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行的作家”：市长李劼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窘论文,市长论文,角色论文,作家论文,李劼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劼人(1891—1962)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他在1949年前曾短期任机关小职员 ，做过报刊主编、大学教授，办过小饭店、造纸厂，大部分时间从事写作。1950年后， 他的生活道路发生了大变化，从1950年7月到1962年12月辞世，他一直担任成都市分管 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像李劼人这样既是著名作家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1950年后虽不多见，但是，他作为“旧知识分子”融入“新社会”的经历，却提供了一个认识和了解他本人以及那一辈读书人的绝佳个案。
对李劼人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到2001年，先后有110多位作者参与到李劼人研究中，正式发表的文章至少有240多篇。(注：参阅周晓晴、黄晏妤、弓戈编：《李劼人研究资料索引》，收入李劼人研究学会、李劼人故居文管所编：《李劼人的人品和作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3—473页。)这些既存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李劼人历史形象的塑造，也是构成一般认知中李劼人形象的一部分，它们本身就有“史料”的价值。总的说来，这些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重点主要集中在其作品上，多属于文学评论性质；相比而言，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李劼人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尚不多见。其次，既存的研究多侧重1950年前的李劼人，(注：对1949年以前李劼人的思想研究比较系统的是李士文所著《李劼人的生平和创作》(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一书。)对他1950年以后的言行思想，特别是其在新社会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关注明显不够，至多是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忆，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第一个特征自然和李劼人主要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形象”有关，但也反映出目前的 研究尚需进一步的深入。一个作家不仅仅活在其作品中，同时更活在其时代中；作家的 作品虽然有一定的艺术独立性，也是作者对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直接或曲折的“回应” 。因此，离开历史的考察，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内，来对李劼人及其作品做整体的了解和认识，显然存在着相当的不足。
至于1950年后李劼人的思想活动少见探究，除了政治上把握的难度外，很大程度上或 与其在此后的“角色”转变有关。在这十多年中，李劼人的主要身份是行政官员，在文学创作上，除了《大波》的重写，似乎并无大的作为，这不符合人们对李劼人历史形象的定位，因此，他后期的思想活动不免受到了忽视。但对于李劼人这样尚在心中保留着一定程度上的“士”的认同的知识分子来说，“市长”的角色至少与“作家”的角色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事实上，这正反映出他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位间的冲突。
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李劼人在新时代的工作和创作中 面临着种种困惑与矛盾。他既想积极融入新的社会，又与新社会有着不小的“隔膜”。 他把自己视作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却又发现自己更像一个“花瓶”。他到底是一个市长 ，还是作家?这种此前并不存在的“角色认同”困窘成为理解他最后13年人生道路的“ 主线”。实际上，过去对李劼人最后十多年生活的研究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材料不足征。本文以档案材料为基础，(注：这些档案大体分为两类，一是“组织”鉴定，一是会议纪要。这样的“秘闻”有助于了解当时中共对李劼人的看法，并据以重建李劼人自己可能也不甚清楚的部分政治语境。不过，作为党政部门的档案，它也不可避免地有其独特的视角。“组织”鉴定主要反映中共对李劼人的看法，虽然也不时透露出李劼人的意见，但这种反映至少是不全面的；会议纪要能够提供李劼人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的基本内容，但或者受制于文体的要求，或者受制于记录者的水平，往往只是只言片语，还需要结合其特殊语境，做“上下左右”的解读。)着眼于1950年后李劼人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的考察，进而探讨其“角色认同”的困窘，并希望由此个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早期的知识分子政策予以初步的思考。
略带踌躇的参与
1950年初，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李劼人就被提名为第一届市政府的副主席，却被他 拒绝。(注：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当年7月市政府改选，他再次被提名为副市长。7月6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李宗林(注：李宗林(1906—1967)，成都人，1925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是成都市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抗战时期，在中共的安排下，担任《新疆日报》编辑长，1946年到延安。1947年到山西临县开展土改工作，后任贺龙秘书。1949年12月随贺龙到成都，先后任中共川西党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中共成都市委委员、成都市副市长、市长，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四川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被任命为成都市市长，米建书、李劼人为副市长。其中，李宗林、米建书是中共党员，李劼人是无党派人士。
