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松[1]2000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分析入手，来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的具体结构、崭新特点、功能表现及其协调思路。全文主要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协调的关键在于完善其整体利益结构。 在利益关系的一般理论部分，论文对利益概念、利益关系的多重含义、利益关系协调的对象和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作了专门而系统的梳理，以力求为利益关系研究厘清理论基石。论文注重对利益关系的多维剖析，主要以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利益同一、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利益结构、利益功能和利益动态这三组重要范畴为基本线索，作为我们观察现实利益关系的特定视角。 通过以资本主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原型的历史比较分析，论文认为：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主要以市场主体的面目出现，利益客体基本上转变为市场客体，市场主客体之间以交换为基本形式、以货币为一般媒介间接结合，市场生产诸环节之间及其内部矛盾运动，从而形成了一种以竞争为核心的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运行机理的关键在于，它是一种进取性利益结构，又是一种开放性利益结构，在各种规则基础上实现了市场利益动态均衡。它既形成了高效率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又带来了利益的异化、利益的两极分化、对社会利益的破坏、利益秩序的波动等负效应。因而，对“竞争型”利益结构的必然性应该加以全面理解，其产生和发展不可缺省，其理想趋向应该是“联合型”利益结构，然而其“积极的扬弃”需要一定的条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而且必须大胆吸收借鉴“竞争型”利益结构的运行机理、正负功能和协调经验。 论文在所掌握的实证资料分析基础之上认为，在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利益主体唯一化的局面被打破，利益客体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利益差别有所扩大，利益矛盾和冲突日趋复杂，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过渡型”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在主体结构、分配结构和秩序结构上都表现出与其他利益结构相比较而言的具体特征，很大程度上集新旧两种体制的痕迹于一体，是渐进式发展战略的实施所带来的暂时性后果。其功能在正负两个方向上同时表现出来。一方面，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上预定的利益目标均得到了初步实现，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合理，既促进了发展又维护了稳定。另一方面，利益结构中所积累的一些隐性问题如病态利益毒瘤、结构性冲突、控制难题等已经或正在造成许多现实或潜在的危害，在某种程度上又确实在阻碍着发展和稳定。这种双重逆向影响表明，利益的动力作用在现时有所发挥但还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依然是一项紧迫而极有意义的工作。 在可能性分析的基础之上，论文尝试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协调的总体思路。论文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的协调，具有价值论、实践论、认识论等依据。它能否顺利进行，首先取决于所栗取的协调手段是否得当，应该注意根据现实的需要有针对、有选择、有重点地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道德、心理等手段。它还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建构起完整的协调体系，对现实中的利益差别、利益矛盾乃至利益冲突，都要调查研究、全程监控、认真处理，形成行之有效、独具特色的协调体系，促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的理性化，在现有条件下实现利益同一。而它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尽最大可能完善利益结构，消除“过渡型”利益结构的不稳定性、不完善性，最终形成充满活力与合力的新利益结构，这就要求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经济一政治体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利益结构的整体转型。
陈婷[2]2016年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它不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针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利益关系演变关联,本文利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制度—利益关系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动态演进分析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等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与西方学者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思想为理论逻辑起点,探索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利益关系变动的特征与态势,揭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所面临的困境,并就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均衡利益关系提出思路和对策。本文认为,某一特定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定是针对前期出现的利益关系失衡状况所做出的缓和与调整,而该时期旨在为缓解前期利益关系矛盾所作的收入分配制度安排,由于其自身的种种不足与缺陷,如收入分配制度自身的某些固有惯性,新旧制度改革的摩擦,市场化分配方式的“马太效应”,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性等,又为下一阶段利益关系的再次失衡埋下伏笔。在这种循环往复中,追溯自新中国建成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历程,及所引起利益关系的相关变化,总结利益关系演变的总体特征很有必要。对此,本文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按劳分配原则确立及实施过程中平均化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该时期在单一公有制下实现了社会各利益群体根本利益关系的一致。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既平等又相对公平,符合当时生产能力和社会结构,塑造并加固了根本利益一致的利益关系与相对协调的利益关系格局。然而,十年“文革”时期,打乱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调,按劳分配制度在立与废之间暴露了其自身的缺陷及其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利益关系的失衡,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第一阶段,转轨时期多种分配方式中的多样化利益关系格局。该时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收入分配原则随着要素资源配置出单一分配方式向多样化分配方式转变,分配市场化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而趋于增强。政府从初期保证温饱的平均主义分配理念,朝着克服、破除平均主义,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目标迈进,而该时期的利益关系也随之进入到了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逐渐复杂化,即利益关系暂时平衡的阶段。然而,随着该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要素分配过程中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所有权上的不平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所造成的分配市场化过程中的“非法”、“灰色”收入的产生等,在扩大利益分配差距的同时,利益关系矛盾不断聚集,使前期暂时和谐的利益关系格局再次陷入了失衡状态。第三阶段,市场经济时期多种分配方式中复杂化的利益关系格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利益分配的市场化趋势愈加明显。此时,随着转轨时期利益分配差距的扩大,在政府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作出了愈加频繁的调整,以期达到合理利益关系格局的同时,利益关系实际上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同质异量的变化。相比前期,收入分配制度与利益关系之间的互动关联显得尤为明显。人们收入分配差距的日渐扩大,使利益关系再次走到了失衡的边界。在分析并阐述计划经济时期、转轨时期及市场经济建立与完善时期,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化,及随之所导致的利益关系格局演变的基础上,论文总结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的几个演变特征,即“整体利益不断增进,利益关系大致和谐”,总的利益关系呈现“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的循环特征。但“分配主体呈现不断重组与分化态势”,“利益关系矛盾呈总体扩大趋势’等,并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均衡利益关系所面临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配市场化与分配公平的关联、政府权力介入利益分配的把握的理论挑战和面临的所有制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效应、过度市场化与市场化不足、既得利益人群和部门对分配制度改革的干扰、政府定位不清以及分配政策价值选择模糊的现实困境。为改变当前我国因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利益关系失衡的局面,论文提出要坚持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利益公平分配与倡导共享发展理念等指导思想,相应处理和把握好市场与政府、“一部分人先富”与“共同富裕”公平与效率等的关系,延续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有利于利益关系和谐的制度设计,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完善具体分配体系以构建均衡利益关系,实现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共享,走向共同富裕。
