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儒家经籍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敦煌论文,经籍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055-08
缘起
敦煌藏经洞文献中汉文文献最多，汉文文献中又以佛经写、刻本为多，最早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的却是为数不多的汉文儒家典籍，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等一流学者给予极大的关注，踵其事者代不乏人。遗憾的是，这种研究相对零散，直到本世纪初，对敦煌本儒家典籍的全面而系统的整理研究出现了重大突破，以张涌泉教授为首的浙江大学古籍所一批中青年敦煌学家，焚膏继晷，夜以继日，费十年之功，终于将11册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奉献给学术界，这部“集大成、高水平”（此书项楚教授“序”中语）的著作面世[1]，对敦煌学研究，尤其是对敦煌儒家经典的研究功莫大焉。抑有进者，《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用力尤多者之一的许建平教授，更有《敦煌经籍叙录》[2]，先于11册《合集》出版，《叙录》径可视作《合集》的“导读”，二者合观，敦煌儒家经典可“一览无余”。带给研究者的便捷和实用，不言而喻。
“敦煌学”本来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性质和内容，笔者虽谬忝“敦煌学”研究者之列，对敦煌经籍研究则纯属“门外汉”，之所以闯入敦煌经籍研究的领域，缘于一个心结。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先师周一良先生问我，敦煌文献中为什么没有《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三经？这是敦煌的特例，还是全国的通例？我无言以对，只是说以后得留意这个问题。先师已故七载，我自认为对先师提出的问题有了初步的答案，适逢张涌泉、许建平二君错爱，将《合集》及《叙录》相赠，手边多了利器，就壮起胆子来尝试完成十几年前先师布置的作业，同时也回报张、许二君的厚意。
一
许建平教授《敦煌经籍叙录》绪论”之“一”开宗明义指出：“敦煌遗书中的儒家经籍共九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多为六朝及唐五代抄本，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尔雅》之后所做的注中，他又说：“敦煌儒家经籍为何仅存此九经，而无《周礼》、《仪礼》、《公羊传》、《孟子》四经，迄今未有一明确之结论。陈铁凡《三近堂读书札记》对此曾有所推测（《敦煌学》第1辑，108-109页），然难以服众。笔者对此亦有解释，详见本书199、279、448页。”
建平兄多年来在敦煌儒家经籍上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所得“回报不菲”，笔者认为他目前是大陆敦煌学者中对敦煌儒家经籍最为了解的学者，笔者的讨论即拟在许建平教授的工作基础上展开，故将《叙录》中199、279、448页的三段话抄录于下，以便展开讨论。
《叙录》199页卷4《礼记》条：
古称“三礼”，而敦煌所见则纯为郑玄所注《小戴礼记》系统，《周礼》、《仪礼》不见片纸。盖《周礼》者，先秦之官制；《仪礼》者，繁琐之古礼，皆不切于实际，而且两书实为职官、古礼之清单，枯燥乏味，唯《礼记》所载多生活礼制，文字通畅，易读易懂。《礼记正义》、《御刊定礼记月令》为唐时之书，已行于敦煌。更有甚者，《月令节义》乃疏解《御刊定礼记月令》之书，居然亦已见于藏经洞，可见功令之下，流行之速。
《叙录》279页卷6《春秋谷梁传》条：
《谷梁》在两汉成书后，宣帝时立于学官，与《公羊》同尊。然晋以后，《谷梁》渐衰，盖其言义理不若《公羊》之谨严，述史事不若《左传》之详博，故晋元帝曰：“《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及至范宁，集众家之说，成《春秋谷梁集解》。
〔中略〕
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不见《公羊传》之片纸，岂敦煌重实用，《公》、《谷》同为小经，遂择肤浅之《谷梁》而习之乎？
《叙录》448页“存目”“三非敦煌写本”之D224《孟子·梁惠王上》条：
黑城文献中多见《孟子》残页，《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即收录了6件《孟子》，而且其行款均在10-13字之内。《孟子》在宋时由诸子提升为经，方受重视，故在黑城出土的元代文献中，才会有比较多的《孟子》写本出土。
其实，在《叙录》456页“余论”的第二段，作者对敦煌儒家经籍为何只有九经作了综括性描述，因与上引三段话略同，故本文不录，以省篇幅。
敦煌儒家经籍中，不见《周礼》、《仪礼》、《公羊传》、《孟子》等四经，乃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所要深究者有三：其一，这究竟是敦煌的特例，个案，还是唐代此四经在全国均不流行的通例或普遍现象？其二，这四经不流行的内在原因何在，或曰是什么原因使四经不流行；其三，现存敦煌九经中，为什么《谷梁》写卷很少，为什么《尔雅》只有两个写卷？
