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社会风俗改造：必要性、经验及启示
□肖小华
[摘 要] 在中央苏区的开创、巩固、发展过程中，旧社会留存下来的一些陋俗恶习时不时侵蚀革命，以致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为此，党和苏区政府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的同时，还致力于建设科学、民主、文明的社会风俗，有效地肃清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陋俗恶习，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素质，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夯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基础。中央苏区社会风俗改造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 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社会风俗；经验
社会风俗是某一地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相沿而成的社会风气、社会风尚、社会习俗，是一个地方社会文化和政治教化的重要反映，是当地群众精神面貌、文明程度、道德修养、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社会风俗对群众的思想观念具有潜移默化影响，对群众的行为习惯有无形的制约作用。良好的社会风俗是提高广大群众素质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相反，那些陋习恶俗则是麻醉广大群众精神的毒药，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无形绊脚石。
在企业生产工作中应用数理统计方法，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首先，是在对生产质量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在企业的实际生产过程中，整个生产流程具有多道生产工序，需要使用的生产设备数量庞大，需要操作的工人素质参差不齐，这对于产品的质量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可以采用抽样检验的方法获取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也可以采用绘制质量控制图的方式来呈现质量的变化并进行相关分析，此外还可以采用对产品的可靠性进行测试之后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生产设备的可靠性、质量控制人员的工作效率、质量检测系统的可靠性等进行有效控制。
在开创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苏区政府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的同时，还致力于建设科学、民主、文明的社会风俗，夯实了新型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新时代的社会风俗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中央苏区时期社会风俗改造的必要性
“五更起，半夜眠；风雨来，霜雪奔；无粮食，糠充饥；豆角衫，洞满身；无腰带，捆箩绳；烂布块，当毛巾；睡秆堆，盖蓑衣；水当镜，柴当枕。”这是曾经在中央苏区广泛流传的一首歌谣。歌谣反映了中央苏区所在地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人们生活困苦的现实。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存在。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等原因不仅使这一地区的农民生活困苦，而且观念极其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满乡村，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1](P274)当沿海各省“纷纷举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输送学生出国留学，以图振兴中华”时，这一地区“却仍在培养四书五经的人才”。[2]（P21）
尽管五四运动后赣南闽西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回到家乡播撒了革命火种，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风俗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苏区的开创奠定了思想基础，但从总体上说，中央苏区在开创之初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所在区域的社会风俗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广大群众的政治认识、思想观念、精神状态、文化水平严重落后于革命的需要，因此，革除传统风俗中的陋俗恶习，建设科学、民主、文明的社会风俗就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社会风俗改造是壮大革命队伍的需要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区政府通过颁布政策、条文、法令，有序地推进了根据地社会风俗建设，为建设社会新风尚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使这一工作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如在破除迷信方面，《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指出，各地“不许还愿打醮、立教传徒、募捐建筑庙宇，以及一切影响苏区治安的集体行动等……勒令和尚道士尼姑以及看相算命的人，改换职业。”[11]（P13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明确规定，牧师、僧侣道师、地理阴阳先生等以传教为生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禁止“黄赌毒”等方面，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训令中强调，全苏区任何地方都不允许有种植鸦片的事实发生，并发布《为多种杂粮禁种毒品事》的布告，此外，湘赣省等苏维埃政府还颁布了《禁烟戒赌条例》；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方面，苏区政府先后颁布了《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卫生运动纲要》《五个月卫生工作计划》《关于预防传染病问题》等一系列法令，对一些生活陋习作了明令禁止，如禁止将死物秽物抛入河流、禁止在水井附近堆放腐烂物质和建筑厕所、禁止食用病猪、牛、鸡、鸭肉等；在婚姻家庭方面，苏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婚姻家庭陋习，革除了婚姻买卖、穿耳、蓄发、缠足、束胸等陋俗，保护了妇女权益。
