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浩[1]2001年在《欧洲金融市场的整合与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分析了欧元启动后欧洲金融市场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在一些金融子市场中，跨境交易壁垒的减少推动了市场的深化。有利于欧元区内和区外流动性配置以及公司融资过程顺利进行的泛欧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和公司债券市场已经出现。资产经理为了利用能获得更好风险与收益搭配的机会，开始实施泛欧视角的投资策略。欧洲的企业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债券和股权市场募集资金，这表明作为欧洲主要融资方式的银行贷款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但是，在不同的金融子市场中，整合与发展的进程是不同的。一些现有基础设施更加灵活或和谐的金融子市场迅速发展、拓延到整个欧元区，从而获得流动性和深度收益。而那些具有强烈国家特征的子市场还没有发生这种转型。受历史、法律和税收框架强烈影响而形成的、异质的市场惯例严重阻碍了泛欧抵押货币市场的发展。当地惯例和规则变化的迟缓以及各国规制体制的差异是妨碍泛欧股权交易平台出现的主要原因。 在阻碍欧洲金融市场进一步整合与发展的因素中，技术性的基础设施障碍是比较容易克服和解决的。但相反，制度性障碍的解决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困难的过程。
涂晟[2]2017年在《论国际证券监管中的相互认可制度》文中认为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证券活动的国际化与金融监管的属地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构建即为解决途径之一,并广泛运用在跨境证券发行、服务和交易等各监管领域,为数众多。本文拟对该制度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导论部分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系统梳理和分析与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相关的国内外文献,从而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并由此出发建立整篇文章的框架,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第一章介绍了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内涵及制度优势。本章先对证券监管与国际证券监管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证券监管的内涵包括监管标准和监管执行两方面,而国际证券监管的核心问题在于管辖权的分配。两者在范围上都是调整证券发行行为、证券服务行为和证券交易行为的,并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证券市场有效性及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的的。在此基础上,便可对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内涵及制度体系找到一个分析的起点,本文认为,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内涵是一个包含了监管制度及监管执行“等效”的动态概念,并通过制度安排使得相互认可各方国家的管辖权得以合理分配,其是包含了互惠性、母国控制性、限制性原则的正式的法律制度。虽然称谓不同,但世界范围内现行的监管等效制度、单一护照制度及替代合规制度都包含了上述原则,并可认为是相互认可的制度规范。除此之外,相互认可制度体系还包含了相应的规则和决策程序。相互认可制度在解决各国证券监管的管辖权冲突中有着独特的优势,为了更清楚的说明,本文将相互认可与其他五种管辖权冲突的解决途径进行了比较,如监管竞争、监管合作、监管趋同、监管协调和监管统一化,发现相互认可制度比监管合作、监管趋同等软法性质的协调措施,对各方参与国更具有拘束力;而相比监管协调和一体化的方式,则更有制度上的灵活性。因此,各国从主权成本和缔约成本两方面的权衡,最终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多边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及双边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制度安排。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中的不确定性及制度保障。不确定性能否得以解决,决定了相互认可制度是否能构建及维持,并影响着参与国的退出决策。而且,不确定性受到参与国数量及信息对称程度的影响。首先,在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构建阶段中,不确定性表现为参与各方的信息不对称,对此,在欧盟多边相互认可制度中主要是依据“兰氏立法程序”,并对各国监管标准进行最低限度协调来解决的;而在双边相互认可制度中,主要是通过“等效认定”的规则及程序实施的,并且在实践中更加重视相互认可各方的信息共享、司法协助和监管合作等,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其次,在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制度维持阶段,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执行问题导致的“监管套利”和“囚徒困境”。对此,多边相互认可制度和双边相互认可制度亦存在区别,欧盟主要通过监管机构及欧盟法院保障实施,而美加及美澳双边相互认可主要通过定期复查及期间限定的方式予以解决。最后,本章通过英国公投脱欧的例子,来说明相互认可退出中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在欧盟的制度安排下,如何缓减英国退出给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及各方市场参与者带来的冲击。第叁章主要论述了跨境发行监管的相互认可制度,并主要以发行的信息披露监管为例。跨境证券发行监管的管辖权冲突日益频发,问题的根源在于由于地域的原因跨境证券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而且,各国组织法与行为法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本应该由母国调整的组织法问题,却被东道国以行为法进行了规制。应对上述问题,美加之间进行了mjds,即发行信息披露监管的双边相互认可,但该制度有其特殊的环境和设立基础,而且美加对该相互认可制度的适格标准即管辖权安排都进行了大量限制,导致该制度的影响力和实际运用都不甚广泛。欧盟成员国间经过多次指令的修改和变更,成立了一套完善的跨境发行信息披露的相互认可制度,其对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管辖权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并对相互认可的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列举。