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其对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文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1—0085—05
一、引言
区域经济间的产业趋同、重复建设、市场分割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种地方政府导演的重复建设在我国历史上一轮又一轮的上演。在上一世纪80和90年代出现的两轮重复建设分别是以家用电器和汽车为代表的，而2000年以来的“第三次重复建设”则主要表现为各地都在争着上一些开发区，很多地方将建设电子信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工程作为自己的战略，而这又为新一轮区域经济的分割埋下了隐患。以码头建设为例，据统计，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共100多个。从江阴至南通60公里岸段，有68个万吨级泊位，平均0.9公里就有一个。沿海港口建设也存在重复建设。上海和苏、浙两省竞相发展集装箱运输，大建港口，许多港口打出了建设成为“东方大港”的口号，争做国际主枢纽港，结果出现了一窝蜂的重复建设现象。如由国家投资、深水泊位最佳的宁波北仑港区，可接纳第五代甚至更大型集装箱船，但因各地重复建设严重，港口设施能力严重过剩，其实际利用率不到10％（柴国荣，2003）。[1]
产业趋同、重复建设、市场分割本质上是地区之间没有进行专业分工，那么市场化改革以来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持续存在？一种较为直观的解释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沈立人、戴园晨（1990）、银温泉、才婉如（2001）等分析了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对中国“诸侯经济”形成的影响，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政包干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激励，各个地区为保护本地的资源、市场和税基而各自为战，为寻求高额利润而过度进入某一行业。[2—3] 白重恩等（2004）发现地方保护的最重要原因是增加税收。[4] 胡向婷、张璐（2005）利用一个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地方政府对本地产业进行保护可以导致产业的雷同。[5] 钟笑寒（2005）也证明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会导致重复建设的出现。[6] 第二种观点是地方政府是出于政绩的考虑而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周黎安（2005）利用Lazenr and Rosen（1981）的锦标赛模型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分析了对地方政府的晋升考核激励机制导致地区间的保护主义与恶性竞争。[7—8] 周黎安（2005）的论文是我国学者第一次通过严格的数理模型，分析政治晋升对地方政府重复建设现象，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Maskin,Qian and Xu（2000）,Li and Zhou（2005）发现，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是影响政治晋升的重要原因。[9—10] 周黎安（2005）认为一个地方政府上一个新项目后，另一个政府也上同一个新项目会对第一个地方政府产生负的外部性，扯其后腿。这样可能会影响其他地方政府的政治晋升，即地方政府存在“打不着鹿也不让鹿吃草”的心理，这导致了重复建设的产生。但是周黎安的模型没有解释的一个问题即：第二个地方政府为什么不另辟蹊径，采取差异化战略战胜对手而偏偏在同一个市场上拼得你死我活呢？另外周黎安（2005）的模型过于抽象化，以至于模型并没有描述地方政府竞争的过程，因此不能很好地描述地方政府竞争的博弈过程。林毅夫、刘培林（2004）提出了第三种理论解释。[11] 他们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分权式改革下的逻辑延伸。为了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增长，必须首先彻底放弃各种形式的赶超行为，并解决传统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和社会负担的问题。另外，张维迎、马捷（1999）从国有企业产权的角度分析了由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领导的权利与责任非对称性而导致的价格低于成本的恶性竞争。[12] 第五种观点是陆铭、陈钊、严冀（2004）提出的，[13] 他们认为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落后地区不加入分工体系可以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因此会出现不分工的局面。
事实上，我国产业趋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代的原因。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需要，我国各地基本建成了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产业趋同。但问题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国各地没有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另一方面，目前许多新兴产业（包括政府形象工程，开发区、CBD等）出现了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的局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你上我也上”现象呢？这种历史产业与新兴产业出现重复建设的原因不同，本文就要分别分析其中的原因。
二、传统产业结构趋同的博弈分析
要想更好地理解我国产业趋同的现实，必须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我国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由来已久，而且日趋严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片面强调小型化、分散化，各地掀起了大办小土群，大力发展“五小业”的浪潮，1958年小高炉发展到60万个，小煤窑10万多个，新铺工业点数以万计。这些企业多数是违背经济布局原则的盲目建设，造成全国性的低水平重复。1970年，毛泽东根据对国际政治环境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要求“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要求各省争取做到煤炭、钢铁、电力、农机、轻工业产品的自给自足。70年代，强调地方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造成各自为战，出现小而全、中而全、大而全和厂办社会的格局。80年代初我国27个省有电视机厂，28个省有洗衣机厂，19个省有电冰箱厂。这样，中国各地基本建成了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产业趋同。
30多年过去了，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得到了部分纠正。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地方政府应当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自己比较优势强的产业，进行省际之间的产业分工。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改革以来，中央与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看到了产业趋同的缺陷，纷纷提出培育自身比较优势，优化产业分工结构的重要性。中央与许多地方政府明确提出了各地要根据自身条件与优势进行产业重新分工，协调发展。但是这种产业趋同现象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报道称，在2005年“两会”上，一位东北的人大代表在谈及振兴大东北过程中出现的“诸侯经济”现象时尖锐地指出：当市场渴望连接在一起也应该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政府官员们却没有坐到一起研究彼此间的协调发展，这种现象不仅在东北存在，在全国也存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种产业趋同现象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呢？