随着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加上特殊的战争背景，许多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加入了党内，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小农意识、宗族观念、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家庭观念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及时享乐主义、奢靡浪费、贪污腐化等各种陋俗恶习带入了党内，影响了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如在小农意识的影响下，一些党员和苏区干部特权思想严重，喜欢多吃多占、喜欢侵占集体财物；在宗族观念影响下，有些党员干部“在党的工作中只有私人的感情，没有阶级的感情、党的感情、争斗的感情。”[1](P41)这种狭隘的情感影响了革命的大公无私；在家庭观念的影响下，有些地方的“党员都不愿意调动工作”，满足于所谓的天伦之乐。
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到1930 年，“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也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从前过年庆节，写些封建式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敬神用的）……黄纸店也倒了”。[5](P583)
㉝Avishai Margalit，The Ethics of Mem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84，pp．193 ～197，p．205．
（二）社会风俗改造是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需要
一是在封建迷信的欺骗、蒙蔽和麻痹下，部分群众把自己受苦受难的原因归结于因果轮回，认识不到自己悲惨命运的真正根源，因而把命运的改变寄希望于积德行善、求神拜佛；二是受封建礼教思想影响，部分群众对不公的社会制度逆来顺受、安于现状、俯首听命，甚至“把反抗视为不规矩，把顺从视为美德”，缺乏革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三是在宗族观念的影响下，有些群众家族思想、地方观念浓厚，习惯于“大姓压小姓”的传统，在革命过程中对于同姓同族的豪绅地主富农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四是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部分男青壮年不愿加入革命队伍。中央苏区所在地自古以来就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加上部分民众因为已经分得了土地，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便满足于当下的生活状况，不愿意投入艰苦革命斗争之中。五是“男尊女卑”的封建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禁锢了妇女的思想，忽视了妇女的价值，阻碍了妇女参加革命。六是不科学、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和“黄赌毒”的生活恶习严重地危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削弱他们在革命中的斗志，也给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因而他们又是革命的改造对象。
陋俗恶习的存在是思想文化落后的反映。为提高苏区广大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苏区政府建立健全了社会教育机构，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各种文化教育读本，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科学文化水平，革除了封建陋俗恶习存在的思想根源，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强党的基本理论教育，用唯物论取代唯心论。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目前的教育任务》的训令中指出，苏区教育的任务是“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地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6](P29)苏区各地通过俱乐部、戏剧、墙报、标语、歌谣、识字班、报刊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用唯物论取代唯心论，揭露了封建陋俗恶习的本质。《反对神权》这首歌谣唱道，“神明神明,有目不明,有耳不灵,有足不行,终日静坐,受人奉应。逢迎无益,不如打平。打平打平,伊个干净。人群进化,社会文明。”通过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广大群众明白了，菩萨是“压迫阶级用来欺骗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菩萨不能免除劳苦群众的任何痛苦,只有从斗争中才可以得到自己的解放。”[7](P238)二是加强阶级观教育，用政治认同取代地方、宗族认同。中共江西省委赤字第十一号通告《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与方针》“无情的打破农村一切封建宗法的反动思想，尤其在苏维埃区域。”[8](P605)苏区时期，党在宣传工作中特别注重阶级情谊和阶级意识的教育，如称工农群众为工农兄弟、白军士兵为白军弟兄，着力灌输工农群众是一家、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工农群众要团结等观念，“逐步使苏区群众的身份认同准则从血缘向政治经济地位转变，从而加强了政治经济地位相似、同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间的凝聚力，提升党和红军对工农大众的向心力，从而实现了对广大群众的资源整合。”