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生态的构成及其评价——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的现状及其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生态论文,现状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1)06-0087-07
长期以来，我们深知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不是一劳永逸的，黄炎培曾经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警示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各国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惨痛教训，在生态学视角下，正如机能衰竭会导致有机体寿终正寝、自然生态的恶化必然伴随生态危机甚至灾难，执政生命的终结正是其执政生态不断恶化的结果。因此，通过评估找出执政生态中的“病毒”，对症下药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产生抗体增强免疫力，健全执政生态的功能，是执政党具有旺盛的执政生命力，从而实现长期执政的前提和保障。
一、执政生态的内涵及构成
要对执政生态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当然得立足于执政。执政，简单说来就是指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这一行为的主体即国家权力的掌握和运用者就是执政主体，其个体形态是公务员，集合形态是政府，在政党政治中还包括执政党及其组织。这一行为的作用对象就是执政客体，其个体形态是公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和非政府组织，集合形态是公民社会。
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的相互关系如图1。执政主体通过发挥执政能力(主要表现在对执政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依靠国家权力规范、领导和指挥客体的行为，执政客体通过对执政主体权威的服从和对执政结果的评判(综合表现为执政合法性)，制约执政主体的行为直至决定拥护或颠覆其执政地位，这种互相制约的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的耦合就构成了执政生态。简言之，执政生态是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相互作用并有机融合构成的系统①，这一系统由政党生态、党内生态和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构成。
图1 执政生态的内生关系
政党生态是指政党制度及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建设辞典》对政党制度的解释是：通常指在国家法律规定或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各个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的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1]。王长江认为我们所说的政党制度实际上是指政党体制(Party system)，其含义是指随着政党的出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系统，通俗地讲就是政党从政模式[2]130。本文借鉴上述观点把政党制度定义为：在政治系统中对政党存在及其活动的法律规定和体制安排。在我国历史上，“党”曾为政治系统排斥，所谓“结党营私”、“君子不党”、“朋党之罪”等，“党”的存在是非法的，更是无法开展活动。放眼全球，政党成为政治系统的轴心，不过两三百年时间，肇始于英国威廉二世王位继承权之争，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时我国党派林立，不下百数。
从体制安排来看可以将政党制度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一党制是只允许一个党派的合法存在，其他党派均是被控制甚至被取缔的对象，如墨索里尼1926年取缔了除法西斯政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只有国家法西斯党是当时意大利合法的政党；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解散了除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外的其他政党；二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尤其非洲的一大批新独立国家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建立了一党制。两党制是指只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党派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其他党派即使存在对此两党地位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有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内阁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两种典型。多党制是指存在着三个以上的政党，其中没有一个政党能长期保持绝对优势，一般情况下需要几个政党结成联盟来组织政府，法国是其典型。
从政党关系来看，有毋容、竞争、合作等类型，如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视共产党为敌人，妄图灭之而后快，是为毋容关系，这种关系下执政党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因此其制度目标是一党制。在实行两党制的制度下，两大党派之间多为竞争关系，表现在选举中取得议会的多数席位或当选为总统的党派即为执政党，另一党为反对党或说在野党，但其合法性受法律保护，执政党亦无取缔反对党的权利。而多党制，实为各党派为执政而竞争，表现为竞争中有合作。我国目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关系，基本特点是存在多个党派，各党派之间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其中一个党派在意识形态、组织力量、执政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从而居于主导地位。
党内生态主要是政党内的组织架构及其规范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党员及其骨干和组织架构是她的物质要件或者说“硬件”，政党的意识形态、原则规范和领导体制是她的精神要件或者说“软件”，实际上这些“软件”也是属于广义的组织范畴，因此党内生态的基本构成可以概括为党员、骨干和组织三个要素。
党员是政党的最基本要素，是党内生态的细胞，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同的政党对其党员的要求有天壤之别，有些政党对其党员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个人愿意都可以加入其中，如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均是如此；有些政党对其党员有明确的要求，如英国保守党要求其党员拥护党的目标并愿意交纳党费；有些政党对其党员有严格的要求，不仅在加入时要经过严格考察，加入后也要服从党的意识形态、遵守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如中国共产党。
骨干是政党活动的主要力量，是党内生态的躯干。一般说来，政党目标的实现、组织机构的日常运行、政党功能的维护等都要依靠骨干才能完成，因此大多数政党对骨干比普通党员有更严格的要求和标准，也享有一般党员所没有的特殊权利，例如在新加坡只有骨干才有权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席每月一次的定期会议。
