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党的社会政策偏好：传统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传统论文,政策论文,社会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西欧福利国家左翼政党的社会政策偏好开始发生转变，从福利扩张转向福利削减或福利调整。政党行为的变化引起了社会政策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以及各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削弱了左右翼政党在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差异，政党的福利政策逐渐趋同。①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便在福利削减的时期，左翼和右翼依然是影响福利制度安排的关键性变量。②这些研究考察了政党和社会政策的关系，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党与福利削减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它们主要关注的是福利国家的产出，也就是政府的规划或政策的变化，例如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社会服务，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角度，也就是福利国家的结果，即政策是否缩小了不平等，对福利的领取者而言是否意味着更大的公平。③对传统上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左翼政党来说，这一视角更有意义。其次，现有研究往往通过不同的指标来衡量福利国家的扩张或削减，但并没有解释政党和福利调整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和国际环境，左右翼政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政策实践，如何解释政党社会政策的传统和变迁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法国社会党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偏好变迁的研究，本文试图提供理解政党和福利改革关系的一个新视角，来分析影响左翼政党福利改革政策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欧洲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风险群体，例如移民、妇女、青年和老人等群体，他们在需求、目标和资源能力上都和以往福利制度的主要受益人产业工人存在差异。随着新社会风险群体的出现，工人阶级围绕就业市场出现了分化，即分裂成有稳定就业的工人(局内人)和没有固定就业的工人(局外人)，这使左翼政党在维持原有社会政策偏好，即产业工人的利益的同时，也要满足新的社会风险群体的社会保障需求，这客观上促成了政党在价值取向、政策制定和目标群体上的转型。④
基于此，本文认为新社会风险及其引发的福利制度“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是理解左翼政党的福利政策的一个更有益的视角。文章试图从四方面展开：第一部分介绍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偏好转变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绍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的理念变迁；第三部分分析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实践的变化；第四部分分析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的结果及面临的挑战。
一 从传统政治向新政治的转变
就西欧各国的社会政策而言，传统政治向新政治转变起因于新社会风险群体的出现。二战后在西欧各国的福利制度中，产业工人是主要的福利获得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和失业保险、家庭福利等都是围绕产业工人在就业市场中的需求逐步建立起来的，而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的社会福利要么依附于产业工人，要么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风险结构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收入不平衡和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意味着失业增多，劳动力的就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和免于贫困；家庭不稳定和单亲父母增多使家庭发生贫困的风险增大；此外，大批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面临如何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新问题。这些现象被西方学者统称为“新社会风险”(New Social Risks)，它们所针对的社会群体不是传统的产业工人，而是青年、妇女和低技能工人等“新社会风险群体”。⑤
应对这些新的社会风险而形成的政策和政治与二战后的福利政策和政治存在很大差异。在以前，阶级联盟被认为是推进社会福利的主要动力，面临相近社会风险的产业工人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满足需求；在新政治中，劳动力的同质性减小，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风险和权力资源，难以通过和以前一样的阶级动员来影响社会政策。这两种政治不但存在不同的阶级结盟，还意味着不同的政策手段。战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主要是通过扩大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增加劳动力的非商品化程度(个人或家庭在不参与市场的情况下由社会支持所能获得的生活水平)，减少劳动力对市场的依赖；相反，当前的主要政策则是通过培训和再就业，鼓励劳动力重新返回劳动力市场，是从“非商品化”向“再商品化”的运动过程。