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不进“他们”，走不出“我们”——欧洲为何会有“圣战”因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有论文,不出论文,欧洲论文,因子论文,不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圣战者”一词往往让人联想到中东，可如今，它与欧洲的关系却是如此的紧密，甚至有人讲，欧洲已经成为“圣战劳务”输出大洲。其中缘由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最残忍的人是“自己人” 自2011年初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等欧洲国家陆续有穆斯林青年出境参与该国战事，但人数相对较少，影响相对较小。2014年6月底，“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宣布“建国”，并宣称自身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曾统治地区)拥有权威地位后，情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此前，欧盟反恐协调员德凯尔肖夫估计，奔赴世界各地参加“圣战”的欧洲人已逾2000，其中约500人加入在叙利亚的“基地”组织。仅仅三个月后，德凯尔肖夫难掩焦虑地表示，单是从欧洲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伊斯兰战斗”的人数就已超3000，其中法、英、比三国分别达900、500和200多人，有的国家近八个月来出境“圣战”的人数增幅高过70％。从人员结构看，除了年轻化趋势愈加明显外，女性比例也不断增大：相当数量的欧洲女性被所谓“圣战解放”概念吸引，自愿前往伊拉克、叙利亚参与“性圣战”，仅法国就有上百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伊斯兰国”及其他极端组织也如法炮制西方前宗主国们“以夷制夷”之法，将大量欧洲籍“战士”又遣送回家乡制造恐怖或执行其他破坏、宣传等任务，其中比利时籍赴叙“圣战者”回国率高达九成。2014年5月24日，在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枪杀四人的法国男子奈穆什成为“将恐怖袭击带回家的第一人”，此后恐袭、绑架及斩杀人质等一批已遂或未遂事件接踵而来。英、法、德等多国领导人遭到本国“圣战者”的死亡威胁。10月22日，加拿大国会大楼遭“伊斯兰国”恐怖分子闯入，逼得哈珀总理一度躲入壁橱，也让高调打击“伊斯兰国”的欧洲惊出一身冷汗——近来仅比利时就已发现数起针对欧盟总部等要地的恐袭阴谋，今后欧洲“维稳”压力无疑将进一步升高。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强调：“打击‘伊斯兰国’也须涵盖欧洲各国。”欧盟国家从政府到媒体再到普通民众则一片惊呼：我们从未在一个如此近距离、如此易接触的环境下，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圣战”组织。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些最残忍的人恰恰是“自己人”。 目前，欧洲各国纷纷绷紧神经，以备不虞。英国提控至少50名从叙归来的公民，并准备进一步制止在国外参与恐怖活动的纯英国公民短期内返国，对持双重国籍者则剥夺其英国国籍。法国早已将反恐级别提升至仅次于最高级的“红色加强”，日前又决定进一步强化反恐措施，动员“所有的保安和武装力量”保卫法国，包括赋予警方更大权力，如无须事先申请庭令，就可制止公民出国“圣战”。德国宣布禁止“伊斯兰国”组织在德一切活动，并高调审判一名潜回境内后被捕的德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西班牙、荷兰、丹麦等八国联名提议欧盟尽快修改边防管制条例、加强边境管制规定，以阻止在叙、伊参战的欧洲公民回国。欧盟本届轮值主席国意大利则呼吁各国加强针对“伊斯兰国”的情报合作。 “自己人”，怎么会成了最残忍的人？ 历史上：“东方”与“西方”的冲突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主要源头之一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而今天欧洲各国的穆斯林主要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移民及其后裔。