组织对党内生态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从组织架构、活动场所等物质形态来说是政党活动的通道和载体，不同政党在这方面有巨大差异，有些政党组织结构松散、平常基本无活动，或者其活动只是集中在党的领导机构和骨干中间，如美国的两大党派除了竞选期间登台演说，平时则基本不见踪影；有些政党则组织结构严密、组织制度健全、组织活动有严格要求，如中国共产党。从精神形态来说，组织是党内生态的中枢，是政党活动的“软件”，政党的意识形态是政党的黏合剂，把具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聚合在一起组成为政党，也是实践政党价值目标的基本工具，具有导向、辩护、凝聚、动员、约束等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归结为支持和整合两项基本功能[2]82。组织原则是把政党的成员以及骨干按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要求有效地组合起来的制度规范，其核心是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领导体制是为了实现政党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管理系统，其核心是授权关系，对执政党而言还包括政党与政府的公权力之间的关系。
社会生态主要是执政党与社会公众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包括党群关系、党媒关系、党与NGO的关系等。党群关系是社会生态的核心，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群众离不开政党，政党是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工具；另一方面政党离不开群众，离开群众的支持，政党将寸步难行，与国家政权渐行渐远。因此也可以说党群关系的实质就是执政的合法性[3]。
政党与媒体的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并非一定得依赖于大众传媒的舆论影响，但现代政治活动中的政党必须考虑其影响力，通过大众传媒这一公共参与、公共表达设施，使得执政党、政府与民众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4]。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对政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和强固、政党组织结构、活动方式、政治动员等方面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各国各类政党都非常关注对传媒的利用和控制。在我国，“政党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不是政党该不该对传媒进行控制，而是如何根据传媒自身的固有的规律进行控制”[2]247。
民间组织或说非政府组织(NGO)是现代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它的发达与否被视为一个社会民主与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如何对待非政府组织是现代政党政治必须解决的课题，实际上能否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表现，有些NGO可以成为执政党执政的助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起到桥梁和缓冲的作用，化解社会冲突，有些则成为执政党执政的阻力，特别是其利益不能在政治生活中得到有效表达和实现时，会引发或激化社会冲突。
二、执政生态的意义及其评价
在生态学的语境下长期执政也就是执政党执政生命的长期存续，执政地位的丧失也就是其执政生命的中断或终结，因此执政生态的状况决定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牢固。因为众所周知的是有机体的生命能否延续取决于其生态的健康状况，病入膏肓者犹如秋天的蚂蚱，同理，健康的执政生态是执政党稳固执政的前提和保证，只有这样的执政生态才能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而执政生态退化则会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在这样的执政生态状况下冲突不断发生，轻则“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重则爆发罢工、罢市、非法聚集等群体事件，执政党形象污损、支持率下降，甚至“千夫指、万人骂”；执政生态如果严重恶化乃至危机，就会引发革命或政变，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如前苏联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党、印尼专业集团、印度国大党、日本的自民党、中国(台湾)国民党等。
根据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生态系统的功能决定于它的结构、多样性和整体性。生态系统结构越复杂，系统的自我修复和维持能力也越强，越有利于抵抗外来干扰。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结构复杂性的基础，是决定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结构复杂性能够强化生态系统抵御环境干扰的能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决定于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提高生态系统抵抗干扰和环境胁迫的有效途径。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流的关系错综复杂，也经常会受到一些外界的随机扰动，并且生态系统对环境的响应和反馈多表现为非线性关系，人类对生态功能的要求，也因价值观和生活水准而多种多样，这些因素决定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人类对生态认识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生态系统管理要求把长时间的可持续性作为基本价值观，它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问题的“解救”，而是以解决代际间的可持续性为前提[5]558。
因此，可以选择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作为执政生态的评价因子，可以从评价内容和生态因子两个维度建立执政生态的评估矩阵(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到，执政生态有政党生态(用P表示)、党内生态(用I表示)和社会生态(用S表示)三个一级评价指标，又可分别分解成三个下一级指标(图3)，因此共有九个二级指标，如果用E表示执政生态，那么执政生态的评价体系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
式中各指标含义如下：
表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这一指标是考量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指执政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包括群众对政党的认同和支持、媒体对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强化、社会组织对政党职能的协同和补充等。
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一切措施归根到底就是要优化执政生态，从数学分析来说也就是要使E处于极值状态。根据上述公式E＝f(P，I，S)，E有极值的条件是E′＝0，即E′＝f′(P，I，S)＝0。
实际上，在短期内政党系统和党内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认为P和I是一个衡量，那么，上述公式E＝f(P，I，S)可简化为：E=f(S)＋C(C为常数)。
