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义结构的神经心理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义论文,心理学论文,神经论文,结构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4)05-0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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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中，专家们常常求助于各种图表来说明词义与其它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早在1930年，C.K.Ogden和I.A.Richards就提出了以符号、符号所表示的概念以及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为3个顶点的语义三角形（见图一）。(C.K.Ogden and I.A.Richards 1930:9)在此基础上，苏联语言学家Л．Новиков又提出了包括符号、意义、概念、事物4要素在内的语义梯形（见图二）。（Новиков1982:34-116）
两个模式在说明符号及其意义同它们所表示的概念和事物的关系上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模式的提出者们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研究词（包括形式和内容）的外部联系上，因此难于解释语言中许多词汇本身的现象。
我们认为关于词义的模式首先应该满足以下几方面的要求：1)模式的建立应该以词义的内部属性为依据，同时兼顾词义的外部因素对词义的反作用；2)模式应能够解释语言中一般的词汇问题，有助于词汇学研究原则的统一；
3)模式本身的各组成要素应具有范畴上的概括性和结构上的内在联系性。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词义结构模式应是：
表中：S1：符号的客观使用者（个别或团体的）；S2：符号语义中凝固的关于符号使用者的信息，即符号所反映的使用者(S1)的属性；F1：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词语（个别或一般的）；F2：词语的形式结构（词形的心理表象）和其他形式方面的属性；D1：事物或对象（个别或一般的）；
D2：符号所能唤起的关于D1的主观事物或对象的形象或表象；G1：客观事物或对象属性（个别或一般的）；G2：反映对象或事物内容的内涵意义和该对象(D1)的其它概括性属性。
上述词义结构模式的建立，基于以下考虑：语言符号的内容至少是一个包括诸多因素及其关系在内的结构体。这些因素可分为符号内部因素与符号外部因素。其中，符号的内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是该符号语义运动的基础，而外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实现这一运动的条件及环境。符号内部因素可分为内部语言符号、符号使用者属性、符号意义中所凝结的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所表示的对象的感知和认识。正是这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符号语义的运动。（注：这里F2,S2,G2,D2同F1,S1,G1,D1的关系都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我们把封闭在这一结构内部（即我们的语义金字塔内部的内容看作是F）词语）的深层语义。关于F1-F2,D1-D2,S1-S2的区别和划分依据，请参见郝斌（2003:§3.1、§3.2、§4.3、§5.1、§6.1,2002:12-31）。）
我们在这里提出了关于语言单位的金字塔式语义结构模式。而语义，我们认为，是这一结构的全部封闭性内容。这种封闭性内容，实际上说来是不可被直接认识的，只能通过其在语言符号的使用中所反映出的具体特征来加以判定，即通过语言符号的具体运用来对其进行判断（而这正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所一再强调的）。那么，究竟什么是语言单位的语义呢？
我们认为，语言单位的语义就是这一语言单位通过在具体的言语中的运用而抽象出来的一般的F2
D2、F2G2、f2S2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注：双箭头表明这里同时存在着两种意义的运动，或者说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如F
D的关系。一方面，对象依赖于一定的形式才能得到表达，另一方面，形式只有依附于一定的对象才能有意义。）及这些关系的构成要素，并且由于语言符号的作用而得以固定下来。同时，又由于语义实际上是数个不同质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义可以是不同学科研究的对象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并且在其中存在着某种可循的规律，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果称之为语义结构。