尽管已历数代，但其仍自视及被视为“客居者”，与欧洲“土著”民族不仅没有“天然亲近感”，还传承下来历史疤痕。缺乏“传统友谊”也使得当代穆斯林融入工程存在“先天不足”。 首先是宗教冲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着诸多差异甚至是根本分歧。比如，到13世纪左右，基督教已培养出一批逻辑论证和口头辩论能力俱佳的方济各会修士。他们在与穆斯林的辩论中发现，穆斯林既不进行任何反驳，又拒绝皈依基督教，这令修士们异常沮丧，遂认为包括穆斯林在内的“东方他者”对欧洲基督徒的理性思维不感兴趣、无动于衷，是“冷漠的、不适合理性论争的非理性人群”；对待他们就应使用强权和暴力，强迫其接受基督教，安静地聆听布道。如此，两教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日益加宽加深，以至于英国诗人吉卜林感慨：“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它们永远不能共叙一堂。” 谈不拢的结果自然是打。纵观欧洲、西亚北非及东南亚历史，穆斯林与基督徒两类政权之间的冲突无疑是一条永恒的主线。在近代以前，占据上风的大多是穆斯林。632年阿拉伯帝国崛起后，不遗余力地扩张，作为近邻的欧洲不可避免地成为其垂涎之物。尽管阿拉伯人三次在东欧大举进攻拜占庭帝国未果，但在西线，阿拉伯人将拜占庭的势力完全赶出北非，拿下从突尼斯到摩洛哥的广袤土地，并跨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西部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甚至攻入今天的法国境内。穆斯林在伊比利亚的统治维持了数个世纪之久，直到1492年才被完全逐出欧洲。11～13世纪，基督教世界趁阿拉伯人内乱纷争之时发动反攻，接连八次发动十字军东征，陆续占领近东、中东部分区域。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随即兴起并灭亡拜占庭帝国，在15～19世纪再成欧洲人的梦魇，攻取东南欧大片土地，两度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时封锁丝路贸易，迫使欧洲人踏上寻找新航线之路。“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就曾谈及，伊斯兰文明是惟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 但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工业文明崛起并成为全球霸主，双方力量对比迅速倒向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等殖民列强挨个拿着地球仪圈地，成为大批穆斯林国家的宗主国，甚至迫使当地民众改信耶稣，给伊斯兰诸民族带来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列强还不顾中东原本的民族、宗教等文化传统，人为划分行政区域，给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诸多穆斯林国家埋下一干地缘政治地雷，之后果然一一被踩爆。两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浪潮风起云涌，伊斯兰世界纷纷独立建国，但不久又在中东战争中屡败于西方支持的以色列，至今仍未摆脱欧风美雨的笼罩，并一次次在地缘政治中被调动、被平衡。 现实中：异梦的“同床者”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重创的欧洲满目疮痍，却无人力和财力重建。马歇尔计划解决了后一道难题，前者如之奈何？须知，仅是遭战争破坏相对较轻的英国，每年即有14万劳动力缺口，更遑论沦为主战场的欧陆国家。 火烧眉毛之际，英国、法国、西德、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想到了受其“教诲”颇深的邻居伊斯兰世界，遂仿效二战期间美国为解决劳工短缺问题而通过短期合同工项目大规模引入墨西哥劳工的先例，陆续分批次启动“客工计划”，招募和鼓励殖民地、前殖民地及中东欧、南欧穷国民众参与欧洲重建。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等地穆斯林在此期间蜂拥进入西欧，尤以土耳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欧洲近邻为多。