[9](P257)三是加强文化知识教育，用现代文明理念取代传统的落后理念。《俱乐部纲要》强调，戏剧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必须具体化，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采取当地群众生活的材料，不但要一般的宣传红军战争革命，而且要在戏剧故事里，表现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暗示妇女解放，家庭及生产条件等的革新，揭破宗教迷信的荒谬，提倡卫生及一切科学思想，发扬革命的集体主义和战斗精神。”[10](P128)四是加强妇女权利观教育，用男女平等思想取代封建礼教理念。各地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张贴标语、传唱山歌等形式，加大了妇女权益教育、男女平等教育、婚姻自由教育，最大限度地肃清了封建社会遗传下来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旧礼教旧观念，唤醒和激发了妇女自我解放的意识和热情。如1933 年三八妇女节来临前夕，《红色中华》报在3 月3 日第57期推出了一个整版的《三八特刊》漫画，以漫画的形式抨击了苏区境内残存的妇女地位低下及童养媳陋俗。
通过开展绩效考核，可以对职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使职工发挥自身的潜能。绩效考核具有的激励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三）社会风俗改造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需要
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部队内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陋俗恶习，致使红军内部思想比较复杂。如有的红军因为加入革命队伍时间不长，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对参加革命的目的认识不清，甚至夹杂着许多个人的恩怨私仇；有些红军官兵，虽然作战勇敢、敢于牺牲，但对党的政策、主张不了解，缺乏阶级观念和大局观念；有些红军官兵，不听指挥，组织纪律性差，经常违反战时财经纪律；有些红军官兵思想动摇，遇到困难就开小差；有些游击队、赤卫队地方主义色彩浓厚，常常为宗族、本地区的利益患得患失，甚至打土豪都要划分范围，不能越界。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如1930 年9 月,赣西南特委在工作报告中说，“八次攻吉五次攻赣没有拿下是农民意识的反映。”[5](P542)可见农民意识对红军战斗力的消极影响。因此，要把这支以农民为主的军队锻造成一支合格的能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尽快肃清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陋俗恶习。
总之，旧政权的塌台、新政权的建立，虽然为中央苏区建设社会新风俗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但由于社会风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相沿而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因此，在旧制度消亡后、新政权未能彻底巩固前，社会习俗并未随着新政权的刚刚建立而立即发生改变。这些旧习俗中的消极成份，严重阻碍了新型政权的巩固，阻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鉴于此，加快中央苏区社会风俗的改造就具有强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中央苏区时期社会风俗改造的主要经验
中央苏区时期，党把社会风俗改造作为革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既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又体现了群众的主体地位，既发挥了思想的引领作用，又体现了制度的保障作用。
（一）加强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摧毁陋俗恶习的根基
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伟大变革，最终要引起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政权的取得及苏区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摧毁了封建陋俗恶习赖以存在的根基。一是红色政权的取得，使广大群众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政权建设，行使民主权力。政治权力的获得，增强了他们自觉革除封建陋俗恶习的自觉性。同时在政治上剥夺宗教职业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消灭他们的权威地位，又彻底摧毁了封建陋俗恶习依存的政治根基。二是在土地所有制改革中，一方面剥夺宗教职业者的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分配土地给广大人民群众，让他们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受到了教育。三是加强苏区各项事业建设，时刻关心劳苦大众的利益，全心全意帮助他们，让广大群众在得到实实在在利益的同时，自觉抵制、主动抨击封建迷信。
（二）加强思想文化教育，革除陋俗恶习的思想根源
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陋习，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深深地感慨，“‘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4](P74)因此，只有把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陋俗恶习从党内肃清，才能保证党和苏维埃政府肌体的健康。
此外，为养成苏区广大群众良好的生活习惯，中央苏区开展了扫盲运动和卫生防疫运动。配合这两项运动，苏区政府印发了《一般的卫生常识》及《卫生常识》等小册子。同时，还加大了这一方面的宣传报道，如苏维埃政府主席项英撰写的《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刊载在1932 年1 月的《红色中华》上。期间还诞生了许多相应的歌曲，如《戒酒歌》中唱到“劝郎哥，要留心，眷恋酒碗性情人；立大志，作好汉，莫为酒鬼留罪名。劝郎哥，听分明，贪酒有碍事业兴；肯悔过，有法救，红军纪律最严明。劝郎哥，下决心，严重局面要认清；倡勤俭，戒奢侈，明朝迎接世太平。”类似的歌谣还有《卫生歌》《戒吸烟》《戒烟戒辣椒歌》《赌棍歌》等，这些歌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解那些身染恶习的人赶快回头是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三）加强制度建设，促进社会风俗改造的规范化