罗永宽[3]2010年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拟从理论、历史与现实三者结合的角度,解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和党建学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新阶层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分析,以全面而历史地探讨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各种因素,分析这种影响的方式、作用机理和程度,进而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等论域,提出巩固和拓新执政基础的若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思考。这一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通过宏观审视与微观实证、逻辑推演与历史考察的有机结合,并合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无疑有助于拓新党建研究论域,深化执政理论体系研究,从而进一步地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本文由导论、六章正文和结束语组成。第一章导论系概念辨析、学术综述和基础理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选题背景和意义,辨析了相关概念和范畴,综述了20余年来国内外相关学术动态,描述了主要研究方法和全文的框架结构。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基础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阐释,对西方代表性的社会分层理论、政党理论及其流变的述评,以建构本文考察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全面揭示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带来的影响或挑战。第二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演进,以及此二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历时性分阶段的考察。本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基础,考察了1949-78年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探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的生成、特点及功能,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和变革社会结构的历史经验,继而对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考察,并从中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经验教训。第三章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形成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多样性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考察,揭示出改革开放进程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结构生成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本章廓清了中国原有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及其阶级归属、评价了社会新阶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探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多样、社会利益格局变迁中社会稳定与执政合法性问题凸显、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党的执政基础的深刻变化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挑战。第四章依据文献调研而得的数据材料,重点研究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巩固问题。本文探讨了在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和地位变动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的问题,探析了农民工问题、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等问题。第五章侧重从社会新阶层的角度探讨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问题。本文动态地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基本构成及其特点,强调社会新阶层是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故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自由择业者的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通过有序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密切新形势下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效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推进社会建设构解决民生问题等途径,以增强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第六章考察新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执政党整个组织体系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影响,针对党在基层的组织环境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和涣散、基层党组织传统建设模式遇到挑战等问题,从理念、机制和方法等层面,探讨巩固和拓新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策略选择和实现途径,以及加强和改进党在社区、新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中的组织建设问题。结语部分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执政党要常怀忧患之心,常抱兴党之责,对既往的和现有的、不变的和变化的执政基础进行梳理、审视和分析,并应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国际形势、社会变迁和自身变化,对执政的诸多社会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因素的进行动态的系统分析,以探究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二是探讨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群众基础的扩大、组织基础的拓新与理论基础的夯实等方面的内在关联性,并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争鸣性前沿问题予以回应,以求得对新世纪巩固和拓新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策略选择、实现方式和路径依赖的进一步思考；三是运用新世纪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及重要战略思想,来解读其对于巩固和拓新党的执政基础的指导性意义,以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中拓展本论题的研究,从而使这一论题更具理论张力和研究的可持续性。