现在已经很难知道是谁提名李劼人担任这样一个职务的了。不过，这一提名显然属于 中共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并与李劼人在成都社会的影响力有关。据时任中共川西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马识途(注：马识途(1915—)，四川省忠县人，作家。1949年以前，曾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1950年后，历任中共川西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协理事，四川省文联主席等职。现任四川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等作品。)回忆：中共进入成都后第一次开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就请到他了。当时由贺龙主持这个会议，李劼人在马识途引导下见了这些首长，“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作家，在那个座谈会上他也作了发言，后来各方面活动他都参加”。(注：笔者采访马识途记录，2003年11月18日。)
李劼人“靠拢党”的政治态度和“中国著名作家”的身份，使他具有成为副市长人选 的资格。马识途说：“当时成都市要建立新的市政府，一定要有民主人士参加，许多人 在一起考虑，他最合适。他不愿意搞行政工作，他只想写文章，在我们动员之下，特别 是张秀熟给他讲，应该出来，挂一个名吧!”(注：笔者采访马识途记录，2003年11月18 日。张秀熟(1895—1994)，四川省平武县人，1927年担任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负责人， 曾代理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1950年后，先后任川西行署文教厅厅长、四川省副省长、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53年，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郝德青在一份材料中对 李劼人的评价也透露出这一考虑：“此人在上层人物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争取与此人长期合作下去是可能的……在靠拢党方面，成都市还是第一个。”(注：《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了解干部材料摘录》，1953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1957年11月23日，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的一份材料中也重复了这层意思：“李在文艺 界活动前后达四十余年，联系面广，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抗战初，入文 协而任历届理事，是国内有名的老作家之一，文艺界对其著作也有较高的评价。因为在 文艺界有相当代表性，在实业界及其它方面也有一定声望和影响。”(注：《中共成都 市委统战部鉴定》，1957年11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这 段后来的追述表明，提名李劼人为副市长，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一部分。
不过，李劼人对于这一任命并没有马上接受。在1950年7月省委统战部召开的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说：当统战部告诉他将负的责任时，他的回答是“我还没有在思想上作准备，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再加上嘉乐纸厂工作的牵连，不能任此工作”。但统战部的人对他说，为“七十万人作事贡献更大”，他“因此更觉责任之重大”。后来任命的“名单发表了，思想上未作准备；但既发表了，不能再推辞”。李劼人说，虽然他在中共新政府成立前已在成都，“但离开时间颇多，仅对部分情况较熟悉”，还需向市长李宗林和“其他同志分别请教，看哪些工作是我能胜任的及如何着手办理，先还谈不上工作，需得我学习一段时间”。他说，“一个人未得到确切知识前一定有错误”，但他不会“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负责的态度”；只要给他一个月左右的“学习”时间，就可以开始工作。
实际上，就在那次座谈会上，他已经谈了一些对成都市政工作的设想，提出三条“目 前重要的事情”，即下水道的修缮、路面的修筑和疾病的防御。他说：“这三件事都是 异常艰巨的工作，须作准备，希望将来政府同事及在座朋友们对建设发展成都各方经验 意见提供市府，大家根据此来制定计划。”(注：《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7月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李劼人一开始对此任命是抱有疑虑的，他说自己仅对成都“部分情况熟悉”，又“没 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大致都是实情，但也是推脱的“谦辞”。其实李劼人一向抱负不小，不无中国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意愿和责任感，他对成都社会和地域文化更可说是“了如指掌”。这里的谦退实则表明他自知对当时成都“新社会”和新型政治的不够了解，以及对他本人“兼济天下”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还不够确定，故对这一任命基本采取一种“顺水推舟”的态度。
事实上，李劼人对这一可以“立功”的职位显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说的“请教” 、“学习”和对“未得到确切知识前一定有错误”的特意声言，都表现出一种“想又不 敢”的复杂心态。但他自认只需“学习”一个月就可以开始工作，表明他对这一新工作 所需的“实际工作经验”并无太多畏惧，故两次表示是“思想”方面准备不足。即使如 此，他也已提出了具体的市政设想，并以副市长的身份“希望将来政府同事及在座朋友 们对建设发展成都各方经验意见提供市府”。此语含义丰富，对“政府同事”的希望或 揭示出一个“局外人”正处于由外入内的过程之中，多少带有他自己所说的“请教”意 味；而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对“在座朋友们”的希望又提示出他已是“新”政府局 内的一分子，并以自己的现身说法证实着党外朋友们“参与”新社会的可能性。
这样一种对中共或仍处局外而对其他党外人士又是局内人的身份，已经暗示出李劼人 身份认同的多重性，而他自身如何认识和因应这一介于局内局外的社会角色，也成为他 此后在副市长职位上一个需要不断调适的困难过程。当然，李劼人身份认同的多重性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即他毕竟是个作家，也深爱文学创作，这一角色与一个肩负具体工作的市长之间也有紧张和冲突的一面。
李劼人的女儿李眉回忆说，她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一开始不愿意干，以后又接受了副 市长的任命?李劼人坦然说：“这有什么奇怪?我是发了誓不做官的，再说，我岁数也大了，时间不多，想集中精力写点像样的东西，以了心愿。清朝时候的官，我看过，民国时候的官，我也看过，真是腐败透顶!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我参加工作，时间是要花费一些，但我相信，我要写作，共产党是会支持的。”(注：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
