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名誊录制度下的宋代进士行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士论文,宋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行卷现象，认为：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了试卷不糊名的方式，使主试官得以审查应试者平素在学业上的表现，可能是九品中正制遗留下来的影响。另外，将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学问的人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揄扬或教益，这也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到了唐代，文士们更利用了这种办法来为争取进士登第服务。这就使之形成一种风尚，有别于通常的投送卷轴，而且出现了行卷这个专称。①
并指出行卷之风消失，其原因在于，赵宋帝国建立之后，为了适应新政权的需要，将科举制度做了一番修改。“试卷上的姓名既被糊没，笔迹又因重行誊录而无从辨识，因而采取誉望、事先加以推荐的方式，就不再有存在可能性，而行卷的风尚也就自然随之消失。”②由于著书体例的限制，程先生没有就进士行卷风尚在宋代自然消失的原因展开过多的论述，也没有就宋代进士行卷之风究竟消失于何时作出明确的论断。这就给后来的中外学者继续开展此一方面的研究留下了空间。继程先生之后，日本学者东英寿、高津孝，中国学者祝尚书等，皆力图以较丰富的材料来填补《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所留存的研究空间③。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宋代进士行卷之风的消失，与糊名誊录法实施密切相关，其时间下限当在宋代初期。“糊名法的实行对行卷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淳化三年(992)以后，几乎再也见不到有关行卷的记录资料就是证明。”④“包括宋人别集、总集在内的宋代文献，几乎没有仁宗以后举子为解试、省试行卷以求公卿‘品题’‘延誉’的例子。……说明仁宗以后行卷风已经止息。”⑤
那么，宋代糊名誊录制推行后，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甚至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考试结果的行卷是否绝对消失了，如果没有绝对消失，与唐代行卷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
二
应该说，能够实现唐代、宋初以“通榜”为目的的进士行卷，在实行糊名誊录制后，已经从制度层面变得近乎不可能了。但实际状况却是糊名誊录制后，举子行卷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张耒《跋吕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曰：
余见少游投卷多矣，《黄楼赋》、《哀镈钟文》，卷卷有之，岂其得意之文欤?……此卷是投正献公者，今藏居仁处。居仁好其文，出予览之，令人怆恨。大观丁亥仲春，张耒书。⑥
张耒跋中所云“正献公”，指“吕公著”，公著字晦叔，谥“正献”，为吕本中(按，本中字居仁)曾祖。关于秦观的这次投卷，吴曾《能改斋漫录》也有记载。《漫录》曰：“李公择尚书初见少游上正献公投卷诗云：‘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再三称赏云：‘谢家兄弟得意诗，只如此也。’”“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系秦观《春日杂兴》诗中语，今全诗尚存集中。另，今传《淮海集》中存有秦观向吕公著投卷时写的书信。题为《上吕晦叔书》，大略谓：
五月日，进士秦某，谨再拜献书知府大资阁下。……比者天幸，阁下来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实隶麾下。是以辄忘贱陋，取其不腆之文，录在异卷，贽诸下执事，又述其愿见之说，为书先焉。……傥阁下不赐拒绝而辱收之，请继此以进。⑧
此书之写作时间可确考。书中秦观自称“进士秦某”。宋承唐制，凡应进士科考试之举人，皆称进士。秦观元丰八年已登第。故此书作于元丰八年前。又吕公著知扬州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丰七年正月癸丑：“吕公著以资政殿大学士自定州徙扬州。”据此，秦观投卷之时必在元丰七年五月。徐培均笺注《淮海集》附录《秦观年谱》，系此文于元丰七年五月，是。
宋代的科举考试，进士、诸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⑤。元丰八年为北宋科举考试的大比年，秦观在元丰七年八月将要参加扬州发解试。此年五月将包括《黄楼赋》、《哀镈钟文》、《春日杂兴诗》在内的一定数量的作品编辑成卷轴，投献给知扬州吕公著，显然系为觅解而进行的文学活动。是年秋试，秦观果然获解，或与这次投卷有一定的干系。