为便于讨论，我们有必要将敦煌郡或沙州的历史作一简略回顾。隋末时，敦煌被李轨控制，武德二年(619)，唐平河西，在敦煌置瓜州，其后几经变乱，至贞观七年(633)，敦煌改为沙州，至贞元二年(786)被吐蕃攻陷，敦煌一直在唐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是与内地州郡几乎没有区别的一个州（或郡）。自贞元二年沙州被吐蕃人占领，唐王朝失去了控制权，至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光复沙州至敦煌藏经洞被封闭的11世纪初，沙州是唐朝至宋初的一级节度使治所，与中原王朝有或紧或松的联系。与沙州（敦煌郡）的三个时期相对应，大历末至贞元初之前，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庭州等距敦煌较近的州郡，也在唐朝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其后，陆续被吐蕃占领，大中二年张议潮起义后，虽曾一度被收复，不久又失去了控制权。
敦煌及其临近州郡，在大历末年前受到吐蕃的袭扰前，应处于唐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从藏经洞所出的公文及各种写经写卷可以得到印证。大中二年之后，藏经洞中的各种文献也可以告诉我们，中原王朝的影响仍在，但已不像陷蕃之前那样联系紧密。敦煌藏经洞所存的儒家经籍，主要是抄写于陷蕃以前，也有少部分是抄于大中二年之后的归义军时期。
笔者以为，敦煌儒家经籍中缺少《周礼》、《仪礼》、《公羊》、《孟子》四经的情况应届唐代的通例，即反映这四种经典在唐代的境遇。
池田温先生指出：
从吐鲁番及其他中亚的干燥地带（库车、和田、楼兰、黑水城等）也发掘出了不少古代文献，因为是从寺院遗址、住居遗址、坟墓等地出土的，所以几乎都是些零碎残片，跟敦煌文献这样有一万件以上长卷的文物都是没法比的。不过吐鲁番文献贯穿了3至14世纪，以其种类的丰富可与敦煌文献匹敌，不仅如此，因其在数量上比较集中在5至8世纪这一点上，与以9、10世纪为主的敦煌文献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形成了近年敦煌、吐鲁番并称的状况。[3]
池田先生的话颇富启发性，敦煌文献之外，中国西北其他地区所出文献虽然零碎，但仍可作为敦煌的一个重要参考。近些年来，吐鲁番文献的刊布和整理工作正在加速，如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4]（录文10册，图版4册，文物出版社）、柳洪亮著《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5]、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6]等，流失海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则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7]三大卷为代表，还有陈国灿著《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8]等。尽管全部吐鲁番文书的刊布有待时日，但由陈国灿、刘安志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9]和荣新江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10]两部“总目”，可以使我们基本了解欧美及日本所藏吐鲁番文书的内容。笔者翻阅了这两部“总目”，都没有发现《周礼》、《仪礼》、《公羊传》、《孟子》的著录，再翻《吐鲁番文书》（10卷本及4册图版本）、《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中国藏吐鲁番文书，也未发现上述四经的著录。正如池田温先生指出的，吐鲁番文书“集中在5至8世纪这一点上”，而这正是北朝至唐有效管理河西及西域地区的时代，西州、伊州、庭州等地所行为唐制无疑，基本情况与内地州县并无本质区别，质言之，敦煌文献中缺四经，其他河西走廊及新疆地区出的唐代文献中也没有，看来《周礼》、《仪礼》、《公羊》、《孟子》四经起码在唐代前期在今日河西及新疆地区都不流行了。
需要指出的还有两点：第一点，《春秋谷梁传》在敦煌文献中有6件，其中4件为范宁《集解》，其中的3件可确定为龙朔三年(663)的宫廷抄本，另外1件(P.2590)也可能为官方书手所抄，惜无题记佐证；另外两件可缀合为一，乃佚名《春秋谷梁传解释》。这6号《谷梁》写本极为特殊，解释见下文。笔者检阅吐鲁番文书的日本、欧美“总目”及中国藏吐鲁番出土文献中，都不见《谷梁传》。第二点，敦煌本《尔雅》仅有一种，另有两号合为一件的《尔雅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仅欧美“总目”中著录了拼合后的两种及另外一件，数量也很少，为何《尔雅》写本不多，解释见下文。
二