有一点必须指出，语义结构中的4个因素(F2,S2,G2,D2)尽管在我们的研究中是被一一分别考察的，但是它们中每一个因素都不能离开其它因素而独立存在。因此，对每一个因素的研究都是以其它因素已经存在并在发生着作用为前提的。例如，对于符号指称的对象D2来说，其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某个符号使用者(S2)使用某个符号(F2)，通过对某个对象或事物的属性（包括结构在内）的某种认识(G2)而指称的某个对象或事物。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关系，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相互蕴含关系。（注：这种解释有些类似于我们在计算机上操作某些程序以运算另一些结果一样。尽管显示屏上出现的是同程序完全不同的字符，但是，每次新的运算步骤实际都是对那些屏蔽在显示屏面后的程序操作的结果。
“某个”一词在这里不是用于“单个的”“一定的”意义中，而是表示作为例子举出的、“一般的”、“非特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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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我们的注意暂时从语言学转到神经心理学上，并且着重看一下后者在大脑功能机制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伊·巴甫洛夫关于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理论使我们可以将言语行为解释成一种综合性高级条件反射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归结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人脑是由几十亿个神经节组成的复杂的神经系统。神经节或者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包括细胞体、树突和轴突。经典神经元学说认为，树突是神经体的枝权状纤维组织，负责接受动作电位，而轴突则将动作电位（刺激）传送给其它的神经元；突触是轴突同树突或其它神经节细胞体联接部。现在则发现了轴—轴型、树—轴型、树—树型以及双向突触等等。突触用于实现神经元功能的连接。根据心理学家加农的观点，在人的大脑中具有1014个这样的突触，也就是说，100亿神经元（注：本文所采取的是传统公认的数字（克雷奇1982:97）。近年来，这一数字有所增加，达到140亿。（沈德立2001:4））中的每一个神经元上都聚集了100条信息渠道，而每一个神经元都同其它100个神经元（注：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每个神经元平均可与104个其他神经元联系”。（黄秉宪2000:32））相互联系着，因此刺激信号的可能途径的数量是巨大的。根据美国神经学家赫里克的计算，这种可能的连接方式的总数量达到了102783000。
无论是简单的神经组织还是最复杂的神经组织，其神经活动的基本机制主要为条件反射型。条件反射是机体对外部环境或内部环境的刺激的反应，属后天形成。在条件反射中，感受器所接受到的神经刺激通过神经系统的中央组织被传导到输出机制完成了所谓条件反射弧。根据反射的联系性质可以区分出五条件反射弧和有条件反射弧，言语行为机制属于后者。
从古时候起，人们就试图将复杂的心理过程看作是大脑中的一个个具体部位的功能。（注：这一定位的思想尤其为19世纪的心理学家所推崇，其结果是各种标有相应功能定位的颅相图的出现。相应的功能定位也由最初的52个增加到100个。（Крутецкий∶31））中世纪时，研究者们提出了关于三脑室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一些复杂的心理活动被定位在3个分别负责想象功能、思维功能和记忆功能的脑室中。19世纪初，著名的解剖学家加尔第一次描写了人脑中灰质和白质之间的区别，并且提出了关于将各种心理活动投射到人脑中的思想。（注：G.墨菲 J.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84～86.）尽管加尔的颅相图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但是他在人脑中区分为不同部位的思想却为以后的研究者所接受并发展。（注：Ярошевский М．Г．История психологин．Москва：Мысль，1985:178.）对大脑区域性损伤或肼胝体断裂的病人的观察表明，人脑的不同的部位确实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
研究表明，人的两个大脑半球同动物的大脑不同，行使不同的功能。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即感性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的活动主要是由右半脑实观的。至于抽象思维——概念、判断、推理，即第二信号系统的功能则主要由左半脑负责。