无可置疑，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生力军和依靠者。然而，因为工农群众，特别是地处偏僻地区的群众，长期受封建文化的影响，因此虽然有改变自身命运和社会现状的愿望，但不可避免地仍带有许多小农意识，这些小农意识与党的主张、要求可能产生冲突。
保险经纪是近年来新起的保险中介机构，其弥补了建设项目业主和承包商不懂保险策划理赔等不足，利用其保险专业方面的知识为被保险人提供专业建议。但是因其发展良莠不齐，且每个工程都具有唯一性和自身特点，工程被保险人可借助保险经纪的专业建议以及本工程的特点，制定合理的保险策划和理赔。
（四）发挥特殊群体作用，找准社会风俗改造的切入点
注重制度建设、强调思想引导，是社会风俗改造的基础性工作。除此之外，苏区政府还注意发挥特殊人群作用，调动各方积极性，以增强社会风俗改造的合力。一是发挥妇女群体作用。妇女群体既是苏区封建陋习的受害者，也是封建陋习的重要参与者。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区政府把男女平等这一思想贯穿于根据地建设各方面，积极号召苏区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参与苏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发挥“半边天”作用，觉醒了她们的思想意识和主体意识。“今个世界不相同,红旗飘飘好威风,没有阿哥打单身,没有细妹无老公。”这首《红旗飘飘好威风》歌谣反映了苏区妇女翻身得解放的愉悦心情。二是发挥合作社组织作用。为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党和苏维埃政府还组织了许多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耕田合作社、互助合作社、犁牛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把群众团结在一起，群众在集体生产生活中逐步产生了超越地方主义和宗族观念的集体观念。三是发挥社会团体作用。中央苏区时期的各种群众团体，特别是各种文艺团体，用广大群众乐于接受的各种方式，加大了社会风俗改造的宣传。在这些团体中，儿童团、少先队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写道：“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儿童团、少先队的反迷信宣传,苏维埃的节省香烛钱运动,第二。儿童团(特多)、少队的直接干涉(抹掉她们的香烛),第三。（应该拿说服代替干涉。）但有些老婆太，虽不敢公开敬神，心里还是信神……。”[12]（P314）四是在劳动中改造社会游民。社会游民是封建社会陋俗恶习的主要参与者，但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土地等生产资料。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区政府给予他们土地等生产资料、工作机会和平等的政治权利，鼓励他们参加劳动，从而使其与封建迷信活动彻底了断。
三、中央苏区社会风俗改造的成效与启示
（一）中央苏区社会风俗改造的主要成效
民国《瑞金县志》记载，中央苏区“极力破除迷信。见菩萨便烧，见敬神者，便将香烛饭殽，全部没收。民二十以年冬以还,各祠宇之祖牌,亦被破除付火……一切僧尼道士、巫师巫婆，在赤祸之初，即严行取缔。”[13]（P128）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3]（P708）因此，肃清广大群众身上的小农意识和愚昧思想，改变他们世代流传下来的陋习恶俗，既能解放他们的思想枷锁，让人真正获得全面自由，也能增强政治自觉，激发革命热情，从而壮大革命队伍。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转变旧观念、革除旧习俗、建设新风尚，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是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就乡风民风建设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如“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二）中央苏区社会风俗改造对当前乡风民风建设的启示
可见，中央苏区的社会风俗改造取得了巨大成效：一是有效地肃清了封建社会留下来的一些陋俗恶习，开启中央苏区社会新风尚。二是提高了中央苏区广大群众的素质，帮助他们树立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意识，养成了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三是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深入。战争背景下的社会风俗改造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有效地配合苏区军事斗争和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夯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基础。
地表的地物、地貌通过立体采集，用点、线、面符号表达地形图。符号具有定位、定性的功能，因此，要求采集的符号位置要准确，施测的高程切准地表，同时对图式符号的定位中心要理解透彻。
中央苏区的社会风俗改造虽有一定的特殊背景，但当时的做法和积累下的一些经验，仍对新时代如何建设更好的社会新风尚，特别是加强乡风民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1.乡风民风建设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群众的自主性结合起来。中央苏区时期的社会风俗改造，遵循了服务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基本原则，坚持了党的领导，发挥了苏区政府的引导作用，又体现了群众的自主性，发挥了妇女、儿童、各种互助组等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并从广大群众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这一经验启示我们，新时代的乡风民风建设，必须把坚持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一是各级党委要切实把乡风民风建设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社会风俗建设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摆在党的建设总格局之中，统筹规划，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二是要发挥好各级政府在乡风民风建设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相应管理机构，并强化职能。