这段话表明，李劼人过去“发誓不当官”，不是不想“当官”，而是出于对官场上“ 腐败透顶”的憎恨。其实，他还是希望能够“参加工作”，使“我们这个国家”好起来 ，这也是当年不少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 里的一份材料提到：李劼人“初任副市长时，认为是我们请他来的，只不过是名义而 已；成都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市长、副市长时，又怕落选。”(注：《中共成都 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支部鉴定》，1957年2月17日，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档案室，李劼 人档案。)这里固然关系到知识分子的“面子”问题，但也反映出他对这一职位是有兴 趣的，可以印证他那“半肯半不肯”的心态。
李劼人对当不当副市长的一个主要顾虑是怕没有时间搞创作，但中共统战部门对李的 评语透露出另一更为深层的原因。1951年的一份材料中写道：“当我们初次征求他作成 都副市长时，他再三推辞，对有职有权表示怀疑。对与我们同志在具体工作中的合作问 题，没有信心。”(注：《川西行政公署委员职员名册附党外人士材料》，1951年1月22 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的确，要实现把“我们这个国家”搞 好这一愿望，不仅要和中共这些“好人”一起共事，还需要真正“有职有权”。李劼人最担忧也最无法把握的，恐怕也是这一点。尽管他是否明确“表示”过对有职有权的“怀疑”，未见更直接的依据，从李劼人后来的一些言论看，至少有类似的表示可以让中共组织想及此点。
为什么李劼人还没有到职，就“对有职有权表示怀疑”呢?这一疑虑的产生部分或因其本人阅历丰富，在政治上自有“锐敏”之处；另一方面，这也与当时大的政治背景和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相关。显然，他是在一种思想上还比较矛盾的状态下接受副市长这一任命的。同时，李劼人对作家的角色也并无放弃之意。最有意思的是，当组织上真正“根据他本人要求和兴趣”，基本不“分配其担负实际工作”而让其从事创作时，(注：《关于李劼人的情况》，无时间，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按，根据材料中涉及的事情，可以确定该材料是在1962年2月份写的，似由成都市委统战部所写。)又进一步强化了李劼人对有职有权的“怀疑”。
尝试负责
李劼人虽对出任市长抱有疑虑，但他一旦接受任命，便对这一“角色”极为投入。19 50年9月，他正式就职，在市政府分管民政局、文教局、卫生局、建设局四个局。他仍 谦称“不熟行政工作”，同时“坐上办公桌我不习惯”，故希望不必指定负责这四个局 ，特别是与“全盘有关的事，不必分开，有事大家商量”，“只要有事我愿贡献意见” 。(注：《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11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结果大致如此商定，他得到特许可以不坐班，但根据市政府的会议记录看，只要他身在成都，每一次会议都会出席，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副市长任上，李劼人领导了对成都“自然及经济情况(包括气象、水文、地质、地 形、生产、交通运输、人口、建筑等)”进行的“调查、勘察”，并进而“根据调查所 得资料，制订成都市建设规划设计，使今后城市得按规划设计发展”。(注：李劼人： 《在成都市人代会做的成都市市政建设工作的发言》，1953年2月21日，成都市人民政 府研究室编印：《成都市政》第2卷第6期(成都市第四届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专辑) ，成都市档案馆藏，D61—1100卷。)在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成都市区按照功能被划分为 五个组成部分，这一区分奠立了后来成都市发展的基本格局，时至今日成都城区的格局 仍然大致延续了当初的规划。同时，李劼人具体领导了城市下水道的建设、成都市御河的改造、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文物古迹的保存等工作。(注：参阅李劼人：《报告成都市政建设及文化建设提纲》，手稿，现存李劼人故居文物管理所。该文撰写的具体时间不详，文章提到“今年算是第四个雨季(中共执掌成都市政后——引者)”，则此文可能在1954年9月至12月间写成。)
在实施这些计划的过程中，李劼人的城市建设思路与一些领导和部门发生了冲突。在 整修杜甫草堂时，他坚持“恢复旧观”的原则，曾引起争论，结果确定按李劼人的意见办。(注：林延年：《李劼人先生关心文物事业之佚事》，《成都文物》1987年第2期，第46页。)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南路修建问题上的论争，更突出表现了双方在建设思路、文化素养乃至审美趣味上的分歧。成长于城市的李劼人主张要修得“壮阔”才“足以表现新社会人民的雄伟胸襟”，(注：李劼人：《成都的一条街》，《李劼人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49页。)打算建14米宽的街道，并拆除民居以开辟一个大的中心广场。而出身农村的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认为这是“好大喜功”，不必“搞那么大的动作”，只准开一条7米宽的路。最后，李劼人在时任四川省建委主任的马识途支持下，未经省委领导同意，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将人民南路修到了14米宽。但李劼人也因此受到省领导的批评。(注：笔者采访马识途记录，2003年11月18日。)
这两次工作上的分歧，在李劼人这样的读书人心中，多少都是“不顺”，但毕竟是以 他的意见得到贯彻为结果。另一方面，李劼人在就职前提出的对“有职有权”的怀疑也并非毫无根据，他任副市长不久，这种现象就出现了。1950年11月2日，李劼人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
成都市市政建设计划委员会成立了，第一次常委还未开，小组会才成立起来，因市政 建设计划委员会与将来有关，我打算把建设事件提到计划里面，否则与计划建设冲突， 我的工作重点即在此。当然成都市工作必不止此，有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例如，市府 由将军衙门移到皇城，我是不知道；事前行署钟汝多与我打算把皇城作为成都市机关团 体开会的广场，我们还在计划，突然说市府迁去，这与我计划有出入。(注：《党外人 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11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对于自己负责的市政工作，李劼人显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像市府迁址这样的事情 ，自己竟一无所知，这对其工作热情不能不是一个打击。他的谈话虽然委婉，仍然透露 出不满的意味。
