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世博会研究的视角_世博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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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0;G25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214(2009)10-0001-04

世博会是人类文明的盛会。从1851年伦敦世博会创办至今,每一届世博会都有一个贯穿世博会整个展示过程的理念体系。从1851年到1933年以前,这一体系是通过展示分类法体现出来的。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放弃了原有的面面俱到的分类体系,探索突出了人类某一领域文明成果的主题体系。此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主题体系和以欧洲为主导的分类体系出现了并存的状况。到1994年6月8日,这种主题本位的体系在国际展览局第115次全体会议上被正式确立下来。分类体系向主题体系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世博会展示体系从重展品、重技术向重文化、重理念的发展过程。本文将聚焦早期世博会分类法对世博会发展的作用、世博会分类法与图书馆分类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上海图书馆在世博申办与筹办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1 分类法对世博会展示体系的作用与影响

博览会源于早期集市,规模大了以后就形成了博览会。博览会需要利用某种分类方式来分配场地、排列展品。

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各国均举办各种类型的博览会来展示工业革命的成就。以法国为例,1798年至1849年期间法国在巴黎举办了11届工业博览会。最初的1798年、1801年和1802年3届博览会规模不大,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分类体系。1806年博览会有了分类,但其组织方式是以区域为基础的。1819年博览会开始放弃这种区域分类法,采用物质或自然分类体系,设立了39个类目。1827年博览会设立了5个大类:化学、机械、物理、经济和杂类。杜邦(Charles Dupin)为1834年和1839年的博览会设计了哲理性较强的分类法,该分类法分为九大类:即食物的、卫生的、服装的、居住的、运输的、敏感的、知识的、预备的和社会的九大类目,这些大类基于“工艺与人”的关系。1844年博览会分类法改变了过于抽象的分类方法,将哲理性和应用性结合起来,设立了7个大类:机织、矿产、数学、化学、美术、陶瓷和杂类。1849年博览会基本上是以该分类法为基础的。[1]由此可见,早期巴黎博览会分类体系是从地理分类逐步向类型分类,再向学科分类发展的,后期更有了人文因素。

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开始,不仅每届世博会都有分类表,而且分类表更加突出展示的主题思想。如1851年普赖费尔(L.Playfair)设计的由“原材料、机器、制造和艺术”四大类组成的分类表体现“制造与艺术”的思想、1867年巴黎世博会普雷(F.Le Play)设计的由十大类组成的分类表体现“人与产业”的关系等。

世博会反映的是全球时代关注。正如美国前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所说,“世博会见证着时代的进步,记录下世界的进步历程。它激发了人类的活力、进取心和智慧,促进人类的聪明才智的发展”。[2]历届世博会分类法可以看到这种关注的演变过程。

早期世博会关注的重心在于工业与艺术的结合上。在当时欧洲,世博会是体现国家实力的一种表现方式,看一个国家发达与否,主要看制造业和艺术的卓越程度,两者相辅相成,一方卓越必然会影响另一方。因此,世博会在创立之初,特别强调工业与艺术的结合。如1851年世博会的分类法中,艺术就已经成为展示体系的四大部分之一。1862年,伦敦世博会官方标题就是“伦敦国际工业与艺术博览会”。1867年巴黎世博会也展示了从石器时代到1800年的人类进化史,并把艺术放在分类体系中的第一大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艺术馆一直是世博会园区中比较醒目的展馆。

19世纪中下叶在欧美兴起的大众教育革命浪潮反映到世博会中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教育作为26类中最后一大类;1876年费城世博会教育与科学作为7个大类之一;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文科馆,首次专门展出初级教育;1900年巴黎世博会分类体系为18个大类,121个小类。首次将教育与教学列为第一大类,艺术为第二大类;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制定了16类的新分类体系,把教育、艺术、文科和应用科学放在首位。从这些分类法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在历届世博会展示体系中的分量。

20世纪是科学技术的世纪。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世纪的进步”的主题就是基于科学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的理念之上的。1939年纽约世博会的主题“创建明天的世界”突出了科学的主题。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的主题是“进步与人类”,该世博会将原子球置于园区的中心,突出了科技的力量。但战后历届世博会在突出科技作用的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更加珍视和平的强烈愿望,因此更加聚焦科技与人之间的关系。如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以“宇航时代的人”为主题,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主题为“人类与世界”,把主题进而划分成若干副主题,即人类—探索者、人类—生产者、人类—创造者、人类—社区、人类—自身健康、人类—供给者等,“以人为本”置于重要的位置。加洛潘(Marcel Galopin)在《20世纪世界博览会与国际展览局》序言中的一段话令人深思:“我们正在努力寻找答案:世博会为什么会在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上成为人类谅解和博爱的最宝贵时刻之一。”[3]