然而,由于制度规则依然存有模糊之处,各国在某些事项上的管辖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而且最低限度协调也不利益各国监管竞争发挥优势,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加剧,各类证券市场的上市门槛提高。因此,本章最后认为,相对于降低发行人跨境发行的监管成本来说,让投资者可以自由准入其他成员国各类资本市场进行自由投资,将更有利于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第四章主要论述了跨境证券服务监管的相互认可制度,并主要以投资银行为例来展开的。跨境证券服务业包括投资公司、基金公司、投资咨询公司、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服务机构的跨境设立和跨境经营。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各领域的跨境证券服务监管相互认可制度,既有欧盟多边的证券集合投资企业及证券交易所的多边监管互认安排,也有美-澳及澳-新的双边相互认可安排。但上述制度均是以投资银行跨境服务的相互认可制度为出发点进行的延伸,这源于投资银行是金融服务业的主力和桥梁,并存在着巨大的负外部性;而且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的诞生,开启了以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服务相互认可制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投资银行的母国监管范围主要包括资本充足率监管、组织标准监管、利益冲突监管等;东道国不能随意限制另一成员国投资银行的准入自由。不可否认,《金融工具市场指令》为推进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其也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例如相互认可协调规则模糊,不能东道国设置的监管壁垒,并可能导致各国“逐底竞争”的出现;而且部分监管规则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在有效性上大打折扣。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投资银行的相互认可制度产生了加大的冲击,在原有相互认可体系下相安无事的各国利益再次波澜迭起,在在新的资本充足率规则和影子银行监管规则中都不能就具体规则达成共识。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有借鉴欧盟银行监管的单一监管机制改革,才能进行有效的协调和监管。第五章,主要论述了跨境证券交易监管中的相互认可制度,并以跨境金融衍生品交易及系统性风险防范为切入点。金融危机后,防范衍生品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措施很快集中在建立强制的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但是,缺乏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是构建这一制度的障碍。依赖于动机互异的国内监管机构必将导致监管套利和各国监管的“逐底竞争”。然而,试图通过国际组织的多边协商,或主要大国的域外管辖来促成监管统一。都无力应对管辖权冲突,并且全球适用单一监管方式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将远远高于监管的多样性。因此,强制清算并非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万能药方,衍生品监管应采用鼓励多种方式并存的灵活性监管结构来实现系统性风险防范目标。本文认为,在相互认可的路径下进行国际衍生品监管,不仅有利于促进创新、实现有效监管,积累监管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还能保持监管多样化所具备的阻止风险蔓延的防火墙功能,从而避免一国监管失败引发全球金融系统的崩盘。结论部分对相互认可制度的进行了整体评价,并对未来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展望。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是一个完整的国际制度体系,不仅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并且与其他国际协调制度密不可分;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对于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是从规则标准到程序标准的发展过程,以强制性手段保障了国际证券管辖权的配置问题;各类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是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更多的发挥了促进资本市场开放的作用。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对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中的代理问题及责任问题,及发展中国家对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适用问题深入下去。
杨大鹏[3]2004年在《金融体系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先后有133个国家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金融困难,金融危机频频爆发,愈演愈烈。反思这些危机,原因各异,但主要是指导实践的传统金融理论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运行机制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要准确理解金融体系对当代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就不能以静态的、浅显的分析,而必须要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研究金融体系的协调发展问题。 金融体系的协调发展的实践意义尤其重大。第一,协调性是社会、经济、金融正常运行的关键;第二,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金融体系协调运行;第叁,现代金融的核心作用要求金融体系必须进行协调;第四,金融自身发展需要金融体系进行协调;第五,金融持续创新要求金融体系进行协调;第六,国际金融一体化要求金融体系协调发展。 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一般包括金融机构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金融市场与机构的联结以及有关交易的规则、组织或安排等。金融体系的协调则是指以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为基础,以金融制度为保障,以金融工具为载体,以货币、资本为核心形成的金融要素之间的协调,是金融运行与经济运行的协调,是金融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为了将金融体系协调这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论述清楚,本文采用对策性研究方法,以金融体系协调的叁个核心问题即金融体系协调的本质(提高金融效率)、核心内容(金融机构协调发展)和关键因素(金融监管协调和国际金融协调)为线索进行分析,突破了通常的分类论述对问题分析的分散性。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金融体系的协调运行来实现。金融体系协调的核心标准就是能否顺应要素禀赋变化和产业(技术)结构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把资本配置到在特定发展阶段最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中去。 本文的主要内容有:金融体系协调与经济发展,金融体系的宏观协调,金