同时保证社区、农村文化建设场地、资金、人才等各方面需要；三是要发挥好村民的自治管理职能。如完善、细化村规民约内容，增强其操作性和约束性；成立村民议事会、村民红白理事会等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在乡风民风建设中的监督、引导作用；四是要发挥好离退休干部、教师、医生、军人等特殊群体的带头示范作用。这一群体见识面广、知晓党的方针政策、社会威望高，他们不仅是农村各种纠纷调解的重要力量，而且在乡风民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综上所述，瘦素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水生动物代谢、生长发育和繁殖，机理复杂。但目前我们对此研究和理解有限。今后应多学科结合，综合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深入研究瘦素对水生动物代谢、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及其机理，同时应用瘦素调控水生动物代谢、生长发育和繁殖，促进水产业的高效生产，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今后特别应注意下述研究：①探讨相关研究技术，为深入研究提供先进的技术保障。②进一步研究不同水生动物瘦素及其功能。③水生动物瘦素的作用机理，尤其是瘦素-受体复合体及其信号通路。④不同水生动物瘦素基因、受体的分布及克隆。⑤影响水生动物瘦素基因表达的因素及调控机制。⑥实际应用研究。
2.乡风民风建设必须把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中央苏区时期，党一方面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加强了群众的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尽最大可能革除了封建陋俗恶习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又颁布相应的政策、条文、法令，为根据地的社会风俗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中央苏区社会风俗建设的经验启示我们，只有把思想教育与制度保障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社会风俗建设合力，促进乡风民风的好转。当前我们既要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文化知识、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在正面引导上下功夫，使“新风新俗”家喻户晓；另一方面又要强化制度建设，如建立健全齐抓共管的分工协作机制、正面激励与反面惩戒机制、评估考核机制、监督整改机制，同时完善日常监管、强化制度执行，使制度真正带“电”，具有约束力。
3.乡风民风建设必须把内容的严肃性和形式的鲜活性结合起来。乡风民风建设属于上层建筑，故其内容要体现党的意志、始终与党和国家的主流媒体声音同频共振。但党和政府所倡导的社会风俗只有被群众认可、接受，才可能转变为他们的行为和习惯。因此，在乡风民风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在方式上必须具有鲜活性、新颖性和吸引力。中央苏区在社会风俗改造中，在突出制度建设的同时，创新方式方法，采取了苏区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如墙报、宣传栏、歌谣、漫画、戏剧、群众文艺活动。这些方式方法我们不仅需要继承，而且还要与时俱进加以创新，如运用手机APP、大型显示屏、村寨喇叭等手段，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增强宣传教育的有效性。
4.乡风民风建设必须将抓住关键环节与重点打击相结合。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区政府一方面通过卫生运动、扫盲运动及打菩萨、毁烧祖宗牌位等典型事件，找准社会风俗改造的切入点，同时又剥夺了那些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的人的政治权利甚至经济权力，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打击，紧紧地抓住了社会风俗建设的关键环节。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为此，我们一方面要通过调研，了解掌握当前乡风民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以便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同时，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对当前一些既与现代文明不相符、又违规违法的社会恶俗进行抨击、惩戒，如擅自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的违法行为、以求神拜佛为幌子的欺诈行为以及寻事滋事的社会治安扰乱者、大摆酒席奢侈浪费的领导干部，等等。通过对这些典型恶俗的处理，震慑和教育群众，自觉摒弃不良习俗，促进乡风民风的不断向上向善向好。
同时，医院内部各部门压力重重，省医院招投标工作原分散于各部门：设备采购归设备材料科管、维保采购管理归机电维修科管，于是设备采购管买不管修；维修科科长因直面所有厂家，压力大，且没有维保购买及管理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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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744（2019）06—0066—07
[收稿日期] 2019—10—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整理与时代价值研究”（17BDJ067）。
[作者简介] 肖小华，男，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规划处处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江西井冈山，343600）。
□责任编辑：黄克亮
标签：中央苏区论文; 文化建设论文; 社会风俗论文; 经验论文;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规划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