本文讨论问题的中心是敦煌经籍中为何缺《周礼》、《仪礼》、《公羊》、《孟子》四经，欲从易解者入手，故此节先说《孟子》。前引许建平关于《孟子》的论述中说：“《孟子》在宋时由诸子提升为经，方受重视，故在黑城出土的元代文献中，才会有比较多的《孟子》写本出土。”陈铁凡《三近堂读经札记》认为：“《孟子》原不在十二经之数，汉隋两志列之于子部儒家……《语》、《孟》并列，实由程朱之表彰。嘉柘刻石，《孟子》乃正式列为十三经。自后《四书》为士人所必修。”①陈、许二人所言同。陆德明《经典释文》，在唐初得太宗欣赏，其中子部有《老子》、《庄子》而无《孟子》，宜乎唐代的敦煌经籍及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所不见，此事易明。
三
《周礼》、《仪礼》、《公羊》三经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未见，说明唐代此三经虽列于儒家经部，但实际上修习者少，故出土文献中不见，前文所引许建平文已做出推论，此不再引；陈铁凡《三近堂读经札记》中说：“窃疑《周官》、《仪礼》二书，卷帙过多，委曲繁重。边荒求师不易，明经卒业尤难。承学之士，如急功以求速成者，自避重就轻，舍此而习他经矣。《公羊》、《谷梁》二传本多非常议可怪之论，晋室东渡以后，太学不置《谷》、《公》。刘知几又举左氏三长，《公》、《谷》五短（《史通·外篇》（卷14·申左），于是左氏独尊，千载不替。是故李元瓘开元八年上疏，盖言‘二礼、公、谷四经殆绝’（《通典》卷15《选举三》），四经既不见重于世，则传习者寡自不待言。石室之所以无《周官》、《仪礼》、《公羊传》之写本者，或以此欤？”①陈铁凡认为，二礼繁重，修习不易；《公》、《谷》不被世人所重，则传习者寡，而敦煌石室中不见二礼、《公羊》；那么，为什么石室中还有《谷梁》呢？此说有部分道理，但漏洞颇多，不足以服人。
敦煌经籍中，《周礼》、《仪礼》、《公羊》不见片纸，《谷梁》仅存六号，情形又十分特殊，其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认为，这要回到唐代（甚至可上溯至南北朝）的时代背景中去探讨。南北朝时期，玄学、儒学、佛学“三教并存”，甚至道家都有一席之地，儒学虽有国子监一类专门传习机构，但对儒学经典的学习和考核并没有成为进入官场的必由之路，隋炀帝时将科举考试列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至唐代，科举考试成为与门荫、杂色入流并列的三种入仕途径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则儒家经典必然有一个被唐代中央政府根据流传情况加以选择、进行官方整理和注释，颁定一种“官定本”以便学习和考核之用。因此，我们必须考察儒家经典在唐初的境遇，必须考察科举考试中（含考前的修习）儒家经典的地位，这样，才会对敦煌经籍中儒家经典的存留状况做出合理的解释。下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首先看唐代初年对儒家经典的选择、整理和注释。
陆德明《经典释文》在唐初具有较高的地位，据《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传》记载：
贞观初，拜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寻卒。撰《经典释文》30卷、《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并行于世。大宗后尝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束帛二百段。[11]
《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记载：
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11]2594-2595
《旧唐书》卷73《孔颖达传》记载：
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札记》，兼善算历，解属文……先是，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11]2601-2603
《旧唐书》卷73之末的“史臣曰”对太宗时的诸儒的学问人品俱有评价：“师古家籍儒风，该博经义，至于详注史策，探测典礼，清明在躬，天有才格。”“孔颖达风格高爽，幼而有闻，探赜明敏，辨析应对，天有通才。人道恶盈，必有毁讦，及《正义》炳焕，乃异人也，虽其掎摭，亦何损于明。”[11]2604
至永徽初年，又有一次重修五经的举动，永徽四年(653)二月二十四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重修五经工作班子”《上五经正义表》（转引自池田温《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中说：“故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孔颖达，宏才硕学，名振当时，贞观年中，奉敕修撰。虽加讨覈，尚有未周，爰降丝纶，更今（令）刊定。（和平按：下列长孙无忌、李勋、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褚遂良、柳奭等七名宰相及谷那律、刘伯庄、王德韶、贾公彦、范义覠、柳宣、齐威、史士弘、孔志约、薛伯珍、郑祖玄、隋德素、赵君赞、周玄达、李玄植、王真儒等十六人同修）上禀宸旨，傍摭群书，释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烦乱，探曲台之奥趣，索连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罗万有。比之天象，与七政而长悬；方之地轴，将五岳而永久。笔削已了，缮写如前。臣等学谢伏恭，业惭张禹，虽罄庸浅，惧乖典正，谨以上闻，伏增战越。谨言。”[12]
