调来处理的。”[1]（第1卷P141）这样一来，在官僚制的体系中，首先应当看到的是人的主体地位，如果没有人这个参与者，官僚体系可能连一台休闲中的机器都不如。
既然把视线转向了人，那么就可能逻辑地走向价值合理性。但是，作为韦伯难题的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分立，在哈贝马斯这里也没有得到解决，他虽然试图在近代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整合出交往理性，并通过交往理性来使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融合到一起。但是，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理性认同的话，仅仅在交往理性中又如何能够实现这种融合呢？所谓自由交谈也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恰恰是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生的，即使我们可以把人类的战争等称作为非理性的，但战争的安排，有计划的殖民等等，哪一件不是在理性的支配下进行的呢？所以说，仅仅提出交往理性并不能够从理论上解决分立着的合理性的交融问题，更不用说能够指望在实践上有什么获益了。如果在交谈的意义上来理解交往的话，那么交往则需要有着共同的话语基础，如果文化认同不是普遍的，同一语言也会由于文化内涵的不同而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没有共同的交往语言，又怎么会有共同的交往理性存在？
从实践的角度说，我们并不否认官僚制体系在科学发展历程特定阶段中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科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它的日新月异，所以在特定阶段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存在的永久合理性。事实上，官僚制是建立在近代物理学的思维范式上的，是一种机械模式在社会领域中的反映，随着信息科学的出现，这种机械模式显然已经不再适应。也就是说，科学如果停滞了、僵化了，它就不再是科学。科学只有在不断的创新和范式革命中，才能证明自己是科学的。社会生活及其结构的科学性也是这样，只有在改革和自我更新中，才能永葆其科学性。一个时代的社会领域可能会落后于科学的发展，没有紧紧跟上科学的步伐，没有能够及时地把科学提升为社会建构的文化。但是，这种时差不应太大，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冲突，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成为反人类反社会的因素。比如，核物理学的发展，如果在社会结构上没有得到回应，就会成为灭绝人类的工具，克隆技术的出现，如果在社会的道德生活领域中得不到及时的反映，就会造成无法想象的灾难。当前，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有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和内容与之相适应。
当然，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有什么理由能够证明科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呢？我们认为，如果说以往的科学表现为认识世界，同时，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回应是征服世界；那么，当代的科学则表现为建立新的世界。比如，信息科学就在创立一个与我们一直生活着的世界相对应的另一个世界。在今天，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还是一个“虚拟性的世界”，但它却表现出向真实世界转化的因子。再比如，克隆技术的出现就改变了人类关于生物繁衍问题的科学态度，由认识而转为创造。进一步的提问可能是，如果科学进入到一个全面创造的时代，人类的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呢？
毋庸置疑，当科学处于认识的时代时，无非是以发现自然秩序为基本要义的，这种关于自然秩序或者说规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就表现为对社会运行规律性的强调，即参照自然秩序来确立社会秩序。而科学进入到创造世界的时代时，社会的秩序要求也必然会降到一个次要的地位，随之而来的应当是对人类生活的一切美好形态的积极创造，突出人在一切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更加重视人的思想、意志、道德和信仰等一切价值因素。
就这个进程所展示的历史趋势而言，以往关于科学与价值的对立都将成为历史，科学在其发展中必将走向与文化的重合。因为，人在摹仿自然的时候，是需要排斥人的价值乃至文化的介入的。否则，这种摹仿就会失真，从而背离追求真理的原则。但是，创造世界则完全不同，创造的过程如果没有价值和文化的介入，无异于瞎胡闹。所以，在人类正在走进的那个时代，科学与价值和文化，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恰恰是融为一体的。这样一来，人类社会自我建构中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一切对立，都失去了发生的前提。
即使根据过往现实的理论思考，也证明根据科学的原理构建起来的社会生活并不能够被完全科学化。因为，它一旦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项具体内容，就必然会受到它所在的社会中其他精神文化的影响，而且只有在与其他精神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磨合成一种有价值的社会生活要素。所以说，韦伯笔下的具有目的合理性的官僚制，从来也没有在实践中达到纯粹的地步。从科学的发展史来看，植根于某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信仰和信念对科学发展的作用是最深刻的和最持久的。
近代科学与希伯来和古希腊的西方文明之间有某种“基本”联系。记得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曾揭示过这种联系。他认为，现今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等人。正是他们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科学思想中的自然秩序，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怀特海特别强调，他的意思是指那不可动摇的信仰，即所发生的每一事件的细节都可以按照给一般原理做出例证的完全确定的方式同它的先导联系起来，没有这个信仰，科学家的难以置信的劳动就没有希望。正是这个本能信念，活生生地悬在想象之前，成为研究的动力：相信这里有一个秘密，可以被揭露的秘密。这个信念是怎样被活生生地植人欧洲思想之中的呢？……它一定是来源于中世纪对于上帝理性的坚持，这个上帝被想象为具有耶和华的个人能力以及某位古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个细节都被监督着和命令着：对自然进行探索的结果只能证明忠于理性的正确性。怀特海还进一步申明，他所谈的并不是几个人的明确信仰，而是指从几个世纪的坚信不疑中产生的欧洲思想上的印记，是本能的思想状态而不仅是字面上的教义。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意义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是，迄今为止，科学技术给我们提供的是生活方式，或者说科学技术在改造和重建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作为生活方式的基础的因素，却是由信仰提供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和运行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根据科学的原理来加以建构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如对私人领域中人的天赋权利的信念，对公共领域中权力公共性质的信念，对自由、平等、公正的信念等，才是这个社会中最为基本的方面。所以，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去谈论资本主义，就会有不得要领之感。资本主义精神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科学真理。但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却是必需的，甚至是最为基本的、实质性的因素。而科学技术在这个社会中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即使就科学技术而言，也会看到，科学真理的发现和科学技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是一个问题；人们在科学活动中有没有科学精神，则属于另一个范畴。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它在某种意义上与对宗教的信仰是有相通之处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伟大的科学家能够保留着对宗教的信仰，就是一个不难理解的问题了。对于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来说，他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并不妨碍他对宗教的信仰，恰恰是科学精神在中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是由于他拥有科学精神，而且是坚定的科学精神，才把他引向了宗教信仰。在这里，科学真理与宗教信仰可以实现完善的交融。有了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对官僚制的文化改造是完全可能的。
在人类即将到来的社会中，科学与文化将得到融合，科学精神与文化理性将会整合到统一的社会生活整体中来。人类拥有着统一的文化和价值理念。据此来审视官僚制，就会得出同一的结论，并找到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方向。所以，对于官僚制的一切病症的诊断和救治，都不应当在科学与文化的分立中进行。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官僚制体系自身遵循科学的原则，而把它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交由文化理念去解决。一个拥有同一文化的社会具有高度和谐的基质，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也只有把它所赖以建立的文化整合到治理体系之中来，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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