在1957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李劼人一方面表示自己“越来越不想说话，不想做事”， 却又加了个“但书”：
但有些事情心里总不甚了了。举个例子：1953年我曾提出在成都设立火葬场，万年区 人代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案就达四五十件，因为乱葬、浮葬威胁着青羊宫附近群众的健 康。1954年我又在省人代会上提出，交市执行，但未执行，现在大家都要求有一个火葬 场，直到前天，李宗林市长才交代下去办，我看这回或许能办起来。(注：《在我部整 风座谈会上的发言》，1957年5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这当然是说他并非不想办事，只是说话不管用而已，言下之意仍是不满。中共四川省 委统战部的一些材料也证实了这一情况。1953年4月四川省委统战部的评语中说：
[李]就任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由于我们和他协商不够而表示不满，认为本身无实权 ，发挥不了他的才干。经我们注意改正后，态度逐渐有了转变。总的来说，两年中间同 我们合作得还好，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1951年人代会被选为副市长后，工作日渐热情 ，特别是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对市政建设情绪更高。(注：《中共四川省委 统战部鉴定》，1953年4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稍后中共川西区委统战部的“组织评价”也说，“李在一年多的任职中，一般表现热 情积极，有一个时期由于我们事前和他协商不够，曾表示不满”。这份材料又说，李劼人向上级委婉表示“自己有职无权，实际他是要职要权，但又不愿负责；如在工作中往往遇到困难问题就避而不理，或推诸别人”。中共组织“注意到这点”后，“我们每逢召集会议事前都要和他商量，取得他的同意”。同时，“李有一个观念，认为会议上决定问题还不算民主，只有通过他履行才是有职有权”，后来“所有市长名义发布的公文也都经他履行”，使李不仅“意见可能会少些”，也“表现很积极”。(注：《中共川西统战部组织评价》，1953年10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显然，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了保护。有意思 的是，有时中共方面出于善意的统战政策却使统战对象感到不快。在1957年5月16日帮 助共产党整风的会议上，李劼人说：“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但同事中无人向我说，统战部也不说，我作错事反而要老米替我挨骂。这不是客气，而是把我当成花瓶，当成 ‘不可教诲’。我因而产生自卑情绪，不是我不负责，而是不知道怎样负责任。”(注 ：《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副局长级以上民主人士、参事座谈会记录整理》(第3号简报)，1 957年5月16日，《市府关于召开副局长级以上民主人士、参事座谈会记录、工作简报》 (1957年)，成都市档案馆藏，81—1—356卷。)文中的“老米”指的是中共党员、另一 位副市长米建书。
第二天，在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劼人说，“既然安置我吃一份国家钱 粮，又无事可做，心里确实不大舒服”。而且，这样也“拖累”了党员同志：“我不管 事了，米建书却累死，太忙乱，加上他记忆力不大好，天然就成了官僚主义。有人向我 说，有个时期米建书动辄得咎，也变得束手束脚起来。党员同志确实太苦太忙，也不能 光责备党员同志，我们想帮忙又帮不上。”“帮忙”的说法隐约暗示了“局外人”的心 态，这当然与中共未曾将其视为“自己人”有关。他又一次提到承担责任的问题：
在成都市，党与非党人士，最初相处很好，没有界限，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照顾也很周 到。当时只有我和米建书两个副市长，米对财经管得多一些，我对政法、文教卫生、城 市建设管得多一些，每天大家一起讨论工作。后来逐渐感到吃力，尤其在城市建设上有 些事情要我决定，但因政策不熟，有几件事是我做错了的……结果风闻把米建书弄去作 检讨，责任落到了党员的头上，而不责备我。从好的说，可能是为了“敷面子”，怕我 经不起批评；从坏的说，不责备我，就是不要我负责。(注：《在我部整风座谈会上的 发言》，1957年5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显然，李劼人之意并不在于这几件事情的对错，而是对自己没有受到“责备”感到不 满。“不责备”表面上是对“党外人士的照顾”和“客气”，但李劼人感到的是“见 外”。换句话说，中共组织上并未将李视为“自己人”，而积极追赶时代步伐的李劼人是希望成为“自己人”的。“局外人”的感觉使他在政治上产生“自卑”感，实际反映出中共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的错位。
总体而言，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高层领导对统战工作是重视的。在1950年代初，李劼人与中共的合作基本上如四川省委统战部所说，“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但是，正如毛泽东1950年4月指出的：“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页。)据一些老人回忆，中共党内不少人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对统战工作存在一些模糊乃至消极的思想，如在人事安排工作中，喜欢清一色，不愿安排党外人士，即使安排了，也不让其行使应有的职权等。(注：但汉然、代淑筠：《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深切怀念李宗林同志》，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成都党史》(内部刊物)1989年第1期，第6页。)
这说明，政策的制定是一回事，政策的执行又是一回事。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往往 会因执行人员自身认识的不同，使同一政策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在基层的“非官方” 场合，由于当事人的“政策水平”不高，或者“顾忌”不多，有时会有一些逾越政策的 言行，虽然从官方的角度看，这无疑是“错误的”，却常在无意中透露出官方场合中难 以发现又具有重要启示性的信息。
1957年5月16日，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期间，省委统战部部长兼成都市市长李宗林约集市 政府非党负责干部座谈，讨论机关内部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问题。李劼人表示，他要谈几个“很可笑”的“小问题”：一是1950年8月，李劼人在东胜街住家期间，“几个公安战士不向我说就在寝室里搜查非法武器，我心中无病就坦然置之。后来街道上组织委员会我没去，户籍警就点我李劼人的名，带话给我。我向李市长请假到沙河堡去，户籍警也对我责难，还说我仗的啥子势?我感到作个副市长连行动自由都没有”。“还有，我坐私包车(即人力车——引者)进出市人民委员会办公，遇到岗警阻拦，可是坐汽车则冲进冲出，后来提意见才撤了岗”。再次，“有些工作交给办公厅作，没有下文，如有些人民来信交办公厅处理，处理后也不向我报告”。(注：《机关内部党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如何》，《成都日报》1957年5月17日，第1版。)