解剖学对人大脑皮质的比较研究，首先显示出运动区域和感觉区域的存在。其次是枕叶的视感觉透射区、颞叶的听觉联合区和顶叶的综合感觉区以及相应的皮下组织结构。
当然，现代神经心理学目前还无法给出完整、详尽的大脑皮质功能图。对人脑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大脑的功能区别很可能不是建立在大脑内部固定结构的基础上。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的观点，在某些智能过程中，左半脑和右半脑起着同样的作用，尤其是有关一些具体的情感刺激。无论是对左脑还是右脑的情感刺激，都会同样引起人的情态反射，而区别仅仅在于右半脑不善于描写这种刺激。（M.S.加扎尼亚，转引自汤普生1981:41）伊·巴甫洛夫在谈到呼吸中枢系统时提出了以下的假设：“如果说最初人们认为这一中枢神经只有大头针帽大小，那么现在这个大头针帽极度地扩大了。它一面爬到了人脑中，一面又降到了脊椎中。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确切指出它的界线了。”（Павлов：127）对眼部感受器的研究发现，这些感受器尽管基本上是在光线的刺激下活动，但是在双目闭合的情况下，轻微的压力也可以唤起光的感觉，尽管这是另一类的感觉。人们日常说的“两眼冒金星”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这一事实还不足以证明感受器的多功能性质，那么至少它也说明了不同类型的感受器能够进行相同的感觉。美国心理学家贝纳特在描写大脑的主要区域时指出，神经解剖研究最重要的原则是要摒弃大脑的每一个个别单位都负担着特殊的功能这样一种想法。应该把人脑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高度联系的活动组织。（托马斯L.贝纳特1983：20）人脑的极其复杂性说明，一组执行着相同功能的神经元，可能位于人脑的不同的区域中，换句话说，同一大脑区域可能具有多种功能。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某种特定的信息接受是由大脑的相应部位或部门负责的。这可能是某一神经或某一组神经。贝纳特本人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区分出4种类型的感受器：光学感觉器，负责对光线刺激的捕捉；化学感受器，负责感知味觉和嗅觉刺激；物理学感受器和温度感受器。
利用将电极植入到动物大脑皮质和皮下组织结构中，研究者们得以弄清神经元在不同的刺激下所具有的电位。人们发现，在大脑皮质的视觉区域中，某些神经元只对光刺激敏感，而另一些神经元则既对光刺激又对声音刺激及运动刺激产生反应。同时，还存在着一些神经元，它们对任何刺激均没有反应。这一发现引出这样一种结论：一方面神经系统可以按功能区分，另一方面这种区分又具有相对的性质。
著名的俄罗斯学者阿·卢利亚区在他的《神经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总结了其神经心理学研究和临床实践，提出了大脑的3个基本功能系统的理论：1)负责调节紧张和觉醒状态的联合区；2)接受、加工并保存来自外部世界信息的联合区；3)制定程序、调节和控制心理活动的联合区。每一个基本联合区又具有自己的分层次结构，并且至少是由3种不同类型相互重叠的皮层组成：第一层或者叫投射层，接受来自周边组织的刺激或向周边组织发射刺激；第二层或叫联想投射层，对收到的信息进行加工或准备相应的程序；第三层或叫重叠层，这是人类大脑中最后发展的器官，它保证最复杂的心理活动形式，同时要求许多大脑皮质区域共同工作。（Лурия 1973:84）如此看来，获得言语信息并对其进行加工是一项要求3个大脑区共同参加的复杂过程。言语信息的传递同样如此。（王德春2000:63）
在简单地叙述了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之后，我们进入本文的主题——神经系统结构和词义结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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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经系统结构和词义结构的关系问题，我们基于以下的设想：对于词义结构中的4个要素和6种关系（它们均构成词语的各种意义，而意义的数量实际还要多），应该能在神经系统的相应功能区域找到其基础。这在目前仅仅是一种假设，它的证实有待于神经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人类对人脑这一信息转换复杂机制更为详尽的研究。我们试图用心理学传统的方法论证自己的假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观察法或黑箱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符号使用者对事物的情态关系。词语的情态性作为语言事实存在是毫无疑义的。有疑义的只是是否可以将情态性成分从词的事理—逻辑意义中区分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意义。（注：（Эвегинцев 1957:172-173；徐志明 1980:3））这一问题乍看上去似乎是荒谬的：怎么能脱离具体的事物去谈对该事物的关系呢？但是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下列情况。