秦观在元丰七年秋获解之后，是年冬又为参加省试而精心编辑文集。其《淮海闲居集序》叙述自己编辑文卷的动机说：“元丰七年冬，余将西赴京师，索文稿于囊中，得数百篇。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删去之。其可存者……次为十卷。”⑨文中所谓“西赴京师”，指的是参加元丰八年春的省试，而精心挑选诗文，编辑成集，明显与应省试有关。虽然《淮海闲居集》究竟投献于京师何人，不得而知。可这种在特定的时间(科举大比前)所进行的有目的文学行为(删汰作品，编辑文集)，显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进士行卷。
秦观于元丰八年进士及第，《淮海闲居集》所起的效果有多大，不敢逆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北宋元丰年间，士子为应举而向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行卷，仍是一个客观事实。以至大观年间，举子行卷甚至形成了一定气候，朝廷不得不下诏明令禁止。《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六载：
(大观二年)十一月五日，宣德郎前利州州学教授何浩言：“朝廷一新学校，革去科举之弊，而复兴乡举里选之制，法令至具矣。每年一试，类差有出身人以充考试官，而应举之士，未尝经历学校考以素行，徒用一日空言定为去取。故诸州士人，亦意有出身官必差充考试而取其空言也。往往编集平昔经义、论策之类，猥以投贽文字为名，交相请托于有出身官之门，以侥幸一得。且今合格之文，有司之公取也，尚不许印卖，使天下之士各深造而自得之，岂可容私自编集，以为请托之资乎。欲乞诸路州县应有出身之人，将来合差充考试官者，不得收接见任或他州县士人投贽所业经义论策文字，庶绝前日科举侥幸之风，而上称朝廷所以委任考求行实之意。”从之，仍先次施行。⑩仅就目的和意图而言，《宋会要辑稿》中所记载的宋代诸州士人为科举及第而采取的请托行为，与唐代进士行卷似乎并无太多不同。
类似的关于举子行卷资料在南宋人的文集中还可找到一些。胡铨《龙图阁学士广平郡侯程公墓志铭》：“至于韦布生或袖诗赋书，挟举子业，卒然通谒，倒屣以迎，即所为文相与切摩，商论是非，一时名教有所倚赖云。”(11)王十朋《永嘉卢仲修永年袖文见访酬以短句》：“一第且污子(12)，八篇真起予(原注：有论八篇)。蜚声参四杰，谁复敢前卢。”(13)杨万里《再答学者书》曰：“惠书百千言及新文一编，甚慰。……今所见举子事业，词气尚汹涌也。……举业容细看，有疵，不敢默。”(14)周必大《题赵遁可文卷》载：“淳熙中，予在西府，富文之孙时逢，字遁可，年方英妙，携《葩窟稿》一编为贽，凡辞赋、铭赞、传序及《庄周八寓》，总二十余篇。意高词古，大抵祖《楚辞》也。”(15)曾丰《缘督集》卷一七《答任子厚秀才序》：“淳熙十年秋，部使者以天子诏檄官六试隆兴士，余其一也。……明年春，复以檄留府，有丰城士以谒入……出《镜古录》，前有识，其字为子厚。余览之，大抵议论战国君臣居多，苏秦、张仪术至高也，子厚窃卑之，更求出其上，其为文犹其为术也。”(16)这些散见于南宋人墓志、书、序中关于举子行卷的文字记载，无论从行卷者的身份(举子)，还是从卷轴的内容(举业)来看，都与科举考试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细按宋人文集并加以考证，不难发现：一、在士人生平中的特殊阶段(应举、应词科)，创作投献文字较多；二、既习进士科又应词科(如刘弇)，及老于科场者(如周紫芝)，其文集中今存有关投献的书信较多；三、这些投献文字的创作时间带有规律性(应举或应大科前)；四、这些投献书信中一些常用词，如“谨贽”、“请见”等，附含有很多礼仪信息；五、就措辞来看，不吝褒美之词及一以贯之的谦卑态度，是这些书信中的共同特点。因此，忽视这些文字的共时性、科举性、礼仪性，简单地将它们等同于一般文士希望得到提拔或教益而进行的文学活动，是不全面的。
三
宋代行卷虽然不绝如缕，但与唐代行卷盛行相比，确乎又不可同日而语，彼此间有着本质不同。唐代进士行卷，是制度允许、士林艳羡，行卷与及第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一旦行卷获得主考官的赏识和肯定，其登科具有必然性。但在宋代，特别是糊名誊录制全面推行之后，“公正”、“公平”的价值观深人人心。举子考前行卷甚至被明诏禁止，士林对行卷的评价也褒贬不一，行卷与被录取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使主考官极度赏识某位举子，也不能保证其获解或登第。苏轼知贡举偏偏未能录取被他誉为“万人敌”的李廌，以至作诗愧恨自己“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余与李腐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这个例子就颇能说明问题。
另外，唐代进士行卷多出现在礼部试中，而宋代举子行卷，则以郡县发解试中为多。因此，唐代接受行卷的对象多为能与礼部侍郎可以通榜之人，地位较高，且行卷地点集中于京师。而宋代“诸州考试官，以进士有出身者充”(17)。其漕试多以本路所管州军现任官充，人员不足者从邻近州军选充。州郡发解试以本州所管诸县知县、县令充考试官，县丞及其他低级幕僚亦有特许充考试官者。这就决定了宋代接受行卷者，可以是地方一般有出身人或地位更低者，且各地皆有可能成为行卷地点，不一定集中在京师。
