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看日本的战略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日本论文,经济合作论文,区域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4)02-0045-04
2003年10月8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日本也与东盟签订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从表面上看，似乎东盟与周边大国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笔者认为日本东亚区域政策仍未有实质性转变，这种转变是需要战略性突破的。
一、日本的问题源于战略
近年来的日本经济可谓“失去的十年”，对此有“既得利益集团论”、“制度疲劳论”、 “产业滞后论”、“泡沫经济论”等等各种论述，如果加以定性和综合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的问题源于发展战略的滞后，应该说“日本在中长期的基本国策以及实现基本国策的综合战略方面存在着体系性的欠缺”。
二战后，由于制订了一系列适宜的国家战略，日本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已进入了完全意义上的转折点，然而从政府到企业均缺乏战略转变思维，迷恋于眼前的利益和增长，从而造成了资本的过剩流动和资产市场的泡沫式上涨；面对经济所存在的问题，日本未能及时的调整战略、变革体制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宏观决策与应对；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日本政府仍以工业化的、冷战的思维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竞争，因此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症。
当今的世界处于大变革时期，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各种矛盾和合作使之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格局。在这种趋势中，变革和开放、竞争和联合等发展的诸因素必须经过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才能得以平衡协调。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和涵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决定着全球政治、经济的走势及格局，成为各国发展的外部因素，今天的区域化由于北美贸易区的建立和欧盟的扩展较过去的保护性而更具进攻性。从“环太平洋联合构想”到“东亚共同体”，由于日本缺乏长远、可行的区域化战略，从而缺乏平衡各种问题的能力，错失了几次建立“日本经济圈”的良机。
二、东亚区域合作与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
20世纪的后半叶是东亚各国走向国际、不断崛起的时期，从区域整体看，已具备了与美、欧“三足鼎立”的经济实力，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反映了各国经济相互的依存性和区域合作的问题。
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始于20世纪60年代“环太平洋联合构想”的倡导，但鉴于“雁行模式”的战略思维，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持消极态度；20世纪90年代面临日本各种新的发展问题，有学者提出以东亚共同体为基础的发展思路（如森岛通夫），但由于日美安保条约使日本再次拴上了美国的战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试图借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又因美国的反对而作罢，东亚区域合作几经徘徊，已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东亚经济合作的滞后，使日本不能像德国在欧洲经济那样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由此享有巨大利益。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已经对日本提出了挑战，如果不转变其亚洲战略，日本将有可能像英国在欧洲那样被边缘化，而对日本发展至关重要的东亚市场与它国建立的贸易区也将对日本构成极为不利的进入壁垒。
大国间合作的取向与程度是区域性合作的基础，作为目前GDP为“中国＋东盟”两倍的经济强国、作为美国东亚战略桥头堡的日本，其实质性的战略取向和抉择将影响着东亚合作的格局和走势。但是从目前内、外的形势来看，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面临着许多两难的抉择，如果我们对其近来的“构想”、动向加以研究分析，便会发现外界过高地估价了日本政策的调整程度，日本东亚区域政策仍未有实质性转变：(1)“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只是“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的翻版和应付被动局面的急就篇，缺乏实质性的时间安排；而《全面经济伙伴协议》与自由贸易区所内含的区域经济集团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关键问题上小泉不仅出育暧昧，甚至不再像往届首相一样大搞“支票外交”，这表明要日本切实的转变东亚战略，尚存在相当的距离。(2)日本经济长期停滞，改革、调整困难重重，其固有的战略模式使之难以全面、深刻地把握日本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从其国内的调查看，国民对对外经济合作持支持态度的仅占19%，（注：《环球时报》，2002,12,30日）因此日本要真正融入亚洲尚需一个长期的过程。(3)对美战略关系僵化。小泉政府对美国参与东亚事务重要性以及对亚太战略的一再强调，表明美国因素仍然是左右日本东亚政策的关键所在。(4)日本对既得利益集团和落后产业的保护政策依旧。尽管新加坡农业、水产的品种和规模都不会对日本相关产业造成影响，但在“日新协定”中日本仍附加了苛刻的条件，而对中国农产品不合理的制裁、与墨西哥自由贸易谈判的失败，都表明与可能对其产业造成影响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如“三国四方”等区域政策建议）（注：胡鞍刚，“建立中国、中国香港特区、日本、韩国三国四方自由贸易区设想”，《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是不大可能的。