张军[4]2013年在《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全球联动性增强，在全球银行业格局发生变化调整之际，中国商业银行纷纷顺应形势要求，实施跨国发展战略，打造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未来蓝图。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5年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获准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大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设立分支机构或参股中国商业银行经营，市场竞争加剧。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进一步加快国际化战略转型，加大国际化拓展步伐，增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实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危机后海外金融机构市值被低估等因素也为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因此，对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银行国际化既是指单个商业银行的跨国发展，又包括整个金融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既是指本国银行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也包括外资银行进入本国金融市场。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选择、业务选择及区域选择等问题。本文的研究注重从理论到实证、从整体到局部的逻辑思维方式，采用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关于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的模式效率模型，通过比较分析银行国际化模式对其成本效益的相关性来归纳和演绎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选择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明确我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通过新建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通过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的对比分析，结合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国际大型银行跨国发展之路的经验借鉴，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选择。从设立成本、机构形式、业务范围、准入限制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分析了新建投资、跨国并购和合资经营等模式的差异和影响因素。本文综合运用跨国并购理论、引导效应学说、国际投资理论等作为解释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成本收益的理论基础，根据研究对象选取指标变量，构建了关于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模式效率的数理模型，分别通过DEA模型、Malmquist指数和Tobit模型分析了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国际化前后效率变化及相关影响因素，比较了不同模式下效率的显着性差异，借此分析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的相关要素，探寻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的效率模式。结果显示，目标银行的资金盈利能力、国际化双方经贸水平和相似度、东道国市场的金融监管环境、国际化时机的选择与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成本利润率显着相关，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实施的主要决定因素。近年来国内大多学者对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效率问题进行研究，但很少从国际化模式选择的角度分析银行国际化成本收益问题。本文通过对效率模型的修正，基于银行国际化模式选择视角，分别在新建投资与跨国并购模式下分析银行国际化效率变动情况，比较两种模式对银行成本收益的相关性，寻求最优的效率模式。结果显示，虽然我国主要通过新建投资模式进入目标市场，但是跨国并购模式凭借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和协同效应有效地降低了准入成本，加速了对东道国市场的本土化经营，是当前国际银行业跨国发展的主流模式。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金融市场陷入低迷，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市值缩水，而亚太新兴市场经济持续增长，金融市场开放程度逐渐加强。本文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结合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态势和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程度，提出了以跨国并购模式为主、以新建投资为辅、实时地选择合资经营模式的国际化发展路径；提出了“壮大亚洲、巩固欧洲、突破美洲”梯次推进的地域拓展策略；提出了通过混业并购实现我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业务拓展模式。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实施的发展战略和拓展模式也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总结前文所述，本文提出了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的对策选择：一是要根据区位优势确立地域实施支点，充分利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机遇，合理地进行战略布局；二是通过加强与国际银行的合作，引进先进理念和人才，加强产品创新，加快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转型；叁是加强与监管当局的合作，注重风险的全面管理；四是加强国家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持。