⑥与此相关，以往认为左翼政党和工会的力量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力，现在左翼力量和福利扩张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原来用于解释政党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权力资源理论也面临新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正处于这样的转型时期。二战结束后，法国的经济以5.2％的年增长速度发展，维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不过，从1973年起，法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逐渐上升，1974年失业率为2.8％，1981年为7.4％，1985年达10-13％，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当时，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赤字日益增大，平衡社会保障收支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加剧，法国企业面临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压力，这意味着用削减劳动力的非工资支出或裁员来减少劳动力成本，而这必然会损害社会党的核心原则——社会团结和公平。此外，在欧洲化运动的推动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给法国带来了缩减社会福利支出的压力。密特朗在1983年的一次讲话中表达了这种困境：“我在建设欧洲和带来社会正义这两个愿望之间进退两难：要实现前者，欧洲货币体系是必需的，但是它会限制我实现后者的能力。”⑦
因此，摆在社会党面前的困境，一边是价值观念和选民的利益，一边是经济效率和财政赤字。在经济衰退和效率优先的新环境下，传统政策手段已经不再起作用，社会党必须调整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来弥合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二 法国社会党的理念变迁
伯尔曼指出，“政党理念是党员在日常行动和解决问题中的指导原则”。⑧政党理念对党员行为和政党的目标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在法国社会党的发展史上，社会党也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政党学说和政党纲领，社会党的政党理念几经变迁。1905年，法国社会党的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成立，它融合了两股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即反对任何可能延长资本主义措施的激进派和认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不通过革命的方式获得的改良派。1922年，持激进主义立场的一派在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分离出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党提出了很多社会福利的立法议案，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制、移民管理、根据生活水平自动调整工人工资，以及建立低收入者的住房和制定租金增长制度等，并在法国二战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尽管社会党自成立之初就带有改良的色彩，承认社会福利在工人生活条件改善中的积极作用，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国社会党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在1946年的纲领中，社会党宣布自己是一个革命党。在1949年的党代会上，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Guy Mollet)表示，参与政府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情境问题。在1962年社会党的政党纲领中，社会党继续将自己称为一个革命性的政党，拒绝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即建党的基本原则。居伊·摩勒指出，“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的核心概念仍然是有效的……没有必要进行修改，我们不是改良主义。”⑨
以1972年埃皮内大会为标志，社会党逐渐弱化革命主义语调，强调党的改良性。埃皮内大会表明社会党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大会文件和以后社会党的纲领中都小心地回避了马克思主义的措辞。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党越来越将重点放在总统竞选上，更加公开地倾向改良主义。社会党放弃了自身的阶级定位，树立“全民党”的形象。1981年社会党选举胜利后，密特朗列出了很多革命主义的改革措施，表明社会党试图解决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愿望。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冲击和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密特朗逐渐放弃了这些计划，走向了改良主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加剧，福利国家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盛行，在社会党内部引发了一场“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意识形态大讨论，社会党的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1991年，社会党在《法国和社会主义的新视角》的文件中，对党的思想进行了重新定义，承认社会的变化(例如工人阶级力量下降和白领工人增加)以及经济的变化(例如技术革新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低等)意味着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已经不再有重要意义。