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父子霸府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父子论文,高欢论文,霸府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33(2006)01-0051-07
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政权实际上被高欢父子所掌握，高欢父子在晋阳建立霸府①，控制东魏政权，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高欢在晋阳② 建立霸府作为实际的政治军事中心，军国政令皆由霸府③ 而出，东魏朝廷形同虚设。高欢死后，高澄、高洋相继以霸府控制东魏朝政。550年，东魏皇帝禅位于高洋，东魏北齐完成王朝更替。史学界对于高欢父子霸府的论述较为少见，本文拟对高欢父子的霸府作一论述，希望有助于认识高欢父子霸府机构以及高欢父子是如何通过霸府来顺利完成东魏、北齐更替。
一、高欢缔造晋阳霸府
高欢，渤海蓨人，“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1] (卷1P1)。高欢先参加了杜洛周领导的起义军，投奔葛荣，后来又参加了尔朱荣的军队。528年，尔朱荣率兵进入洛阳，拥立孝庄帝。530年，孝庄帝设计杀尔朱荣，尔朱兆又攻入洛阳，杀死孝庄帝，北魏朝廷一片混乱。
531年，高欢在河北信都起义，以匡扶魏室为名，讨伐尔朱兆。高欢在信都立后废帝，后废帝署高欢为丞相、大将军、大行台。532年，高欢攻入洛阳，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自为丞相。不久，高欢取得晋阳，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同时将六镇鲜卑侨置迁徙于并、汾等州，恢复恒、燕、云三州建置，将三州流民迁于并、肆境内。六州鲜卑成为高欢及东魏、北齐的主要力量，原来为尔朱氏控制的晋阳从此变成高欢控制中原的大本营。
在当时，虽然高欢以丞相的身份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但是当时的皇帝及朝廷大臣仍然保持有一定的权力，对高欢形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此时尚不能说高欢已经确立了霸府统治。
魏孝武帝不甘心于权力的丧失，又受当时任侍中的王思政等人的离间，开始与高欢发生冲突。永熙二年(533年)，魏孝武帝元修杀高欢的亲信司空高乾，激化了高欢与北魏朝廷的矛盾。孝武帝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积极扶植占据关中的宇文泰。534年，魏孝帝与高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魏孝武帝对高欢安排在洛阳的亲信大肆加以打击和清除。五月，孝武帝大举在河南各州征发兵力，假装是为了攻打南朝萧梁，实际上是为了对付高欢。高欢听到消息，调集二十万大军，以南伐梁及关中的宇文泰为借口，从晋阳向洛阳进军。北魏皇帝“躬率大众屯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县东北黄河上)”[1] (卷2P17)。当时北魏皇帝还有一定的实力，所依靠的军队有十余万，但是防线很快被高欢突破。永熙三年(534年)七月，孝武帝西奔关中。
534年八月，高欢入洛。九月，高欢拥立年仅11岁的元善见为皇帝，是为东魏帝孝静帝。高欢“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1] (卷2P18)，于是匆匆将国都迁至邺，“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1] (卷2P18)。高欢自己并没有驻扎在邺，而是返回了晋阳。
朝廷机构迁到邺以后，高欢进一步加强了对朝廷的控制，“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1] (卷2P18)，从此，高欢父子在晋阳开始了长达16年的霸府统治。对于高欢晋阳霸府确立后东魏的政治形势，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指出这样形成了邺——晋阳的两都制，“邺——晋阳两都制表现了保持权威的旧王朝与新兴的军阀势力并存的状态”[2]。谷川道雄先生眼力独到，提出了权力与权威对立的视角。其实，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过程，就是一个以权力不断克服旧权威，并不断强化新权威，从旧政权中逐渐生成新政权的过程，高欢父子霸府在新旧王朝更替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此。
二、高欢父子霸府统治的发展
