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的两次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大革命论文,后期论文,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是非，一直是党史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多数学者认为：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简称汉口特别会议）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并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直至大革命的失败。也有学者认为：汉口特别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是1927年4月至7月[1]。笔者认为：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经历了从错误到正确又复错误的两次转折，即汉口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1927年1月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党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陈独秀的思想又转向右倾，并以此指导全党工作，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下面试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看法。
与评价汉口特别会议有关的几个问题
讨论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首先必须对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汉口特别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标志，这已成为党史界多数人的共识，不少学者就这一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笔者赞同这一观点，理由不赘。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汉口特别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不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标志”。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不符合陈独秀当时的思想实际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汉口特别会议时，陈独秀思想的主流是“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陈独秀在这方面有不少言论。1926年夏，他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明确地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2]由此思想出发，他反对中共掌握政权和发展革命武装，指示共产党应以“在野党态度”，“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在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时，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工人派（即我们）虽为此次暴动的先锋，但因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也不很强，依全国的政治环境亦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所以并不幻想此时在上海可以用市民暴动的力量实行平民政权，只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3]分析北伐战争以来陈独秀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认识到他在汉口特别会议所作报告中对资产阶级全面退让是合乎逻辑的。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报告为什么在汉口特别会议上能被与会的大多数同志及共产国际的代表所接受？这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失误密切相关。
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过一系列决议和指示。就目前能见到的而言，均未提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4]。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提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5]。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与谢持、张继谈话时说：“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以用一百年”[6]。当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宣言中的某些条文时，鲍罗廷转达了莫斯科的决定：“国民党作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体现，必须取得政权。”[7]斯大林强调不能越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8]。布哈林也明确地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在某一个阶段，资产阶级是领导力量，这是事实。这个阶段在中国由于社会力量的特殊组合和帝国主义的特殊作用而长得多。类似的言论还可以列举很多。在此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当然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及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他们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就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必然产物。虽然共产国际也曾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力争在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有两个缺陷：第一，它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脱离的所谓政治领导权，即是以共产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去影响国民党，使之更好地进行国民革命；第二，这种领导权要通过国民党来实现，即共产党能否实现领导作用，决定于国民党的态度，受国民党的制约。两个缺陷本质是一个，用鲍罗廷的形象语言说，现在是共产党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候。共产国际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革命，革命的结果将不可能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的。
由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失误，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中共二大的宣言中可以看出“二次革命论”的端倪，中共三大宣言则更明确地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须知，此时的国民党还是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党，说它应立在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其实就是承认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袖。陈独秀1923年撰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两篇文章，明显地打上了共产国际思想的烙印。这期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大退让，共产国际代表不能辞其咎。陈独秀一再反对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的工作，放弃掌握政权和发展武装，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映。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除了他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而外，共产国际理论指导的失误亦是重要原因。就中共全党的认识水平而言，除毛泽东、邓中夏等极少数同志曾对“二次革命论”表示疑义，并初步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外，多数同志还在共产国际错误思想的束缚之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汉口特别会议决议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的集中反映，是共产国际以前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失误的结果，说它基本正确，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1927年春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原因辨析
1926年12月汉口特别会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1927年春全国革命形势却出现了空前高涨。对此，学界有如下两种解释：“1926年12月汉口特别会议时，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确是形成了，但并未能实际开始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1927年初革命形势能够继续发展，“这是因为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贯彻需要有一个过程”[9]。这两种意见表述虽不同，但实质相通，即因为1927年春革命形势高涨，而推导出此时陈独秀右倾路线尚未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或未来得及贯彻执行。笔者对此有两点异议：第一，路线的形成与占统治地位是否可以分割？第二，汉口特别会议决议究竟何时开始在全党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集中统一是党的重要原则，党的路线形成而不贯彻，在党的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尽管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各地都是在党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工作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了。因此，形成与占统治地位是不可能分割的。