王洪栋[5]2009年在《中国私人银行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国内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2007年,私人银行作为一种银行业服务形态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中,这一年被称为中国私人银行的元年。“私人银行”开始从一个略感神秘的名词走入到中国富裕阶层的理财生活中。面纱褪去、真实显现,在分业经营、法规缺位、市场工具不足的大背景下,私人银行很快被评价为“有名无实”①,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私人银行业不算是一个好的开端。因此,研究和解决中国私人银行的发展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围绕中国私人银行的发展这一主题,论文主要研究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发展私人银行的背景因素,包括私人银行起源发展的实践背景、理论分析和经营模式；二是在中国发展私人银行的具体策略,包括中国发展私人银行的供需分析、理财服务的内容和经营管理的模式。关于私人银行起源发展的实践背景,论文主要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私人银行起源发展的过程和原因。私人银行诞生于16世纪的瑞士,当时许多法国经商的贵族为躲避宗教迫害来到瑞士的日内瓦,出于保护自己财产安全的需要,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从事资产管理工作,随着17世纪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个人财富的形态开始多元化,社会化分工越来越明细,私人银行在欧洲快速发展起来。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美国开始崛起为世界头号工业国,私人银行开始从欧洲发展到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私人银行开始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人银行之间的并购逐渐增多,成为国际私人银行发展的重要特点。第二,私人银行的业务经营。所谓私人银行是指面向拥有高净资产的私人客户(HNWI,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个别提供的以财富管理为核心的专业化的金融产品和一揽子的金融服务。私人银行最重要的特点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其服务涵盖资产管理、投资、信托、税务及遗产安排、收藏、拍卖等广泛领域,由专职的财富管理顾问提供一对一服务和个性化的理财产品组合。它的量化标准表现为对“高净资产”的界定,各个银行各个地区有不同的数量等级,无论采取何种标准,私人银行确定的高净资产客户一般都符合当地对“富翁”的一般评价,比如当前在中国大陆私人银行客户一般界定为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客户。关于私人银行发展的理论分析,论文旨在寻求私人银行存在发展的理论依据,并据此理论依据寻求私人银行发展的指导方向。通过梳理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范围经济理论,可以看到私人银行的发展必须紧紧围绕降低客户的交易成本、提高银行服务的范围经济这一主题；通过分析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可以发现私人银行首先是一种功能定位,对于组织结构和服务供给都要紧紧围绕为富裕人群提供理财服务这一核心功能；通过对组织理论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当前职能化的机构设置并不适用私人银行的组织体制要求；通过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可以明确私人银行的服务必须把客户的私密性和增值服务纳入到重要考虑范畴,理财服务和产品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客户的个性需求和风险态度。关于私人银行发展的经营模式,论文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两种模式的不同特点。从地域上看,包括私人银行发展的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从供应商来看,包括私人银行发展的商业银行模式和投资银行模式。欧洲模式以瑞士银行为代表,其特点是以欧洲客户为主、充分尊重隐私、银行承担无限责任,拒绝非稳定性增长。美国模式主要是投行模式,更强调为客户提供高收益率。第二,两种经营模式的发展规律和评价分析。私人银行经营模式上的差异化根源于私人银行发展的叁个规律性因素：财富积累方式是影响私人银行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因、金融监管政策是影响私人银行业务范围的主要因素、税务制度直接影响私人银行的离在岸业务。在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刚刚启程的时候,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美国投行陆续倒闭,欧洲的瑞银和汇丰等银行也出现了巨额亏损,以美国投行为代表的私人银行发展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而与此同时以服务私密性着称的瑞士银行则在美国身陷逃税案而声誉严重受损。一时间,国际上的两大标杆模式都出现了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重新思考私人银行的发展模式,既不能不敢并购扩张、也不能过于追求投资回报,而是应当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围绕客户需求为合适的客户提供合适的产品。研究私人银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和相关理论成果,可以发现无论私人银行业务在瑞士的起源还是在美国的扩展,其客户需求的变化始终是决定业务内容和管理模式的最关键因素。客户需求的变化呈现出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并深受财富增长模式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共同构成了私人银行提供服务的边界,这种服务不是全球统一化的、标准化的,而是地域性的、历史性的。关于私人银行发展的中国实践,研究的第一项内容是中国发展私人银行的供需分析,论文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发展私人银行的客户基础和理财需求。2008年中国①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资产人群达30万人,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2900万人民币,形成了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所需要的客户基础。中国高净资产人群对个人可投资资产的风险偏好以中等风险和保守居多,受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高净资产人群对未来多元化投资的意愿十分明显。国内私人银行客户群更加偏好保值型理财产品,投资保值和子女教育是比较关心的理财目标,注重与原有贵宾服务的兼容并存,对稀缺性的金融服务需求大,而对物理环境的要求不高。