三、不同战略角度的分析
一国的中长期战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取决于其内外的种种要素，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取向在于对自身各种利益的权衡，不能仅从区域发展趋势和模式等外部因素来分析，而必须综合地研究日本的内外因素、政策与战略，研究与之相辅相成的几个战略方面的问题：
1.从日本的产业战略看东亚区域合作
日本靠成功的工业化赶超，曾达到与美国相抗衡的地步，但由于缺乏战略研究和战略调整，在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进程中明显处于劣势，如：日本根据自身特点形成的产业竞争及大藏省的“护送船队”体制，在储备资源紧缺、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却显示出体制上的运营偏颇和“制度疲劳”，长期对欧美的追赶战略和对亚洲的雁行战略，己使日本产业陷于困顿的局面。
目前，日本科技实力、经济规模仍居世界第二，且工业化、信息化硬件基础深厚，但在信息化方面却退居到世界的20余位，这种巨人的反差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的产业状况。客观上，日本已经进入产业过渡期，然而却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战略，如日本2000年的“IT国家战略”要在“5年内信息化方面赶超美国”，这种战略急就篇显示了日本对其软件、体制、人才、市场等多方面差距缺乏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其战略仍未切实地触及日本改革的真正要害——既得利益集团，如：通信部门的垄断等；而日本在信息化产业和信息化普及方面一再落后于被其轻视的韩国是对现实的客观注释。日本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实体，一旦同亚洲各国展开区域合作，不仅将大大推进亚洲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将有利地推进区域内产业的重组与整合、推进金融的合作、加强区域经济安全的协调性，同时会给自己一个极大的发展空间。据推测，仅日新贸易协定在2020年前促进全要素生产条件下的合作，就能使日本GDP提高1.4%。因此，日本目前完全通过自我调节摆脱产业被动的状况是艰难的，已用至极限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末改变日本的经济状况，而东亚经济的合作可以为日本大规模的产业调整找到入口和出口。日本的学者大前研一指出：大力扩大对华贸易并促进日中产业合作，进而推进中日为首的东亚经济合作是21世纪日本走向再生的最佳选择和出路。只有与中国、东盟等国通力合作，才能发挥日本现有的优势，寻求产业信息化更大的平台，而如果日本仍然固守雁行思维，仅仅将东亚和中国作为出口产品的生产基地而不与之发展水平协作关系，将会坐失发展良机。
2.从日本的金融战略看东亚区域合作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不仅仅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和资金实力，还取决于其战略的优劣。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有过“要买断华尔街”的兴盛时期，但是由于未能选择正确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扩张方向，不仅使日本金融状况不断恶化，也使日元国际化进程一再错失良机，处于愈加被动的局面。
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日本陷入了美国的战略圈套，拥有大量美国国债的日本不得不对美国言听计从，以自己的金融恶化成就了美元的信用，日本的金融失策不仅养大了国际投资基金，而且使日本一步步走向了过度积累直至清偿能力的陷阱。
随着日元不断升值，东南亚成为日本保持经济优势的最安全途径，东亚货币和美金的挂钩，既成为日本反通胀的工具也成就了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出口。从这一地区获利颇多的日本，并未像德国那样通过经济优势成就自己的货币区域，而是选择最大限度地从周边国家的出口增长中获得利益。1989年日本的经济泡沫被索罗斯最终捅破后，日本几乎为零的低利率增加了股市和金融市场的低迷；汇率的下调使日元的信用大降，投资者对日元的抛售更使日元一路下滑，虽然增加了日本商品的出口，但却引发了更大的危机。
可以认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又为日元国际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但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由于美国和IMF的反对而战略搁浅，同时日本同亚洲间长期不对称的协作也使之无法实现。