值得追问的是，既然糊名誊录已经从制度上斩断了行卷与中式之间的必然因果链条，为什么宋代行卷之风却衰而不息、禁而不止呢?这其中，除了历史文化的惯性使然外，以行卷为手段、伺机请托甚至作弊和求得考官赏识、熟悉后“侥幸一得”的心理恐怕也是重要因素。
欧阳澈《上皇帝第三书》曰：
比年科举，多为富儿贵族于诏旨未下之日，预以金帛交结出身之官，又复赂监司必差此官以赴本州考试。固有得门目宗旨以归，摹文士而预为之者；有得成篇以归，俟入场而写之者；有得一“古”字，三场通用为点记者；有与主文故旧，以平昔所讲之题而问之者；有主文受其赂，自靳决得，复赂才能之人而成其文，庶使不辱于选者，甚至考官之来，有见于道周旅邸者，有受燕于举子之家者：……有司以歌酒自适，殊不以考校为虑，洎其及期，则除私取之外，不过收拾文理合己意者，足其额而已。故前期十日，而其名已达于外有之。(18)
有的公然考前行贿，得考试题目预为之备；有的约定在文章中留下暗号(“得一古字，三场通用为点记”)，有的借行卷之机，“以平昔所讲之题而问之者”……真是一幅北宋末期科场考官与富贵者携手作弊的百丑图。
当然，这只是钻制度漏洞、为人不耻的舞弊行为，且多是富贵之家始能为之。而多数士子行卷的目的，却在于那“侥幸一得”的或然性。因为考官如果通过行卷欣赏自己，便可能进而愿意关注和熟悉自己的文风，从而存在将自己从万千试卷中识拔出来的可能性。楼钥《书张武子诗集后》载：
(张良臣)隆兴初与余为同年生，自尔益相好，人物高胜，笔力可畏。……少以流寓名荐书，文已怪怪奇奇，或诮之，笑曰：“吾宁僻无俗，宁怪无凡。”此意卒不变，然亦以此不偶。……丞相寿春魏公(按，指魏南夫)作尉姚江，一见君奇之，君亦归心，投以诗曰：“愿同丑万辈，终老孟子门。”后二十年试南宫，魏公得其三策，心知为武子之文，袖以见知举张公真定，曰：“适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时文，则不敢进。果欲得士人否?”张公曰：“吾尝言，宁取有瑕玉，不欲取无瑕石。”读之以为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张某之文也。”舍人异而记之，比揭榜，惊谓魏公曰：“果张某也。”(19)
张良臣以诗投魏南夫，并从游几至二十年，终于获登龙门，得到了厚报。这种现象，虽并不多见。但类似事例却极具鼓舞力与诱惑性，能刺激当时举子通过投卷与名流交游。毕竟在糊名誊录制度下，考官通过文风辨识考生姓氏的情况屡载于宋人笔记中。欧阳修在省试中黜落刘辉、郑獬在殿试中逃过试官的黜落。一正一反，皆说明了糊名誊录，并不能中断考官徇私的企图。而考官“徇私”，在特定的语境下，往往被人为地修饰成另一种光环，如知人、精鉴等等。
苏过《斜川集》卷六《孙志康墓铭》载：
熙宁初，先君通守钱塘。孙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贽所业以见，愿留授经于门下。时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与余长兄游，既卒业归，自是走四方，为文章士。元祐间，先君知礼部贡举，志康以荐书来京师。先君得其程文于黜籍中，擢真第六人。廷试复居第六。天下然后知取之者严，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20)
苏过的话说得很含糊，所谓“得其程文于黜籍中”，也可能是苏轼拆号后的回忆。但他将行卷——授业——知举——得其程文——及第诸环节连缀起来，又加上“得之者固自可必也”的按语。无疑在暗示乃父有过人识鉴力，可凭借文风辨认出门下士的文卷。
又叶梦得《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三《书高居实集后》：
元祐末，余与居实同举进士，试春官，数往来舅氏晁无咎家。时张文潜为右史。二公一时后进所推尊，每得居实文皆击节称赏不已。居实试别头，文潜适主文，居实果擢第一。(21)
高居实是否通过投献文卷的方式结识张耒尚待查考，但叶梦得所记，至少说明了在糊名誊录制度下，考官个人的文风喜好，有时确能左右部分考生的命运。
南宋时，考官通过文风辨识考生姓氏的事例仍然存在。《宋史》吕祖谦本传载：“(吕祖谦)尝读陆九渊文喜之，而未识其人。考试礼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陆之文也。’揭示，果九渊，人服其精鉴。”(22)《宋史》所载当属事实。陆九渊《祭吕伯恭文》曰：“辛卯之冬，行都幸会，仅一往复，揖让而退。既而以公，将与考试，不获朝夕，以吐肝肺。公素与我，不交一字。糊名誊书，几千万纸。一见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镜，期已奇矣!”(23)乾道八年(辛卯)冬，陆九渊赴礼部试，在行在所临安与吕祖谦有过一面之缘。次年春闱，吕为考官，陆遂中程。其自述如此，当不容置疑。
从欧阳修到苏轼，从苏轼到张耒，从张耒到魏南夫、吕祖谦，两宋场屋之中，总有考官凭借过人的精鉴力，得其门生故旧于几千万纸中，这些真实存在的机缘巧合，对举子的心理暗示甚大。《渑水燕谈录》卷六载：