我们认为在政治晋升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很难按照比较优势对传统产业进行分工，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产业分工会出现协调失灵。例如两个地区（i＝1，2）存在禀赋差异，地区1的比较优势是发展传统重化工产业，而地区2的比较优势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假设由于历史的原因，历史上两个地区已经形成了雷同的产业结构。按照比较优势的观点，两个地区可以进行分工协调，各自发展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纠正产业雷同的问题。由于地区1的比较优势是发展重化工产业，因此可以降低技术水平，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地区1这么做既有收益也有成本。通过降低技术水平，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地区1与地区2产业不再雷同，地区l与地区2之间的竞争会缓解，地区1可能会增加利润，而且不会引起失业的增加。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利润的降低，因为低技术水平产业的增加值比较低。同样由于地区2的比较优势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因此可以提高技术水平，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地区2这么做也同样既有收益也有成本。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地区1与地区2产业不再雷同，地区1与地区2之间的竞争会缓解，地区2可能会增加利润，而且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比较高，利润可能增加更多，但这么做的成本是失业的增加。在协调产业分工的时候，地区1与地区2会权衡自己的收益与成本。另外，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时还会考核各地的技术革新指标，因此地方政府在权衡所有收益与成本的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产业分工协调的失灵。
下面我们利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1.基本假设
（1）假设一个国家只有两个地区（i＝1，2），地区的产业完全相同，例如都是重化工产业。地区1的比较优势是发展重化工产业，而地区2的比较优势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2）中央政府对其地区1、2的考核主要依据经济发展状况、技术革新程度以及就业情况。
事实上，地区1仍然发展原有产业，地区2改变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但是变化不大。即地区产业分工出现协调失灵。于是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 在政治晋升竞争的情况下，尽管地区间可以对产业分工进行协调，但是协调效果不明显，会出现地区间传统产业专业化分工的协调失灵。
对于地区1来说，由于降低技术水平，发展重化工产业收益不大。相反，由于政府考核中产业技术水平占很大比重，因此地区1不会降低自己的产业水平。同样地区2如果发展高科技产业，虽然可增加利润，提高技术水平，但是可能会出现失业的增加。因此地区2产业升级的幅度很小，产业分工出现失灵。
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海曾经打算把传统制造业转移到苏、浙两省，但为完成上海经济考核的硬指标，最终还是没有放弃传统制造业。长三角二省一市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给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整合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与此相对应的是珠江三角洲各市均属广东省所辖，因此区域经济融合程度远高于长三角地区（鲍华俊、张彩江，2005）。[14]
三、新兴产业结构趋同的博弈分析
以上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下面我们对新兴产业的结构趋同现象进行分析。
对于许多新兴产业，当一个地方政府发展一个新兴项目时，别的地方会很快模仿跟进，也上相同的项目，这就产生了一哄而上的局面，出现了新兴产业的结构趋同。例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结果各地都上高新技术。以长江三角洲为例，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排在前4位的支柱产业均为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疗工程，趋同率达到70％。而在高新技术领域，长三角地区的“十五”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到35％，纳米材料的达到48％，计算机网络的达到59％，软件产业的高达74％。根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调研，目前，23个省、区、市建有整车生产线，规模小、布局散、自主开发能力差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全国123家整车厂中，产量在5万辆以上的仅18家，绝大多数产量在1万辆以下；全国已建有20多条集成电路生产线，仅东部某市在建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就有13条，但能够赢利的只有2家，但目前仍有十几个省市提出要上这类项目。这些就是典型的新兴产业（或者新型项目）的重复建设。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一哄而上的局面呢？原因可能是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形象工程”建设，大家都争上新项目。先进地方政府搞了一个形象工程，后进地方政府可以模仿先进地方政府也搞一个同样的形象工程。但问题是后进地区为什么即使面临亏损也要上项目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后进地区由于可以模仿先进地区，实现较低的成本，具有后发优势，可能会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战胜对手，实现在政治晋升竞争中的胜利。
经济学关于模仿的分析发现：企业在进行研发时，竞争对手可能会进行模仿，从而盗取研发企业的利润。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分析研发与模仿在国际经济学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Grossman and Helpman，1991）。[15] 一般认为，新技术发明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研发的风险也非常大。如果发展中国家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而模仿可以降低成本，可以降低风险。这样，靠模仿或者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Mansfield等（1982）估计模仿者的平均成本仅为发明者开发成本的65％。[16] 通过模仿，后发者就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发达国家，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所以，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这样就会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事实上王文举、范合君（2005）已证明了模仿的后发优势。[17] 他们分析了存在模仿的信息产品公开度问题，结果发现信息产品生产者中后公开信息者通过模仿信息产品的最先公开者并加上自己的创新，可以赚取比被模仿者更高的利润即后公开者比先公开者有后发优势。利用同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地区间的模仿也会导致新兴产业的重复建设。