欧晓彦[4]2016年在《习近平改革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始终把改革作为化解前进道路上难题和挑战的唯一方法,强调要坚定不移改革开放,以抓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主题,习近平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改革思想。习近平改革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解决中国当前发展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它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关于改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回溯式研究方法对习近平改革思想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习近平改革思想是习近平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察中形成的。多年艰苦的农村生活使习近平深刻了解和体会到中国百姓的生活现状,使他在今后几十年从政生涯中形成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和共产党执政使命担当的忧患意识,这是产生习近平改革思想的思想根源。作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了如指掌,这些思想中关于改革的相关理论,为习近平改革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支撑,是理论基础。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各届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改革实践,其改革实践成果为习近平改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三十多年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和积累了许多新危机和矛盾,亟待新的理论来指导和化解这些危机和矛盾,习近平改革思想正是为了满足当前国家发展的理论需要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化解现实危机和挑战的结果。习近平改革思想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涉及改革的方方面面。本研究把习近平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改革必然论、改革方向论、改革目标论、改革方法论和改革主体论五个部分。从内容结构来看,改革必然论阐述了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立论依据和历史背景,改革方向论论述了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精神实质,改革目标论叙述了改革的“总支点”和战略任务,改革方法论阐明了习近平抵御改革风险、防范于未然的思想,而改革主体论则道出了改革的出发点和成功保证。通过对内容结构的分析,可以得出:习近平改革思想是以社会生产力理论和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逻辑起点,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国际形势的变幻为立论依据,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精神实质,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方向,以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改革目标,以完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党建制度为战略任务,以抵御和防范改革风险、落实各改革举措为根本保障,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及以依靠人民力量为成功保证,它们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改革思想的有机理论体系。从逻辑结构来看,习近平改革思想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改革必然论回答了“为什么改”的问题,改革方向论和改革目标论回答了“改什么”的问题,改革方法论和改革主体论回答了“怎样改”的问题,这五个组成部分按照“为什么改”、“改什么”、“怎样改”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的、层层递进,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此外,从理论层次看,习近平改革思想既包括基础理论,又包括应用理论,这些理论有力地指导着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作为指导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改革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而且还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从实践价值角度看,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推进器和加速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强大思想武器;从理论价值角度看,它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鉴于此,我们必须深刻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精神,用其理论武装头脑,指导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
陈若松[5]2012年在《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思考》文中研究指明只有从不断的实践活动视角来研究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才能真正使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研究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即“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从实践出发来研究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第一,从价值本质这个核心的规定性出发,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是追求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这个特性是人的最高本质；当今阶段的人民群众以谋生为目的劳动正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当代展现,正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关系的反映。第二,从价值本质的实现可能性程度来研究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分为三个层次目标即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现实的价值目标、终极目的即真正的自由自觉活动；第三,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特征,人本性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特征即人民群众内在本质性需求即自由自觉活动需要是科学发展的价值本质尺度,人民群众素质全面发展即自由自觉活动能力发展是科学发展最具本质属性的价值客体,追求人民群众的自由自觉活动是科学发展的价值本质,追求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原则；实践性是科学发展观价值生成的路径特征；全面性、协调性和持续性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的时代特征；和谐性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根本方法的特征；从而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的认识,使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更加凸显；第四,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原则展开研究,在价值主体诉求上追求整体性与个体性的有机统一；在价值本质诉求上坚持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为目的和为手段的内在统一：在价值目标诉求上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内在统一；在价值客体诉求上,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甚至生态文明和人的素质的内在统一；在价值思维方式诉求上实现价值诉求多元全面性、差异协调性、再生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在价值生成路径诉求上实现价值诉求规律性、目的性与实践性的内在有机统一；在价值评价检验标准诉求上实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内在统一；从原则上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思维方法和价值本质的发展方向。最后,立足于中国现实,对科学发展的价值诉求的现实路径做出选择。
季金华[6]2006年在《当代中国法的现象之本质理论的历史逻辑》文中研究表明法的现象的本质理论是时代法律精神的精华和内核，是社会交往本质的理论反映，是一定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法权要求和社会治理方式的理论表现，是法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点。因此，研究当代中国在接受和超越前苏联法律本质理论的影响过程中建构和发展自己法律本质理论体系的历史机理，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前苏联法律本质理论的变迁与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化密切关联，与研究方法的选择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是一个由阶级意志理论向社会共同意志理论的演化过程。前苏联法律本质理论是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的观念基础和历史渊源，其演变历程对当代中国如何理性认识法律的价值功能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它告诉我们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状况来阐释法律的本质。 改革开放前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接受和建构的过程。新中国通过对旧法的摧毁和旧法学观点的批判，接受了维辛斯基的法律本质思想，并采用了前苏联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家和法的理论》教科书中的有关法律本质观点的系统化表述方式，从法律的起源和发展、法律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功能等方面认识、揭示和阐释法律的阶级本质，并通过有关法律的阶级性、继承性、政治性和政策的阶级意志性的讨论进一步强化了法律的阶级本质观念。