第二,中国发展私人银行的服务供给。截至2009年3月底,在中国开设私人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多达15家,其中中资银行有5家,开设的地点主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等地。面对中国私人银行客户群中性的风险态度和多元化的理财需求,在国内商业银行尚未实现混业经营的背景下,私人银行的服务供给应该首先以客户关系的维护为主要内容,以获取利润为次要目标,与国际知名投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结成战略合作伙伴,逐步提供差异化的理财服务。关于私人银行发展的中国实践,研究的第二项内容是理财服务和产品设计,论文探讨了在分业经营和缺乏多元化资本市场工具支持的情况下,私人银行发展的初始阶段,构建的理财服务体系应该以CPPI顾问式服务策略确定大类资产配置,以稳健类理财产品为基础,以满足评价标准的风险类理财产品为补充,以信托计划为产品设计的形态载体,以保险产品为特色内容。第一,私人银行理财服务的决策方式应该是评估客户总体的风险态度；通过指标监测和网点抽样数据确定客户对各类金融工具的认知风险曲线；通过专业研究确定各类金融工具的实际风险曲线；在认同客户风险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专业分析微调；根据误导风险、期限结构、收益率叁个主要指标排序金融工具,确定阶段性发展策略；组织营销资源进行顾问式服务。第二,私人银行理财服务的方法应该依托CPPI策略建立一对一的顾问式服务,确定客户的大类资产配置,相对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等其他方法,CPPI策略更为简洁实用,能够给出不同风险系数下的投资组合风险和收益情况的对比以供客户选择,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第叁,基于中国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积累模式的特征,当前在发展私人银行理财服务的时候必须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以结构化融资和结构化金融产品作为构造稳健类理财产品的方向。第四,在选择风险类理财产品的时候,应该建立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一是通过评价风险资产溢价的合理性确定历史评价(中途买入时)或初始评价(最初发行时),二是通过对风险资产管理机构的定性分析确定未来业绩的可持续性。第五,在分业经营的背景下,私人银行发展理财业务,必须以信托作为产品的形态载体把理财服务的实质内容表现出来,利用资产管理产品设计中的分解组合技术,建立起单独委托和集合运用相结合的个人财富管理模式。基于私人银行客户风险中性的偏好,私人银行理财服务必须能够设计出差异化的稳健类理财产品,结构化证券投资类集合资金信托是这种产品重要的提供方式,在引入优质担保机构后,这类产品的优先级可以作为信用类稳健产品提供给私人银行客户。第六,基于财产保全和债务纠纷的需要,私人银行客户对保险产品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在私人银行保险产品的研发过程中,应该更多的借鉴行为金融学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研究成果,设计符合私人银行购买者行为习惯的专属保险产品,基于银行现实的销售资源,分产品采用契合的营销模式。关于私人银行发展的中国实践,研究的第叁项内容是中国发展私人银行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论文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组织结构,二是客户关系管理,叁是激励机制,四是风险管理。第一,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组织结构,应该借鉴各个商业银行发展信用卡业务的模式,设立为总行零售板块垂直领导的一个独立的业务单元,并构建以业务线为主导的扁平化的纵向组织管理体系。基本思路是在现有的体系之外,建立事业部制的组织体系,在上海、北京或深圳等高收入群体比较集中的区域成立私人银行中心,实行各条线客户信息的共享,最大限度获取客户资源,业务条线实行双重考核的办法,并建立较为科学合理的内部结算体系,实现一致的利益目标。第二,客户关系管理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客户体系、产品体系、客户关系管理体系和营销服务体系。考虑到国内高净资产客户的理财需求主要还处在寻求服务差异化的初始阶段,并且市场同业的服务供给也受限于政策环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应该将私人银行业务定位为贵宾业务在高端领域的延伸,是客户分层管理和差异化服务的自然升级。私人银行的服务体系应该以细化现有商业银行服务为前提、以提供深度个性化的客户服务为核心。第叁,私人银行激励机制的重点应该放在薪酬机制上,既要体现多样化又要体现公平性,要为创造优越业绩的私人银行顾问提供优越的报酬。同时将物质激励和培训激励、精神激励结合起来,精神激励要避免空洞说教,赋予更多实质内容,使之情感化,调动人的积极性、增强亲和力。第四,私人银行经营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风险管理。相对单一的商业银行服务相比,私人银行业务提供的服务涉及多个市场,风险错综复杂。从诱发风险的原因来看,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声誉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在我国,目前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机构主要是一些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和商业银行的整体风险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将其纳入商业银行的整体风险管理体系来统筹规划。完善私人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内部架构和职责分工、充分了解客户,防范法律风险、建立风险限额管理制度。灰色资金是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必须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监管经验,依法规范私人银行业务,严格控制洗钱风险。私人银行作为商业银行在资本脱媒和零售业务转型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和新生事物,因为业务的重要性和客户群体的独特性,成为本文的研究主题。研究中国私人银行业的发展问题,必须掌握国际私人银行的起源动因、发展过程、发展模式和发展规律,通过理论分析进一步明确私人银行发展的指导方向,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国私人银行发展的供需矛盾,确定初始阶段务实有效的理财服务,建立综合全面的管理模式。作为一个新的业务形态和一个新的发展领域,论文在私人银行的发展背景、规律总结、供需分析、实践做法等方面所做的研究是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今后随着私人银行中国实践的不断发展,对于私人银行的研究将可采用新的方法、新的案例和新的数据,不断深入、拓展和完善。