事理—逻辑意义和情态意义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关系。第一种类型的情态意义包含在事理—逻辑意义中，在语言中后者的使用往往导致前者的出现。汉语具有这类关系的词语有“热爱”、“愤恨”、“颂扬”、“诽谤”等等，而俄语有очи（如У нее не глаэа，аочи），вкушать（试比较есть），отчиэна等等。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是这样一些词，在具体的言语情景中它们除了具有事理—逻辑意义之外，还获得了某些附加的情态意义。我们之所以说是“附加的”情态意义，是因为这一意义或色彩作为词义的一部分，是由外部符号使用者赋予该词语的，反映该符号使用者个人的评价关系。在不同的具体的语言情景中，说话人对事物具有的不同关系，决定了他对相应事物的不同的评价态度，在每种语言中都能够找到表达这些态度的众多的语言手段。如汉语中的“小”、“儿”：“小猫”、“小同学”、“花儿”、“鸟儿”等等。在俄语中广泛使用着指小表爱后缀：свеженький огурчик，хорошенькая девчонка，книжончка，Петька等等。
第一类关系可称作融合性关系，而第二类关系则是附加性关系。
在对上述不同的情态关系的比较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不同的情态成分之间的区别：只有当词的两种意义——事理—逻辑意义和情态评价意义在我们的意识中被分离开来时，我们才有可能对它们进行比较。
任何一部词汇学著作都列举出具有情态评价成分或意义的词语（当然不是全部），并且这些词语意义之间没有任何逻辑联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有关研究者选择所列举的词语时遵循的是什么东西？换句话说，究竟我们意识中的某种东西在暗示我们将这些词语联系到了一起？如果我们在词的事理—逻辑意义和词的情态意义之间去寻找这个“某种东西”的话，那么我们显然会倾向于选择后者：有关研究者是在词语情态评价成分之间联系的基础上，为自己的研究选择相应的词语的。不仅如此，考虑到在语言中还存在着专门用来表达情态性和评价性的手段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就更加确信在神经系统中有这样一些神经节或它们的组合，其功能是认识和保存语言单位的情态意义和评价意义。这些神经节或神经节组依靠它们之间的内部由先前经验形成的联系，将刺激冲动交相传递，唤醒保存有关相应事物和概念、相应符号形式的神经节或神经节组，最终形成了具有相同的情态评价意义的词语的聚合体。视知觉中的“三元色”说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我们的设想。（曹日昌1982:119-120）
语言外因素的参与，使得我们的语义结构具有了动态性和过程性。在索绪尔看来，词语的意义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按照维果茨基和鲁利亚的观点，成年文明人的心理至少是由3种进化过程形成的结果：由动物到人的生物进化过程、由原始人到现代人的历史文化进化过程和由儿童到成年人的个体进化过程。（Выготский Л．С．，Лурия А．Р．1993:126）词语中的情态性成分，无论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都是在词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某一词语具有某种发展倾向和这一发展过程在相应词语中最终完成，这完全是两回事情。词义的运动是词的内部意义在词语的具体使用过程中，在相应的词汇语义系统的作用下的一种渐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词的内部诸因素相互制约，相互联系。每一种语言现象从产生到获得公认，都需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评价关系的形成过程则更为复杂。在一些情况下，词的事理—逻辑意义保存了下来，而词的情态性发生了变化。如“列宁主义”一词，最早出现时具有贬义色彩。马尔托夫分子在攻击列宁的建党思想时，称这一思想的实质是极端的集权主义、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所有这些合到一起就成了列宁主义，即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列宁主义一词用于褒义，是20-30年代的事。在另一些情况下，词的事理—逻辑意义变化了，而它原有的情态性却保留了下来。比方说，俄语двурушничать一词。该词最早是俄罗斯乞丐广为使用的行话。它的意思是伸出两只手乞讨，这在当时的乞丐中是被严格禁止的。从这里产生了这一词的贬义色彩。（Кубланов 1958:27）后来这一词被用来表示“在忠实的幌子下做出背叛的事情”，即汉语的“两面三刀”。词的这种转义使用，尽管同它的原有本义相联系，但是也不元词语中所固定下来的情态性的影响，这一情态性作为词义因素之一促成了词语意义上的转变。我们知道，俄语除了двурушник一词之外，还有двуногий（双足的）一词和двуножный一词（双足的，旧词）。