孙莘老初为太平令，有吕同者学于孙。一夕，梦试南宫，中高选，主文，孙也，衣绯鱼。觉以告孙，孙曰：“子学已充，料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县，何事文衡?况朱衣岂主文服耶?”熙宁初，吕赴礼部试，孙以记注、知谏院同知贡举，尚衣绯。吕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怅恨，自放江湖，无复仕宦意。元丰初，吕以五举免解，再赴礼部。孙以秘书少监知举，尚衣五品服。榜出，吕预高荐。及贽谢，孙厅宇侍执，宛如平昔之梦。
梦是潜意识的浮现，吕同的“南柯一梦”，沉淀的是无数举子的希冀。而其科场上的患失患得，不过是梦的破灭与成真罢了。吕同是否通过行卷而置身孙觉门墙，已不可考，亦不必考。但却能帮助我们楬橥宋代行卷举子的动机之一，即在于通过行卷交结甚至投靠当世显人，并借此获得某种襄助，从而增加及第的希望与机会。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举子们也会乐此不疲，而侥幸成功者反过来会成为举子继续行卷的有力榜样和强大的精神驱动力。
四
科考衡文的标准，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考试官的个人意志与趣尚。因此，举子们为了获得赏识，往往会琢磨这些考官的审美意趣，投其所好，将举业或其他文学作品献给他们。而这些考试官特别是其中的文坛名家，也有可能利用行卷这种风尚，通过品鉴行卷的方式结识人才，传播自己的文学观念，扩大自己的文学影响。
以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与任务，以及太学体的内涵与外延，在宋代文学界引起了不少的争论。撇开歧义不论，论争各方皆承认反对虚诞空阔之言，是欧阳修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因此，《与张秀才棐第二书》中的材料屡被征引，如“今学者不深本之，乃乐诞者之言……而务高远之为胜，以广诞者无用之说，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24)等等。欧公复张棐书，今存二篇。《与张秀才棐第一书》云：“修顿首致书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诗、赋、杂文、启事为贽，披读三四，不能辄休。足下家籍河中，为乡进士，精学厉行，尝已选于里、升于府而试于有司矣，诚可谓彼邦之秀者欤。……其乡必有先生长者，府县必有贤守长、佐吏，彼能为足下称才而述美者不少矣。今乃越百里，犯风霜，干大国，望官府，下首于阍谒者以道姓名，趋走拜伏于人之阶庑间，何其勤劳乎!”(25)《与张秀才棐第二书》曰：“修顿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后，复取前所贶古今杂文十数篇，反复读之，若《大节赋》、《乐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极大。……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26)今按，欧阳修复张秀才二书，皆作于明道二年(1033)。是年为发解试年。欧书中言张棐“已选于里、升于府而试于有司矣”，疑其已获河中府发解试之资格。此次投卷，似为次年省试作准备。由于欧公复张氏第一书仅为答谢之言，未有实质性的教诲。故张棐随后续有所贽，这个类似唐代“温卷”之举，促使欧公重读其投献之文。故第二书中，终于触及到了核心问题。欧阳修、张棐二人的文学交流过程大致如此。这一过程说明，行卷这一风尚，对于传播欧阳修的文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重大而核心的文学观念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在欧集中，类似的现象在在有之。如有学者认为，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并非西昆体，即引其《与荆南乐秀才书》为证。今按，欧阳修与乐秀才的书信，其初稿与定稿皆并存集中。初稿作于景祐三年(1036)，文中有“蒙以所业一册，先之启事，宛然如后进之见先达之仪”云云；定稿作于次年，中谓“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也”，劝乐氏“欲取荣誉于世，则莫若顺时”(27)。观此，不难判明乐生所贽，正是举子之行卷。而欧公对时文的宽容态度，亦随答卷而展开。欧阳修的言论有其特定的语境，如果剥离这个语境，孤立地谈论欧阳修对于时文(在当时主要偏指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作风)的态度，亦有一叶障目之嫌。
因此，那些曾任过试官的宋代文学家，不少人与行卷有着密切关系。如欧阳修曾知嘉祐三年贡举，平生收受行卷甚多。“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28)吕公著，神宗朝曾任翰林学士，曾于熙宁三年同知贡举。元丰七年，秦观曾以举子身份作《上吕晦叔书》并以诗文行卷。此外，《淮海集》卷三七有《谢王学士书》，中有“前日复衣食所迫，求试有司，遂得进谒左右……并以近所为诗文合七篇献诸执事”(29)云云，徐培均先生据此考证，系秦观元丰元年在京应举向王存投卷时所附书信。而王存元丰元年任国史编修官，修起居注。正是“馆职”官员。其他如苏轼、王安石等，曾有两制、三馆之经历，亦曾被临时差遣为知贡举、省试参详官或殿试考试官，在有关他们的记载或他们的诗文集中，并不难发现举子向他们投业的文字记载。南宋如孙觌、王洋、周必大、杨万里、刘克庄等，皆曾有掌内外制的经历，在他们的现存文集中，为答谢行卷举子而作的书启，也保留不少。