从534年高欢霸府确立起，东魏皇帝一直处于高欢父子的控制之下。“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1] (卷2P18)，好事者窃言，雀子谓魏帝清河王子，鹦鹉谓神武也，这首童谣很好地说明了在高欢霸府统治下东魏皇帝的境遇。在高澄统治时期，高澄与东魏皇帝孝静帝的矛盾尖锐，对皇帝的控制十分严密。“齐文襄嗣事，甚忌焉，以大将军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黄门侍郎，令监察动静，大小皆令季舒知”[3] (卷12P313)。东魏皇帝曾与高澄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1] (卷3P36)。高澄尝侍饮，举大觞曰：“臣澄劝陛下酒”。东魏主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如此生！”，高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殴之三拳，奋衣而出。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当时皇帝完全处于高澄的控制之下，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不用说是其他的权力。在高澄霸府统治下，东魏皇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1] (卷3P37)，因流涕。从上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在高欢父子霸府统治时期，皇帝已经成为了傀儡，毫无权力可言。
高欢从534年就担任丞相，大行台，实际控制朝廷，直到547年去世。高欢霸府统治长达13年之久，高欢是东魏时期霸府统治的核心人物。
在高欢13年的霸府统治的过程中，霸府是实际的政治、军事权力中心，而在邺的东魏朝廷只是傀儡机构。但是在邺的朝廷中，仍然存在着反对高欢霸府统治的势力。公元535年，东魏仪同文畅与丞相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等企图因正月望夜观打簇戏作乱，杀丞相高欢，奉文畅为主，事情败露，皆死。
在高欢霸府统治时期，面临着西魏的威胁④，主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东魏的统治，为王朝的更替创造条件。
547年，高欢死后，其子高澄以大将军、大行台的身份控制东魏政权，实行霸府统治。
高澄控制东魏政权，实行霸府统治，经过了较为激烈的斗争。武定五年(547年)正月，高欢崩，拥有重兵的侯景趁机发动叛变。高澄虑诸州有变，乃自出巡抚，稳定晋阳霸府的局面。接着，高澄又到达邺，稳定了邺的局面，以弟高洋为京畿大都督，留守于邺，黄门侍郎高德政辅佐。高澄把东魏朝廷的事情处理妥当之后，“还晋阳，乃发丧，告喻文武，陈神武遗志”[1] (卷3P32)。至此，高澄就完全控制了东魏朝廷和晋阳霸府的局面。东魏皇帝也不敢有非分之想，隆重地为高欢举哀。高洋承袭了高欢的位置，以大将军的身份控制了东魏朝廷。
在高澄霸府统治的时候，试图进行王朝更替。549年，高澄到达邺，策划禅代，“将欲受禅，与陈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拟百官”[1] (卷3P37)，但是高澄被手下的膳奴杀死，使得王朝更替没有完成。
549年，高澄被刺，其弟高洋继续掌握东魏的大权，经过不长的霸府阶段后，完成了东魏北齐王朝的更替。
549年，高澄遇刺，事出仓卒，内外震骇，霸府统治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因为高澄被刺发生在受禅的前夕，因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的影响很大。当时高洋在邺，指麾部分，自脔斩群贼而漆其头，徐宣言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1] (卷3P38)。高洋的僚佐以重兵皆在并州，劝高洋早如晋阳，晋阳是高欢、高澄霸府所在地，是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高洋当然明白晋阳对于霸业的重要性。在安顿好邺的事情，高洋留下太尉高岳、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侍中杨愔等人守邺，自己带领其余的人回晋阳处理政务。高澄被刺后，魏帝还曾天真地认为其可以重新掌握实权，“大将军此殂，似是天意，威权当归王室矣”[4] (卷7P257-258)。但是，高洋在高澄被刺后又牢牢地控制了朝政。高洋在回晋阳的时候，“入谒东魏主于昭阳殿，从甲士八千人，登阶者二百余人，皆攘袂扣刃，若对严敌。令主者传奏曰：‘臣有家事，须诣晋阳’”，再拜而出[5] (卷162P5027)。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不难读出如下的信息，第一，高洋朝见东魏皇帝的架势，明显地显露出高洋的专横跋扈，第二，高洋之所以采用如此的方式来朝见皇帝，是对皇帝及其试图夺回大权的大臣的威慑，第三，在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下，皇帝的傀儡性和无权充分地暴露出来，晋阳霸府的事情只是高欢父子的家事，皇帝根本无权过问。