自贞观开始，至永徽四年，五经已经有了一个“标准本”。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敦煌文献中P.3311为一残卷，池田温定名为《五经正义卷末编纂列位及抄录记》，除七宰相外，残卷中尚有刘伯庄、柳宣、孔志约、贾公彦、赵君赞等五人列位，第一行下残，其剩余文字为“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右内率府长史弘文馆直学士（以下残）”对照上引《上五经正义表》中薛伯珍的结衔，正与此同，而P.3311写卷倒数第二行作“太学博士薛伯珍覆校”，笔者颇疑此写卷第一行残去部分为“太学博士薛伯珍”。P.3311之所以耐人寻味，是永徽四年刊定五经之后，唐中央政府或许有一次大规模的写定五经颁下诸州的举动，否则，P.3311不会出现。
唐代初年，对儒家经典做了选择、修订，写成定本。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经典释文》[13]开始。据此书“序”之“粤以癸卯之岁，承乏上庠”一句看，《经典释文》初创于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当隋开皇三年。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书，绝非短时间能完成，所以具体成书时间大约在隋代当不会太离谱。贞观初年，太宗阅此书“甚嘉之”，即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颜师古、孔颖达的刊定五经及上引永徽四年的重新刊定，应该是在《经典释文》所选择的经典基础上刊定的。
据《经典释文·叙录》，经典的排序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孝经》、《论语》、《老子》（“虽人不再末，而众家皆以为子书，在经典之后，故次于《论语》”）、《庄子》（“虽是子书，人又最后，故次《老子》”）、《尔雅》。在陆氏眼中，五经加《孝经》、《论语》为经典，《老子》以下三书乃“子书”。
自汉代以来，为五经做注者甚多，至陆氏编纂《经典释文》时，究竟每一经典用何注的问题十分重要，这就是笔者所强调的“选择”。今以《经典释文·叙录》为纲，将诸经所用注本情况做一排列。
1.《周易》
“王（弼，字辅嗣）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今亦用韩本。”
今敦煌本王弼《周易注》共20号，缀合成9件；孔颖达《周易正义》存1号1件；陆德明《经典释文》存2号，缀合成1件。
2.《古文尚书》
“今以孔（安国）氏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肃本。”
今敦煌本孔安国《古文尚书传》共45号，缀合成24件；陆德明《经典释文》2号2件。
3.《诗经》
“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尊用。”
今敦煌本白文《毛诗》共16号缀合成10件；毛、郑《毛诗传
》共20号，缀合成17件；孔颖达《毛诗正义》2号2件；另有佚名《毛诗音》3号，缀合成2件。
4.《礼记》
“今《庆氏》、《曲台》久亡，《大戴》无传，学者唯郑注《周礼》、《仪礼》、《礼记》并列于学官，而《丧服》一篇，又别行于世，今三礼均以郑为主。”
今敦煌本不见《周礼》、《仪礼》片纸，唯有《礼记》：白文《礼记》共2件缀合成1件，郑玄《礼记注》5号5件，孔颖达《礼记正义》共3号3件，唐玄宗《御刊定礼记月令》1号1件，佚名《月令节义》1号1件，陆德明《礼记释文》1号1件。
5.《春秋左氏传》
“（东汉）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仍行于世，迄今遂盛行，二传渐微。”（原注：江左中兴，立左氏传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立二传博士，诏许立《公羊》，云《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王敦乱，竟不果立。）《左氏》今用杜预注，《公羊》用何休注，《谷梁》用范宁注。（原注：二传近代无讲者，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
今敦煌本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共38号缀合成20件，魏徵《群书治要·左传》1号1件，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6号4件，孔颖达《春秋左氏传正义》2号1件。
6.《春秋谷梁传》
今敦煌本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4号4件，其中3件有龙朔三年宫廷抄写题记；佚名《春秋谷梁经传解释》2号1件。
7.《孝经》
“古文孝经世既不行，今随俗用郑注十八章本。”