1998年日本提出的“克服亚洲货币危机的新构想”再一次体现出日本既想成就日元圈又不想承担相应责任的战略矛盾：要想建立日元集团，日本必须像德国在欧盟中那样起最终贷款人的作用，失去货币自主权和减少对周边国家的顺差，为保证亚洲邻国的清偿能力而提供相应数量的紧急日元；同时可获得货币的发行利益并降低日本海外企业的汇率风险，促进日本金融改革、提升日元的国际竞争力，而AMF是一种具有极大利益只有极少义务的思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元汇率下降的举动使各国对日元更加失去信心，日元持有率及资金交易量都随之下降，1999年各国外汇储备中，日元只占5.1%，2000年，世界商品交易中日元计价比率比1990年下降了1.4%。（注：张祖国，“日本贸易政策的转变—从否定到利用地区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5期第43页。）从目前亚洲货币合作的可能性看，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又不允许贸易逆差，那么就难以保证日元的流通性并无法扩大其支付能力。因此日本如果不从战略上解决自身的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日元成为亚洲货币的可能空间不大。而建立“亚元”的设想有赖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亚洲各国货币的互换是近期可行的计划，目前东亚各国的外汇储备加起来有7千亿美金，可以保证东亚金融危机“防火墙”的迅速建立，并为亚洲货币基金的建立提供强大的保证。
3.从日本的贸易战略看东亚区域合作
日本自称为“贸易立国”，但是其贸易的主旨是单边的。在发展初期，保持相应的贸易顺差是必要的，然而日本在得到长足发展后，仍然长期追求顺差的偏颇战略使日本陷入了“过度积累”的陷阱，这与其说是“路径依赖”倒不如说是战略的僵化。顺差的过分，意味着日本要超出本国的需求能力大量生产，当贸易环境出现波动和恶化的时候，日本已呈现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作为贸易赢余和美国赤字的代价，日本大量的资金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和有价证券，有力支撑了美元的信用和长期国际资本的地位，使贸易战中所获得的利益又通过金融市场流回了美国的钱袋，并在金融上成为美国的“下属”。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对日本的高额贸易逆差使得东亚各国只能在地区以外的市场才能找到补偿，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中国的发展，这虽然使日本处于投资和经济的优势地位，却使日本无法成为亚洲地区有效需求的源泉；为保证对东亚顺差而精心设计的“两头在外”的企业投资模式在1997年亚洲危机后，不仅“使其对亚洲的出口大幅下降，也使日本各银行对亚洲的贷款面临大笔坏账损失”，“于是各银行纷纷压贷，这一切使得在1997年后半期，日本的设备投资减少2%，1998年1至3月更是下跌了5.1%，这是日本35年来没有过的。产品、设备在内外需求的低迷中库存大量增加，生产也被压缩下来。其结果，1997年的日本经济出现了33年未见的负增长，实际国民生产比1996年减少0.7%，（注：金熙德，“后‘雁行模式’时代的中日关系”，《世界经济和政治》，2002年第8期18页。）这是日本长期经贸战略僵化的必然结果。日元的贬值虽提高了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东亚产品的竞争力，但这种负面影响最终又反作用于日本，使得日本对亚洲的出口更加疲软，日本将不得不更加依靠美欧市场而增加同美欧的贸易摩擦。由于美国的强势，日美要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于日本弊大于利是明显的，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但由于交易成本和制度性障碍而大大制约了贸易的发展，日本对东亚合作的彷徨只能使日本丧失更多的利益并使欧美诸国在对亚洲市场的争夺中取得优势。2001年日本对中国采取了限制农产品进口的措施，表明其贸易政策对政治的从属性，日本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左右，而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却相当于国际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这种对落后产业的保护是与其整体经济利益和其他产业利益相悖的。目前日本处在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时期，需要大规模的产业调整，而这种调整在地区范围内是最好的选择，但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将直接威胁到日本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阻碍日本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经济的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的全球化，面对世界各国市场的融合和交错，日本的战略显示出很大的局限，近年来日本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与其国内市场的开放度有相应的关系，因此，日本经济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的重商主义战略的超越。
4.从日本的政治战略看东亚区域合作
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无法分开的，许多日本学者深感日本形成独立自主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政治大国”的构想，但日本目前的政策则表现出经济与政治、改革发展与亚洲战略的矛盾：首先，日本社会近年来不断涌现极端的战略思潮。一种倾向表现出对美国的过分信赖和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神话；另一种倾向是“自主防卫论”，一提国家战略就是军事保障。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都不宜采取单一视角，更勿论日本所处的地缘结构及经济高度的国际从属性，1992年宫泽内阁就曾提出“亚洲多边安全机构”的设想；“9·11”和巴以冲突更是告诫世人：新的安全观是多元化的，只有通过经济合作、政治对话才能将危险因素降到最低。其次，在日本目前的政策中，日美、日亚关系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国际关系应与在地理上接近的周边国的交流为优先，日本要真正提高在国际上的份量，必须将立足点放在亚洲。