前苏联法律的阶级本质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律本质理论研究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刻的，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所以我们要理性地思考法律的阶级意志性、继承性和政治性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法的现象之本质理论是在对前苏联法律本质理论的质疑与超越过程中获得发展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因素开始推动法理学和法律本质理论向前发展。法学界逐渐从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状况和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发展对法律的功能期待来界定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属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学界围绕法律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相互关系，对法律的本质和价值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理性批判前苏联法律的阶级意志本质观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的多层次本质观点，肯定了法律本质观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内在联系，深化了对法律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实质上，法的现象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对立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历史性的诸方面特征。 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深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实施，当代中国法的现象的本质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法学界应用市民社会理论、法律的功能理论、法与法律的关系原理、解构主义方法论原则对法的现象的本质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力图通过法的现象的本质理论达成对社会秩序的公正安排。法的现象是法和法律矛盾关系的对立统一体，法与法律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内容和形式、客观和主观、应然和实然的对立统一关系。法的现象的本质是正义性、阶级性和物质制约性的统一，因此必须通过马克思的相关论点来分析和阐释法的现象的本质属性。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是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化、法权观念的变化和治国方式的转变的过程中，在围绕着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问题对前苏联法律本质理论模式进行反思和超越的进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顾钰民[7]2000年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书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内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在分析制度起源问题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在经济活动与制度因素的关系中,提出了价值运动的两个制度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问题上,重点分析了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生产总过程运行制度;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对财产公有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新观点。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揭示制度因素与经济活动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
刘湘顺[8]2010年在《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为此意。利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理论,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是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利益关系及其利益矛盾,事关改革开放的大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前,理论界围绕利益和利益关系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少新的成果,但是尚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的系统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利益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首先,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概述了马克思利益理论发展的历史,系统梳理了马克思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分析说明了马克思利益理论的主要特点,阐明其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马克思利益观认为,“现实的个人”是研究利益范畴的出发点,利益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活条件,而利益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利益是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原动力,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利益是阶级斗争的物质根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利益共同体是马克思利益观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的利益分析方法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利益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调整与完善我国目前利益关系格局具有借鉴意义。其次,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探讨了建国以来马克思利益理论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归纳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进而提炼出规律性认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勾勒出新中国60年来中国利益分配制度和利益分配政策变迁的轮廓和轨迹。从实证角度对这种制度安排下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作出具体详实的分析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把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利益观,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毛泽东的“三兼顾”原则、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江泽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论、胡锦涛以人为本论等系列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利益关系格局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利益均等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到改革开放以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的转变。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为指导,以我国新时期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背景,对我国当前的利益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剖析,对实现利益和谐总体原则、具体路径和工作机制作了探讨。本文提出,利益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整合利益关系必须从经济、制度、社会、党建、观念五方面综合考量,尤其是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的工作机制。希望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关系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詹玲[9]2006年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末还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产物，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立论依据。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九章和结束语。 