1956年12月15日，《成都晚报》一份采访李劼人的报道说，从李居住的庭院望出去， “正是一片川西坝子上的初冬小景，到处是生气盎然”。但是，他屋后的成都电信机务学校的喇叭声却从每天早上6点开始“大声吼叫”，“经常打断作家的文思”。而“在收拾得干净亮眼的庭院里，躺着一条臭水沟。这也是放大喇叭的那个学校干的事。学校居高临下，厨房内污水乱倾，流经李劼人先生住宅时，积淤阻塞，虽在严冬，也已发出臭气，很难想象盛暑将如何敢当?李劼人先生曾向学校提过数次意见，都遭到了拒绝，甚至横蛮地回答说：你写封‘公文’找我们校长好了”。(注：《深居“菱窠”重写“大波”》，《成都日报》1956年12月15日，第3版。)作为一个副市长，李劼人为保护自己的居家条件，不得不诉诸舆论，可见其无可奈何的处境。
此事与李劼人记忆犹新的几个“很可笑”的“小问题”都反映出，他在不少人的心目 中实际地位并不高，甚至有“反革命”的嫌疑。那些公安干警显然知道他的副市长身份 ，却并不将其放在眼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对这些人而言，作为党外“统战对象” 的李劼人并无实权，因此不那么“可怕”。如果说基层“公安战士”和户籍警因“水平所限”，对“统战”政策或不能正确理解的话，市府办公厅的作为就更明显地反映出李劼人即使在官方场合也不被重视。而成都电信机务学校敢于以讽刺的口吻说出“你写封‘公文’找我们校长”这样的话，也说明他们甚至怀疑李劼人是否有获得这一“公文”的能力。
本来“副市长”的身份应该意味着执政的中共对自己的认可，但上述行为得以实施而 基本不受责备，显然使中共的认可大打折扣。这些“很可笑”的“小问题”在李劼人心里当然是难以忘怀的“大问题”，虽然事隔多年，他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尤其是成都电信机务学校的大喇叭干扰李劼人的日常生活，经李提出交涉后，反受到讥讽，这件事表明，在一些人的眼里，李劼人还是一个局外的知识分子，他那副市长的“公职”恐怕半是“虚文”。他们敢于如此无礼或许只是一些个人行为，却多少反映出一种“旁观者清”的社会心态，亦即当时整个社会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惯性认知。
与此相反，李劼人本人却进入了市长这个“角色”，所以才会产生“有职无权”，甚 至“作个副市长连行动自由都没有”的感觉。他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对其身份的“界定” 产生了错位。这一错位渐为李劼人所感知，使他认识到自己似乎只是一个局外的点缀性“花瓶”。
不过，如前所述，在初任副市长的时期，李劼人的确做了一些事情，在其分管的工作 方面，应该说他还是握有一定实权的。就史实看，李劼人真的“有职无权”，主要是在1954年以后。而这一现象的发生似乎还有些“误会”的成分。
作家与市长
在1957年的一次会议上，李劼人说：
从1954年夏天我从朝鲜回来后，就逐渐走入真空地带。下面的干部不向我谈工作，也 不和我接触，开会才叫我去，要我主持会议也是临时告诉，事前没有交代会议的要求、 目的，主持会议要说话也好比“打屁股不沾大胯”——空空洞洞。因为对工作情况不熟 ，以后干脆叫干部给我拟讲稿，开会就叫我来，来了就照念。有些市民给我写信反映情 况，交下去办就如泥牛入海，办或未办，从不向我汇报。米建书也曾问下面干部说：“ 有事情为什么不找李副市长?”但也从来没人找我，我对工作越来越生疏，找我也不解 决问题。从此，他那里有了宗派主义，我这里成了真空地带。既把我摆在真空，我就乐 于真空，发展了惰性，安于官僚主义，越来越不想说话，不想做事。(注：《在我部整 风座谈会上的发言》，1957年5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如李劼人自己体会的，他已经被“架空”，其副市长越来越成为一个虚衔。但其之所 以被“架空”，至少名义上是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李劼人档案中有一份材料说：“几年来根据他本人要求和兴趣，未分配其担负实际工作。”(注：《关于李劼人的情况》，无时间，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他自己在1957年“整风”时也说：“从1954年起，领导上同意我以大部分的时间摆在写小说上，小部分的时间兼理行政工作，直到现在都这么做，我也心安理得”。(注：《在我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1957年5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事实上，1954年5月，作家出版社的确提出重印《大波》的建议，而李劼人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来重新审视他原来的作品”后，认为此书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光照下，重新写过”。(注：马识途：《应该好好研究李劼人》，李劼人研究会编：《李劼人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他确实很快投入到这一重写工作中去，但如前所述，已经进入了市长角色的李劼人，似乎对“摆在真空”的角色并不那么“心安理得”，也未必真“乐于真空”。
不论李劼人被“架空”是否包含中共对其工作的不满意，他本人提出过希望有更多时 间来进行文学创作，大致不差。然而，李氏的“真空”感也并非其“过于敏感”，至少 他知道米建书明确提出有些事情应该找李副市长，而“下面干部”并不照办。也就是说 ，即使中共内部真有“架空”李劼人的计划，也不至于使其完全无责可负。不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般干部虽然不是很清楚李劼人不再承担实际工作的原因，却显然意识到李劼人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因而渐渐疏远了他，而这又进一步“虚化”了他的职位。
李劼人本人对自己的身份也存在着困窘：自己到底是市长，还是作家?事实上，对于李劼人自己，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即使答应出任副市长职务以后，他仍然产生过“去职”的想法。在1952年12月12日李劼人填写的一份干部履历表的“熟悉何种业务或技术?志愿做何工作?”栏里，他填写的是：“熟悉教授中国文学史及小说写作。极愿继续写作小说及杂文。”(注：《李劼人干部履历表》，具体填写时间不详，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从李的个性和擅长来看，似乎也更偏重于作家而不是市长。他“风流潇洒”、“逸兴 豪情”，颇具文人风度。如他早年致何鲁之信中所说的，“象我就最好，终日躲在家里 ，不衫不履，写写字，看看书，喝喝酒，醉来就高歌几曲”，如此“享受家庭中静穆的 幸福”，颇能自得其乐。(注：《李劼人致何鲁之信》，1924年1月20日，《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2辑，1982年1月，第103页。)即使做了市长，他仍然习惯于“想写就写，想说就说，起居无时，怡然自得”的生活。(注：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他对此也有“自知之明”，曾坦言“坐上办公桌我不习惯”。(注：《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11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直到1962年9月1日，他在写给诸有莹的信中还说，“想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注：李劼人：《致诸有莹》，《李劼人研究》，第251页。)