科举士子通过行卷冀望获得考官赏识和增加被识拔的偶然性，考官则利用行卷这一社会风尚及其文化功能，有选择性网罗文坛人才，传播和扩大自己的文学影响。在这种以文学为中心的交往过程之中，行卷和受卷双方似乎都成为了受益者。宋代行卷的枯而不萎，多少这也算是原因之一吧。
注释：
①《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②《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89页。
③东英寿有系列研究论文《从行卷看北宋初期的古文复兴——以王禹偁为线索》、《北宋初期的古文家与行卷——从科举的考前活动看古文复兴的开展》、《欧阳修的行卷——着眼于科举的考前活动中与胥偃的关系》，收入其《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高津孝有《宋初行卷考》一文，收入其《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入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祝尚书有《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收入其《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④《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第22页。
⑤《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351页。
⑥《张耒集》卷五四，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25页。
⑦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三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5—1196页。
⑧《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4页。
⑨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后集卷六，第1531页。
⑩《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293页。
(11)《全宋文》第19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12)元结《次山集》卷一二《文编序》：“天宝十二载，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侍郎杨公见《文编》，叹曰：‘以上第污元子耳，有司得元之是赖。’”王诗用此典。
(13)《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
(14)《杨万里诗文集》卷六四，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7—1028页。
(15)《全宋文》第231册，第43页。按，赵时逢登绍熙四年(1193)陈亮榜进士第，淳熙中(1174—1189)，尚未及第。
(16)《全宋文》第277册，第297—298页。
(17)《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一八，第4583页。
(18)《欧阳修撰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379—380页。
(19)《全宋文》第264册，第175页。
(20)《宋集珍本丛刊》第32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42页。
(21)《宋集珍本丛刊》第32册，第759页。
(22)《宋史》卷四三四，第12873页。
(23)《陆九渊集》卷二六，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5页。
(24)《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79页。
(25)《欧阳修全集》卷六七，第976—977页。
(26)《欧阳修全集》卷六七，第977—978页。
(27)《欧阳修全集》卷四七，第661页。
(28)《荆溪林下偶谈》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1册，第503页。
(29)《淮海集笺注》卷三七，第1199—1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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