因此，在短期内优化执政生态的关键是改善社会生态，即党群关系、政党与媒体的关系、政党与NGO的关系等，曾经执政较长时间的大党在这方面都有成功的经验。例如，印尼专业集团自1971年至1998年连续六次赢得大选，它的实际领导人苏哈托连续当选五届印尼总统，执政时间超过30年，是亚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袖之一。在专业集团执政和苏哈托担任总统期间，经济增长率多年超过6％，到1984年印尼的稻米已能自给，不再依赖进口。1995年，印尼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1％，国内生产总额从平均每人50美元递增到1000美元，而且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曾一度成为西方推崇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榜样。又如，瑞典社民党累计执政已有70余年，该党一直认为，发展经济是赢得民心的根本所在，1932年执政后大力倡导“混合经济模式”，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经济在40多年内持续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瑞典模式”。再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革命制度党历届政府大力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墨西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30多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6％～7％，1946～195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1957～1970年为6.8％，70年代为5.2％，在1950年到1985年间，墨西哥公民的平均寿命从41.5岁提高到了64.2岁，文盲率从1920年的80％下降为6％，被誉为“墨西哥奇迹”。同时，该党还创造了一个政治奇迹：当拉美大多数国家政局动荡，政变频仍，出现军人独裁统治时，墨西哥一直保持政局稳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不少学者把墨西哥的政治体制称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
但是从长期来看，P和I都是变量，只着眼于社会系统显然就不够了，还必须从政党系统、党内系统采取措施来优化执政生态，否则执政生态将逐步退化甚至恶化，导致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例如，印尼专业集团执政以后尽管在一段时间内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逐步形成的贪污腐败、裙带政权、社会贫富悬殊、军人干政、压制民主，严重损害了政党系统和党内系统，印尼在苏加诺时代原本有十多个政党，但在苏哈托执政后大多被下令解散，仅保留了穆斯林团结建设党和亲政府的民主党，加上执政的专业集团，总共不过三个政党。东南亚金融危机引爆了政治活动中被长期压制的不同意见，导致专业集团内部分化、反对党逐渐做大、军方态度转变，苏哈托也在国内外一片抗议声中被迫辞职，直至走上了被告受审的席位。又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包容度降低，激化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导致农民暴动，整个社会出现了不稳定的现象，另外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党内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当别的政党起来反对它的时候，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失去了支持的基础，最终在竞选中失败。再如，苏共的教训更值得我们深思，执政70年期间不乏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遨游太空等辉煌，最终还是丧失了执政地位甚至被禁止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的现状及其优化
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执政生态主体是健康的，但存在“病毒”和“亚健康”现象(表1)。
正因为执政生态存在如表1中例举的“病毒”和“亚健康”症状，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其确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因此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如前所述，生态学语境下长期执政也就是执政党执政生命的长期存续，健康执政生态是执政党稳固执政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只有不断清理执政生态的“病毒”、消除执政生态的“亚健康”症状，也就是进一步优化执政生态，才能巩固执政地位。
(一)加强多样性建设，强固稳定性
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来看，生态系统的功能决定于它的结构、多样性和整体性，生态系统内部的要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各要素特定状态的最佳组合秩序构成了生态系统整体的最优化，在这种整体最优化状态下，维持生态系统健康，表现出最佳的功能状态。生态系统受到的环境胁迫如果大于其抵抗力(指系统维持稳定状态的程度或吸收干扰的能力)，生态系统将发生质变。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结构复杂性能够强化其抵抗力，从而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5]559-560。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政党生态的多样性建设，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闭幕会上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指出：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④，这话说得相当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多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是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6]733但在党内生态和社会生态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更多的是方法简单、甚至害怕出现不同的声音，有违多样性原则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加强执政生态的多样性建设就应该有如此胸怀：“就是那些骂我们的人，我们也是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6]733
(二)弘扬主旋律，强化执政生态的健康因子
执政客体对执政主体的认同和服从是执政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反之执政党则会丧失其执政地位。执政主体的难题是执政客体对其执政成就往往有审美疲劳，而对其负面信息则会尽力放大，甚至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地覆盖到执政党的全部。因此如何让公众全面地去了解执政党的正反两方面的信息，就成为优化执政生态特别是改善社会生态的关键。笔者认为应该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通过正常渠道在第一时间发布群众关心和可能关心的信息，让“霉菌”在阳光下失去繁衍的机会直至其消亡，当前的重点在于强化正面信息，也就是弘扬主旋律，例如共和国总理与上访民众直接对话见诸媒体，受到了社会公众的积极回应，有网友如是说“如果党员干部都能这样做，那么，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一定会更加和谐，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一定会进一步提升。”⑤这就是强化执政生态健康因子取得的效果，这样的信息也让公众知晓“被精神病”绝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只是个别党员违背共产党原则犯下的错误，在这样的信念下，社会生态自然得到改善，执政生态系统的自我免疫功能也能得到恢复和加强。又如，针对2011年开始的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以及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工作的陆续展开，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时明确地提出“五个严禁、十七个不准”的纪律要求，就是针对“买官卖官”最好的药方。再如，多宣传廉洁奉公的党员干部典型，或者积极创造条件公布党员干部的资产、收入状况，比宣传办理了多少腐败大案要案、挖出了多少蛀虫巨贪，更有利于改善社会生态，也更有利于牢固树立社会公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信念和信心。