从这些词中并没有形成двуношничать（双足活动）一词，虽然从构词学角度来说，这是无可挑剔的（例如汉语中就有脚踏两只船的说法，也就是俄语中的двурушничать）。将人比作动物，也许是所有语言中最常用的语言手段。然而，从俄语двукрылые（双翅的）一词中并没有构成двукрыльничать或двукрылить等词语。尤其是“情态意义并不总是伴随着事理—逻辑意义，有时它只是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出现：China is a large country.We are ready to die for our country.”（Левицкая Фиперман：76）如果我们仅仅从词的事理—逻辑意义出发，我们将很难解释上述语言现象。对词语研究的类似方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的简单化和教条化。
符号使用者对符号的评价关系同样如此，只不过这里具有更多的变体。
神经系统中细胞之间的联系同样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本身的认知关系和符号使用者对指代对象的认知关系的生理学基础。我们来看一下符号使用者同符号对象的关系：对某一事物的形象的认识需要许多神经元协调一致的工作，这些工作看来是在大脑皮质第二区完成的。神经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对感觉皮层第一区和第二区的试验表明，通过微电流对枕叶部第一区的刺激，可以引起受试人出现一些光点、火焰、彩色斑点等等最基本的视觉感觉，而对第二区的电刺激引起的则不再是基本的视觉感觉，而是一些复杂的视觉幻觉（花草、动物、熟悉的面孔等形象）。有时会浮现出完整的舞台形象，例如受试人看到一些人、一些动物、一些飞舞的蝴蝶、一个边走边打手势的人、一群飞舞的鸟儿等等。对这一区域的刺激所唤起的兴奋导致完整视觉形象复现，这些视觉形象是由受试以前的经验形成的。（Лурия 1973:50）
同样可以区分一些负责符号形式加工的大脑部门。俄罗斯学者卢利亚和他的同事们在对数百例患脑神经部位损伤的病人观察后得出结论：颞叶皮质第二区与人的言语器官有着紧密的关系。人在颞叶区受损伤时失去区别浊辅音6和清辅音п以及浊辅音д和清辅音т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对说俄语的人来说十分重要。研究者还发现，左半脑的左右颞叶第二区的损伤常常导致字母的混淆和相应的阅读错误；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或者是不再认识某些字母，或者是将一些笔画相近的字母混淆起来（例如и和е，щ和е），或者无法识别一些笔画复杂的字母，如ж和ш。
大脑神经的功能活动不是一种对外部信息的机械的加工活动，而是一种积极的、目的性明确的心理活动。这一心理活动是一个从接受、加工到保留外部信息的综合过程。信息的形成和传递——从听觉、视觉形象等等到高级阶段的由类似的形象构成的片段，均是通过人脑不同部门间的协调、通过高级脑组织的控制实现的。“在我们称谓某一事物，寻找该事物的语言表达时，我们实际上是将该表达纳入到一定的意义网络中，将该事物纳入到一定的范畴中。”（Лурия 1973:168）
在信息加工中，反馈起着重要的作用。反馈是在力求达到某种结果的过程中的阶段性结果对行为主体不断产生的一种反作用，或者是被控过程对控制组织的一种反作用。自从美国数学家威纳1948年在他的《控制论或控制和动物与机器的联系》一书中将“反馈”概念从科技领域运用到了经济科学和生物科学后，“反馈”概念就广泛地运用于对人的信息加工过程的描写。根据这一理论，加工过程一般用如下的模式表示：
人在自己的行为中必须不断地根据客观现实的要求判断自己行为的误差（比方说，当我们伸手去拿桌子上放着的一枝铅笔时，我们的手和那支铅笔的距离在不断地缩小，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修正我们先前的行为），不断地调节自己的行为，直到取得预期的效果。任何目的性明确的行为，离开了反馈都是无法完成的。
中枢神经负责综合、加工信息并调节神经系统其它部门活动和言语器官活动，看来可以构成我们词义结构中的使用者因素的生理基础。而神经元之间的不同联系和一个信号系统对另一个信号系统的强弱关系（左脑型、右脑型、综合型等）构成了具体符号使用者在言语实践中具体的特点。在对词义结构进行语言学角度的描述时，我们认为符号使用者(S)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语言内因素和语言外因素的统一，而当我们把视野转到神经心理学、转到大脑的功能系统时，我们自然要把符号使用者(S)看成是一个心理要素。同语言意义中的符号使用者(S)一样，心理意义中的符号使用者(S)同样是一个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一个全民和个体的统一。（注：同时，符号使用者(S)因素本身又是一个历时的动态概念。关于这一发展过程，维果茨基和鲁利亚在其《行为史专论》中有着精彩的描写。（Выготский Л．С．Лурия А．Р．1993））人的语言机制一方面作为一个长期历史发展结果被固定在人脑中，受到全民语言作用的规范；而另一方面，对这一言语机制的刺激和控制则具有个人的性质，其中个体按着其特有的方式完善这一言语机制。先前固定下来的语言意义更多地具有个人的属性。它一方面有助于后来的言语信息的接受，另一方面，后来出现的信息又对先前保存在人脑中的意义进行某种修正，并因此对人的言语机制的内部联系进行了修正，使个人的言语行为更加社会化。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在认知过程中，模式起着重要的作用。模式是完整的知觉过程中的一部分。对于所接受的事物来说，它属于内在部分。模式由经验构成，因此它对其所要接受的事物来说都是特殊的。一旦感觉层上出现了信息，模式就会去接受它，并在信息的影响下改变自身的原有结构。从生理学角度看，模式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属某些生理结构的积极活动过程。模式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包括感受器、中央判断单元和输出器。模式在它们的帮助下运动，向依次而来的新的信息敞开着大门。