文件用自由、平等、宽容、团结和责任等共和主义价值观对社会党进行了重新定义，用社会妥协取代了阶级斗争，宣布社会党与资本主义是融合而不是分裂关系，并信奉以混合经济为基础的社会。⑩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若斯潘的领导下，法国社会党的人道主义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若斯潘把自由、男女平等与尊严、福利、责任和团结一致作为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通过强调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来显示法国社会党作为左翼政党的身份。(11)他还强调，改良主义已经完全取代了革命和生产方式的集体化，国家应该在财富再分配和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为反对各种不平等而斗争，寻求建立一个更人道的社会。此后社会党基本坚持了若斯潘的社会主义设想，强调社会党的共和价值观，承诺以平等为目标来确保对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
法国社会党政党理念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党根据社会经济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务实主义来体现社会民主主义的做法。这种实用主义不仅体现在社会党的意识形态调整上，也表现在社会党的社会政策实践中。
三 法国社会党执政下的社会政策实践变迁
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党的社会政策实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1年密特朗当选总统到1993年以巴拉迪尔为首的右翼联盟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第二阶段从1997年若斯潘出任总理到2002年总统大选失利。在第一阶段，社会党的社会政策主要包括提前退休计划、设立最低收入保障(Revenu Minimum d' Insertion，RMI)和普遍社会捐(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CSG)；在第二阶段，社会党的社会政策主要包括扩大普遍性的社会福利项目、削减医疗和养老福利支出以及设立35小时工作制，试图走一条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削减，又不同于老社会党福利扩张的新左翼路线。
1981年竞选期间，密特朗承诺要对法国社会进行改革并与资本主义决裂，实现社会党在人民阵线和解放时期没有实现的愿望。密特朗提出了110个改革议案，包括改善社会住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福利、妇女同工同酬、家庭福利、医疗保障、增加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间、提前退休、教育和培训以及机会公平。社会党上台后，强调社会政策在改革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希望通过社会政策来改变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提供工人权利和公民权、降低经济不平等。
不过，面对严峻的就业局面和加剧的财政赤字，社会党意识到既要兑现竞选的承诺，保护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同时又不能给经济带来负担。据此，提前退休计划成为社会党的首选方案，社会党认为，提前退休的人可以为他人提供工作机会而不会对经济造成损失。此外，政府还大幅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增加对家庭和弱势群体的津贴，将最低工资提高了10.6％，养老金提高了7％，到1983年，最低工资增长了25％，住房补助也增长了25％。(12)
尽管社会党实施了很多向中下层倾斜的政策，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依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因此，社会党逐渐开始关注青年和其他失业者等就业领域“局外人”的社会需求，加强对现有社会保障体制没有覆盖到的社会群体的社会救助。其中有两项政策值得关注：第一是1988年社会党政府提议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该议案建议对25岁以上的失业者提供最低收入，但是福利领取者要接受工作培训或重新回到就业市场，以缓解社会排斥问题。最低收入保障对所有失业者开放，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而且由税收来提供经费；第二是1991年社会党提议的普遍社会捐，即对包括工资在内的所有收入征收1.1％的税，税收收入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所需支出。在这两项社会政策中，社会福利项目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或中央政府管理，资金通过税收支付，与以往由社会合作伙伴(工会和雇主协会)共同管理的社会保险存在很大的区别，这标志着社会党在协调就业者和失业者的关系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1997年若斯潘上台后，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老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的新左翼，一方面强调国家在社会团结中的作用，认为“国家是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境遇不佳的人服务的，它主要是以这样的身份保证民族团结”；另一方面全面地看待市场经济的优点和局限性，提出了“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主张。(13)在社会政策上，深化了密特朗时期开始推广的普遍性福利制度，进一步扩大福利制度对就业领域的“局外人”的覆盖，并且部分接受工作福利(welfare for work)理念，走一条协调社会公平与经济效能、社会进步与财政削减的道路。