在亚洲的地图上，从中东到朝鲜形成了一个不安定的大弧圈，中日与东盟是亚洲的安全区域，这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莫大的保证，因此东亚合作不仅是经济上的合作和稳定，它对东亚的发展乃至于世界格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在战略上对美国的过分的依赖招致经济的混乱，泡沫经济产生和崩溃是八十年代以后日美经济不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的集大成”。（注：宋林飞，“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七个关键问题的探讨”，《当代亚太》，2000年第8期16页。）日本在强调政治大国的同时又强调日美轴心关系是最大的自相矛盾，要做政治大国首先要自主，没有任何强国能容忍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命脉掌握在另一国手中。日本务实派指出：东亚合作是日本真正走向世界大国的最佳途径。
5.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与东亚区域合作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日关系成为日本的战略焦点，“中国威胁论”日上。应该说，日中的战略关系需要新的思维和定位，《中日联合宣言》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将消除矛盾、扩大合作二者有机结合、高度统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邻国间战略关系的确定，既能招致地缘竞争也能带来巨大的合作利益，德国同法国在二战后彻底转变思维，通过经济利益融合，变历史上最大的相互威胁为最大的发展源泉，从而确立了欧盟在世界经济、政治的地位。当今世界，国家利益的观念正在不断变化，市场因素在不断提高，各国在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需要，传统的意识形态集团之争、地缘之争，已被经济竞争、区域竞争、文化竞争所取代，中日作为地区大国，无论从上述三种趋势的任一方面讲，都是互惠互利的关系。中国是倡导区域化合作和多极化的国家，支持多极化也必然支持日本成为其中的一极，而东亚经济合作这一多边机制是中日两国走出局限、相互促进的战略合作之路。
日本所奉行的区域战略的实质仍是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强权，这与东亚联合的初衷及内在逻辑是对立的。而中国与东亚合作的领先对日本会带来以下可能的冲击：(1)由于日本对东盟的出口商品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商品中已出现一部分相互竞争的品种，因此如果中国与东盟实现FTA，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享受零关税，而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仍被课税10%～20%，这必将大大地削弱日本对东盟的出口竞争力。(2)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将其国内的生产据点转移到中国，这又将导致日本国内所谓的“产业空洞化”更为严重。(3)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企业也可将其设在东盟各国的生产据点转移到中国，从而导致东盟各国的“产业空洞化”。(4)可能导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日益扩大，取代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注：求盛，《日本发展神话的崩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版，96页。）
近年来，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1993年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贸易伙伴，2002年中日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金，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失去的十年”使中日两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中日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国的多项指标只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不同的经济水平和资源禀赋使相互间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国的发展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合作机会，世界银行指出：中国加入WTO将给日本带来680亿美元的利益，是除中国以外收益最大的国家。日本贸易振兴会调查显示：日本企业投资目标首选地和海外转移生产首选都是中国”。（注：日，吉川元忠，《金融战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98页。）因此日本应转变陈旧的“雁行”思维，与中国构建共存共荣的模式，以达到双赢的境界。
综上所述，目前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战略并未有根本性转变，由于缺乏宏大、长远而全面的战略指导，降低了日本应有的适应能力；降低了短期和中长期问题的协调能力；面对国内和国际的许多问题产生了一些权宜的做法和错误的应对，日本要走出困境必须改变其区域合作战略。诚如此，日本幸甚，亚洲幸甚。
注释：
⑧冯昭奎，10+3：“走向东亚自由竞争区之路”，《世界经济和政治》2002年第3期21页。
⑨金熙德，“后‘雁行模式’时代的中日关系”，《世界经济和政治》，2002早第8期第18页。
收稿日期：200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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