(三)走“资源节约型”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重视以执政资源的开发和拓展来巩固执政地位，例如十六大以来解决了“两新”组织的从业人员及其他社会基层群众能否入党的问题，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组织资源、强固了执政基础；全球金融海啸中的中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游刃有余，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和期盼，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十分充沛。一切的一切看来是那么美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好似“黄河之水天上来”源源不绝。但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提醒全党应警钟长鸣，因为原先源源不绝的“水”成了今天的黄河之痛，也许执政资源不会是“黄河水”，但等到成为心头之患，悔之晚矣。现代生态学的可持续原理告诉我们，只有节约资源，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开发和拓展执政资源的同时，应保护执政生态的和谐和多样性，提高执政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样执政才能“可持续”，执政地位才能长久。因此，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就必须走资源节约型道路，也就是向集约化转型。资源节约型党建是在汲取传统党建的宝贵经验基础上产生的飞跃，表现为：在目标导向上从“以任务为中心”转向“以效率为中心”，注重执政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在建设内容上从“主要依靠队伍的壮大、数量的增长以及政治觉悟、思想作风等的改善提高”转向“在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基本建设前提下，注重党员个体和组织内在素质和功能的提高”；在实现路径上从“强调理论灌输、统一思想，甚至发动群众运动”转向“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7]。
(四)加强自身建设，建设学习型政党
生态学的物竞天择原理指出自然界生物因遗传变异而生存繁衍，变异源自于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突变，突变的类型表现为有害突变、有利突变和中性突变三种。20世纪初我国的党派林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由于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有利突变，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而蒋介石谋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后背离孙中山先生的路线，反共反人民，产生有害突变，最终遭遇负选择，丧失在大陆的执政地位，蜗居台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早期也曾由于陈独秀的右倾主义与王明的“左倾”主义等错误产生有害突变，濒临灭亡边缘，但是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从逆境中奋起，坚定了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信念，于是发生有利突变，收获正选择，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国际环境考验更加严峻复杂，中国共产党只有顺应时代的特点和要求主动求变，才能避免负选择。而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中国共产党也历来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学习的历史[8]，因此，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不仅是继承和弘扬了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而且是我们党在深刻认识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战略决策，必将引致中国共产党产生有利突变，更好地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合奏出和谐的乐章，为政党系统优化、党内系统纯洁、社会生态协调所需的关键因素的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奠定健康的生态基础。
收稿日期：2011-04-26
注释：
①与执政环境的区别：执政环境指党的执政活动运行的时间和空间，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它们只是作为党执政的外部条件。
②据《南方周末》报道：2003年10月30日，热心的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因为帮助邻居跟镇政府打官司，结果被镇政府的有关人员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六年半，直到媒体披露后，徐林东才脱离精神病院回到家中。《羊城晚报》2010年4月11日报道：湖北十堰市的网友彭宝泉4月9日上午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后，被送进派出所，并在10日凌晨两点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茅箭精神病医院，而家属竟被蒙在鼓里。《新京报》则报道了另一个极端的例子：2008年，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其主治医生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镇政府带来鉴定书，只能按精神病治。
③《华商报》2010年12月29日报道：在陕西省蓝田县，并非城区的北环路延伸段，近日开始点亮的36杆路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每杆路灯上有136盏电灯，这36杆路灯如果全部打开，每天开灯6小时，一个月就要耗电9690千瓦时。这样的“亮化工程”，把非城区都照得亮如白昼，只会照得民众心里发慌、发麻甚至发怒。再有，江苏阜宁县建“山寨版世博中国馆”，面对质疑却说是“应群众要求建设的，目的是弘扬世博文化精神”。
④陈独秀在1927年应瞿秋白所约而写的《国民党四字经》。
⑤2011年1月24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国家信访局与来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并就政府工作听取意见。参见http://cpc.people.com.cn/GB/78779/86328/86927/13824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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