首先，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1997年，若斯潘政府颁布了一个资助青年人就业的项目(Nouveaux Services Emplois Jeunes，NSEJ)，对18-30岁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提供援助，为青年人提供为期5年的就业，国家支付80％的最低工资和所有的社会保险缴费，20％的最低工资由雇主负担。1998年，若斯潘政府提出了反社会排斥的新法案，将最低收入保障的范围扩大，所有长期失业者都有获得资助的权利。该法案建议为青年人提供长达18个月的培训，到公司实习或接受教育以获得必需的职业资格，还建议扩大现有就业资助项目对长期失业者、残疾人和贫困人群的覆盖。
其次，扩大普遍社会捐的作用。1998年，若斯潘政府将普遍社会捐的税率从3.4％提高到7.5％，并逐步增加普遍社会捐在医疗保险费中的使用比重；得益于这一措施，法国工人的医疗保险缴费从收入的5.5％降低到0.75％。这项措施削弱了医疗保险以职业为基础的性质，扩大了医疗保险的普遍性，缩小了就业者和非就业者之间的差距。
再次，积极推进医疗保险的改革，支持医疗保险普遍化，使低收入人群可以免费享受医疗保险。2000年1月，法国政府实行了普遍医疗保险(couverture maladie universelle，CMU)，除了为全体合法居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险以外，还对月收入低于3500法郎的人提供免费补充保险，进一步扩大了医疗保险对无固定职业和移民等群体的覆盖。
最后，若斯潘政府决定将每周工作时间从39小时缩短到35小时，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1998年6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奥布里法》(Lois Aubry)，确立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政府对与工会签订缩短工作时间协定的企业给予补贴，企业雇用最低工资工人将得到每人每年2.15万法郎的补贴，雇用工资为最低工资1.8倍的工人将获得每人每年4000法郎的补贴，以鼓励企业雇用缺乏就业经验的劳动力。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列举的不完全统计数字，从1997年至2001年，35小时工作制政策的实施使除农业以外的私营部门增加了30万个就业岗位，占这一时期所创造的工作岗位总数的18％。(14)
通过增加青年人的就业机会、提高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加强普遍性社会福利项目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法国社会党试图缩小就业领域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差距，实现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主义理念。若斯潘的政策显示了法国社会党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把实用主义政策与社会党纲领中的远景目标结合起来的努力。
四 法国社会党社会政策的影响
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一直被认为是“一动不动”的法国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渐进的变化：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险作用减弱，以公民权为基础的普遍的社会福利色彩加深。(15)那么，这是否实现了社会党“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更加人道的社会”(16)的目标？
对此，美国学者约翰·利维(John Levy)持较乐观的看法，他指出，“这些措施使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变成了其优越之处：对穷人进行重新分配而不增加财政支出，提高经济的效能但不降低对真正需要的人的福利”。(17)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法国社会保障制度蕴藏着危机，因为这些措施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社会公平，而是造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以劳动力市场“局外人”为代价维护劳动力市场“局内人”的利益，加剧了法国社会的不平等。(18)
社会保障制度二元化(dualizing)是帕里耶(Bruno Palier)等学者描述欧洲大陆福利国家近二十年来的改革趋势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就业稳定、有较好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局内人”和长期失业、生产率低下和缺少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局外人”的区分的二元化结构。(19)用戈德索普(Goldthorpe)的话说：“社会变革不一定意味着对有组织的利益进行直接和全面的攻击，而是仅仅扩大一部分经济领域，在其中可以更自由地发挥市场力量、权威与控制的作用，以弥补其余地方的僵化和停滞。”(20)就法国而言，社会党执政期间的政策和做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保障的二元化。
首先，社会党实施的提前退休计划不但代价昂贵，而且带来了极端负面的效果。早退计划成了退休人员的“金色保护伞”，因为他们可以获得全部的养老金，由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早退的行列。到1984年，法国的早退人员达到70万，为此政府要为每一个退休的人员支付100万法郎，(21)使本来就债台高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堪重负，迫使社会党政府20世纪80年代末放弃了这一计划。早退计划还降低了法国劳动力的就业参与率，1985年，法国55-59岁的男性劳动力的就业率只有67.8％，同一时期美国为80.1％，德国为78％。到2002年，法国60岁以上和30岁以下的男性劳动力的就业率为37％，远远低于西欧其他国家。(22)更为严重的是，老年工人的早退很少为青年人提供就业机会，因为出于效率的考虑，企业通常用更高水平的科技设备和更高生产率的工人来代替早退的工人，或者将大部分低生产率的工作外包给兼职工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常规就业领域以外，出现了一个低工资、低生产率和低社会保护的次级就业领域(secondary labor market)。