东魏皇帝以高洋为丞相、大行台，高洋同样与高欢、高澄一样，以晋阳作为其霸府所在地。
东魏政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高欢父子手中，高欢镇晋阳，高洋镇邺，孝静帝只是他们的傀儡而已。高欢在世时，因为忙于与西魏之间的战争，还能维持这个局面。但是，高欢死后，高澄便迫不及待地要取而代之，而高澄不久被人杀掉。高洋确立霸府统治后，便积极地进行王朝更替的准备。
早在高欢霸府统治时，杜弼就向高欢提出过王朝更替的主张，“元象初，高祖征弼(杜弼)为大丞相府法曹行参军，署记室事，转大行台郎中，寻加镇南将军。高祖又引弼典掌机密，甚见信待。……弼尝承间密劝高祖受魏禅，高祖举杖击走之”[1] (卷24P347)。天平四年(537年)，高欢得到一瑞石，其文曰“六王三川”，高欢就问阳休之是为何意，阳休之就趁机向高欢劝进：“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当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征”[1] (卷42P561)，高欢就说：“世人无事常道我欲反，今闻此，更致纷纭，慎莫妄言也”[1] (卷42P562)。高欢并不是不想受魏禅，只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已。在高欢霸府统治时期，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不利于进行王朝更替。高欢虽然在晋阳霸府遥制邺城，在与西魏的战争中也一直处于优势，但是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使他并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毕竟，北魏王朝经历了很长的统治时期，其正统性已经深入人心了，要想立刻就否定其权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外部的环境来看，西魏对于东魏虎视眈眈，消除西魏的威胁，也是高欢霸府所必须要进行的事情，所以高欢对于霸府转化为新朝廷也并没有积极筹备。
高澄统治时，霸府转化为新朝廷的时机已经成熟，东西魏对峙的局面也已经形成，一方一时难以消灭另一方，霸府内部的局面也比较稳定，东魏朝廷早已形同虚设。如果没有高澄被刺杀的事件，霸府转化为新朝廷应该在高澄统治时期完成。
高洋掌握大权后，立刻着手进行王朝更替的工作。在高洋进行禅代的过程中，霸府中的僚佐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一方面，东魏皇帝不停地给高洋加官晋爵，丞相——相国——齐王，由于皇帝只是傀儡，所以这些封官加爵都是按照高洋的意愿而来的。另一方面，高洋霸府中的僚佐也在积极地筹划王朝更替，“(高)德政与帝旧相昵爱，言无不尽。散骑常侍徐之才、馆客宋景业先为天文图谶之学，又陈山提家客杨子术有所援引，并因德政，劝显祖行禅代之事。德政又批心固请，帝乃手书与杨愔，具论诸人劝进意。德政恐犹豫不决，自请弛驿赴京，托以余事”[1] (卷30P407)。高德政还未到邺，高洋就迫不及待地从晋阳出发，准备受魏禅。但是，高洋的受禅也遇到了一定的阻力。高洋到都城时，“召诸勋将人，告以禅让之事。诸将等忽闻，皆愕然，莫敢答者”[1] (卷30P407)。先前太后又对高洋说：“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终，汝何容欲行舜、禹事？”[1] (卷30P408)。由于霸府内部尚未一致，所以高洋受禅的时间被推迟。五月，高洋再次从晋阳出发，实行王朝更替的计划。高德政、杨愔等霸府僚佐积极准备，高洋令杨愔“撰仪注，防察魏室诸王”[1] (卷30P408)。在霸府僚佐的努力之下，550年，高洋登上皇位，北齐王朝代替东魏王朝顺利地完成，霸府中的僚佐也就一变为北齐王朝中的朝廷大臣。
三、晋阳霸府的组织机构及运作
晋阳乃军国政务号令所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晋阳成为高欢父子霸府所在地。自高欢确立霸府统治以来，霸府机构就一直在晋阳，与名义上的东魏中央朝廷不在同一地方。
晋阳作为东魏的大本营，高氏父子霸府所在地，重兵聚集，权要全在，所有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在霸府中作出的。高欢霸府统治长达13年之久，晋阳的丞相府就是当时的权力中心，是军国号令的发布所。高欢丞相府的规模较大，并且不断地扩充。
在对高欢的霸府组织系统时作考察时，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高欢的霸府机构一直在晋阳，并没有在别的地方设置机构。