李锦元[6]2005年在《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合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全球化所衍生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既带来正面影响也带来负面影响。由于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金融业不够先进和发达,在金融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压力明显凸现和增大。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和加强金融安全,参与和加强国际(区域)金融合作是重要选择之一。 根据上述思路,本文从全球化的叁个层次及其内在联系切入研究,在分析金融全球化对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影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金融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国际金融合作的现状和东亚金融合作的前景,最后就中国如何积极主动地参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性的思路。
殷伟[7]2004年在《欧盟银行业一体化的竞争与效率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欧共体(欧盟)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内部单一市场的建立,单一金融市场更是在其中占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并且有相当多的政策法规不断出台来确保这一进程持续前进。随着欧元的正式流通,欧盟内部单一金融市场发展如何,有了哪些变化和效应,如何评价以及存在哪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论文从欧盟银行业一体化的背景出发,具体分析了在此背景中欧盟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变化,银行竞争战略、竞争行为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银行业绩效和效率水平的变化;通过这些对欧盟银行业竞争与效率的分析,来深入理解一体化对欧盟银行业的影响,以及如何更好的发挥和促进一体化中的加强竞争、提高效率的效应。具体的展开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从论文选题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开始,界定了论文讨论的基本范围是一体化背景下的欧盟银行业竞争市场结构、竞争战略行为以及达到的效率水平,突出本文所讨论的竞争与效率概念,特别是利用这种竞争与效率的分析来深入理解欧盟银行业一体化的意义。并针对现有的研究方法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了自己论文研究的重点、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有关欧盟银行业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一体化程度的衡量及依然存在的壁垒状况,作为后面竞争与效率分析的背景。在讨论金融一体化程度衡量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欧盟银行业的实际衡量了银行业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并分析了这样的一体化程度和速度与政策壁垒、自然壁垒之间的关系。第叁部分具体地描述了当前欧盟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竞争程度。通过对欧盟银行业具体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整个欧盟范围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下降,进入壁垒在降低,虽然其中各国内部的市场集中度上升,欧盟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还是提高了;因此传统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中市场结构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欧盟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而突出市场进入壁垒特征的改进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对欧盟银行业市场的可竞争性、竞争程度更具解释力。第四部分具体分析了银行业竞争模型,从银行微观决策主体选择的最优竞争行为,来分析欧盟银行业一体化后银行数量增加、市场对外开放、追求市场份额、银行业信息技术进步对银行竞争行为和风险水平的影响。除了一体化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和分散风险的效应之外,发现自然壁垒的存在、信息技术进步的影响、可变成本的影响都可能导致一体化另一方面的效应,即降低竞争和增加风险。第五部分是论文中分析欧盟银行业具体竞争行为和竞争战略的部分,针对欧盟银行业市场结构现状、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中银行业的需求者,包括个人家庭和企业对银行产品服务的需求来分析银行业的竞争过程与行为选择。主要包括并购选择、生产能力选择、技术进步选择、地域选择和业务类型选择、收入结构 vi<WP=9>选择等具体的竞争行为和竞争过程。这些竞争行为和竞争战略反映在加强竞争和减少竞争两个方面,都用来适应欧盟新的银行业经营环境。第六部分是分析欧洲银行业市场一体化和竞争对银行业效率带来的变化与影响。这部分通过一些银行业效率衡量指标和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从银行业的规模效率、范围效率、X 效率、成本效率、利润效率和产业效率多个层面分析欧盟银行业一体化进程、竞争的变化是否提高了金融的效率。发现欧盟银行业效率确实在提高,但是没有一体化政策角度期望的那么多。第七部分则从政策建议的角度分析了如何促进银行业一体化的进程,提高一体化的程度,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加强竞争来确保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并且结合中国面临金融业开放的要求出发,提出如何促进中国银行业市场的竞争和提高其效率。