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介绍、评析了本课题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介绍了本论文的基本思路、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并说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概述了农民工的基本内涵、历史追溯以及农民工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本章主要有三点：一是论述了本文所使用的农民工概念，并分析比较了与农民工相关的几个概念，以进一步深化对农民工概念的理解；二是论述了农民流动的历史过程以及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指出“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农民工史就承载了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三是分析了农民工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同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党执政历史使命的战略任务，而农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章分析了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原因。一是深入分析了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历史必然性，着重从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及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等方面进行论述；二是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流出地、不同文化程度等方面对农民工的流动原因进行微观比较。 第三章、第四章分别论述了农民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及农民工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挑战。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农民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第四章从农民工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困境以及农民工所伴生的社会问题两个方面，着重探讨了农民工问题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分析了“没有体制的体制”是产生这些不和谐因素的根源。
李权[10]2013年在《民生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构建逻辑》文中研究表明十七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从而使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目前,可以说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我国的政治生活已经进入到了民生政治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民生政治问题,形成了关于民生政治的各种学说认识和理念,但是随着民生政治实践的不断深化,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民生政治是什么、为了谁、怎么办及其为什么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民生政治的一般性规律,系统回答民生政治实践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就民生政治的基本问题予以探讨。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导论部分大概说明了本研究的缘起及其意义、国内关于民生政治的研究现状、民生政治的研究方法、本文的基本内容等,总体上回答了本选题的意义、为什么研究本选题及其以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为本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民生政治的学理解读》。民生政治既不同于以往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民生思想,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的民生建设实践,它是人类社会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实践,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民生思想及其实践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论文回答了什么是民生政治、民生政治的应然诉求以及可能出现的类型。第二章《中国政治的当代转向》。中国政治的当代转向部分试图从民生政治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形态中提炼出民生政治的一般性规律,主要回答民生政治在当代的本质是什么即民生政治的实践主体是谁以及为了谁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以及民生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在人民主体性为根本前提条件下、以公平正义为追求的民生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三章《民生政治理论形态的比较》。民生政治作为新型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其理论形态与以往的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政治意识有所区别,也与我国1949-1999年的民生建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民生政治理论形态的比较部分试图重点说明民生政治与封建社会的民生思想、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以及生活政治理论的本质区别与联系,从理论形态的角度回答了不同社会形态对民生问题的本质解读以及区别与联系,进一步说明了民生政治的本质以及在当代中国构建的现实意义。第四章《民生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多维建构》。理论研究要关照现实生活,这是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本文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四位一体全景式地展现了民生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建构,说明了民生政治在当代中国如何实践的问题。其中重点是寻求民生政治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普遍性规律,提出普遍性建议。第五章《民生政治的全球性趋势》。从横向角度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民生政治的全球性趋势部分试图说明全球政治发展由统治阶级或者部分政治集团决定的政治态势已经成为过去,而由民众决定的政治及其对民众的公平正义问题的关注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主流。民生政治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第六章《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样态》。作为新型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形态,民生政治将走向何方、目的何在等问题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该部分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样态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是理想与现实的高度结合,主要回答的是民生政治的走向及其为何实现的问题。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升华。进一步总结了本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及其深化研究的基本思路,并再次强调民生政治构建的基础是公平正义,重申了民生政治构建的逻辑基础。并呼吁更多的人关心民生政治、实践民生政治、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出自己及其当下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研究[D]. 彭劲松.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2].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研究[D]. 陈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D]. 罗永宽. 武汉大学. 2010
[4]. 习近平改革思想研究[D]. 欧晓彦. 南昌大学. 2016
[5].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思考[D]. 陈若松.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6]. 当代中国法的现象之本质理论的历史逻辑[D]. 季金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7].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D]. 顾钰民. 上海财经大学. 2000
[8]. 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刘湘顺. 武汉大学. 2010
[9].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D]. 詹玲.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10]. 民生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构建逻辑[D]. 李权.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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