高欢丞相府机构的设置如下：从事中郎、司马、骑兵参军、主簿、记室参军、中兵参军、功曹参军、法曹参军、骑曹参军、长史、兵曹参军等。
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在高欢丞相府中担任僚佐的有以下之人：蔡宁、孟和、徐远、封子绘、高慎、卢勇、李义深、崔瞻、孙搴、陈元康、杜弼、张纂、张亮、赵起、薛琡、徐远、崔伯谦[1] (卷46P642)、张华原[1] (卷46P638)、白建、刘逖、张雕虎、祖珽、赵隐、高德政等。
另外，大行台机构也是高欢父子实行霸府统治的重要机构。作为晋阳霸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大行台是一个完备稳定的组织系统⑤。
大行台机构具备了尚书台的机构和僚佐，已经取代了东魏朝廷中尚书台的职能，而中央朝廷的尚书台官员，有很多是从晋阳霸府中大行台中迁转出去的，由此可见大行台与邺都尚书台的关系。在大行台机构中，有录尚书事(高欢)，尚书令(高澄)，仆射(高琛)，尚书(司马子如、高隆之)，左右丞(陈元康、张纂)，郎中(崔季舒)。见于记载的郎曹有吏部、都官、中兵等。陈元康天平中为大行台都官郎，武定初升右丞，后迁左丞，以大行台僚佐跟随高欢十三年。高欢死后又转属高澄，说明大行台组织机构的稳定。
大行台僚佐在晋阳霸府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史称司马子如为大行台尚书，“朝夕左右，参知军国”[1] (卷18P239)。陈元康为大行台丞郎十余年，“以智能才干，委质霸朝，绸缪帷幄，任寄为重”[1] (卷24P354)。
在高澄霸府统治时期，大将军府中机构的设置有：咨议参军、外兵参军、从事中郎、东阁祭酒、西阁祭酒、刑狱参军等机构。
在高澄大将军霸府中担任职务的僚佐有：温子升[3] (卷85P1877)、薛琡、王峻、卢斐[1] (卷47P657)、封述、苏琼[1] (卷46P643)、羊深、卢潜、李稚廉、白建、祖珽、崔季舒、赵隐、高德政、杜弼等等。
当然，在高澄霸府统治的时期，在高欢时期的僚佐也就顺理成章地转为高澄的僚佐。高欢统治时期的机构也被保留下来，如骑兵曹和外兵曹。
在高洋霸府统治时期，是霸府向新王朝转变的关键时期，霸府的机构设置十分完善，僚佐的作用体现在促成东魏皇帝禅让于高洋，完成王朝更替。
在高洋霸府统治时期，霸府机构的设置有如下：丞相府司马、仓曹参军、咨议参军、骑兵参军等。在高洋霸府统治时期，在霸府中担任僚佐的有：崔谦、羊烈、李广、张耀、崔暹、高德政、杨愔、徐远、赵隐、祖珽、高德政、赵起、杜弼、崔瞻、魏明朗等人。
“神武平定四方，威权在己，迁邺之后，虽主器有人，号令所加，政皆自出”[1] (卷6P8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高欢霸府的统治实质——“主器有人，政皆自出”，也就是说，东魏的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朝廷机构还是形式上的权力中心，但是实际上，掌握实权的是高欢父子，实际上的权力中心是高欢父子的霸府。
高欢父子是怎样通过晋阳机构来发挥权力中心的作用呢？概括说来，高欢父子实行霸府统治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京台机务，情寄深远。
“高祖以晋阳戎马之地，霸图攸属，治兵训旅，遥制朝权，京台机务，情寄深远”[1] (卷18P242)。这说明了高欢父子霸府的统治方式的一个方面。
高欢在晋阳霸府的时候，在邺城多置自己的心腹，“丞相欢多在晋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欢之亲党也，委以朝政，邺中谓之四贵”[5] (卷158P4921)。高欢坐镇晋阳霸府，安排亲信在邺控制皇帝。
孙腾，早依附高祖，契阔艰危，勤力恭谨，深见信待。天平初，“为尚书左仆射，内外之事，腾咸知之”[1] (卷18P234)。
崔季舒，涉猎经史，长于尺牍，有当世才具。高欢亲简丞郎，补季舒大行台都官郎中。高澄辅政，转大将军中兵参军，甚见亲宠。以魏帝左右，须置腹心，擢拜中书侍郎。高澄每进书魏帝，有所谏请，或文词繁杂，季舒辄修饰通之，得申劝诫而已。静帝报答霸朝，恆与季舒论之，虽迹在魏朝，而归心霸府，密谋大计，皆得预闻。
“虽迹在魏朝，而心归霸府”[1] (卷39P511)，这说明了当时在东魏邺城朝廷官员大部分是高欢父子的心腹。
霸府在晋阳，同时在东魏邺城派出机构，京畿大都督府⑥ 作为霸府的派出机构，“东魏徙邺之后，置京畿府，专典兵马”[6] (卷36P638)。
天平元年(534年)，东魏建立之际，窦泰⑦ 担任过京畿大都督，《北齐书》卷15《窦泰传》载：“神武之为晋州，请泰为镇城都督，参谋军事。累迁侍中、京畿大都督”，这是高欢为了控制新迁的魏室君臣，以军事力量来加以控制。东魏时期，京畿大都督一职非常重要，地位很高，担任者全是高氏人物或者其亲信。天平三年，高澄以京畿大都督的身份来到邺，作为高氏霸府的代表人物控制东魏朝廷。天平五年，高洋又担任京畿大都督。
高欢父子也经常往来于晋阳与邺之间，名义上是参拜皇帝，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朝廷。
