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人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化与论文,政治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关于跨世纪人才的诸多讨论中，有一种“结构性失衡”的倾向，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对未来世纪的人才需求和培养，缺乏比较全面的分析理解，特别是对某些重要领域的人才问题，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政治人才，便是其中之一。
毫无疑问，对跨世纪人才的政治素质，是一直为人们所注重的。但是，人才的政治素质与政治人才本身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政治人才，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种专门人才。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和特殊国情，在国际社会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国家来说，现代化政治人才的重要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探讨走向未来世纪的中国现代化政治人才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现代化与“政治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现代化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指达到某种水准（这种水准多以技术、收入或经济指标来衡定）的变化结果。对后者来说，一般用“现代性”的概念来表示。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推动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达到“现代性”水准的必要条件。但这仍不能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之所在。现代化就其影响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它是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的一个多层面的进程。早在上个世纪，马克思就曾经对单纯从经济和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发展进步的做法，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谁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现代化早期的历史也已经证明，尽管工业革命和新技术的发明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但西欧社会政治、文化、宗教、道德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对保障和促进现代化初期的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性作用的。正因如此，在西方学者眼中，列强早期的对外经济扩张，被赋予很特别的文化内涵而视之为“浮士德式的冲动”。当代西方的经济学家对“经济”本身也有着更深入的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所讲的一段话值得深思：在西方世界，“经济”术语是“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以及从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
现代化既然被认为不是单纯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现象，那么自然也不能指望单纯依靠经济或技术的进步把现代化的美好理想变成现实。在本世纪内世界范围上的现代化潮流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政治的发展进步，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之一。现代国际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发达和不发达（或欠发达）两种悬殊状态并存。但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自己贫困落后状况，却“不是依靠投入资本就能解决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欠发达不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全局结构所造成的内在现象，而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并且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美〕斯塔夫里亚诺新：《全球分裂》）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首先要解决的是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即那种为经济和技术的表象所掩饰着的穷国与富国之间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从而重新确定自己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平等政治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实现自身的发展。
就发展中国家内部而言，政治亦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之一。缪尔达尔在谈到发展中国家如何制定自己的发展计划时说：“计划的制定，在最后，决不能替代政策的决定。相反，它的价值前提必须来自和依靠政治的进程：这些价值前提并不是简单和一般的；它们必须如同既决定政治进程又为政治进程所决定的价值观一样的那么特殊和复杂。”缪尔达尔还告诫：“在任何计划的早期阶段，抉择必须由一定的主要特色所构成。这一抉择必须由国家的现实特征的广泛概念──自然资源和人民，在世界上的贸易地位等──所指导。它必须与政府的主要目标和评价，包括官员的阻碍作用相一致。进一步讲，它必须在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压力、既得利益集团、观念，以及现行态度和制度造成的严重障碍之间达成妥协。”现代化发展计划的制定，实质上是一种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其本身即是一个十分艰难而谨慎，既充满希望和理想又蕴含冲突和风险的政治决策过程。如何确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谋求经济技术进步与社会政治进程之间取得协调一致相互促进，是任何旨在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国家所必然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应该予以明确的是，社会政治进程在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动力机制。
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人才需求
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中国现代化建设对政治人才的需求显得愈益迫切和紧要。在国际关系上，冷战时代的结束并非意味着东西方社会政治或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差异的消除。以往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和冲突表面上为活跃的贸易往来和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所取代，但是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的国家都清醒地意识到，贸易与合作不能显著地影响政治，更不可能替代政治。西方一位分析家最近讲到：“东西方之间的重大政治冲突是根深蒂固的，不大会受到建设性或惩罚性的经济关系的显著影响”，经济联系只不过“是沟通政治意图和扩展有限的经济上互利领域的有用途径”，或双方政治关系上作为“信息沟通的一个源泉。”（〔美〕亨利·R·诺：《美国衰落的神话》）在步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现代化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它既要在经济技术领域同发达国家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尽可能多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以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持续稳定增长，又要在多元局面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各种各样的对手进行微妙而富有戏剧性的周旋与较量。西方观察家在进入90年代时注意到“中国近来的事件表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恢复了活力”。布热津斯基最近也承认，“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并预言到201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仅次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全球第四个经济大国。但同时应引起注意的是西方的政治分析家、观察家等据此而进行的思维和战略调整。布热津斯基在面对他自称是失去控制的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时，思考如何使美国不在未来世纪中失去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对全球的支配权。R·诺则认为，在90年代乃至未来更长的时间里，“如何改进政治社会的观念之间的斗争将会继续存在。面对着非西方的其他选择（如伊斯兰教、儒教和神道等），西方标准将不断受到检验”，尽管西方和美国已不再强求“一定要赢得这场竞赛”，并且可能承认非西方的准则与西方的价值观共存，但西方和美国绝不应放弃或降低其价值观的标准，相反，它要寄希望于此，将以此去动员、鼓舞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不断结合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去，“并且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脆弱而艰难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进程。”