其次，社会党的就业保护政策加剧了社会保障的二元化。作为左翼政党，社会党支持通过严格的就业保护立法来降低工人面对市场的风险。在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党实行了严格的就业保护政策，不允许企业以提高效率为名损害现有劳动力的利益。1988年密特朗连任后，社会党政府废除了1986-1988年希拉克政府放松解雇工人要求的规定，加强了政府对企业裁员的干预。不过，社会党政府并没有取消希拉克政府允许企业使用固定期限、临时和兼职合同员工的规定，使这些“非常规”的工作迅速上升。到1990年代末，法国劳动力市场中80％的新增工作都属此类，占法国劳动力的25％和妇女和青年雇员的33％。(23)
最后，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固有的结构扩大了劳动力市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利益差距。二战后建立的法国社会保障体系由两种不同的制度构成，即社会合作伙伴共同管理的社会保险和由国家管理的社会救助。20世纪80年代以来，密特朗和若斯潘都通过扩大社会救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的问题，逐渐地在国家和社会合作伙伴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责任划分：青年、长期失业者、老人和低技能工人等劳动力市场的“局外人”的社会保护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而各种有稳定工作和社会保险的劳动力市场“局内人”都由社会合作伙伴来管理。(24)
在这样的结构下，局外人缺少局内人享有的足够的权力资源，他们的福利更容易受到国家的干预和削减。博诺里(Giuliano Bonoli)对失业保险和最低收入保障的比较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者在逐渐增长而后者变化很小。(25)与此相关，传统产业工人由于有工会等社会组织的保护，左翼政府很难削减对他们的社会支出。1999年，若斯潘提议削减300亿法郎的医疗福利支出，使公共医疗机构实行与私有医疗机构相同的预算制度，遭到工会的坚决抵制，结果不但没有削减，反而在未来三年对公共部门追加100亿法郎。(26)同样，在公共部门的养老金领域，由于工会的反对和意见分歧太大，若斯潘在提出几项议案后也将养老金的改革搁置起来，直到2003年右翼的拉法兰政府重新启动改革。
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就像一道看不见的屏障，阻碍了两个群体的融合。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法国的雇主协会和工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失业保险不应该仅仅提供收入补贴，而且应该鼓励人们重新寻找工作，政府为每个失业者提供个性化的求职服务。这项制度背后的逻辑是，随着失业保险和求职挂钩，法国国家职业介绍所(ANPE)将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失业人员，求职者的身份差别将会消失。但事实上，法国工商业就业联合会(UNEDIC)的培训项目仅仅对有保险的人提供，而其他人只能继续依靠政府提供的项目，由此可见，求职者的身份依然是影响社会福利分配的一个主要原则。(27)
因此，尽管法国社会党在促进劳动力进入市场的举措力度不小，可是失业率依然高居不下。从1985年到2000年，法国用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失业者重返就业)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0.66％上升到1.31％，增长了一倍多，但同一时期失业率一直在9％左右居高不下(见表1)。
因此，更为客观地说，当前法国的福利制度与其说是“平等”的，不如说是实现了某种“平衡”，即“局内人”和“局外人”、权威和自由、国家和市场的平衡，换句话说，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不过，当这些劳动力市场的“局外人”越来越多地感到自己的需求被社会党政府的政策忽略时，他们很容易倒向极端排外和鼓吹狭隘民族利益的反体制势力，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2002年，社会党的候选人若斯潘在总统大选中历史性地未能进入第二轮投票，而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勒庞取而代之进入了第二轮竞选，这不仅给法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惊，而且也为社会党反思近二十年来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敲响了警钟。
五 结束语
通过对法国社会党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劳动者的分化是影响左翼政党社会政策的重要变量。作为欧洲的主要执政党之一，左翼政党既要考虑核心选民的需要，也不能忽视新出现的社会群体的需求。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曾这样描述左翼政党的困境：“社会民主党面临保持对传统的工人阶级事业的忠诚和维护新的社会失利者阶层的利益二者之间的张力。传统工人享有的特权和保护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紧张，这些特权和保护既是以往工人运动的成果，也给新的‘局外人’融入社会带来了阻碍。”(28)如果说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曾经是欧洲福利制度的建设者，那么到21世纪的今天，如果社会民主党不能协调新政治和老政治之间的关系，意识到就业领域内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分野，那么现实也许将离欧洲左翼政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越来越远。
注释：
①Evelyne Huber and John Stephens,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s:Parties and Politics in Global Marke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Paul Pierson ed.,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Francis G.Castles,"Developing New Measures of Welfare State Change and Reform",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1,2002,pp.613-641.