曹毅[8]2005年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整合研究》文中指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资金资源的融通和配置是通过金融组织来完成的。从世界经验来看,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美国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业与证券业)历经半个多世纪,经过内外迂回、银证板块结合,金融创新、银证交叉渗透,制度变革、银证回归统一这叁个阶段,至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制度变迁。 面对混业经营所带来的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不断融合,走向集中化、国际化和全能化,金融控股公司就是这一金融制度变迁进程中出现的非常重要的金融组织形态。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性平等互惠的贸易金融服务系统,但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几年后,国内金融业将直接面对国外金融业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加入WTO给中国金融业带来的是金融制度性的根本冲击:首先,分业经营制和混业经营制的制度差异将构成冲击的集中点;其次,银行的中间业务、伏秀客户群、业务骨干优秀人才,将是外资在华金融机构和国内金融业争夺的主要重点。面对冲击,中国金融业需要在金融制度改革上加大力度,从人员素质、产权结构、市场准入、技术水平、分配制度、监管能力、提高透明度等方面,按照市场化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化准则深化改革。由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制己由过去的分业经营演变为混业经营,而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在国内外的金融市场上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因此,我国金融业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应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调整,探索迈向混业经营的体制转型,而金融控股公司正是我国金融业制度变迁发展的现实选择。 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金融企业的发展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利用各种金融资源。而整合的意义就是将系统内部的各种资源有机地组织协调起来,将分工的专业化优势和系统的群体优势统一起来。因此,在国际金融业大变迁的环境下,金融控股公司的整合战略成为运用金融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探究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过程中,有哪些因素是金融控股公司在进行整合时需考虑到的因素,且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整合的内容;然后研究如何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整合来提升绩效和规避风险;最后探讨如何构建适合我国情况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整合战略。 本文围绕金融控股公司的整合来进行研究和探讨,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首先对国际国内金融业大变迁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描
白当伟[9]2008年在《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金融中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目前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对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金融中心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一体化并不会导致欧洲只存在一个(或少数几个)金融中心,尽管欧洲金融中心体系内各层次金融中心的功能和作用有了调整,但欧洲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削弱。中国各区域之间同样正经历着一个金融市场日益融合的过程,因而欧洲的经验对于中国金融中心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罗大敏[10]2015年在《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公司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期货交易所是现代期货市场体系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交易所传统会员制组织形式的自然垄断基础被削弱。为更好地适应交易方式电子化、网络化,提升交易所竞争力,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开始推进公司化改革。目前,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的成员中已有超过70%交易所先后实行了公司化体制改革。本文综合运用归纳分析、比较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在广泛收集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的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深入分析了期货交易所公司化变革的经济学原理,全面分析了全球期货交易所的发展历程及公司化现状,并从内因、外因和制度因素叁个方面论证交易所公司化变革的具体原因。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公司制与会员制的治理结构、组织机制等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公司化可以改善交易所的治理和监管结构,增强融资能力,提高决策效率,可以更好的实现股东利益。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利用全球11个证券期货交易所1994-2008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公司化对交易所盈利能力和债务水平的影响,指出公司化有助于提高交易所盈利能力,降低交易所的债务,扩大交易所的规模和资产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对交易所和股东的价值。运用比较分析方法,选取香港联合交易所、洲际期货交易所(ICE)、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等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典型个案,分析了国外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为我国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提供有针对性的方案和建议。论文包括以下七章。第一章为导言。首先,简述了本文选题的国际国内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全面梳理了与本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已有文献；再次,总结归纳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最后,总结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为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公司化进程与改革比较分析。