汉口特别会议决议究竟何时在全党贯彻执行？是否如有些同志所言，4月以后才对党的工作造成损失？笔者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党的文件及实际工作，得出不同的结论：汉口特别会议结束后，决议在各地立即得到贯彻执行，并对党在上海、湖南、江西等地的工作造成损失。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很快贯彻了汉口特别会议精神，并在《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八号）——最近政局变迁及我们的工作方针》中（1927年1月5日）反映出来。上海区委对当时工作的策略规定：“对于浙江问题，即使党军完全胜利，我们不要参加政府的活动，甚至国民党的工作，我们也要纯全退让。”“千万不要多有幻想与错误的行为，如加入政府委员、及把持国民党等”。对于上海“自治政府的主权”，最好由比较左倾点的资产阶级来担当，并且要使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稍稍妥协一点，以冀各帝国主义的驻沪领事承认我们的自治政府”[10]。这种右倾思想对工作的指导一直延续到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在湖南，湘区区委根据汉口特别会议《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中“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当冲的危险”这一指示[11]，把农民部长由共产党员易礼容换成国民党右派刘岳峙。有些县还实行所谓“洗会运动”，把革命先锋的贫农当作痞子，从农会里洗出去；衡山、湘乡等县的监狱里还关了很多乡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委员长，湖南的农运受到了挫折。
汉口特别会议对江西工作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早在1926年12月2日《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就批评我们的同志占据省党部的位置太多了，要改变这种状况。由于这种右倾退让政策，在1927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上，蒋介石、陈果夫使用了非法的所谓新省党部选举法（按国民党员2/3，共产党员1/3进行选举，最后由国民党中央圈定方法决定之）[12]，致使AB团分子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等把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对此，国民党左派曾提出要反对，我们并未加以援助，左派因此也颇不满我们。事实胜于雄辩，路线形成与占统治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对1927年春革命形势高涨的另一种解释为汉口特别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是1927年4月至7月。换句话说，它是汉口特别会议正确路线的硕果。这显然不符合史实。如前述上海区委为贯彻汉口特别会议决议作出的一号通告中，主张上海自治政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党则非常明确地提出：“C.P.现在正在领导工农群众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取得政权，直接建立民主政府。”[13]在对待政权问题上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能形成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吗？再看汉口特别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只字不提土地问题，且反对共产党包办农民运动，主张农运由国民党左派来领导。1927年3月4日，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土地问题是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反对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必定是反革命。这次代表大会，必定对于各位农友的痛苦，有一个解决的法子。”[14]大会据此明确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张国焘当时是代表中共中央指导鄂区区委工作的，这显然不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会后湖北农运蓬勃发展，在农运发达的各县，“农村政权完全转入农民协会手中，很多县连县署也由县农协（实际）控制。”许多县如“黄冈、阳新、罗田、浠水等县农民都提出了土地要求”[15]。至5月15日，仅两个月时间湖北农民协会会员猛增到220万人，平均每天有2.3万个新会员加入农民协会。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和汉口特别会议决议是南辕北辙的，如果硬说是它指导的结果，显然是自相抵牾的。
1927年春革命形势高涨的真正动因，笔者认为是中共中央克服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
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经历了两次转折
在汉口特别会议召开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争取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总路线，同时制定了相应的革命策略：“支持民族革命路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16]1927年“1月底国际决议全文到了中国”，中央政治局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决定“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实现了党的路线的转变，从错误转向了正确。
汉口特别会议之所以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标志，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其错误的理论指导即“二次革命论”。中共中央在接受共产国际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后所作出的《解释》，指出了汉口特别会议及以前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根源是“二次革命论”，明确了党必须力争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夺取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因此，《解释》的作出，是党的路线从错误转到正确的重要标志。接着，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二月通告和三月通告，在实际工作中全面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
中央二月通告正确规定了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与左派合作，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不是要以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要领导着左派联合前进”，这就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对国民党左派采取尾巴主义的右倾政策。中央二月通告决定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采取进攻政策，指出：“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在列举蒋的九大罪状后指出：“我们当竭力帮助左派，宣传蒋之罪状，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17]并为左派制定了反蒋斗争的七项政纲。1927年春迁都之争的胜利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成功，都是这一正确路线指导的结果。
再如，1927年春全国农民运动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的高涨，是中共中央贯彻了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解决农民问题指示的结果。1927年3月，党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权——上海市民政府，正是党争取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一次积极而有成效的实践。
总之，1927年春党在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出现了最高潮，而这些都是党的正确路线指导的结果。
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纠正汉口特别会议右倾错误、执行正确的路线，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对党纠正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汉口特别会议上是有斗争的。与会的广东区委的同志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湖南区委的同志根据农村大革命的发展趋向，呼吁应当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毛泽东赞成湖南区委的意见，并提请党中央注意：“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使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18]但由于这些主张仅仅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出发，而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来批驳陈独秀的右倾，因而未能被会议所接受。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前途的论述，关于农民问题重要性及注意军事工作等等问题的指示，给中共党内反对陈独秀右倾的同志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在讨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会议上迫使陈独秀认识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正由于党从争取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高度来认识和考虑问题，使得党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产生了一次飞跃，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夺取政权联系起来，从而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放弃领导权的错误思想。