不过，即使只是一个单纯的作家，李劼人恐怕也很难完成这一心愿。巴金后来回忆19 50年代的情况说：那时，“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 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 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 三十年的好时光。”(注：巴金：《怀念胡风》，《随想录·无题集》，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
像这样一种努力“追赶”时代的步伐，很想融入新时代，又明显感到与“时代”总有 距离，只能“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的感觉，恐怕李劼人也会有。作为一个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李劼人也力图融入“新社会”。他曾说：“我对政治学习是用了功的”。(注：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选集》第5卷，第543页。)马识途也认为，“他是真心诚意的靠拢党的，真心诚意的像其它知识分子一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注：马识途：《纪念作家李劼人》，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文联编：《李劼人小说的史诗追求》，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19页。)
李劼人每天都坚持读书看报，关心时政，竭力积极融入到“新社会”中。他在1961年 致中国作协领导刘白羽的一封信里曾谈到自己政治学习的情况：
因交通不便，每周到此间政协集中学习一次(每周至少二次，有时四次)，亦曾向省委 统战部领导同志声明不可能参加，得到允许在家自学。自学规划是每天必看报纸四种( 其中有《人民日报》航空版必读重要文件一篇，有时是半篇)，此外，则阅读重要理论 杂志(如《红旗》，如此间之《上游》)，阅读其他杂志及作品，旧书籍亦辄翻看。要之 ，每天以大部分时间学习阅读，暇时翻书自娱，已成习惯，不可更改；尤其《人民日报 》，一天不看，一天不快!(注：李劼人：《致刘白羽的一封信》，1961年3月23日，《 李劼人的人品和文品》，第2页。)
从信中的口吻上看，李劼人是在向作为领导的刘白羽做思想汇报。不过，也确实可以 看出，他在政治学习上确实如其所说是“用了功的”。
对于李劼人赶上时代步伐的努力，中共组织上基本持肯定态度。1953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在李劼人的一份鉴定中说，李经过参观各地土改，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在思想上对很多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和认识”，“因此讲人情，替地主和资本家说话的现象逐步减少。特别是三年来祖国的建设事业及各方面的辉煌成就对于他的影响很大，现在他确已衷心拥护和钦佩我们；对自高自大，看不起我党同志的思想毛病，有了一定认识，感到自己确有一些缺点，须要今后好好学习；在工作上亦能进一步主动的与我党同志商量。最近统战部嘱他领导参事室的学习，他也能够每礼拜准时参加”。(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鉴定》，1953年4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如这份材料所说，李劼人的思想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和他亲眼目睹“祖国的建设事业 及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从而开始对反省自己的“缺点”分不开。比如，1953年他参加“ 赴朝慰问团”，就“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1955年，“又去宝 成铁路慰问，看见筑路员工所表现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热情，深受感动。回来后 ，即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在省人代大会上作了发言，因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获得了 各方面人士的好评”。
通常一个人若“立志”改变自己的观点，试图从另一角度去看问题，即果然能够改变 认知。李劼人既能“主动”反省，便很快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如1953年时，他还“对粮食统购统销半信半疑”，但是到了1955年，他就改变了看法，认为“闹粮主要还是敌人的破坏造成的”。(注：《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鉴定》，1957年11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同年，他作为“驻省的全国代表、省代表”在成都、温江两地视察。通过参观、访问和座谈，他的“思想上有新提高，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注：《1955年10月成都市统战部关于代表视察的工作报告》，1956年11月27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那些年中国政治形势变化非常快，“追赶”时代者的个人观念也不能不随之而变，李劼人对自己的“少作”越来越不满；但要“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还有具体的困难，除了直接的行政职责外，李劼人与行政职务相关“开会”恐怕比巴金只多不少，各种因素导致他的创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在这方面，长篇小说《大波》的重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当1954年作家出版 社表示希望重版《大波》后，李劼人开始了重写工作。这一工作始于1955年9月，经过 修改后的《大波》第一部于1958年初版，第二部于1960年初版，第三、四部分别于1962 、1963年初版。其中第四部原决定写40多万字，实际上仅写出4章5节，约12万字，还有 30万字未写完，作者就病逝了，故全书未竟。