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国际社会政治生活联系之一斑，也可以由此而料到这种政治较量和争斗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对政治人才需求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从国内情况看，这一点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执政党以及其他参政议政民主党派的建设，国家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各种社会力量及其利益的综合平衡和协调，人文教化和社会工作的施行与保障等，都属于亟待加强、改进和发展、完善的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范畴。另外，当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等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一旦纳入国家整体和国家目的这一层面来加以考虑和处理时，这些现象或问题便已部分或全部地脱离了原有的概念框架或改变了原来的存在方式而进入了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政治从来就不是脱离一般社会生活的一种抽象或纯粹的观念形态。在现代社会，政治更多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民主政治制度给予人们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机会，“大众社会”政治问题的核心即是参与的不断扩展。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播迅速的媒体文化，则使大众社会的“大众政治”有变成大众广告和大众娱乐的趋向。在日常生活中，对此并不难予以理解。政治对文化的渗透，进而实现政治与文化的联姻，可以认为是现代社会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这既使政治不再仅仅囿于权杖的偶像价值而回归大众和世俗生活，同时也使政治表现出愈益复杂和微妙的特点，以至于使许多人不再经心和留意政治，视对政治的关注是一种拘泥传统的保守。值得钦佩的是，西方政治学家对此表现出的冷静和理智。塞缪尔·亨廷顿不久前曾指出：文化的差异，尤其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对抗，并将主宰全球政治（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这或许会给我们在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政治人才问题时，提供某种警示。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对政治人才的需求，一方面表现出相当的迫切性，另一方面这种需求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与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人才相比，政治人才一般总是在出现政治挫折和波动时才会被更加引起重视。这使政治人才的教育培养和自我发展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也必将导致政治人才供给由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短缺。在讨论跨世纪人才问题时，这种状况很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跨世纪政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
从一般意义来理解，政治人才即是在社会政治及其相关领域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专门人才，包括政治领袖、政府首脑、政治活动家及职业政治宣传、教育、组织工作者等。无论是被称为政治家的高层政治专门人才，还是职业化的社会政治工作者，他们作为政治人才的共同特点应该是，具有比较稳固的政治哲学信念或政治信仰，恪守一定的政治原则，善于借助国家力量、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协调和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与科学技术领域的专门人才在他们从事的专业活动中所崇尚的“自然法则”和保持“情感中立”不同，政治人才更强调价值原则以及国家目的和国家原则。在这一意义上，政治人才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社会的“灵魂工程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方向和前提，也是中国现代政治人才的基本内涵要求。是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检验中国现代政治人才的基本标准，同时也是教育和培养中国现代政治人才的根本要求。
明确这样的标准和要求，可以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难的是如何使之付诸实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和国家曾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政治人才。但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无论从国际、国内环境背景还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条件来看，情况都与以往有较大不同。如同社会其他领域对人才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样，政治领域对人才的专业化水平也相应有了较高要求。这在客观上必然使对政治人才的专门培养作为一个新的问题而提了出来，并亟待加以解决。
政治人才的教育培养，本身即是一个有着相当难度的过程。政治人才是处理、解决政治问题的专门人才，而政治问题与其他各类社会的或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相比，具有更复杂的特点。而且，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国际和国内政治相互作用影响日渐突出；在大众社会和商品经济条件下，政治与人们日常生活呈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政治人才的素质、能力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因此他们的素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也变得更急切。如何使政治人才真正具有宏阔的政治视野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在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面前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实践能力，是教育培养政治人才时必然要考虑的一系列问题。
“与现代化或制度建设相比，思想更逼近政治的核心──应当怎样做人，怎样参与人类社会”。这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现代社会政治与人的关系作出的理解，应该说仍然是不错的。注重政治人才的思想层面或从思想教育入手培养政治人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培养经邦济世之才的一贯做法，并被我们很好地继承发扬下来。但具体说来，思想的实际内容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或主张参与社会生活？这可能在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政治人才之间划就一条鸿沟。当代世界，西方思想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流行，这是不得不承认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但我们要教育培养的政治人才，无论如何不应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观点。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西方也绝不会放弃或降低其价值观的标准，相反却更力图使这些价值标准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进程。在当今世界，信息是进步发展的福音，同时它也演化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以西方（主要是美国）为源头的国际间大众传播流向不平衡造成的信息社会新的不平等，人们在呼吁：“一个新的国际信息秩序”是“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前提。这种情况表明，现代政治人才的教育培养，在思想方面将受到来自外界，特别是属于不同价值和政治观念方面的愈来愈强的影响。理想化地按照既定的标准、要求和思想模式教育培养中国现代化政治人才，恐怕绝非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事实。
政治划就了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和国家、地域共同体。斗争曾是政治的代名词，战争一度成为政治的延续。然而，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和人类对共同命运的深沉思考，使不同政治分野中的国家和人群，寻找到了某些可以对话的话题。尽管这些对话是有条件有前提的，甚至难免对话中的冲突，但毕竟营造了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新的氛围。国际意识，应该成为现代政治人才必须具备的新的政治意识。
跨世纪政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应着眼于青年一代。未来必然属于青年，而国家的未来即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50年代西方的政治家曾把同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政治斗争和较量的胜利希望寄托在未来几代中国青年人的身上，已经说明，青年作为国家未来这一存在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因此，提高青年一代的政治素质，应该是青年自身的需要；培养一代青年政治人才，则是青年在未来以国家的名义承担政治责任和政治使命，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必然要求。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如果出现政治人才匮乏的局面，将会比任何资源和人才的短缺所带来的后果都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