应该指出，在人脑机制的研究中，我们首先碰到的总是具体的人脑。这些人脑在结构上、在两个信号系统的相互关系上以及在其它一些方面都相互区别，并且影响到它们对语言单位的认知。这里不仅表现出高级神经活动的不同类型，甚至可能会有某种民族性的种族区别。于是，意义的个人因素被极大地增加了。
我们前面谈到，在大脑皮质中存在着一些对各种刺激均不响应的神经元。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许多这样的对特殊的感觉刺激不响应的神经元对刺激的交替或者它们某种属性的改变却产生积极的反应，并且随着对新刺激的逐渐习惯，逐步降低它们的积极反应程度。只有在出现新的变化时，它们才又重新活跃起来。研究者因此认为，这些神经元是在完成着旧刺激的痕迹同新刺激之间的融合。”（Лурия 1973:57）
阿·卢利亚的研究表明，人的枕叶的第三区要比这一区域的其它区成熟较晚，一般是在人7岁时才完全开始工作。除此之外，对这些部位的刺激不会产生任何特殊的情态效果。研究者还发现，左半部或右半部大脑皮质的下顶叶和顶枕叶区域的损伤，不会引起任何一方面基本情态错误。视力和听力、触觉和动觉能力可以完全保留下来。然而，病人难于在总体上理解他们所接受的（视觉、听觉及其它）信息，他们无法将个别印象片段组成统一结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人脑中没有实现分析器间的综合。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神经系统存在着执行符号使用者功能的部门。
伍德沃斯在1918年就提出了发散型思维作为人类思维模式之一。这时，思维是按全方位进行，以便能在记忆中将后来的信息同以往的信息进行比较。捷尔伏特在他的复杂的智力结构模式中将发散型和辐合性思维作为智力的因素。发散型思维由3种因素组成：灵活性、流动性、独特性。我们认为，发散型思维是以神经元的发散型联系为基础的，如果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不具有发散型性质，那么人脑备区域之间的同样类型的联系则将是难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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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文的结束部分，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词义结构的运动实际是神经系统各功能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刺激物的词和由直接刺激作用产生的事物的痕迹之间联系的形成，具有同任何联系形成同样的特点，即在特定的细胞之间打出联系通道。”（Кубланов 1958:27）
同人的所有心理现象一样，神经元的兴奋取决于最初的刺激。但是应该考虑到，人的言语行为是神经全方位兴奋的结果，而不是一种线行的、按着“形式——事理—逻辑意义——功能语体意义”的模式进行的。因此，任何声音、任何形式、任何具体的事物、图景，甚至特定的情感、功能语体情境等，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词语产生的刺激。维果茨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思想是借助语言形成的，不是有现成的思想再由语言体现。换言之，当语言符号的意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被固定在人脑的神经系统中后，对保存该符号的任何信号的个别神经元的刺激都将导致其它相应神经元的兴奋，并引起整个神经组织的兴奋，最终唤起该词出现。反之亦然。“词语作为刺激物，通过它的音响形式作用听者的听力，刺激到了韦尼克氏中枢中一组神经细胞并同时在大脑皮质的其它区域引起兴奋。这些区域具有并保留了各种有关该词语所指称的事物的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听觉等特殊的刺激。”（Кубланов 1958:27）
综上所述，词义结构呈现为一种复杂的、异质的结构。这一结构的复杂性在于对其最终的描述对大脑内神经群联动结构的研究，而其异质性则表现为这一连动的神经群所负载的信息量分属于人类科学的不同分支，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从单纯的神经冲动角度看，词义又呈现为同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