跋山涉水而来的他们主要在低端制造业(如纺织、磨坊)、建筑、采矿、重工业、汽车工业及服务业(如酒店、餐饮)等领域从事一些低技术、繁重乃至肮脏、危险的工种，为欧洲迅速从废墟中爬起贡献卓著。但欧洲国家普遍仅把客工看成“临时工”而非“合作伙伴”，希望他们工程一毕就“拿钱走人”，因此不仅不在居留、教育、就业、政治等方面予以倾斜，还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设下轮岗、指定活动范围等诸多限制。然而，随着欧洲经济快速恢复以及移民们逐步在所进入行业中站稳脚跟，欧洲对于穆斯林移民的依赖性只增不减，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才在西德的带动下，借石油危机背景相继终止了该计划。但欧洲各国穆斯林移民数量已在这30年中从“一两百”、“上千”膨胀至“近万”、“数十万”甚至更多。仅在1960～1973年间，穆斯林占相当比例的客工在欧洲劳动力市场比重从3％翻番至6％，其中英、法成为最受客工青睐的欧洲国家，德亦有300万之多(近半为土耳其人)。而且，客工计划的终止反而刺激穆斯林千方百计留在欧洲，并将家眷一并招来，进一步加速穆斯林移民脚步。如今欧洲国家穆斯林总数估计已超2500万，其中法、德、英分别以约550万、400万和200万穆斯林人口位列三甲。除了穆斯林人口占绝对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教几乎已是所有欧洲国家的第二大宗教。然而，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融合几十年如一日地举步维艰，甚至屡屡出现“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欧洲各界亟需反思。与美国不同，欧洲并非移民国家，而是高度看重本土文化，故而在传统上对外来族群较为敏感，对于结下历史恩怨情仇的穆斯林更是如此。所以，当社区、学校出现穆斯林时，欧洲民众纷纷“敬而远之”，举家迁移或是让孩子转学，从而关上了这些移民最自然、最便捷的融入之门，在今天穆斯林社区与欧洲白人社区泾渭分明乃至造就大量“城中城”、“平行社区”的问题上难辞其咎。欧洲舆论也继承了当年修士们的“光荣传统”，不时借题发挥，如“调侃”伊斯兰教先知、强调普通案件罪犯的穆斯林身份等，多次引爆族群之间的大规模论战，甚至令反欧情绪外溢回伊斯兰世界。2012年9月法国《查理周刊》刊登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发的抗议浪潮，迫使法政府临时关闭了驻20多个伊斯兰国家的使领馆。 欧洲国家政府也并未找到解决庞大穆斯林移民症结的最佳方式。随着客工计划的推进，各国移民政策分化日趋明显，大体以德国的“客籍工人”、英国的“多元文化”和法国的“共和国原则”为三大代表，其“疗效”显著而又多有“副作用”。德意志民族的“血统”观念深入骨髓，其模式顾名思义，延续了客工计划的基本套路，仍视穆斯林移民为“客居者”。西德及统一后的德国当局长期刻意忽视该国存在移民的事实，避免在官方口径中使用“移民”字眼，还出台并多次修订《外国人法》等若干法律法规，严加约束以穆斯林为主的非欧盟裔族群。在入籍问题上，德国法律宁愿授予数代与德毫无瓜葛、不懂德语的“日耳曼后裔”德国公民身份，也不让已在德生活数代的穆斯林移民入籍。甚至，德不但不予穆斯林后裔与“土著”青年同等的教育机会，还有意推动双方保持语言和文化隔阂，断绝穆斯林融入之路。德拒不承认伊斯兰教的宗教地位，以逃避为穆斯林青年在各级学校开展伊斯兰教育的法律义务，严重挫伤了穆斯林学生到德语学校就读的热情和积极性。德甚至鼓励土耳其等移民母国政府负责管理在德移民教育事务，使穆斯林移民后裔完全接受伊斯兰国家教育。从波恩到柏林的历任领导人一再重申，德“不应且将来也不会成为移民国家”。直到世纪之交，施罗德总理认为“只堵不疏”只会积聚而非解决问题，转而着手进行放宽入籍条件、推动文化整合及完善宗教治理等改革，向“多元文化”理念靠拢。而其继任者默克尔则进一步强调“融入”，认为“德过去对外来移民要求甚低”，宣布彻底放弃“多元文化社会”建设，要求移民“讲德语、融入德国社会”。 英国文化一贯讲究宽容与妥协，同时为在“去殖民化”后继续保持对前殖民地影响，伦敦在战后初期对穆斯林等少数族裔移入及家庭团聚较欧陆更开放，长期在欧保持第一大移民输入国地位。后为控制移民涌入及努力缓和移民、本土各个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紧张关系，英一方面接连颁布《联邦法》、《国籍法》、《移民法》等法律法规限制移民入境，另一方面对已在国内定居的移民予以包容和认同，逐步形成“外紧内松”的移民政策，并于1997年开始系统推行多元文化政策，陆续出台一系列“平等法案”。