从1962年卡尔森(Rachel Carson)发表《寂静的春天》以后,人类进入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人们针对工业化、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对科技的滥用以及对环境的破坏进行反思,开始关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1974年美国在斯波坎举办名为“国际环境博览会”的世博会,第一次明确以环境为主题。从1992年联合国颁布《21世纪议程》以来,1998年里斯本世博会、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2005年爱知世博会、2008年萨拉戈萨世博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实际上都延续了“可持续发展”这条主线。

美国知名世博学者莱德尔(Robert Rydell)对早期世博会的分类体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世博会分类法是博览会主办者对世界史的最大贡献之一,它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是如何认识世界的,而且确定了如何把这个世界展现出来。”[4]我们从早期世博会的展示分类法可以清晰地理出整个世博会展示思想和全球关注重心演变的一条主线。

2 世博会分类法与图书馆分类法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认为,杜威十进分类法是在世博会分类法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起因是1876年费城世博会布莱克(W.P.Blake)设计的分类法。布莱克的这一分类法是在吸取伦敦世博会思想性强、巴黎世博会实用性强的长处的基础上推出的由七大类组成的分类法,该分类法在世博会以及分类史上都具有较重要的地位。布莱克尝试根据物质加工顺序,用10进位数字注明展品的类目,分类体系设七大类、340个小类。这种分类法使根据新行业的涌现或者技术创新而增加展品类别成为可能,如2是制造类,206—216代表“瓷器”,4是艺术类,410—419代表“绘画”等。吉布提(Bruno Giberti)专门就布莱克的分类体系撰写过一篇博士论文。[1]

围绕杜威十进分类法是否源自费城世博会布莱克分类法的问题,在图书馆界引起过不小的争论。

杜威曾经在阿默斯特学院念书并担任图书馆助理馆员。他于1873年5月8日发表了十进分类法大纲,由此奠定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地位。《杜威十进分类法》至今已经出版了23版,全世界有20多万个图书馆使用该分类法。但是马斯(J.Maass)认为,杜威拷贝了布莱克的十进编码法,理由是布莱克于1872年5月25日就向世博会组织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达42页的分类表,然后散发到了全国各地,并“有可能也发到了阿默斯特学院”。而卡马罗弥(J.Camaromi)认为杜威很可能吸取了哈利斯(W.T.Harris)和J.施瓦兹(J.Schwartz)的分类方法,因为他们都使用了数字标记法。卡马罗弥认为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受到了1856年舒特里夫(N.Shurtleff)设计的曾用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排架和管理的十进法》(A Decimal System for the Arran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Libraries)的影响,并说杜威欣赏舒特里夫的做法,但批评他把重心过于放在十进数字上而忽略了内容。[5]

从分类大纲提交的时间来看,是布莱克首先推出了十进分类法,而从分类体系正式发布的时间来看,杜威则早于布莱克3年。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谁首先创立了十进分类法。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等级列举式分类法(enumerative classification)和十进制或小数制古代早已有之,但两者之结合还是20世纪中下叶才出现的。笔者认为,布莱克和杜威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标记体系对分类法的现代发展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

3 上海图书馆世博研究团队对办博的贡献

上海图书馆曾经为申办世博会做出过重要贡献。以前人们都以为中国最早参与世博会的是清末的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王韬于1867年参观了巴黎世博会并在《漫游随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后来经过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从中外文资料中证实,中国于1851年就参与了伦敦世博会,这一发现将中国参与世博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16年。当国际展览局于2002年12月3日宣布中国获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权后的一个月,上海图书馆于2003年1月成立了世博信息中心和阅览室。从此,上海图书馆的一支世博研究团队开始活跃于世博筹办和研究之中。他们不仅收集世博文献,建立世博网站,编辑世博简报,出版世博丛书,提供世博内参,组织世博讲座,而且还开展世博研究,参与世博项目,为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和筹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海图书馆研究团队充分利用自己的图书馆学知识背景的优势,参与了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以世博会分类法为切入点,通过对每一届世博会的分类法、主题概念体系的深入分析综合,为世博会庞大而复杂的体系理出了一条清晰的主线,并提炼出一套由“进步、创新、交流”三个关键词组成的世博会核心价值体系。世博会核心价值体系有三层含义:“进步”是世博精神和理念的集中体现,并成为贯穿世博会全部历史并指导未来发展的主线;“创新”反映了世博会的追求;“交流”强调了世博会作为场所而存在的价值。该体系反映了世博会这一特定活动形式的指导思想以及区别于其他博览会的特性,体现了世博会组织机构、主办方以及参与方在发展中所形成的共同意识。该团队出版了《世博会主题演绎》《世博文化解读》等专著和文章,对世博会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

信息是各类机构或组织的基本财富,也是决策或运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信息的获取能力影响并决定着机构或组织的能量。知识经济的发展必然对汇聚信息资源的图书馆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今天的图书馆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品牌形象,紧密结合国家或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中心的社会职能。上海图书馆的世博实践表明,图书馆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信息资源为社会提供各类咨询和智慧,而且可以积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参与社会的各类研究和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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