在高欢父子霸府统治的整个时期，邺的机构和官员只是摆设性的机构。从清人万斯同的《东魏将相大臣年表》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东魏时期中央朝廷主要官吏的构成[7]。当时东魏中央朝廷任职的人员，大部分是高氏父子的亲信，有一部分的官员是东魏的宗室，东魏的宗室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在东魏朝廷机构中只是起到点缀的作用，掌握权力的是高欢父子的心腹，例如娄昭、狄库干等将领都是高欢手下的将领。
晋阳霸府机构和职能的扩充。
高欢父子在晋阳的机构和僚佐，从名义上来说，只是东魏皇帝所管辖的机构和臣子，但是由于高欢父子控制了东魏的军国大政，从而使其统治机构成为了霸府，发挥了权力中心的作用。
在处理国家军政事务方面，决定的权力在晋阳霸府。《资治通鉴》卷157“梁武帝大同元年(535年)七月”条载：或告东魏司空济阴王晖业与七兵尚书薛琡贰于魏。八月，辛卯，执送晋阳，皆免官。胡三省在此处称：时东魏丞相欢居晋阳，执送二人，取其裁决。春秋，晋为方伯，执列国君臣之违命者归之京师，《经》犹贬之，况自京师执送乎？胡三省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于他没有认识到高欢晋阳机构的实际权力中心的统治地位。
高欢父子的晋阳霸府是当时的政治中心，而邺城的朝廷只不过是傀儡政府而已。在处理政治事务中，晋阳是政治中心，邺朝廷并没有权力。例如，“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封)隆之令所部长太守高景等击破之，生擒绍遵，送于晋阳”[1] (卷21P302-303)，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封隆之名义上为孝静帝所派出的地方官吏，但是他并没有向孝静帝负责，而是向晋阳高欢霸府负责，这说明，高欢的晋阳霸府才是当时的权力中心。
同时，晋阳的霸府对于当时国家的经济财政也加以控制。祖珽曾担任晋阳仓曹参军，“仓曹虽云州局，乃受山东课输”[1] (卷39P514)，这说明晋阳霸府的仓曹是全国的财政经济中心，受全国租调课输。
晋阳霸府中的骑兵曹和外兵曹掌管着全国兵马。
在高欢父子的霸府机构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设内外二曹主管军事，内曹是骑兵曹，管中兵鲜卑事，外曹是步兵曹，管外兵汉兵事。这两个机构在高欢父子霸府统治时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白建，太原阳邑人，“初入大丞相府骑兵曹，典执文帐”[1] (卷40P532)。唐邕曾直外兵曹，“齐氏一代，典执兵机。凡是九州军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还，及器械精粗，粮储虚实，精心勤事，莫不谙识”[1] (卷40P532)。由于唐邕长期担任外兵曹的职务，所以他对于高欢父子霸府的兵马情况十分熟悉。赵起曾长期担任霸府骑曹的职务，“天平中，征为相府骑曹……高祖世频为相府骑兵二局，典知兵马十有余年”[1] (卷25P362)。徐远，“高祖以远闲习书记，命为丞相骑兵参军事，常征伐克济军务，深为高祖所知”[1] (卷25P363)。可见，骑兵曹和步兵曹主要是管理高欢霸府军事的机构，而且规模较大。骑兵曹和外兵曹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后来的命运得到说明。550年，高洋登上皇位，霸府转化为新朝廷后，霸府也就完成了其使命，“罢相国府，留骑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机密”[1] (卷4P54)。别的机构都被撤消了，而骑兵和外兵曹却被保留下来，这从一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了两曹在霸府中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这一点也可以从别的传记的记载中得到证实，“齐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骑兵曹，分掌兵马。及天保受禅，诸司监咸归尚书，唯此二曹不废，令唐邕白建主治，谓之外兵省、骑兵省”[1] (卷40P532)。外兵曹、骑兵曹掌握着当时东魏政权的兵马，也是支撑起高欢父子实行霸府统治最为关键的机构。