今敦煌本白文《孝经》26号缀合成20件，郑玄《孝经注》9号缀合成7件，唐玄宗《孝经注》1号1件，佚名《孝经注》3号2件，佚名《孝经郑注义疏》1号1件；佚名《孝经疏》1号1件。
8.《论语》
“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今敦煌本中尤以《论语》写卷最多，已超过90个编号，就中何晏《论语集解》多达74号缀合成60件，白文本《论语》6号缀合成4件，郑玄《论语注》7号缀合成5件，皇侃《论语疏》1号1件，佚名《论语摘抄》1号1件，佚名《论语音》3号缀合成2件。
9.《尔雅》
“先儒多为亿必之说，乖盖阙之义，唯郭景纯恰闻强识，详悉古今，作《尔雅注》，为世为重，今依郭本为正。”
今敦煌本中仅有3号，白文《尔雅》1号1件，郭璞《尔雅注》2号缀合成1件。敦煌本《尔雅》为什么只有2件，详见下文。
我们将《经典释文》所用注本与敦煌本比较，可以看出，敦煌本遵循的是《经典释文》的选择，如，关于《春秋》的传注，陆氏云“二传（指《公羊》、《谷梁》）近代无讲者，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明言《公羊》、《谷梁》已成“绝学”，故敦煌本中《左氏春秋》独盛，《公羊》无片纸，《谷梁》仅6号5件，且属特例，其原因详下文。
第二，唐代前期科举考试的内容
唐代科举考试究竟“考”什么？在《通典·选举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选举志》等都有记载，其中尤以《唐六典》卷4《礼部尚书》条为最详，今征引如下：
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原注：试方略策五条。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凡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凡明经先帖经，然后口试并答策，取粗有文理者为通。（原注：旧制，诸明经试，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老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后试策十条，通七，即为高第。开元二十五年敕：诸明经先帖经，通五已上，然后口试，每经通问大义十条，通六已上，并答时务策三道。）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原注：旧例帖一小经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后试杂文两道、时务策五条。开元二十五年，依明经帖一大经，通四已上，余如旧。）[14]
为免行文枝蔓，我们不再去考订诸书异同。唐代六科考试，以明经、进士两科为主，是读书人取得出身的必由之路，而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这段话，若不作解释可能难明，笔者稍加说明。准唐制，明经、进士均须考核儒家经典的背诵和理解，《孝经》、《论语》有时加《老子》是必考经典，九经则考生可以有选择，若通二经，可以选一大经（《礼记》、《左氏春秋》），再选一小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或以二中经（《毛诗》、《周礼》、《仪礼》）代一大一小；通三经者，则大、中、小各选一经；通五经者，二大经必通。换句话说，九经不必皆通，但二大经必通；中经和小经可由考生选择。因此，敦煌本中两大经不少。而三中经的《周礼》、《仪礼》不见，则如许建平在《叙录》第199页所说，二经“实为职官、古礼之清单，枯燥乏味”，考生舍之而选“文字通畅、易读易懂”的《礼记》为考试科目，则不仅敦煌写本中不见《周礼》、《仪礼》，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不见。至于四小经中的《公羊》、《谷梁》，如《经典释文》所说“二传近代无讲者，其学遂绝”，则连教师都没有，何来修习之生徒？
我们再核查一下有关记载，为了“继绝学”，从贞观九年(635)起，有关《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无人修习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唐会要》卷75《选部下·帖经条例》条载：
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已后，明经兼习《周礼》并《仪礼》者，于本色量减一选。
开元八年(720)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文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望请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策，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15]。
“量减一选”，是说获得资格后可以在吏部选官时少等一年，是一种优惠；而开元八年的《周礼》等四经“帖十通五，许其入策”，是说其他经须“帖十通六”才能参加策论考试，也是明显的优惠措施，但看来成效不大。