②James P.Allan and Lyle Scruggs,"Political Partisanship and Welfare State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8,No.3，July 2004,pp.496-512; Walter Korpi and Joakim Palme,"New Politics and Class Politics in the Context of Austerity and Globalization:Welfare State Regress in 18 Countries:1975-95",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7,No.3,2003,pp.425-446.
③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More Than Date Ques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in Jochen Clasen and Nico A.Siegel eds.,Investigation Welfare State Change:The "Dependent Variable Proble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Massachuset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7,pp.13-22.
④有关局内人和局外人模式的详细介绍可参见David Rueda,Social Democracy Inside Out:Partisanship and Labor Market Policy in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⑤Giuliano Bonoli,"The Politics of New Social Risks and Polic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RC 19 Meeting in Paris,2-4 September 2004; Peter Taylor-Gooby,New Risks,New Welfa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⑥[丹]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371页。
⑦Timothy B.Smith,France in Crisis:Welfare,Inequality,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98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89.
⑧Katherine A.R.Opello,Gender Quotas,Parity Reform,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France,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06,pp.21-22.
⑨Katherine A.R.Opello,Gender Quotas,Parity Reform,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France,p.42.
⑩Ibid..
(11)吴国庆：“法国执政党关于财富再分配与社会和谐的举措”，李慎明主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245页。
(12)Timothy B.Smith,France in Crisis:Welfare,Inequality,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980,p.99.
(13)殷叙彝：“法国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革新的贡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第20页。
(14)法国驻华使馆网站：http://www.ambafrance-cn.org/article1373，1373.html.
(15)有关法国社会保障制度转型的论述可参见Bruno Palier,"'Defrosting' the French Welfare Stat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3,No.2,April 2000,pp.113-136；Daniel Béland and Randall Hansen,"Reforming the French Welfare State:Solidarity,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Three Crises of Citizenship",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3,No.1,January 2000,pp.47-64.
(16)法国社会党：《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1999年10月，转引自吴国庆：“法国执政党关于财富再分配与社会和谐的举措”，李慎明主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245页。
(17)Jonah Levy,"Vice into Virtue? Progressive Politics and Welfare Reform in Continental Europe",Politics and Society,Vol.27,No.2,June 1999,pp.239-273.
(18)参见B.Jobert,"Democracy and Social Politics:The Example of France",in J.S.Ambler ed.,The French Welfare Stat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Timothy B.Smith,op.cit。
(19)Bruno Palier and Kathleen Thelen,"Dualizing CMEs:Flexibility and Change in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Paper presented at RC 19,Stockholm,September 2008.
(20)John H.Goldthorpe,"The End of Convergence”,in John H.Goldthorpe ed.,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329.
(21)Jonah Levy,"Redeploying the State:Liberal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France",in Wolfgang Streeck and Kathleen Thelen eds.,Beyond Continuity: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07.
(22)Timothy B.Smith,op.cit.,p.113.
(23)Bruno Palier and Kathleen Thelen,op.cit.
(24)Anne Daguerre,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tics and Welfare Politics and Welfre Reform:Europe and the U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25)具体数字可参见Anne Daguerre,op.cit.,pp.110-111.
(26)Jonah Levy,"Redeploying the State:Liberal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France",in Wolfgang Streeck and Kathleen Thelen eds.,Beyond Continuity: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73.
(27)Anne Daguerre,op.cit.,pp.116-117.
(28)Gosta Esping-Andersen,"Politics Without Class:Postindustrial Cleaves in Europe and America",in Herbert Kitschelt 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10,cited from David Rueda,op.cit.,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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