通过这样的运作方式，高欢父子霸府牢牢地控制了东魏当时的军、政、财大权，成为权力中心，从而为北齐顺利取代东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关于霸府，是魏晋南北朝史书常见的一个名词，但是对于霸府却并没有较为明确的定义。《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中对霸府所下的定义：指晋、南北朝和五代时势力强大，终成王业的藩王或藩臣的府署。《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霸府的解释是：霸府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控制朝廷，作称帝准备的府属，也称霸朝。以上对霸府的解释虽然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也存在着概念比较模糊的缺陷。要对霸府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最为重要的是理解霸一词。霸一词，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历史。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左传》中较早多次出现霸一词，在此以前的史籍中未见有关霸的记载。《左传》中有关霸的记载多与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有关，《左传》成公二年记载：“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郑玄注云：“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427页)。郑玄以春秋五霸的历史背景作为依据，从权力方面来说，是说天子衰，诸侯兴的权势消长，从霸的内容来说，是把持王者之政。应该说，郑玄的注解较好地把握住了霸的基本内涵，后世所谓霸的意思应该与此相通。《白虎通》篇中对霸一词也有所解释：“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又“霸犹迫也，把也。迫胁诸侯，把持王政”。([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卷2《号》，中华书局，1994年8月版，第62页、63页)《白虎通》中后一种解释也许更接近于霸的实质，以强凌弱，尚武尚力，这与古籍中的对“霸”的诠释也很一致。根据史书的记载以及参考学者们的解释，霸府可以作如下的定义，所谓霸府，也叫霸朝，是权臣建立的控制皇帝和朝廷、作为国家实际权力中心的府署机构。霸府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权力方面来说，霸府权力是在保存傀儡皇帝的情况下实际取代了皇权而对国家实行统治，二是从霸府的统治基础来说，霸府应该有机构和僚佐发挥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其发挥的作用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皇帝发挥正常作用时朝廷的功能。
②对于东魏北齐晋阳的研究，许多学者只是从地理环境的方面来研究，很少对晋阳高欢父子的霸府本身来做出研究。如渠川福《我国古代陪都史上的特殊现象——东魏北齐别都晋阳略论》(《中国古都研究》(4)，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对于东魏北齐晋阳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王振芳《论太原在东魏北齐时期的战略地位》(《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日]谷川道雄，张金龙译《两魏齐周时代的霸府与王都》(《北朝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对于高欢、宇文霸的霸府有所论述，但是该文的着眼点是霸府所在地与首都的关系，对于霸府本身并未作具体的分析论述。
③对于高欢父子在晋阳的统治机构，在史书的记载中常常被称为霸府或霸朝，显示出高欢父子统治机构的特殊性。如“文襄执政，遣中书侍郎李同轨就霸府为诸弟师”(《北齐书》卷6《孝昭纪》)，“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北齐书》卷45《刘逖传》)，甚至后来北齐取代东魏后，北齐皇帝在下诏书时，也称东魏时期晋阳的统治机构为霸朝：“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从义及宣力霸朝者，及西来并武定六年以来南来投化者，不在降限”(《北齐书》卷4《文宣纪》第51页)。
④在高欢霸府统治时期，是东西魏战争最频繁的时候，比较大的战争有小关之战、沙苑之战、河桥之战、邙山之战、玉壁之战等等。
⑤在此处，对高欢父子霸府机构中的大行台机构作一综述而不是分开一一论述。
⑥京畿大都督府是东魏、北齐时重要的机构，关于京畿大都督府的详细论述，请参阅张金龙：《东魏、北齐京畿大都督考》(《文史哲》，2001年第1期)一文。
⑦窦泰之所以能够担任京畿大都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与他的身份是有密切的关系。窦泰之妻，是高欢娄后之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