（开元）十六年，（杨玚）迁国子祭酒，玚（又）奏曰：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臣望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望请能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者，亦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11]4819-4820
至开元十六年(728)底，习《周礼》等四经的人太少，以至于采用通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就是说，通过考试后可直接选官，看来优惠的幅度不小。即使如此，这个问题仍未解决。《新唐书》卷48《百官三·国子监》载：
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论语》、《孝经》、《尔雅》不立学官，附中经而已。[16]
笔者不能肯定这是唐代哪个皇帝时的制度，从《尔雅》被列入同《论语》、《孝经》并行，应当是贞元十二年(796)之后的制度。五经博士中，根本没有《周礼》等四经的博士，可见，敦煌本中《周礼》、《仪礼》、《公羊》无片纸，吐鲁番也无此三经出土，当是唐代的通例，而不是敦煌的特例。
四
按常理，敦煌本儒家经籍中应该没有《谷梁传》，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不见《谷梁传》，是否敦煌有《谷梁传》为特例呢？
今敦煌本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凡4号，其中BD.15345、P.2536、P.2486三号均为龙朔三年(663)由宫廷组织抄写的，而P.2590无题记，但行款疏朗，书法精美，笔者颇疑其为宫廷抄本，惜未见原件，只是做一推测。这四号写本，很可能是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完成之后，有一次大规模抄经书的活动，《谷梁传》也在其中，之后，发到敦煌州学中，由于某种机缘，才得以保存下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P.2590背所抄为佛书《大乘入道次第》，P.2536背所抄为《乙巳占》。两号背部所抄当为中晚唐时，可见《谷梁传》在中晚唐时的境遇，与我们上节的论述暗合。至于P.4905+2535佚名《春秋谷梁经传解释》，究竟是否为唐本，尚待讨论。
《谷梁传》有敦煌本，笔者推测其用意与陆德明所云“近代无讲者，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之意相近，即唐中央政府对有人修习《谷梁传》仍抱有一线希望。
五
敦煌本《尔雅》只有三号，P.3719为白文《尔雅》，卷背有舞谱3行。P.2661+3735为郭璞《尔雅注》，卷末有大历年号题记，学界对此卷年代争论较大。在吐鲁番文书中，笔者检获了11号3件《尔雅》，均为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它们是：CH323v、CH1577v、CH2917v、CH1246v、CH343v《尔雅音义·释鱼·释鸟》；CH/U6779r、U560、U564b+U546a+CH/U7111+U564c《尔雅·释天至释地》（郭注），此件为交河故城出土；CH/U6783为《尔雅音义·释虫》第十五。
《尔雅》在《经典释文》中排于《庄子》之后，只当作“字书”，未被列为经典。《尔雅》进入科举考试是在天宝元年(742)，因《老子》为崇玄生考试内容，一般举人的《老子》则由《尔雅》取代，贞元五年(785)又以《老子》代《尔雅》；贞元十二年(796)又重归天宝元年的规定，以《尔雅》代《老子》，此后《尔雅》正式进入考试科目之内，成为与《孝经》、《论语》一样的考试科目，迈入儒家经典的行列。（详情请参见笔者《对敦煌本〈老子道德经〉及其注疏本的一点新认识》，《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
唐代前期，《尔雅》未成为儒家经典，敦煌本所存不多，不足为奇。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是否为唐代前期者，因未见原卷不敢确定，或是中唐以后物也未可知。
初稿完成后，承畏友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通读一过，他认为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11号3件《尔雅》均为回鹘时期写本，即公元840年后的写本。
结语
一个“门外汉”，说了些“外行话”，只是个人读书的一些心得，写出来供同行们批评而已，这是笔者的真心愿望。
后记：此文写成后，承中华书局柴剑虹编审、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通读并提出意见，笔者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收稿日期：2008-12-10
注释：
①《敦煌学》第1辑，第107-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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