英尽可能给予少数族裔保留自身民族特性与文化特点的空间，允其呆在自己的社区、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政府既不强加干预、又不主动关心，甚至常年不进行身份检查；同时扶持英国穆斯林委员会，积极促进穆斯林群体主动与政府协商、对话。英还制定及完善反种族歧视法案，竭力保护少数族裔在住房、就业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同等权利，保护社会文化多样性。如此“井水不犯河水”的做法一度被视为吸纳外来移民的典范。但这种放任自流并未让“英国境内的穆斯林”转变为“英国的穆斯林”，反而在广大穆斯林心中，埋下“长期被忽视”乃至“受歧视”的怨恨。2011年，卡梅伦首相承认“多元文化”政策“已失败”。 而素有“大一统”情结的法国，一面承认自己“过去与将来都长期是移民接收国”，一面又严格秉承“政教分离”原则，强调“身在法国者，皆为法国人”、“法国不欢迎穆斯林罩袍”，要求移民“来了就得像法国人”，为此坚决推进“同化”措施。法政府极力塑造“法国式伊斯兰教”，推动穆斯林社团资金来源多样化，削弱移民来源国影响力；同时建立受政府支配的全国性穆斯林理事会及25个地方分支，其代表通过选举产生，以使政府思路和民主思维的影响能直达穆斯林。法还在欧洲带头限制伊斯兰教在公共场所活动，如要求降低清真寺尖塔高度、减少信徒祷告次数、禁止佩戴头巾。此外，法开设入籍文化认同考试，并一再敦促穆斯林“将共和国法律置于伊斯兰教教法之上”，极力促进穆斯林淡化族群尤其是少数族裔观念、强化公民意识。高层相对激进的方略助长了法国主流社会的种族主义情绪，众多政府机关、舆论和民众“很自然地”将本国多发的治安与犯罪问题同移民聚居的那些“难以管理的郊区”联系起来，警方也常对移民进行各类“例行公事”的检查，甚至大规模拘捕、遣返乃至屠杀。1961年法国警察对阿尔及利亚裔移民实施的“十月大屠杀”，标志着法种族主义情绪达到顶峰，至今法国社会仍未就这一问题深刻反省，极右势力崛起之速度却举世侧目。尽管2012年左派社会党重掌政权后，在移民政策上有所放松，还欲赋予非欧盟国家移民一定的政治权利，但长期以来法在接纳更多穆斯林移民的同时迸发出的更多问题，已使其“超越美国，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头号敌人”。2013年，法遭受的恐袭数量占欧盟的41.4％。 此外，冷战后，欧洲在对外政策上寻求扩张，意欲重振国际影响力。特别是“9·11”事件后，欧洲国家在收紧移民政策的同时，对周边尤其是西亚北非的穆斯林国家不断进行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干预，仅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包括参与海湾、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马里等战争，现又高调加入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一次次触动了欧洲穆斯林的敏感神经，让其质疑欧洲仍把自己的祖国当殖民地。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穆斯林群体在融入方面主动性和妥协性也不足。欧洲社会的世俗模式与推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传统大相径庭。第一代穆斯林移民的伊斯兰属性根深蒂固，而到欧洲后的陌生感与自卑感又促其抱团取暖，以至“人已在欧洲，圈子依然伊斯兰”。即便有穆斯林与当地人通婚，通常也按照本族群习俗，要求对方改信伊斯兰。因此，穆斯林圈子的扩大往往只意味着穆斯林群体的扩大，而不是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合。另外由于缺乏民主观念，移民们的权利意识也较欧洲白人淡薄，不大会主动向所在国政府要政策、提要求，产生纠纷后也难以灵活运用法律维权。总之，老一辈穆斯林移民认为“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对待欧洲主流社会总体采取“非抵抗不融入”立场。 穆斯林移民中“移二代”、“移三代”等后裔的情况则要纠结得多。他们从小成长于最直接、最具象的“文明冲突”前沿，始终对“自我认同”感到迷惑与彷徨：公立学校和主流社会对其施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现代观念影响；在家则被灌输伊斯兰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其父辈、祖辈们眼中，现代西方文明“充斥着享乐主义，道德堕落且极具腐蚀性”，因而极力要求子女恪守伊斯兰传统教义和习俗，以对抗欧洲社会思潮和生活方式的侵蚀，甚至不惜将他们送回母国接受教育和熏陶。