李劼人说：1954年《大波》第一次重写的初稿完成后，曾寄给艾芜看，艾芜说可以。 “我又寄给我儿子看，可是我儿子这个外行却说不行，批评得一塌糊涂。后来我考虑了 一下，觉得儿子的意见对，就去掉重新写成的十几万字初稿。”(注：李劼人：《谈创 作经验》，《李劼人选集》第5卷，第542页。)李眉回忆说：“我兄弟当时对这篇初稿 的主要意见是，要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加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一些问题和人物的处 理上避免流于自然主义；同时对作品的结构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李劼人请儿子看稿的用意很明确，就是希望去过延安投身于革命的儿子替自己把好政治关，以符合时代主流话语的要求，这大概即是为什么他在作家艾芜评价与外行儿子批评之间终于听从了外行意见。(注：李左人：《超越世俗超越时代——论李劼人的妇女个性解放观》，《李劼人的人品和文品》，第374—375页。)
事实上，《大波》的重写进行很慢，主要原因正在于这种“自我改造”的艰难。李劼 人最初修改《死水微澜》、《暴风雨前》时，还比较顺利。后来就不怎么顺利了。他曾 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写第三部……(原记录如——引者)平生没有吃过这个苦头。手 头资料有，但要恰如其当的，有时还要艺术夸张来表现，就恼火了。好在‘百花齐放’ 的方针提出来了。”(注：《文艺座谈会记录整理材料》，1956年6月1日，《成都文艺 界知名人士名单及文艺座谈会记录》，1956年3—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川127—128 卷。)资料有，难在“表现”上，其实也不是写作水平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尽管李劼人想努力追赶时代，在实践中还是追不上。1959年初，张天翼受“组织”之 托，就《大波》的创作倾向问题同李劼人谈话，“指出《大波》在处理历史任务方面，还有不明确的地方，如对辛亥革命时代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缺乏具体的分析评论”。这话看似“个人意见”，实际代表有关领导方面的评价。(注：参见陈徒手：《果戈里到中国也要有苦闷》，《读书》1998年第6期。其中所引张天翼的谈话出自中国作协组联室的《情况汇报》第2期(1959年)。)换言之，李劼人的努力仍然没有被“组织上”认同。
希望追赶时代，并有实际的努力，却又追赶不上，是当时不少从“旧社会”来的知识 分子感到痛苦的地方。如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写出一篇八万字 的文章，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来探索中国历代农产量 的扩大和赋役制度与学术思想演变的关系，却被指责为树了“封建资产阶级的旗”。( 注：罗志田、葛小佳：《中国文化的特点与“上下左右读书”》，《东风与西风》，北 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24页。)而“悔其少作”的作家也不止李劼人自己。当时不少作家把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旧作加以修改，如茅盾修改《子夜》、巴金修改《家》、老舍修改《骆驼祥子》、曹禺修改了《雷雨》和《日出》等，也都反映出相似的心态和行为。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中共方面的确有人认为，给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安排一个领导职 务，不管是否有实权，此事本身就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但这种做法却并不一定符 合知识分子的心理。四川省文联副主席段可情在1957年的整风会上的一番话有些代表性 ，他认为省文联的党员干部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文联内部好些重大的事情都 没有请他参加。他说：
我虽无争名夺利思想，但我系旧知识分子，这些事情应该让我知道，因为我是文联副 主席，不让我知道就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表面上，人家对我很尊重，是否从内心尊重我 ，我感觉从这些事情说来，不是如此。(注：《就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提出意见 》，《四川日报》1957年6月4日，第3版。)
对于有着长期“立功”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如果 身在其位而无实权，其实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李劼人的“花瓶”说表现出同样的情绪。这些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不满”，或是中共组织上始料未及的。也许因双方在观念和认知上的各种差距，造成了一些并不符合双方初衷的时代“悲剧”。
对中共“组织上”而言，李劼人主要是作为一个社会影响较大的“民主人士”和“统 战对象”被挑中的；实际上，如果马识途的回忆不错，老地下党员张秀熟在代表中共动 员他“出来”时，已明言不过需要他“挂一个名”。(注：笔者采访马识途记录，2003 年11月18日。)所以张秀熟对李劼人的“总结”是：“劼人生平对社会的贡献是在创 作，如果我们许他为一个民主战士，突出的还是表现在创作。”(注：张秀熟：《二声 集》，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450页。)
马识途也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没有名利欲望的人，一个免于低级趣味的人。 除开公事场合，他一直穿着长衫，总以一个平民面目自居。”(注：马识途：《应该好 好研究李劼人》，《李劼人研究》，第5页。)市长而以平民“自居”，且表现出无“名利欲望”，并不太像一个自己承认是“十分丑恶的‘名士派’”，(注：李劼人：《我已走到泥坑的边缘上了》，《四川日报》1957年8月30日，第6版。)也被“组织”认定为“‘名士派’作风严重”(注：《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鉴定》，1957年11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的人，恐怕更多反映出中共党人马识途有意无意间对李劼人的身份定位。
其实，李劼人的市长身份更多是“挂名”这一点，他自己曾有所认识，中共组织对他 的内部鉴定就注意到，李劼人“初任副市长时认为是我们请他来的，只不过是名义而 已”。(注：《中共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支部鉴定》，1957年2月17日，中共成都市 委组织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但如前所述，恰恰是“组织上”采取一些措施表示对 他工作的支持，使李劼人打消了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疑虑，更积极地投入了市政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在心理上已经自认为是一个“市长”了。