例如，地区1首先提出一个新的项目，并上报国家，同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上报国家或者通过媒体宣传可以认为是一种信息公开行动。上报国家或者媒体宣传类似于建立了一个形象工程，可以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可能会对当地官员的政治前途有利，但是这种上报或者宣传活动可能会引起地区2的模仿与跟进。地区2模仿地区1的产业政策，借鉴地区1的发展经验，加上自己的创新，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政策，同地区1在同一市场上进行竞争。由于模仿的成本比较低，模仿者具有后发优势，地区2会比地区1获得更多的利润。① 因此地区2即使是后进者也会上同地区1同样的项目，出现了地区间新兴产业的趋同。即在存在模仿的后发优势以及形象工程的政治竞争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新兴产业的结构趋同。
另外，由于大多投资项目周期较长，重复投资建设的恶果暴露出来以后，其投资风险实际上已经转移到银行或下一届地方政府。这样，即使后进地区的后发优势不明显，也会产生新兴产业的同构。
四、对我国重复建设后果严重性的客观分析
以上我们分析了重复建设的原因，但是如果没有重复，哪有竞争？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思考我国的重复建设的严重性。按照《国际统计年鉴》（1999）提供的数据，美国／德国、美国／法国、德国／法国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分别为0.93、0.95和0.94，其产业同构程度甚至比长三角内部各省市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0.84还高（陈建军，2004）。[18] 事实上，尽管重复建设有许多的缺点，但是重复建设也有一些优点。②[19]
哈佛学派的S-C-P观点就认为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的经济绩效越高。Nickell（1996）发现竞争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0] 王文举、范合君（2006）利用我国37个产业1999－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度的关系，发现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对经济绩效的提高没有显著的影响。[21] 东京大学教授丸川知雄在分析中国电视机工业的发展历程时就曾指出，中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电视机工业是和“重复建设”紧密相关的，重复建设形成了市场竞争，促进了有竞争力的电视机工业的脱颖而出（丸川知雄，1999）。[22]
另外，竞争（或者部分重复建设）也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Qian,Roland and Xu（2006）认为中国的M型管理组织结构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23] 认为组织形式会影响组织的信息结构并影响组织内的协调。在M型组织里，互补的任务被分配在同一单位内。而在U型组织里，相同的任务被分配在一个专业化的单位内。M型组织虽然导致了部分的重复建设，牺牲了部分的规模经济特性，但是M型组织在互补任务的“属性匹配”（Attribute Matching）方面有优势；而U型组织在相似任务的“属性相容”（Attribute Compatibility）方面有优势，它们可以利用U型组织的专业化优势。这些组织形式的不同在创新试验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M型组织在小规模创新试验方面有灵活性，特别是小规模创新试验存在不确定时，M型组织优势更明显。但是当创新试验成功的概率很高时，U型组织更有优势。最后，作者利用中国与前苏联的案例，实证验证了上述结论。Blundell,Criffith,and Van Reenen（1999）也发现竞争能够导致更多的创新。[24] 另外，让各地部分重复建设，进行竞争，可以通过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降低监督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事实上，我们最近30年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建立各级微观单位的激励机制，引入竞争机制，让各微观单位在市场中竞争，发挥他们的能动性。我们最近20年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我们改革开放后引入竞争高度相关。下面我们利用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同构程度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近年来有关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的批评声不绝于耳。大量研究指出，长三角二省一市优势产业基本雷同，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偏高（见表1）。陈建军（2004）通过计算得出2002年上海与浙江、上海与江苏、浙江与江苏间结构相似系数分别为0.7、0.84、0.91。这种产业结构高度趋同化的趋势，引来了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担忧，认为较高的产业同构性将导致长三角地区失去产业布局的“梯次差异”和互补性，增大地区间的竞争内耗，造成各种资源和优势的巨大浪费，不利于地区间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的实现。情况真的这么严重吗？产业同构对促进竞争以及经济增长就没有贡献吗？陈建军（2004）认为产业同构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产业趋同某种程度上可以形成产业集群，使得三地的产业向集聚发展。
下面我们对GDP增长率与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进行回归，我们发现GDP增长率与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在解释变量中包含产业结构相似系数（SC）及其平方项（SC[2]）。我们得到下式：
通过计算，我们知道GDP增长率都是正的。即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对GDP增长率有正的影响，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同构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这可以解释为产业的同构导致了市场竞争的激烈，促使各个企业争相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上，企业更多地注意技术进步、生产管理和新产品的开发，最终导致经济的增长。
五、结论
历史上我国各个省份都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传统产业结构趋同。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结构趋同现象，但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重复建设的原因不同。本文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产业趋同现象进行了分析，避免了以前文献分析的片面性。从政治晋升的角度，用博弈论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对我国地区间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进行经济机理分析，指出在政治晋升的驱动下，传统产业在地区间的分工协调会出现失灵，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很难纠正；新兴产业由于存在模仿的后发优势，各地会一哄而上，导致新兴产业的趋同。但是产业同构也有一些有利的方面，我国的产业同构现象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严重。
收稿日期：2007-09-03
注释：
① 详细证明见王文举、范合君（2005）。
② 卢福财（2000）认为重复建设是导致我国上世纪末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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