二、鲍罗廷在武汉政府初期基本上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对纠正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鲍罗廷“从广东直到武汉的初期，的确都是在正确的执行国际的指示。当时广东和湖北省委都相当的受到他的影响，而能正确的执行一切策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19]。
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政府初期始终处于指导地位，领导国民党左派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提高党权运动，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对右派妥协退让的政策。他积极支持工农运动，指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改善工人生活，对反革命势力要采取强硬手段，这是国民党当前所要实行的三件大事。
三、党内瞿秋白、毛泽东、吴玉章等同志抵制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了正确的政策。
瞿秋白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在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时公开化的。“国际决议全文到了中国，在中央就引起了一个严重的讨论，发生秋白同志和彭述之的争论。当时秋白同志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他完全接受国际的路线，批评中央过去的路线和国际不合，特别提出土地革命的重要。”他的长篇论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系统地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20]。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了全国农运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农运的正确发展。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资格参加“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委与政府委员之联席会议”，并参与“主持军政大计”，他和林伯渠、董必武、于树德等一起领导国民党左派同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四、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党内同志的批评帮助下接受了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检讨了自己“二次革命论”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并在领导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对无产阶级领导权、争取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及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由于上述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党在1927年初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执行了正确的路线，一时呈现了全国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
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此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又转而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在党史界无分歧，论述从略。下面着重分析党的路线从正确很快又转向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在论述反对党内错误路线斗争所存在的缺点时指出：“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21]反对汉口特别会议陈独秀右倾错误，正是如此。如前所述，纠正汉口特别会议的错误，主要是借助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的东风，迫使陈独秀、彭述之等表面上承认“二次革命论”的错误，但对于错误发生的阶级根源、认识根源并未深究，也没有采取改正错误的具体而有力的措施。当革命形势高涨时，陈独秀认识上曾一度有所改变，一旦形势逆转，他很快又回到了右倾的轨道上去。这是1927年春党的路线从正确很快又转向错误的首要原因。
其次，党没有及时把握蒋介石和革命人民的矛盾转化这一时局发展的中心问题。
1926年11月，蒋介石在占领南昌、九江以后，军事独裁野心日益暴露，并积极寻求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军事上积极部署夺取东南各省。1927年二三月间，则公开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已由革命的同盟者蜕变为革命的敌人，由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和革命人民的矛盾已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当时不论是共产国际、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都未能认清蒋介石的这些本质变化，在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直把他看作是统一路线内部的右翼势力，与之斗争不力。共产国际则一直坚持对其采取利用政策，因而在中共指导下的武汉反蒋运动越到后期越显得软弱无力。对蒋介石公然违抗中央命令，私自任命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上海市政治分会成员，仅以一纸函电斥责作罢，没有也不可能对其采取断然措施，以致养虎遗患，一旦蒋介石进攻即束手无策。
另外，陈独秀右倾思想抬头，是党的路线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陈独秀对自己在汉口特别会议及其以前的右倾错误并未从根本上加以认识，这是他重犯右倾错误的根源所在。此外，陈独秀性格上的一大弱点，是每遇形势逆转时，极易妥协退让。如对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北伐节节胜利时蒋的步步进攻均是如此。蒋介石到上海前，陈独秀对其反动本质是有所认识的，他曾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22]但此话仅过一天，蒋介石即抵达上海。陈独秀软弱妥协的旧病复发，他回避、不与蒋见面，由蒋先云来回传达口述。28日，陈独秀致信罗亦农，大意为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主张，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陈独秀的软弱态度立即影响到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3月30日召开的特委会议上决定“利用黄埔同学联欢会，欢迎蒋校长，一致拥护革命的校长”[23]。蒋介石则趁机紧锣密鼓地布置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使“上海紧张空气为之一变，以为国共没有问题了”，松懈了全党的斗志。上海区委虽然认识到“新右派已经在布置第二个三月二十日”，但在《汪、陈联合宣言》和缓空气的麻痹下，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都未作任何防备，以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上海革命力量遭到惨重损失。4月中旬，汪精卫、陈独秀先后到达武汉，此后陈独秀和汪精卫“亲密合作”，亦步亦趋地追随于汪精卫之后，在全党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状况。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经历了从错误、正确又复错误的两次转折。实事求是地研究这段历史并给予公正的评价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 参见胡庆云：《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何时在全党占统治地位》，《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 《向导》，第172期。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6页。
[4]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6、117、157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553页。
[6]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9页。
[7] 〔俄〕A·N·卡尔图诺娃：《共产主义与东方》，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第206页。
[8]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5页。
[9] 分别见蒋振范、冯永之：《试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宁波师院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3期；魏天柱：《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何时开始统治全党？》，《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
[10]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80页。
[12] 陈果夫：《民国十五、十六年间的一段党史》，《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06页。
[1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8页。
[14] 1927年3月9日汉口《民国日报》。
[15] 〔苏〕А·В·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245页。
[1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57页。
[1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0、122页。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37页。
[19] 《中央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页。
[20] 《中央党史报告选编》，第239、141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2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9页。
[23] 同上，第428、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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