在1957年6月的四川省文联第六次座谈会上，李劼人曾说，“像我这个改了行多年的人谬充作家，文联改组时应找个像样的作家，不应把我这样的人安在这里。”(注：《就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提出意见》，《四川日报》1957年6月4日，第3版。)应该说，李劼人说这段话的当下语境是在“鸣放”期间“提意见”，不无暗示或明示文联的工作难以插手之意，但“改了行多年”却大体是写实之语，极具象征性地揭示出那段时间他的自定位的确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故多少有“冒牌”之嫌。(注：同日刊载于《成都日报》的《全面的放深入的鸣》一文中，也提到李劼人的一段话：“我改业多年，谬充作家，文联应找货真价实的人来，不该找我这个‘冒牌’。”详见该报1957年6月4日，第3版。这段话似乎是对李劼人在文联座谈会上谈话的另一个记录，似更接近四川方言。)这一象征性表述以及前引李劼人对“有职无权”的不满发言，无疑表明他内心深处相当认真地看待自己的“市长”角色，确有“改行”的愿望。
不过，李劼人那多重身份认同中真正不够“货真价实”的，并非作家，反而是“市长 ”。这一点不但在官方是人人皆知的，连一些社会人士也很清楚。他的朋友在谈到他的 时候，也总是把他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市长”。巴金说，李劼人是一个“热血侠肠的好人”、“绘声绘影的优秀小说家”，也是“成都的历史家”。(注：李致：《故友情深》，《李劼人研究》，第8页。)陈翔鹤则称李劼人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战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热烈参加者，一贯相信党、拥护党的、坚持文学上现实主义的优秀老作家”。(注：陈翔鹤：《怀念与追悼》，《陈翔鹤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6页。)这两位作家当年基本受到“新社会”的肯定，他们说到李劼人时很少与其“市长”生涯相关，虽不能排除有意回避的顾虑，仍然可以看出李劼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基本形象。
余论
身为一个作家，李劼人又做了12年的副市长，对于有着长期“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 国读书人来说，这似乎是一次难得而又“合理”的际遇。但是，自从1905年科举制被废 止，“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士大夫”已经在“社会”的层面上为专业化的“知识 分子”所取代了，而现代知识分子则更多地强调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注：参阅罗志田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 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3—205页。)虽然在“心 态”上，不少知识分子还残留着“士大夫气”，但“形势比人强”，“有幸”步入政坛 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行为方式，也就难免失望，有时也会令其他人“失望”。李劼人的经历，正须放在这一时代大语境下去理解。
这一语境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 ，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共的政策中一向处于被“改造”的位置。 就像薄一波近年所说：“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建国后，我们党在对 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曾发生过多次摇摆?直到现在也还不能说已经解决好了。这中间 有客观上的各种原因，也有我们指导思想上和工作中的失误。”(注：薄一波：《若干 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7页。)薄一 波指出的“多次摇摆”正是中共知识分子观念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特点。
这样的政策摇摆也体现在像李劼人这样具体的个人身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组织 上认为，李劼人“在政治上也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黑暗的反动统治，虽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并有一些同情和赞助革命进步事业的倾向，但认识很不彻底，态度更不坚决，基本上走的是中间路线道路”。(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鉴定》，1953年4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经过十多年的思想改造，到1960年5月，中共组织仍然认为：“在政治上，李劼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由于出身旧社会，留学过资本主义国家，受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经营过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是很深的。”(注：四川省文联：《李劼人小传》，打印件，1960年5月10日，李劼人故居文管所藏。)这一定性仍然偏重于对思想，特别是世界观和阶级属性的分析。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对李劼人的使用和信任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如果笼统地说李劼人“有职无权”仅仅是政策造成的，并不能反映出事情的全 貌。造成李劼人“有职无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和工作具体安排的原因，也有社会和知识分子自身心理方面的原因。当年他要求主要搞创作，或也出于对工作中缺乏实权的不满和无奈，并不意味着他真不想做市长。然而，把知识分子从事务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做一些专业工作，本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方面。这种可能出于善意的处理方式，却使一些承担着实际职务的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产生疑虑。如李劼人所说，自己“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且不但要承担相应的工作，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其间许多认知的“误会”和错位，还值得认真反思。
从1950年上任起，李劼人实际长期徘徊于“市长”和“作家”之间。然而他对身份认 同的困惑颇有些“当局者迷”的味道，对“旁观者”而言，不论是中共党内还是他那些 和他一样努力融入新时代的作家朋友，大家对于他在政坛上的角色似乎比他自己要清楚 得多。尽管在1954年以后，李劼人已开始慢慢“淡出”政坛，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一个作家的角色；不无遗憾的是，也许要到经过“反右”的沉重打击之后，李劼人才真正意识到：在他人的定位中，自己其实并未“改行”，他实在也还只是一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