重点分析了欧美地区、亚太地区期货交易所公司化历程,指出全球期货交易所竞争格局和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重点选取香港联合交易所、洲际期货交易所(ICE)、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集团、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公司化案例,分析了国外交易所公司化路径及战略,提出对我国期货交易所公司化的重要启示。第叁章为会员制交易所与公司制交易所比较分析。主要从会员制与公司制的治理结构、自律性、运行效率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与会员制相比,公司制可以改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提高交易所决策效率；可以促使交易所融资能力提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可以促进交易所进行产品创新,提升新产品的推出能力；有利于流程再造与业务重组,提升股价和市场规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第四章为全球期货交易所公司化的经济学解释与动因分析。运用规模经济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帕累托改进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非互助化理论,从理论上论证了交易所公司化变革的科学性。本文认为,外因(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内因(交易所融资需求和原有组织制度弊端)、制度(监管制度的放松)是促使期货交易所公司化的叁个主要因素。第五章为公司制对交易所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利用全球11个证券期货交易所1994-2008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公司化对交易所盈利能力和债务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化有助于提高交易所盈利能力,降低交易所的债务,扩大交易所的规模和资产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交易所和股东的价值。第六章为我国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构想。首先,分析了我国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在借鉴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公司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的方案设计。第七章是结论,对全文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本文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关于公司化改革方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先把期货交易所改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交易所,然后再改制成公司制交易所,也就是所说的“两阶段改制法”。本文认为,即使改造成会员制交易所,治理结构和机制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改革时间和空间现实条件也不允许“两阶段”改革。为应对期货市场巨大挑战,我国期货交易所要通过主动的制度创新,摈弃先会员制后公司化改革路径,坚持公司化改革方向,将我国期货交易所由会员制直接改造成为真正的、具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公司制交易所并实现上市。2.对于期货交易所来说,公司化是一项制度上的根本性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还是香港交易所集团,都采取了渐进的方式。本文认为,我国期货交易所的会员制还不完善,公司化需要稳步推进,不宜采取一步到位的跨越式方式。考虑到国外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革中普遍出现一线监管与盈利目标之间的矛盾、风险控制与防范问题等,我国交易所公司化应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审慎原则,不宜急于普遍推进。3.从国际经验看,国外期货交易所改制是其适应市场新形势的一种战略选择,一个交易所是否进行公司化改革主要取决于交易所自身选择,来自于政府或监管部门的推动只起辅助作用。本文认为,我国期货交易所改制也应以期货交易所为主导,由期货交易所自己来选择适宜的组织形式。由于我国经济体制还处于转型期,市场还不能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政府的适度引导也是必须的。为此,我国交易所改制要坚持“市场要求推动和政府合理引导”稳步有序推进的原则。4.本文认为,根据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现状,我国期货交易所公司公改革应遵循循序渐进、稳步有序的原则,按照“非盈利会员制→公司制→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的发展路径,以所有权股份化、所有权与交易权相分离、内部治理结构转换及改变叁个方面为主,以监管职能改变为辅的公司化改革整体思路。公司化是期货交易所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只在国内,在国外也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可循。限于本人的研究能力、水平和文献数据,本文无论在理论研究、实证分析,还是在方案设计上,都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需要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进一步研究、完善。
参考文献：
[1]. 欧洲金融市场的整合与发展问题研究[D]. 江浩. 浙江大学. 2001
[2]. 论国际证券监管中的相互认可制度[D]. 涂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
[3]. 金融体系协调发展研究[D]. 杨大鹏.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4]. 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研究[D]. 张军. 辽宁大学. 2013
[5]. 中国私人银行发展研究[D]. 王洪栋. 武汉大学. 2009
[6]. 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合作[D]. 李锦元. 暨南大学. 2005
[7]. 欧盟银行业一体化的竞争与效率分析[D]. 殷伟. 复旦大学. 2004
[8]. 金融控股公司的整合研究[D]. 曹毅. 复旦大学. 2005
[9]. 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金融中心研究[J]. 白当伟. 国际金融研究. 2008
[10]. 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公司化研究[D]. 罗大敏.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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