但“新生代”穆斯林移民们无不较其父母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亲人常年“蜗居”在城市边缘地带，生活也缺乏基本保障；穆斯林受教育、求职等方面仍被与本土白人区别对待。特别是欧债危机持续多年，欧洲失业率特别是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高企，部分重债国半数25岁以下年轻人一职难求。而穆斯林民众的就业率更远逊于平均值，生活倍加艰难。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的落差大大助燃其心中对于身边社会的失望、不满甚至愤恨等深度负面情绪，虽然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从伊斯兰教内部寻找慰藉，但又很难深入理解伊斯兰教真谛，加之青春期叛逆心重，他们极易受到伊斯兰极端思想和极端组织蛊惑和引诱，进而使一批新生代移民的价值观染上了明显的极端色彩，也使得近年欧洲“圣战”分子平均年龄一再拉低。很多穆斯林青年甚至不相信“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的存在，认为这不过又是“西方抹黑伊斯兰教的阴谋”。更可怕的是，他们可能因一时的“不管不顾”，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除了出境“圣战”，部分极端分子还在家门口制造马德里火车爆炸案、伦敦地铁爆炸案及法国梅拉赫连环杀人案等一系列重大恐袭。 这些事件也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欧洲上下对整个穆斯林群体的误解。欧洲排外极右翼势力则趁机捞取政治资本、扩大影响，甚至酿成2011年挪威布雷维克案等所谓“复仇”悲剧。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浪潮更席卷全欧：在英国、法国，极右政党得票率一举秒杀所有传统政党；在丹麦、希腊、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极右政党支持率悉数打破历史纪录，且不乏得票率超过20％者，被法总理瓦尔斯指为“欧洲政坛地震”。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和“他们”在空间上越来越近，但在心灵上却渐行渐远。纵使是那些成功融入欧洲主流社会乃至上流社会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如大名鼎鼎的法国足坛巨擘齐达内、本泽马，在代表国家队出战时从不唱《马赛曲》。 前路漫漫：标可治，本难除 有人说，欧洲穆斯林问题的特点是：症结众所周知，药方鲜有人知。如前所述，笔者以为，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重要症结是：双方的历史积怨、移民的心理落差和身份认同，但“标可治，本难除”。鉴此，解决欧洲籍“圣战者”问题也绝非一朝一夕、一劳永逸之事。消除这两大文明历史积怨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加深相互了解，包括在欧洲各类学校中增加关于穆斯林等少数族裔文化的教学内容；对于减小移民的心理落差，欧盟及各成员国或可通过加大经济扶持、政策倾斜和社会扶助等方式加以改善；至于促进“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则须保持“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长久心态，多方面适时、适当、稳步推进。 可以明确的是，不论是欧洲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也都具有人类文明追求平等、多彩、包容的共性。欧洲先哲雨果曾言：“亲善产生幸福，文明带来和谐。”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则说：“爱人如爱己，才是真信士。”近年欧洲国家移民政策相互借鉴、共促转型的特点愈加显现，欧洲伊斯兰主流群体也极力与极端派别划清界限、彰显伊斯兰教和平属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两大文明和谐相处、水乳交融的夸姣画面，也是欧洲与伊斯兰双方民众的共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